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张柏芝照片事件:人大教授指大学不摆脱官僚化就会执著大楼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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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教授指大学不摆脱官僚化就会执著大楼事业

2008年04月15日09:16 [我来说两句(15)] [字号: ] 来源:中国新闻网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只要我们的大学负责人没有办法摆脱目前的行政官僚角色,那么,他们最有效,最不浪费、最不遭人恨的事业,就是盖大楼了

  梅贻琦关于大师和大楼的名言,现今已经被人们说滥了。   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是说大学关键是要有大师,而不在于有没有大楼。这话人家不仅说了,而且用实践证实了。当年西南联大的大师们,就是在草屋平房里,培养出来中国迄今为止,依然令国人感到骄傲的大师,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还活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大学,却难觅大师的踪影,几个原先据说很有大师相的苗子,不知怎么就是长不起来。一说大师,人们只好拿几个老一辈的长寿者打哈哈,不厌其烦地让老人家发挥余热。

  从南到北,无论哪个大学,都一个模样,只有大楼没有大师,这些年,大学可以骄人的业绩,正像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的那样,也就是盖大楼了。

  盖大楼当然也是事业,有的大学并不讳言这一点,甚至自豪地称之为我们的大师大楼事业。应该说,在多少年教学设施短缺,教学和科研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校长们能筹来款项,把大楼盖起来,让教学和科研条件有所改善,也是一件不小的好事。虽然有些大学楼盖得奢华了一点,建了太多的校园五星级酒店、过于豪华的体育馆,以及大而无当、却又很费钱的大校门,但总的说来,中国大学的教学条件,比起十年前,的确改善了很多,这的确是个成就。

  然而,大学毕竟是大学。它不是一个城市,更不是一个建筑公司,从本质上讲,大学,是不能把盖大楼当成自己的事业的。其实梅贻琦的说得很明白,只要有大师,有没有大楼,都是大学。

  如果把1889年设立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大学的起点的话,一百多年的大学史,曲曲折折,到了西南联大的时代,已经走出来一条自己的路。然而,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一刀切地改成苏式教育体制,二十几年下来,中国大学教育几十年走出的路,被彻底改弦更张。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有共识,从苏式专才教育改成美式的通识教育,本身蕴含着大学的回归。只是,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的回归,本身要求的是力度非常大的改革,贴近教育本质的改革,简单地说,只有改革,针对教育体制的改革,才会有我们今天念兹的“大师事业”。

  显然,追寻大师事业,大学有两个大关必须得过:第一关,大学要从单位体制离走出来。所谓单位体制中的单位,就是一个封闭都市里半封闭的村庄(还有围墙),村里的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得管,有车队、食堂、医院、中小学,甚至派出所,校长俨然小国之君。这一关,目前只过了一半,而且是一小半,大学依然有摆脱不了的后勤集团,这个集团,不仅是自己的包袱、学生的怨源,而且在学校有着非常大的发言权,实际上影响和左右着学校的政治。

  第二关,实现从行政体制中的出走,逐步实现教授治校。现在的大学就像一个政府机关,所有的党政妇群工机关一应俱全,运转按机关规则和潜规则来,校长,就是一个行政官员,不仅机关干部,连教授都是他的下属,乃至他的士兵。这一关,现在的大学不仅没有过去,而且大有向后转的趋势。上世纪90年代的“高校大跃进”,本质上,就是一场强化大学的行政体制,靠行政挟带大量投资运作的大学扩张运动,里面唯一的所谓现代因素,是引入了公司管理的量化考评制度,把现代公司制度的某些因素,畸形地嫁接到大学上。

  现在的大学校长和书记,尽管百分之百都实现了高知化,不是教授也是研究员,但是,他们职务实际的外在价值,却是跟所谓的校长完全不相干的三个东西:一是都市里的村庄的村长,什么都管的村长,或者叫大队书记;一是行政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负责上传下达;一是国有垄断公司的老总,独占国家资源,却干不出多少效益。

  这三种角色,离一个大学应有的目标,都很远,很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我们的大学负责人没有办法摆脱这三种角色,那么,他们能做的,大概也就只能是盖几栋大楼,甚至可以说,比起其他的事来说,他们最有效,最不浪费、最不遭人恨的事业,就是盖大楼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