貂皮大衣什么温度穿:夹边沟右派劳改营:3千多人死了2千多(下）

失去求生欲望

周惠南家人去看望他兄弟俩，留下一点杂粮，俩人彼此推让，谁也不舍得吃。俩人当时都已经各有了四个孩子。弟弟说，我们俩，必须要活一个出来，谁能活下来就把另一个的孩子养大，要是两个都去掉这个家就完了。家人说，要死一起，要活也要一起。兄弟俩抱头一场痛哭。

到后期劳动基本停止，各人自保之时，陈宗海觉得自己“心理上求生的欲望都没了”。“真的到了那种无欲望状态，麻木。看见死人一点都不害怕，也许明天抬出去的就是我，心里有这个准备的。我知道了人临死前，就是这个无欲望状态。”他问劳教干部：劳动教养的期限到底是多久？干部回答：期限你自己定，你认为改造好了你就走。陈宗海说，这不是胡扯蛋蛋么。

在生死面前，“自尊”是加速死亡的催化剂。和凤鸣至今后悔在给丈夫王景超的信中写到：我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保持“高度的自尊心”。“半年后我才省悟到自己的这段话铸成了大错！景超同我们离别后一直挨饿，他早就该为生存而斗争！倔强的他两年来信守的就是所谓的‘自尊心’，我还以对他的爱心要求他要有‘高度的自尊心’，这真是雪上加霜，我追悔不已，追悔不已啊！这是我一生中所铸成的最大的过错！”

噩梦结束

1960年9月初，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数留守人外，全部要迁到高台明水农场。

此时夹边沟农场发生了戏剧性一幕：农场党委书记张鸿由于不同意把生命垂危的犯人们送到明水滩，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场里赶起了马车，后来送回兰州，由甘肃省劳改总局处理。有个金塔县县长张云贤本来要调到夹边沟任农场党委书记，但尚未到任又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除去老弱病残者外，夹边沟农场能够走动的将近2000余人全部转移到了高台县的明水大河农场。此时河西走廊已经入冬，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加之每人每月的实际口粮已降到12斤。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幸存者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噪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1960年11月3日，中央派出以钱瑛(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为首的检查团来夹边沟调查情况。11月中旬，农场执行中央工作检查团的指示，开始将明水滩山沟里的气息奄奄的重病号接到高台县碱泉子高台农场办公室和学校腾出的房屋中进行抢救，夹边沟农场也同时开始抢救人命，并开始遣返劳教人员。

周惠南兄弟俩坐着火车回兰州，他亲眼看见一个“右派”在车上去世被扔下火车。回到家后，弟弟在床上昏睡三日不省人事。三年的夹边沟噩梦终于结束了。

曾在农场搞宣传工作的“右派”司继才后来回忆：夹边沟农场送去了大约3200人，他在1959年冬季发衣裳时，具体人数是3136人。但是，从明水活着回来的人超不过300人。

夹边沟符号

周惠南说，告别之时，较相熟的“右派”们曾约定日后联系，并留下彼此地址。50年过去，“却基本上谁也没联系谁。”从夹边沟走出的“右派”际遇各有不同。几十年后，夹边沟“右派”们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平时少有往来。他们不愿触及痛苦岁月留下的伤疤，那一张张面孔也任随时间冲刷，慢慢沉没在记忆深处。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批转同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至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受访的“右派”们均感激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尽管对于“反右本身并没有错，错在于扩大化”的说法，有些人还不能接受。

夹边沟的喧闹在1961年“右派”们撤出之后归于死寂。上世纪70年代，农场改为林场，陆续从定西迁来40余户农民。从此他们成为林场的常住居民。他们以玉米、葵花、大瓜和辣椒为生。辣椒成片铺在平坦沙地上，扎眼的红色在视野里慢慢膨胀得快要流动起来。

移民们已习惯陌生的人们来此祭奠，他们知道夹边沟曾经死过很多人，虽然并不了解详情。“据说夹边沟在中央都挂了号，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凭靠附近一个小型水库的灌溉，这里的庄稼可以确保旱涝保收。在年蒸发量是降水量26倍的夹边沟，这是他们能固守此地的最大原因。

但是，即使在酒泉，夹边沟依旧是陌生的。若在酒泉打车，问出租车司机去夹边沟怎么走？很多人都一头雾水。这个连当地人都不太清楚的地方，从2000年开始才逐渐为外人所知。

“今天我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10年前，天津作家杨显惠在《上海文学》上连载，人们尚对“夹边沟”一脸茫然。10年后，纪录片导演王兵推出的首部剧情片《夹边沟》，参展威尼斯电影节—“惊喜影片”。夹边沟在中国知识分子认知中逐渐成为了符号——人间地狱，或者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地理意义上的夹边沟，筑不起谁的方尖碑，因此地只剩浩渺白沙，随风飘移，无论建造什么都会崩塌，就像建在浪峰波谷。白杨已换了三茬，只有“受命不迁”的沙枣树在此扎根。人们来过这里，留下眼泪与空空的酒瓶，迅速蒸发，馏出记忆。

女“右派”和凤鸣来过此地，长歌当哭，“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

美学家高尔泰来过此地，“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摘帽“右派”陈宗海在五年前故地重游，“现在还梦到夹边沟，好像有人找我，心跳得突突的把自己惊醒。”他看到当年以生命为代价修建的水渠、田地都已废弃殆尽，心中无限感伤。

俞兆远前年还去过夹边沟。原来的厂部平房已经全部变成苹果园，遗骨原来埋下来的漕槽还在。1970年代，农场曾被部队短暂征用。之后农场又转交给酒泉市，变成了林场。

当年“右派”住过的地窝子，只能依稀辨认出大致轮廓。当年的平房历经半世纪仍未倒塌，如今被改作仓库。“右派”们用生命开垦出来的土地，终被废弃。“右派”挖的排碱沟当时效用不大，但如果没有当时的排碱沟，也就没有现在的林场。”王柱华说。如今夹边沟林场有林地两万八千亩，总面积十一万亩左右，主要种植各种杨树，另有沙枣、红柳和一些果木。陈苏民说，尽管已改成林场，但盐碱地的土质，加上风沙大，“种活一棵树比女人生个孩子还难”。

“右派”当年开垦的两千多亩耕地，现在是来自定西和民勤的移民在耕种。更多的耕地随着农场体制的变化，加上上游鸣沙窝用水量的增加，地处下游的近万亩耕地水源已近于枯竭，弃耕多年。40岁的王柱华在夹边沟林场已有20年工龄。早年他和老工人在沙包上，还能看到人骨。“习惯之后就不怕了。”他知道这是当年“右派”的遗骨，“人死如灯灭，到最后都逃不过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