炉石blackjoker:看潜伏话“军统”：刺杀大汉奸石友三未遂

3.2“石友三案”

         石友三，1891年生，吉林人，曾在长春东关龙王庙小学念书，恰逢此时，商震在这里以教书掩护其革命党人身份，所以石友三这么个人，居然曾经是商震的学生。

         石友三很小的时候就辍学从军，投入吴佩孚部下，后辗转投入冯玉祥手下，提升得很快，并与韩复渠、孙连仲、孙良诚、刘汝明、张维玺、佟麟阁、过之纲、葛金章、闻承烈、程希贤、韩多峰、韩占元一起，成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我看了一下，从北洋到民初，凡这类不爱念书、从小投入军伍的，好象都提升得很快，往往几年时间，就从马夫、勤务兵等等当到师长、军长，挺有意思。个中原因，我没有当过兵，不好妄加评论。

        要我说，石友三这个人，如果说是世界上“最无耻”的那种人，可能有点武断，如果说他是人类当中“比较无耻”的那种，则一点不冤枉他。

         石友三的一生，以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著称，可以说把“有奶就是娘”这个混蛋哲学发挥到了极致，从1926年到1940年，短短14年间，石友三居然先后7次扮演叛徒的角色，先后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人和我党，接着又次第背叛，人称“倒戈将军”。

         石友三还有一项重大罪恶。我们知道，现在的河南少林寺是1951年以后陆续重修的。原来的建筑，如天王殿、大雄宝殿、客堂、钟鼓楼、藏经楼及少林寺历代收藏的《大藏经》、《少林寺志》木版、北朝石刻造像碑等，皆于1928年3月15日在一场大火中被焚毁，这是少林寺历史上继隋末大火之后被烧得最惨的一次，少林精华、史料典籍尽遭浩劫。

          这把火，也是石友三放的。

         1930年，在“中原大战”中，石友三“归顺”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7月20日，石友三宣布起兵、接受汪精卫“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南京国民政府旋即发出通缉令，并与张学良对石进行夹击。7月31日，全军覆灭的石友三逃往山东，投奔韩复榘。

         1932年，石友三潜往天津，寓居于日租界，与张璧、李际春等人，受土肥原贤二的指使，多次组织武装暴动。1934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提出在华北“建立新政权”并准备组织所谓“定武军”作为“新政权”的军队，其中又有石友三、李际春等人。

         这就不是背叛哪一个军阀团体的问题了，而是背叛国家民族。于是，特务处奉蒋之命，对石友三下达了“制裁令”。

         按：张璧，生于1885年，河北霸县人。

         张璧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当然也是著名的大汉奸。但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张璧还是个“老革命家”，而且他的前半生，直可用“光彩夺目”四个字来形容。

         特别要谈到的是，1924年11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张璧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与鹿钟麟将军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当时，冯玉祥找到张璧，要他会同鹿钟麟和李煜瀛（也是一位国民党元老，社会贤达，解放前故宫神武门上悬的“故宫博物院”牌匾就是他的手笔，后来才换成郭沫若的）一起执行这项任务。并说，这是一件大事，有李煜瀛出面，比只有你们两个拿枪的人要好。

          对此，张表示：“即使外界有什么议论，我们也不怕，我们是奉命行事，谁敢造次，到我们头上动土，我也不会客气。”

          当天，鹿钟麟、张璧二人护送溥仪移居醇王府，分手的时候，鹿钟麟忽然持抢问溥仪“从今而后，你是仍旧以皇帝自居，还是甘愿做公民？”

受此威慑，溥仪顿时为之气沮，连声说，当然是做一个公民。

           鹿钟麟说：“如你仍旧以皇帝自居，民国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枪毙你，如愿做普通人民，那么我们军人自然对你有保护之责任。”

           此时，张璧在一旁笑说：“溥仪先生，如果你愿意当中华民国的一位公民，将来说不定还会被选为大总统呢。”

           双方遂握手做别。

          后来人评论：“中国自有皇帝以来，凡二千余年。其间敢以手铳侍帝王，复与帝王行握手礼者，除鹿钟麟外，恐并世无第二人也。”

          从上面的这一段溥仪出宫的“花絮”来看，张璧实在是一位有见识、有担当、明快敏达的人。可惜，这么样一个当年的英雄豪杰之士，居然会落水当了汉奸，而且当得很彻底，如果再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无恶不作”，在“天津事变”中，张璧就是重要的策划者。

           抗战胜利以后，张璧被逮捕，并于1946年1月22日因心肌梗塞猝死于北平的大牢中。

           张璧的妹妹张秀岩则是共产党人，建国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兼妇委书记、全国妇联执委常委。

            张璧的侄女张洁清是彭真的夫人。

             顺带提一句，在平定“天津事变”中，曾有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调往西安，1936年12月12日凌晨，此人在华清池生擒蒋介石！

            他的名字叫做——孙铭九。

            可叹的是，孙铭九最后也成了汉奸！

            按：李际春，曾任奉天银行经理。与张璧相比，李际春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尽管他是一个大汉奸，但除非专门研究历史的，否则不会知道这个人。

           但是李际春有个日本干女儿，却非常的有名，他这个干女儿叫山口淑子，中文名字——李香兰。

          李香兰的祖父是汉学家、父亲是中国通、义父是中国人，本人生于抚顺，在北京上的中学，张嘴是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她对外又从不提自己的身世，所以谁也不知道她是个日本人。

          1937年，“满洲映画协会”成立，李香兰成为其当家明星。上世纪四十年代，李香兰来到上海，拍了很多有名的电影，由于她从小学习声乐，歌也唱得很好，与周璇一道，成为当时不太多见的影歌双栖明星。

         1945年，李香兰以汉奸罪被逮捕，但随后在证明了她的日本人身份后，被无罪释放并遣返日本。

          对石友三的“制裁”，实际上是与“吉鸿昌案”穿插进行的，地点都在天津。所以陈恭澍分了一下工，对吉鸿昌的侦察，由吕一民负责，王文则主要针对石友三做工作。

         石友三在天津买了很多房子，都在租界里，据说他的姨太太一人一处，另外还有专门用于出租挣钱的，他本人常住的是日租界的一处楼房。

第一，石友三的身边有五名带枪侍卫、两名日本宪兵，还有很多佣人仆妇，如果采用“拔据点”的方式硬来，势必多伤无辜，而且当时的北平、天津两站也不具备这个实力；

第二，石友三烟霞嗜好很深，凡好这一口的，有一个共同特点是懒，一天多数时间“赇”在烟榻上，作息时间跟一般人不同步。也不爱出门，即便出门，也只在租界内行动，石友三是背着“通缉令”的人，出了租界，马上就会有不测之灾。如果要在租界里搞狙击，难度就太大了。

所以，直到“吉鸿昌案”结束，石友三案也没什么进展。

对此，陈恭澍倒是没说什么，但王文很着急，一是此案归他负责，二是自感在“吉鸿昌案”中丢了面子，挺好一桩露脸的事，结果弄得窝窝囊囊，心里“搓火”又说不出来。

也巧了，天津有个叫“三益成”的杂粮店，是宝坻人开的，掌柜的刘兆南，家里跟王文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刘兆南本人还是王文的小学同学，很熟。某一次无意中聊起来，刘兆南说石友三身边的五个警卫中，有一个跟咱们是老乡，也是河北宝坻县人，这个人叫先鸿霞。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刘兆南，王文与先鸿霞谈了几次，从“抗日锄奸”的高度晓以利害，应该说先鸿霞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表示愿意协助王文，除掉汉奸石友三。

这时已经是1934年12月了，王文很高兴地把情况向陈恭澍做了汇报，陈听了当然也很高兴，但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制裁”工作怎么进行，希望先鸿霞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案。

对此，王文说，先鸿霞认为，此事难度很大，情况复杂，如果要求事先制订一套详细的行动方案，显然有困难，希望能让他便宜行事。陈恭澍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就没有再坚持。

第二，陈恭澍要求王文安排一次他与先鸿霞的会面，以便表示对先鸿霞的嘉勉。

实际上，还有两个理由，陈恭澍没有明说，一是要亲自对先鸿霞进行一次当面的考察，因为此前的一切都是听王文转述的，作为指挥员，心里不太“托底”；二是必须见了面，有了相当程度的信任，才能向南京特务处正式呈报。否则，贸贸然地报上去，等一见面发现不行，岂不是拿领导开“涮”？

对此，王文完全同意，但据先鸿霞讲，他还在争取石友三的另一个卫士，等这个人有了确实的态度，就可以安排见面。

第三，照陈恭澍的意见，先鸿霞只需要扮演“内应”的角色即可，“动手”还是由天津站自己来。

因为陈恭澍一直有个看法，既然是制裁汉奸，就要堂堂正正，纵不能“身首异处”，也要让他“血溅满堂”，才有点“明正典刑”的意思，方可解国人心头之恨。换句话说，不但要杀，还要杀出威风、杀出血腥味来，让大家好好看看当汉奸的可耻下场！

对此，王文认为不必这样机械，反正是制裁汉奸，不管用什么方式，关键看效果，而且听先鸿霞的意思，此案只可智取，不宜强攻，由他本人相机动手就行了。

陈恭澍说那好吧，你再跑一趟天津，跟他接触一次再说。

王文依计行事，等再回来时，消息令人振奋。

——先鸿霞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他的同事，此人叫史大川，也是一个热血男儿，早就不愿跟着石友三当汉奸了。另外，先鸿霞正在争取石友三的厨师老褚，打算用最简单的办法下手——药死他。

听了这个情况，陈恭澍猛然想起自己还有一瓶毒药——那还是王子襄生前的事，有一次，陈恭澍与他闲聊，就问起，有没有那种无色、无味、无嗅，能致人于死地的毒药。王子襄说有啊，说着就给他倒了一瓶。后来没多久王子襄就死了。

陈恭澍把药取出来交给王文，并叮嘱他一定找个小动物试验一下，然后又拿了2000元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又问王文与先鸿霞见面的事情，王文说没问题，等我这趟回来就安排。

接着王文又谈到“三益成”的掌柜刘兆南，说此人很够意思，帮了不少忙。

对此，陈恭澍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与王文不同，陈恭澍是职业特务，受过专门训练的，这种人，凡事都会多想一层，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他坚持面见先鸿霞，并非不相信王文，而是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

据陈恭澍回忆，送走了王文，他曾犹豫要不要给南京打个电报先说一下，经再三考虑，他还是决定与先鸿霞会面之后，再行报告。

这一下铸成大错！

王文回到天津，约出先鸿霞，仍旧在“三益成”见面。先鸿霞很兴奋，说已经跟石友三的厨师老褚谈通了，他答应做这件事，但时间不好说。

王文将毒药交给了先鸿霞，双方约定次日见面。

王文不会想到，此一去，竟成永诀！

第二天，先鸿霞没有来。

第三天，先鸿霞仍然没有来。

第四天。

第五天。

可以想见王文是什么心情！在北平的陈恭澍又是什么心情！

第六天，来了一条汉子找王文，这就是先鸿霞的同事史大川。

跟大家估计的一样，先鸿霞出事了。

当天，先鸿霞与王文分手以后，回去就与史大川商量，史大川表示可以按计划行事。于是先鸿霞找到厨师老褚，老褚拍胸脯表示没问题，“今天晚上我就让他见阎王。”

然而，大家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石友三是什么人，那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一个老兵痞，从十几岁当兵活到四十多岁，天天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一生当中见过的死人恐怕比我们见过的活人还多，那可不是被人吓唬长大的。

还有一点必须要考虑到，石友三是“叛卖专家”，当叛徒当惯了的。那么可想而知，对于别人对他的反叛，石友三会有多么的敏感。你别看他表面上可能不说，但内心深处，无时不刻都在防着身边的人。

当时的场面，谁也没有亲眼目睹，但想也能想出来。老褚并不是特务，一个厨师而已，做了“亏心事”，难保神情不变常态，我估计端菜上去的时候他都不敢看石友三，结果被石看出破绽，免不了掏出枪来，往桌上一拍，估计就这么简单。

万幸的是，老褚并不知道史大川的底细，而先鸿霞在危急关头，很机警地保护了自己的战友。直到这么多天过去了，史大川才有机会跑出来，找到王文报信，而且他也不准备跟着石友三再干了。

听了史大川的话，王文万念俱灰，当时都“懵”了，好半天才想到，要回北平向陈恭澍报告。

也是啊，大家想想，王文是1909年生人，这个时候才25岁，还是个毛头小伙儿。要搁现在，刚参加工作才两年，还属于“新大学生”，每天在办公室里，也就是管打打开水、每天早点上班擦擦桌子吧。

临走前，王文将史大川安置在“三益成”暂住，并告诉他，“我有2000元钱存在柜上，要用的话找刘兆南就可以。其他的事，等我从北平回来再想办法。”

陈恭澍听了王文的汇报，也是五中如沸。稍稍镇定一下，他令王文即刻赶回天津，一是将史大川接回北平，二是设法了解先鸿霞和老褚的情况，以便设法营救。

同时，陈恭澍给特务处本部打了一个报告，要求保送史大川到南京去学习，同时设法营救先鸿霞和老褚，另外申请对支出的各项费用予以报销。

第二天，王文就回来了，带回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史大川取走了存在“三益成”的2000元钱，走了，失踪了。

此时南京的批复也回来了，大意是说：你报告的几件事事先没有备案，请继续提供切实的证据。

换句话说——对陈恭澍的报告，特务处不予采信。

也是啊，什么都没见着呢，你就说可能死了两个人，又要营救、又要抚恤，又要报销，又弄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史大川，说要让他到军校深造。搁谁谁也不信，更不能给办。

陈恭澍这个悔啊！

大错已经铸成，无可弥补。现在的关键是，已经对不起先鸿霞和老褚了，白白地送掉两条命，不能再对不起史大川了，非得找到他不行！

陈恭澍命令王文，开站里的汽车，马上返回天津，务必查出史大川的下落。

王文再一次返回“三益成”，前一天去的时候，王文就感觉刘兆南好象有点不对头，跟他说话总是躲躲闪闪的感觉，与原来的熟络劲儿迥然不同，于是就直接问刘，史大川到底上哪去了？

正在这时，刘兆南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言谈中支支唔晤，而且很快就挂掉了，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怕旁边的王文听到对方的说话。

王文很机警，很快意识到对方极有可能就是史大川，而且，因为他与刘兆南的话没有说完，他马上就会再打过来。

当电话再响时，王文一把抓起电话，果不其然，对方正是史大川。

史大川一听是王文，当即痛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先鸿霞兄弟眼睛瞎了，交了你这么个朋友，你害了他还不够，还要带着日本宪兵来抓我，你还有良心没有！”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至此真相大白——刘兆南私吞了王文存在他这里的2000元钱，骗史大川说“王文要害你，你赶快跑吧”，诓走了史大川。回过头来再骗王文，说史大川坑了他2000元钱跑了。

两头骗，要说是天衣无缝，没想到被一个电话戳穿了“西洋镜”。

看着眼前的“同乡加同学”，王文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一生气，王文将刘兆南塞进汽车，直接拉回了北平。

人在气头上，往往会干出一些不计后果的事情来。这个刘兆南，给陈恭澍惹了大麻烦。

“石友三案”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结束了，陈恭澍彻底败了，败得很惨。

总结起来，“石友三案”的失败，其责任完全在于指挥者陈恭澍：

其一，这么重要的行动案件，为什么不到天津坐镇指挥，而是在在北平遥控？要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你在现场，你观察到和感知到的东西，绝对不是听听汇报之类所能代替的。试想，在“吉鸿昌案”中出的变故，如果指挥员不在现场，吕一民、王文谁能处理？

再说了，从北平到天津，不象现在，高速列车，29分钟就到了。当年要打个来回，最快也得一天吧，多急的事也给耽误了。而且到最后，人命都出了，还是让王文这么一趟一趟地跑，他跑有什么用？哪一件事他能决定？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须知做长官的，要的就是你拿主意。王文绑架刘兆南这件事情，不管他做得有多不对，责任都是你陈恭澍的，因为你是领导者，最终的结果要由你来承担。

其二，作为领导者，应该敏锐地发现王文身上存在的立功心切、挽回面子的心态，为什么还坚持用王文？用也可以，为什么不及时提醒他稳扎稳打，不要急于求成？

其三，刺杀汉奸非同小可，在没有详细行动计划的情况下，居然让几个没有任何谍报工作经验的“运用人员”去进行所谓的“自行决定”、“随机应变”、“相机行事”，等于驱羊入虎口，是不是对别人生命的一种漠视？这一点上，比他的戴老板差远了！

其四，已经发现“三益成”掌柜刘兆南不靠谱，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指出来，提醒王文？要你做长官是干什么用的？

其五，也是最要命的一点——没有及时向南京特务处本部备案。其后果，不是几千块钱能不能报销的问题，而是先鸿霞和老褚这两位“锄奸烈士”无法得到承认，连身后起码的抚恤都没有，真的是白死了。还有史大川，连他的本名是什么都不知道，也都不知道是哪里人，找都没处去找。

事情还没有完，陈恭澍的荒唐举动还在继续，并将继续付出代价。

至于石友三，虽然侥幸逃过“制裁”，但也不过多苟延残喘了六年而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死有余辜的石友三，终究还是“载”到了“自己人”手中。

1940年12月1日，当时任国民党第十军团司令的石友三，准备再次投靠日本人，结果被其手下、第八军军长高树勋活埋在黄河岸边。

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