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qq为什么用企鹅:龙应台重跃台湾政坛“丛林”会否再燃“野火”？

　　1985年，龙应台在《野火集》出版时写道：写这本书要付出的代价是，以后不会有人学而优则仕请我做官了。

　　1999年，龙应台的预言第一次失败，她做了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2012年，她不但再次“写而优则仕”，而且官越做越大。2月，胜选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推出新一任行政班子名单，龙应台赫然在列，出任文化建设委员会主委，被称为“预料中的黑马”。由于台“文建会”将于5月20日之后转制为“文化部”，龙应台若在此之前不被撤换或辞职，便有望成为台湾首位“文化部长”。

　　消息传出，不管外界如何评说，龙应台始终没有出现幕前，仅发表声明表示：咬牙下决定之后，已严重失眠，每天心情沉重，好像戴着头盔要去当兵，或者是高空跳水。深感责任艰巨，满心忐忑，需要社会的“加持”。

　　2月6日，台湾新一任行政班子走马上任，集体亮相拍全家福。龙应台因在港处理未尽事宜，未到场。

　　2月15日上午，一身黑衣点缀橙色丝巾的龙应台终于出现在媒体面前，在简短的文建会“主委”交接仪式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会见媒体，温情喊话：在我失去自由的第一天，我选择和媒体朋友们在一起，是希望媒体成为我们的伙伴，大家一起加油。”

　　一、转身

　　2003年，龙应台不顾各方挽留从台北市文化局长任上退下，定居香港，任教著书。她也经常回台湾，2005年更“捐出自己的名字”，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龙应台基金会，致力于台湾公民社会的培育。正当人们认为她不太可能再回到公务体制中时，龙应台的名字出现在新班子名单中。对于她的再次“华丽转身”，公众倒也并不惊奇。传说2008年选举时，她就是马英九文化政策白皮书的操刀人，并多次被传为文建会主委人选。而此次连任后的马当局，需要一个众望所归的文建会主委和“文化部部长”，她显然是合适的人选。

　　当年，龙应台初次以著名作家之身出任官员时，有人问她，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她答：因为自己的社会资源、知名度和不妥协的性格，让文化议题在这段时间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焦点。

　　时隔多年，这个优势显然有增无减。2月15日的就职典礼，蜂拥而至的记者将不甚宽敞的文建会一楼大厅挤得满满当当。龙应台就职典礼的致词稍显正式，和媒体的对谈则大打温情牌。“这两个星期，我一直在做心理建设。”虽然一再表示不谈接下这份工作的细节，但还是透露了不少心情故事。“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和儿子安德烈住在香港。消息公布的前一天，我和他在香港兰桂坊吃牛排。当我告诉他我又要回台北做事时，他的第一句话不是担心我的身体是不是吃得消，也不是担心什么前途命运之类的，他说：‘那么我们是要离开我们这个家了吗？’我这才真正意识到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生活将要划下句点了。后来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心想反正香港也没人认识我。眼泪掉到牛排里，本来就咸的牛排更咸了。”

　　两个星期的心理建设显然颇有成效，龙应台第一次亮相便侃侃而谈，对于记者的问题也有备而来。“说句实话，我以前都不知道文建会在哪里，今天也不回答任何关于业务的问题，因为我需要做功课。”

　　文建会成立之初，可能不会有人想到，这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职位，会成为许多官员的滑铁卢。近八年来，台湾文建会主委异动频繁，民众已有不良反应。2011年11月，文建会主办的“辛亥百年大戏”《梦想家》因耗资两亿余元新台币而饱受批评，导致文建会主委盛治仁请辞下台，导演赖声川也开记者会表示很受伤，以后不会再接公家的活。但文化艺术界仍不满意，要求给出更站得出脚的交待。此番龙应台上任，媒体最关心的当然也是这个问题，龙应台的回答是：“《梦想家》事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不便评论。此事对文建会的公务员士气有很大的打击，我首先要做的是提振士气。”

　　谈到未来工作重点，龙应台说：“我最关心的是，台湾最基层最草根的民众，是否能和台北市民一样享有同样的文化权。未来将穿着脏球鞋，全台走透透。”

　　台湾新任行政领导班子名单出炉后，民调曾显示龙应台高居满意度的榜首。对此，接龙应台班担任过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的国民党“立委”李永萍的解读是：“龙应台满意度高是正常的，不高倒怪了。因为新班子尚未上路，目前民调的依据一是知名度二是本人无涉选举。现在民调低不要紧，还有上升空间，倒是高的压力很大，不小心就会掉下来。以龙应台的个性和过往在议会的经历看，未来在“立院”难免火花四溅。电视媒体则不断播出龙应台当年在议会与议员杠上的画面，画面中龙应台面露苦笑，这位议员仍不依不饶地说：“我都气成这样了，你还在笑？”有趣的是，这位当年的台北市议员此次也当选了“立委”，媒体纷纷预测将来狭路相逢此类场面还会重演。

　　针对这种担心，龙应台笑言：“当年我从德国回台，觉得自己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丛林里都是毒蛇猛兽，于是全身都穿上了防卫的盔甲。其实，我现在非常后悔，当年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跟市议员们交朋友。此番重回，我一定会以最坚定的信念、用最温柔的态度来达致目标。”

　　“为了让文化建设回归文化本质，我可以弯腰、低头，甚至趴在地上。文化工作最怕社会的急功近利和要求立竿见影，必须克服政治的浮躁和利益的急迫，宁可慢，要扎得深。希望大家能对我说，请你从容地做，请你慢慢地来。”

　　二、成名

　　龙应台是谁？何以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引人关注？让我们假定你从来没听说过这位华人世界著名“公知”，从头说起。

　　或许是因为龙应台这个名字太过中性，台湾某图书馆曾经闹过一个笑话：想当然地将龙应台曾经使用的笔名胡美丽认作本名，想当然地认为龙应台是笔名。

　　这样的错误当然只会发生在龙应台成名之初。后来，在她高产的文字和铺天盖地的专访中，关于她的一切已经让人如数家诊。

　　父亲姓龙，来自湖南衡阳，职业军人；母亲姓应，来自浙江淳安，龙应台生于台湾，得名龙应台。1952年出生的龙应台，辗转成长于台湾中南部的农村、渔村。和其他在台湾各领域领风骚的“外省第二代”一样，“因为没有田产遗产可以依靠，没有家族网络可以救难，没有祖荫和社会地位可以壮胆，没有在地的语言和知识可以运转”，所以父母孤注一掷地投资下一代的教育。“他们知道，只有教育，能让人突围，突围阶级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政治的种种封锁和捆绑。”父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知道让她背《古文观止》。17岁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她希望填新闻系，但父亲不允许，说女孩子做记者，要抛头露面，那你还不如去当妓女呢！----这是当时台湾社会对女记者的看法。

　　在化名胡美丽写的《龙应台这个人》一文中，龙应台这样描述自己：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她就是个思想型的人。学校的功课不怎么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却很用心地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半懂不懂地看。----就怕别人不知道我深刻。

　　中学毕业后，龙应台考入有“北台大、南成功”之名的成功大学外文系。在这所位于台南、以民族英雄郑成功命名的学校里，她的大学生活似乎很惬意。同样是借胡美丽之口，龙应台透露大学时期的自己追求者甚众，因为“长相并不吓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来，又是一副有点‘深度’的样子”。在成大榕园，豆蔻年华的龙应台拍摄过一幅至今看来仍很时髦的黑白照片。照片中，她留着蓬松短发，身着圆领衫，骑着脚踏车，露出灿烂笑容，神似某电影明星。40年后，成功大学80年校庆邀龙应台回校演讲，她再次骑上脚踏车在校园中绕行并在同一地点留影。她说：“我知道这对自己很残酷。”朋友则说：“没有女人会做这种事。”而成大4年，最珍贵的是什么？龙应台回答：“是这个大学的松散。因为松散，所以给我很多自由的空间，不受拘束的照自己的样子去长。”

　　1974年龙应台赴美留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83年回到台湾，在大学任教，很快靠一支健笔在台湾文坛仍至华语文坛搅起了一股“龙卷风”。

　　龙应台的第一本书是《龙应台评小说》，“用一种非常不婉转、不客气的方式谈小说”，很快在当时的文坛激起很大讨论，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以“龙卷风”喻之，后来，“龙卷风”一说被移植到名满天下的《野火集》身上。虽是以讹传讹，但用来形容《野火集》引起的轰动倒也贴切。该书出版后，一个月内即再版24次，号称每五个台湾人中就有两个人读过。

　　《野火集》中最著名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发表于1984年，言辞犀利、火气很大，大陆读者读来应该很有“两岸都是中国人”的亲切感。

　　“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接着，龙应台历数占道经营的摊贩、往淡水河里倒垃圾的住户、地面地下水的空气的污染、横冲直撞的计程车司机、老外不敢喝的台湾饮料、被邮局职员喝斥的学生……还有，那些不生气或认为生气也没有用的中国人。

　　《生了梅毒的母亲》、《幼稚园大学》、《不会‘闹事’的一代》……一年后，专栏文章集结为《野火集》出版。

　　在她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前，台湾几乎没有人听说“龙应台”这个名字。《野火集》之后，全台湾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龙应台”三个字。信件像雪片般飞来，95%的人支持，5%的人批评甚至辱骂。

　　当下的台湾年轻人很难理解这样一本书引起的轰动效应。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台湾，龙应台为了“尽量切中时弊且又能为当局的最后底线所容忍”，以留在影响度力最大的主流媒体中，颇费了些心思。“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她做到了，依靠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特性，龙应台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理念的社会化和普及化。

　　在文名最盛的时候，龙应台却选择了离开，她结婚、产子、随德国籍丈夫移居德国，“秋天是带着篮子采苹果的，夏天是带孩子到草园里采花的，给野花做标本。给孩子把屎把尿的日子，下雪的半夜里起来给孩子哺乳的日子，孩子发烧彻夜为他用毛巾抹身的日子，我透彻地过过，而且喜欢那过程里的每一分钟。”当然带孩子的她也没放下手中的笔，并且尽情展现其作为女作家温情、细腻的一面。从《孩子你慢慢来》到后来的《亲爱的安德烈》和《目送》等一系列以家庭、亲情为主题的文集，龙应台让读者领略了她怒发冲冠和壮怀激烈之外的万丈柔情。不过，她的德国外交官丈夫----两个儿子的父亲始终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和她的文字中，任凭别人怎么问，龙应台只答一句这是我的私生活，只在2003年的新书《银色仙人掌》中透露自己已经离婚。

　　三、争议

　　龙应台严肃的时候，疏淡的眉眼显得冷峻刚硬，笑起来则颇具中年妇女的家常和慈祥。就像她的写作，可以犀利地批判，也可以温情地催泪。不过，批判始终是她的最爱，有人说她“走到哪里，就要把火点到哪里，有问题要批判，没有问题创造问题也要批判”，而且语不惊人死不休。

　　1994年，龙应台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经新加坡媒体转载后引起当地民众口一词的批判，她几乎成为新加坡的“人民公敌”。新加坡人撰文表示“我们厌恶不负责任的批评”。“从龙应台的行文中得知她对新加坡只有片面了解，但却提出不客观的议论。龙应台若是禀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真诚与冷静，应该是以较负责任、较有善意的态度提出意见，不应该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手法来引人注意。”“只要是实事求是，更尖锐、更苛刻的批评，我们也接受——但我们不喜欢、甚至厌恶不负责任、弄虚作假、哗众取宠的歪曲言论。拜托龙女士下次执笔前，请先备课。”

　　1997年，龙应台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啊，上海男人》一文，引起轩然大波。“上海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不少文化人也由此自省：少年时读龙应台，如饮狂泉，如今“重读龙应台，对那种俯拾即是的偏激、张狂、武断、自以为是，却觉得触目得很，感慨地想：年轻时真是幼稚，竟看不出来！”

　　在定居香港之后，龙应台也积极参与到香港公众议题的辩论中，在政制改革、文化保护和国际交流等话题上，都有发声，并出版了《龙应台的香港笔记》一书。

　　这种任你如何评说、我自岿然不动的态度也延续在《大江大海1949》引起的争议中。2009年9月，龙应台酝酿十年、耗时近四百天、采访大量亲历者后写成的《大江大海1949》问世，龙应台“希望通过讲述一段段以个体经验建构起的历史记忆，展示一个“你从来没认识过的1949”和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此书一出立即成为华语文化圈的热点话题，叫好者自不必说，批评者有之，谩骂者也不少。有人说她史料错误太多，有人说她以文学的手法在写历史，掺杂了许多情绪抒发，让历史事件偏向个人评断，有人说她“过度书写”，某些段落的铺排和写法甚至像在写电影脚本。绿营人士说她写本省人的伤痛比例太小，要她“扬弃中国迷思”，大陆网友说她“在所谓人道理想与人文关怀旗号下的似是而非和不求甚解”。同样以犀利著称的李敖甚至出了一本《大江大海骗了谁》，要指出龙应台错在哪里。

　　对于史料错误之说，龙应台回以“我对这本书完全不求客观和史实，如果你对我说1949应该是这样的，对不起，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我会对他说，我看到的是这样的。”对于“过度文学化”之说，她直认这本来就不是历史书。

　　对难缠的李敖的叫阵，她仅回以一句“谢谢指教”。

　　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她，赞同或不赞同她，你都不能否认，龙应台的每一次出手，都弹无虚发、回响无数。大陆网友说得好：“恰恰觉得她的成功，在于她的感性。感性，所以好读。观点鲜明，虽然主观，但比四平八稳的文章有人气。”

　　四、出仕

　　就是这样一个感性的人，1999年，在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三顾茅庐式的诚邀下，从德国回台，担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

　　这一过程被龙应台生动地记录在《孟子和小科员》一文中。当台北市府工作人员依照台湾官场伦理表达马市长对她的看重后，龙应台的反应是“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吗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当工作人员希望她能到法兰克福马市长下榻的酒店一谈时，她告诉你人家“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于是，马市长乖乖地长途跋涉来到她德国乡下的家。

　　后来，经历了公务体制洗礼的龙应台反思自己当时“知识分子的傲慢”，自嘲自己“多么不食人间烟火，多么自视清高。”但在卸任之后，龙应台最津津乐道的，还是这一点。“有次市长室来电，表示马市长将到某一经贸区剪彩，要求文化局配合办一个美术展。我当场在属下面前批公文，强调美术馆办展览应有其专业考虑，不能为市长去量身定作。”

　　文化局长任内，龙应台最得意的，是树立了“文化局能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市长的化妆师，只对市民负责”的观念。她推行“庶民文化权”、“公民文化权”概念，提出“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就在巷子里”等主张，开启古迹活化风潮，在不改变原貌的前提下，将相关的艺文展览活动植入古迹，让市民通过看主题展览、听讲座，甚至吃饭、喝咖啡，饱览古迹承载的城市记忆。

　　为了保护古迹与老树等文化资产，她展示出的强势作风经由媒体传播给民众留下深刻印象。台北市核心区有一座台湾银行所属的大楼，为日本人所建，龙应台上任以前就被指定为古迹。而当时台湾相关法律规定：古迹被保护的先决条件是，该建筑必须“以发扬中华文化为宗旨”。台湾银行想拆旧楼建新楼，于是到法院申请撤除该建筑的古迹地位，理由是它非“中华文化”。法院依法判决他胜诉，准予拆除。

　　龙应台急了，保护这个古迹的惟一办法就是重新认定它为古迹，但是正常情况下要经过很多程序。因为担心对方连夜拆除，她连夜召开了古迹委员会议，在24小时内重新认定它为法定古迹，这座日本人建的大楼被保护下来。后来，为了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龙应台提出修改“母法”，把总则第一条“以发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改为“以发扬多元文化为宗旨”。

　　而最让龙应台心力交瘁的，是为了预算与议员们斗智斗勇。“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戏剧化地总是拖到十二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在这个过程中，五十二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

　　……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清晨三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地，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很多人认为，以龙应台的个性，干不了几天就得下台。龙应台也承认，自己有很多直接和他们对抗的时候，但有更多默默不语、忍辱负重的时候。“比如为台北市制订《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就花了我三年半工夫。为了这部法的通过，我跟每一个议员去拜托呢。”

　　龙应台也挣扎过，因为做官太“苦”了，台湾尤其是个“官不聊生”的地方。“基本上是你早上醒来，眼睛张开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会不会被媒体批判。”“但是我很清楚我为何为官——为台北市的文化远景打基础。如果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必须弯腰，我当然弯腰。我可不是为了表现个性而去当官的。要表现个性我就该留在作家的位子上。”

　　三年为官，龙应台的体会是：在这里做事的复杂度和难度，超出我原来的想象。……要达成一件事情，80％是在于与人的协调上。这个基本道理，我到50岁才认识到。

　　此番重出江湖，龙应台身段更加柔软，言语依旧煽情。她对文建会同仁说辛苦了，对历任主委说谢谢，对其他部会说请帮忙。她说，希望现在的“文建会”、将来“文化部”，在整个行政体系里，不会是一块石头进入水杯，而是如方糖融入水里。

　　温情亮相结束。“纵火者”龙应台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将烧到哪里？她与媒体、同僚、“立院”是否有“蜜月”？如果有何时结束？她能否撑到5月20号成为首任台湾“文化部长”？套句台湾人最爱说的话：各界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