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01 0639188信鸽:李曙华：中华科学的基本模型与体系

中华科学的基本模型与体系
李曙华
关键词：象征、模型、功能性结构、“形而中”、气、象、“有”、“隐”、“气象学”
任何一个民族都必然面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任何一种完整的文化都必然对这三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由此，从生成一个文化的功能性结构的角度看，宗教、哲学和科学乃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必须具备的基本成分。
不同科学研究传统是在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土壤中形成的。人们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方法观察自然，注重研究自然界的哪些方面，选择什么符号系统来进行表述，依赖于语言、文化、社会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科学同样需要通过生命来表现。科学的真理具有普遍性，而科学的具体形态、内容及其发展方向却有独特性。
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这一传统不仅决定了中国哲学的特质，也决定了中国科学的特质。它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华科学传统对自然、普遍必然性和客观真理的理解，决定了中华科学研究传统的体用关系和认识论—— 方法论原则，而且决定了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中华科学模型及其符号体系
中华科学最独特，最值得注意，然而却偏偏被漠视或否认的一个特点是：它有一个不属于任何一门具体学科，几乎是凌驾于各学科之上的统一的模型体系，那就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易经为基础，先后纳入阴阳五行、气论、干支计时法、河洛理数而形成的一套理、象、数、图并举，关于世界生成演变的功能性结构象征模型和符号体系。这一模型体系不同于西方近代科学关于世界构成和物质运动的组合性结构解释模型和数理逻辑体系，西方科学没有与之相对应者，而这也正是中西科学的根本差异所在。笔者认为，这一体系最根本的特征是：它具有“形而中”的性质，由此决定了中西科学不仅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而且涉及人类认识的不同层面。试论证如下：
1、 该体系既非“形而上”，亦非“形而下”。因为形而上者乃无形无象之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乃有形有象之器物——“形而下者谓之器”。根据“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该体系的特点是“有象而无形”，即给出的是看得见但却摸不着的象（根据世界在心中呈现之象而画出之卦象），而不是可明确界定的有形之物。
为讨论方便，也为突出中华科学模型体系的特征，笔者姑且名之为“形而中”。
2、 中国科学的自然观是彻底的整体论和生成论，世界不是既成的，而是生成的。根据《易传》：“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或根据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都表明在中国传统宇宙论的视野中，宇宙和万事万物的生成被分为三大阶段：无 → 有 → 物，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也就是说，万物生成不仅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且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 而“有”正是一种“隐存在”或“隐过程”，这正是中华科学关注的重心。
由此，笔者主张从“生成科学”的角度，将原来笼统的形而下的部分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 “形而中”，表示已生而尚未成形之潜在的“隐存在”或 “隐过程”——“有”；一部分为“形而下”，表示已成象成形之显在的器物。这样：
① 从无到有，盖在一动之“几”，这是从形上到形下而“有之”，此为一突现，是本体发为“妙用”的突现。
② 从“有”到物，是生的过程，“三生万物”，是诞生，“三”是一个突变点。从生到成，是生长的过程，“动而愈出”，长而成之，由兴盛而至衰亡，有形之物复归于无。此“无”乃指“无形”，有形之物复归无形之“有”，亦是一突变。
③“有”终归于无，此“无”当通形上之道，此不仅是一突变，更是一超越。
笔者认为：①、③属哲学问题，②应属科学问题：其中，“有”是诞生的过程，这是“隐过程”，该过程中又含次一级的突变，如“一”（两仪，21），“二”（四象，22），“三”（八卦，23）。
“物”的阶段是成长过程，这是“显过程”，该过程也含次一级的突变，这部分正是当今非线性科学（或称复杂性科学）研究的热点。以往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只限于“器物”及其“显过程”，可谓“显学”；而中华科学关注的重心则在“有”及其“隐过程”，可谓“隐学”。
由此，将“有象而无形”的“有”作为“形而中”(尚未定形之气)，与已“成象成形”之“形而下”（显在存在之器物）区分并抽取出来讨论，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有助于区分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澄清有关概念；更有助于突出中国科学传统的特征，厘清中西科学的差异。
3、 中西科学皆以因果律为范导，但两者的内涵、外延都不同：
鉴于西方构成论的自然观，其终极因必为构成万物而自身不被构成者，由此引导西方科学不断寻找某种不可再分的独立的“原子”。而物质运动的终极因必为不动的推动者（Unmoved mover）—— 牛顿所谓上帝第一推动。西方近代科学只问直接因，物质运动的直接因是力，进而为能量，再进而为某种“基本粒子”的交换，根基皆在某种实体。
中国的自然观是生成论，其终极因必为生成万物而自身不被生成者，因此必追寻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源——道，而道即“无”。因为一切之“有”都是有限，“道”蕴涵无限生成之源，故必不可能为任何可界定之实体所定义。
根据“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以及天地人三才之说，“三”一般指“气”，或人。由此，笔者认为，事物生成及其吉凶的直接因是“三”，再深入则为“二”，“一”，它们都是“有”。其形态则皆为气，气是事物生成的直接因。而气一旦凝聚成型为显现之器物或事实，则已经是果。尽管从根本上说，器物是气的一种形态，气、物都具物质性，故皆属形而下是有道理的；但因“气”虽有象却无形，将其完全等同于形而下的经验之物显然欠妥。从科学的角度看，气与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形态，从气到物是一突变，应当分而论之，其中，气是基本的，是因；物是派生的，是果。
由此，西方经典科学以动力学为因果描述，这种动力学是以物物关系为基础的；而中华科学则以“生成学”为因果描述，这种“生成学”是以“气”物关系为基础的。
4、 注意到“气”的一般特征是“有象而无形”，并具有区分于有形之物而存在的独立性。笔者考虑，不将“气”归为形而下，而将其相对独立出来看作“形而中”，以表示一种潜在的“隐存在”和“隐过程”。由此中华科学模型所对应者不是可明确界定的有形之“物”，而是具有“形而中”特征的不定而潜（隐）存之“气”，它所象征的是事物生成由隐而显的规律。
由此，将中华科学作为一种“生成科学”，“生生之谓易。”中华科学之谓变易不是指空间运动，而是指时间生成，其关键在“生”。将中华科学模型看作人所创造的“气”之“象数”模型 ，并将之作为“形而中”的部分和阶段独立出来，明确其作为生成因果模型的特殊性质与形态，是有特殊意义的。这不仅可区别于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更可区别于本质上属“形而下”的西方物理学解释模型和西方科学。
几千年来，中华科学根据这一模型探索世界生成变易的规律，有其独到的智慧，譬如宇宙万物生成的基本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里含有一独特的“太极再生机制”，这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科学都没有的。
值得指出的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科学的触角已探向“暗物质”，“隐序”，“真空——量子场”，“空隙”等“隐物质”和“隐序”问题。而目前，非线性科学对生成的探讨尚停留于时空描述，笔者认为其最大的难题在于：找不到统一的关于生成演化规律的因果描述和因果模型以解释复杂性现象，原因或许正在于未能突破西方科学传统限于有形之物的眼界。因此将作为潜在存在之“有”纳入科学研究的领域，正是当今和未来科学超越与突破西方近代科学传统的关键之所在。而加强和突出对中华科学“形而中”基本模型的研究，将可能为深入和推进对“生成科学”特殊规律的探索提供智慧的启迪和丰富的资源。
5、 中华科学模型体系具有“形而中”特征的又一根据是：它既可属形而上，亦可属形而下。
哲学家因该模型体系涉“有”而成物之趋势，将之归为形而下；而科学家因其不能指称具体事物，“有象而无形”，将之斥为“形而上的假解释。”仔细考察，该模型乃含有一种独特的知识形态，可谓专门研究无形之“气象”（气之象）的知识，它与确定的有形之物无着，因此才可能对世界保持一超然而观照之距离。故既可上升为境界形态而达于道，亦可静态化（量化）为科学形态而“下委”或落实于器物。
正因如此，它才可能成为形下与形上贯通的中介和枢机，本体发用的依据。它强调既不“耽空”而空谈心性与形上之道，亦不“执有”而堕于物化，“若虚而实“，”折中而用”“穷理尽性而至于命”。这正是中华科学模型所独有的“两面通”特征。
或许正由于中华科学模型体系这一“形而中”特征，中国科学才未走上西方近代科学心物二分，主客二分的道路。
6、 将中华科学的基本模型体系作为相对独立的“形而中”部分突显出来，可明显看出中华科学的基本构架与中国文化“一心开二门”的基本构架具有同构性。
真如门 ……………… 体：形上之道
↑ ↑
“心物不二” 人 ……………… “形而中”模型体系 “体用不二”
↓ ↓
生灭门 ……………… 用：形下之器
显然，中华科学模型所含之知识是一种以道德实践为基础的知识形态。值观念始终渗透其中，不仅认知与价值统一，而且目的犹在“导人入德”。其最高境界与终极真理皆在“天人合一”。它与基于感性与知性的西方知识形态有所不同，与心物截然二分，认知与价值无关的西方近代科学更是迴然异趣。
中华科学的这一特征和架构，对探索一种科学与人文统一，认知与价值统一的文化与科学亦有重要启发意义，这里暂不详论
7、 该模型体系蕴涵数学而非纯粹数学，合逻辑而非形式逻辑体系。表明数可推道而不能尽道，道、无、体是不可计算的。
该模型体系具有极大普遍性和包容性，且不易证伪。笔者认为，形上之道不可证伪，形下之器物及其经验容易证伪，不易证伪正是“形而中”的特征。这或许正是中华科学体系在其长期的生成发展中，为何虽有扩充、有修正、有推进，但其基本模式不变，即未曾发生根本性规范转换的原因之一。
8、 中华科学这一独特模型体系为其各具体学科提供了统一的规范体系。由此可自然推出或解释中国传统科学体系的许多特征。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的许多疑问亦可豁然开朗。
目前，对中华传统科学的研究有两大误区：一是将中华科学的基本模型体系看作形而上的假解释、“伪科学”而完全屏弃，并由此断定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无科学；二是按西方科学模式和方法，将中华科学的基本模型体系看作形而下实体性的物质结构进行研究，或按西方传统科学方法界定，改造中华科学的基本模型体系，试图将之纳入西方机械论模式，其结果难免削足适履，由此对中华科学的批评，亦多与之不相应。
鉴于以上理由，笔者将中华科学基本模型体系的特质强名之为“形而中”。试图抛砖引玉，引起有识之士的充分重视和注意，并希望能突出中华科学的特质，加强有关方面的专门研究和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经典科学是机械论的胜利。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化和科学受到从未有过的强烈冲击，目前，除了中医，中国传统科学几乎全部被西学取代。但中国文化与科学至今却并不能归属、同化于西方文化与科学，这或许正由于中西文化与科学本偏重于人类本性与能力的不同方面，乃属于两种不同层面，不同发展方向的文化与科学。
历史带给中华科学的一个新的契机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已发生一系列科学革命，并正在由原子论和机械论转向整体论、有机论和生成论，中西文化与科学正出现新的综合互补趋势。一向注重生命、注重生成演变，善于整体把握的中华文化与科学是否可能再度激发出再生的原创力？能否容摄西方科学，完成其现代转型？能否找到中西科学真正会通与创新之路，再度贡献于人类科学的今天和明天？这不仅关系到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文化发展的前途，同时也是对其本身基本原理和规律的一个“判决性”检验。
二、中华科学体系及其历史发展
中西文化与科学自轴心文明始，便已开始分叉。以西方科学标准为唯一划界和评判标准，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武断的，不符历史事实的；同样，认为中国古代只有高度发达的技术，没有相应的科学体系也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没有基础科学就没有应用科学，也就没有相应的工程、技术。无源即无流，李政道将三者关系比喻为水、鱼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普遍规律。1
笔者认为，中华科学技术有其独特的体系。中华科学技术体系的生成发展亦有其自身的因缘、历史、及内在的规律。迄今，其发展的脉络大致是：
1、 蕴育诞生期： 春秋战国
2、 规范确定期： 两汉
3、 理论发展期： 魏晋 → 隋唐
4、 高峰期： 宋
5、 实用期： 明
6、 衰落期： 清
这是一大周期。
追根溯源，中国文化和科学的源头都在周易。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说：“提倡科学只言实验言证据，尚为不够，故在中国提倡墨子，在美国求灵杜威，以求科学之有成，似皆不可能。其必经之路当追踪于周易一支。周易一支所蕴藏者除玄学与道德哲学外尚有1）数理的，2）物理的，3）纯客观（即道观或物观）三观点，这三种成分结合起来，即能有科学。”2
周易成书于西周初年。轴心文明期正值中国春秋时期，中国文化与古希腊、古印度及希伯来文化一样，开始从对命运的关切走向对境界的追求。3 从而在根本上确定了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与价值取向。
笔者认为，从科学史的角度，春秋战国也正是易经从巫术走向科学的转型期。这一转型的关节点在《易传》。《易传》乃中国最古老的自然哲学，它通过对易经的诠释，赋予易经以新的文化的、哲学的与科学的意义。《易传》第一次从普遍的宇宙规律的角度来理解自然，理解命运，从价值意义来理解人生。第一次明确阐明了中国人的自然观。 “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科学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规范的哲学基础。”4 并规定了中国科学的基本范畴。从而使易经从单纯的筮书而成为人们借以洞察和把握宇宙万物生成演变普遍规律的基本模型和运演符号系统。
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派的学者们，融会了从古代历律学、天文学、地理学中的五行说与医学阴阳学说（黄帝四经），建立统一的阴阳五行学说，使之成为更为实用的古代科学模型。至汉，阴阳五行说纳入易学，形成汉易“象数学”的独特体系。易经、阴阳五行，加上干支记时法，融为一体，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最基本原则，以阴阳五行为基本的功能性结构实用模型，周易为运演符号系统，整合为普适的关于宇宙万物生成演变之统一的象征性模型，为中国古代科学各学科的确立准备了条件。
随着中华科学这一独特的基本模型和运演体系的形成，中国科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天学、数学、中医药学、农学等相继在两汉时期创立，大致情况简列如下：
1、 天学：西汉论天三家：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确立了中国天学宇宙论；
张衡关于宇宙生成演化的三阶段说，天球理论及其所创造的浑仪、浑象，奠定了中国天学基本理论和天文观测的基本规范和体系；
秦颛顼历、汉太初历，标志与天学密切相关的中国历法的基本框架亦已形成。
2、数学：汉，《九章算术》的问世确立我国以筹算为工具，以数论与算法为特色的数学
基本体系。
3、医药学：战国至汉已形成如下较完整而成熟的规范体系：
战国时期《黄帝内经》，奠定我国中医理论体系；
秦汉《神农本草经》，奠定中药及药物分类学基本理论和体系；
汉，张仲景《伤汉杂病论》，以辨证论治原则，确立中医临床医学（即治疗学）基本理论和体系；
汉，华佗，代表了中医外科、麻醉术、医疗体育（导引）的基本特色和水平。
4、 农学：所存《汜胜之书》，表明我国古代农书传统作物栽培论的理论基础已形成。
中华科学的理论性学科以天文、数学为主干，包括乐律、历法等。
经验性的实用学科以中医药学、农学为主干，包括星象、炼丹、地学、建筑学等等。
（社会科学暂不论及）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科学具有独特的“气象学”特色。
譬如：中国天学：实际为“天象学”与“星象学”，以及关于天“气”的“气象学”。
又如：象数学：是关于“象”的数学。所谓“气数”，即气的数。
尤其是中医基本理论，此特色最为明显：
中医的“藏象学说”即关于人体脏腑的“气象学” （所谓“内藏外象”，“藏”谓内藏，隐藏，象则为形象，外象。藏象实际上是关于人体的象征性功能模型。根据阴成形，阳化气，脏腑乃由气之凝聚所生，且“各以气命其脏，”即根据五行之气命名脏腑，因此中医所谓脏腑并非西医解剖学意义上的“血肉的五脏”。而人体之五行，是指人体这个整体中以功能相相似而联系起来的各子系统。中医是以“气变”与阴阳五行的生克关系来解释病因、病情的。）
中医的“经络学说”，可谓关于人整体生命的“气血运行”学说。（“经络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筋骨，利关节者也。”《灵枢本脏》）
在中华科学体系中，“象”，不仅仅指外在的现象。所谓“易有内象，理数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变者也。”5 因此象有卦象、物象、意象、取象等多层涵义。
中国古代技术具有艺术审美特色，故称技艺，中国古代具有较发达的技术，已为共识，此不详论。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中华科学的“形而中”模型为中国科学之根源，还在于它为中国古代技术提供了基本的技术规范，所谓“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该模型具有指导或转化为技术的作用，人们可根据卦象制造器物，所谓“象事知器”。因此，自古以来“以制器者尚其象。” 而“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其技术的艺术特色可能多源于道家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工程，处处体现了中华科学的特色与水平，其中都江堰、灵渠乃是古代最富整体生态思想的系统工程。
两千多年来，中华科学随着其形而上学基础（以道家思想为主）以及以周易为核心的基本模型体系的发展而发展，兴衰而兴衰，大致如下：
魏晋玄学深化了老庄和周易之义理，故推动了中华科学的理论研究，带来中华科学史上第一次高峰；
宋明理学进一步发展了道家思想与易学数理，而中华科学的数理理论亦随之发展，带来中华科学史上第二次高峰；
明中叶后注重“格物致知”，中华实用科学硕果累累，可谓第三次高峰，6但同时其理论性学科却趋于衰落，首先是天学与数学开始衰落，由于种种原因（本文暂不讨论科学外之原因）至明末，中国天文官体系已非常腐败，中国已无几人能看懂当时古人的典籍了。
显然，中华科学与孕育生成它的基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我们摒弃中华科学的基本模型与符号体系 —— 这一在中国历史中实际上已成为各科学学科的基础或根源，那么，中国传统科学必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更无所谓体系。
三、中西科学差异与互补
中华科学在十五世纪前曾遥遥领先于世界，而近代以来却远远落后于西方，至今留下了令人困惑而众说纷纭的“李约瑟难题”。
毋庸讳言，自晚明始，中国文化与科学的生命之源即趋衰微，并遇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中国学人几度会通的努力皆未获成功，以致人们认为中国本土没有科学，即便有，也是落后的，应该被淘汰、消解。
笔者将鸦片战争迄今，看作中华科学衰微而再次蕴育重建期，我们对其前途无需悲观，也不容轻易乐观，一切都必须接受历史实践的直接检验，并有待于有志中国文化与科学的学人们的不懈努力。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重建和原创力的复苏，好比一种文化生命的再生，无疑需要几代人的心血。我们不能不“翻上来从根上滋生我们的指导观念”，并试图由此疏导出中华科学的基本精神，以重建中国特有的关于科学知识的学问体系。因此我们今天不能不“从洪荒起步”，正本清源，正科学之本，清历史之源。
而一切文化的对话、交流也都是同层次的，只有识己之本，才能知人之本。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立足于中华科学本身的历史事实，以多元文化并存的眼光来审视，以人类未来科学的发展为参照，那么，显然，中华传统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是异质而互补的。
西方近代科学是基于机械论的“器物学”，以“心物二分“为前提，要求人遵循作为机械的大自然之规律，战胜自然、征服自然，以达人类为中心的功利目的。它短于对生命和整体的把握，而长于分析和机械制造。可谓“精于质测而拙于通几。”
中华科学是基于生成论的“气象学”，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要求人遵循作为生命的大自然的规律，寻求人与自然之和谐，以合乎自然之大道为最高的德（天之德，大德，玄德），利物厚生，以包括人在内的整个宇宙之生生不已为目的。显然，中华科学的领先是在生命和整体把握方面，而其落后是在机械的器物制造方面。可谓“善于通几而疏于质测。”
“中国在丝毫未受欧洲影响的情况下，完全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因而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优点和缺点。”7中华科学在近代的落伍，究其根本原因，不是被证伪，而是被打败，被西方的器物——“船坚炮利”打败。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科学在所有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科学。
笔者认为：中西文化与科学恰似太极的两仪，此消彼长，此短彼长。尽管今天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开不出西方式的科学，同样，从西方文化传统中也开不出中国式的科学。但二者却可能通过对话、互释和会通，取长补短，殊途同归。
科学史的发展必将证明，中国古代科学的“整体论”、“生成论”传统，同古希腊与西方近代科学的“原子论”、“机械论”传统在形成一个完善的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是同样必要和重要的！
正如著名科学史家萨特所说：“西方与东方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我们忽视了任何一方面都会失去正确的观察判断能力 —— 在任何情况下，若不同时考虑双方（东方与西方，科学与学术），都同样意味着精神智力的畸形和缺陷。”8
问题是，我们“应该训练科学史家，使他们能够用过去的语言解释现代科学，以现代的语言说明过去的科学 。”9
面对今天全球化，世界化的潮流，我们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应该“以人类全部历史和整个地球为背景，来观察东西文化的关系，这样才能看出两大文化体系相对消长、互相学习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西方文化，了解东方文化，了解中国文化。我们才能在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情况下，准确地给西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给东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确定我们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准确地预见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10
总之，我们只有从世界多元文化不同形态的科学及其生成演变的历史长河中，才可能找到真正全人类科学生成发展的共同规律，也才可能使科学的发展从自发走向自觉。
参考文献：
1、参见李政道：《物理的挑战》（上） 科技日报 2001年10月31日
2、牟宗三：《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文津出版社 自序一，P2 1988年版
3、参见黄克剑：《黄克剑自选集》中：《从命运到境界》《孔子之生命情调与儒家立教之原始》 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3年版
4、董光璧：《易经科学史纲》，武汉出版社 P7 1993年版
5、见[宋] 邵雍：《黄极经世书》中“后天周易理数第六” 1990年版
6、参见：董光璧：《易经科学史纲》第五章“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 P179-235
7、、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 ，P2 1996年版
8、、萨顿《科学的生命》 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P146
9、、同上P147
10、季羡林：《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总序 江西人民出版社 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