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萝莉重置版兰庭:美国学位造假：神奇的骗子与神奇的傻子

   这是个重视文凭的年代。文凭是谋生的工具，是身份的象征，是升迁的手段，人人都需要文凭，没有了文凭，几乎寸步难行。而象任何一种商品一样，需求旺盛了，市场就会繁荣。所以很长时间里，国内的文凭工业始终是一个不错的朝阳产业，其成本低廉，投资简单，只需要一个公章，哪怕是自己私刻的公章，往马路边随便一蹲便可以投产赚钱了。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卖文凭甚至比卖买毒品都赚钱，且不存在丝毫的风险。而这个产业另一个迷人之处是与文化的牵连，即使街边卖文凭的人都比卖黄碟的人更象文化人，其气质与品位的高贵几乎可与教授们相媲美。如此高尚且赚钱的产业，怎能不吸引越来越多的高端人士从业呢？  

   于是连从不相信骗子的美国人也终于克制不住参与进来了。这是美国北达科他州一所野鸡学校，名叫狄克森州立大学，类似国内众多的职业技术学院或者D校之类的学校。从2003年起，该校以国际课程的名义招收了一大批中国人，进行着所谓的正式培训。而最近的检查发现，这些学生根本就是混了张文凭，既不需要必要的资格认证，也不需要完成相关的课程。只要钱到账了，随便混一两个学期便可以拿到美国人的毕业证。 

   在人们的印象中，美国人在不少领域都是中国人的师父，而唯独造假这个行业，美国人是绝对的徒弟。作为中国人造假事业的徒弟，本来是不可能骗过师父的，但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中国数十所高校的师父们竟然眼睁睁地被美国的徒弟们欺骗了，而且一骗就是数年。这可太让中国的骗子师父们蒙羞了。 

   而仔细思考其中的细节会发现，那些精通骗术的师父们，也绝不是真正的傻子。既然跟着师父们学习了骗术，美国人必然深知师父们看家的本领。他们不但跟着师父们学了骗术，更会了解师父们心中的渴求，那便是一张美国人的文凭。师父们不需要真文凭，真文凭需要真正的知识与智慧，而师父们只有骗人的知识和智慧，因此一张假文凭对师父们已经足够。凭借这张假文凭，师父们足以走遍神州，那是张骗子专用的通行证。

    在一个骗子横行的时代里，行骗不可怕，而可怕的是骗子们已经没有了廉耻。事件公布后，美国的副校长辞职了，而教育、商业及应用科学学院院长甚至开枪自尽了。这事件在美国社会骇人听闻，整个社会整所学校感到耻辱，相关的责任人甚至以自残的方式向社会谢了罪。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我们伟大的国度，那几十个学校的校长们，那数百个拿了注水文凭的学生们，却迅速躲到了角落里装糊涂。你不知道究竟谁是真正幕后的黑手。 

   方鸿渐花了30美元买了张“克莱登大学”的文凭，唐骏花了300美元买了张“西太平洋大学”的文凭，几百个中国人花了3000美元买了张“狄克森州立大学”的文凭。他们纷纷当了教授，做了名人，甚至当了领导干部。一群傻子买了廉价的假文凭变成了骗子，他们欺骗社会欺骗P民欺骗所有的其他人，最终得到了社会最肥美的资源。而那些老老实实通过高考通过研考寒窗数载才拿了文凭的中国学子们，却成了真正的傻子。他们被领导被代表被教育，似乎永远是一群需要管理需要代表需要教育的人。这真是个神奇的时代，形形色色的骗子们神奇，各种各样的傻子们也神奇，而最终傻子们也会成为骗子，继续演绎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故事。

====================================钱锺书的学位之谜===================================
在钱锺书的名作《围城》里面，男主人公方鸿渐出洋留学，四年中倒换了三所大学﹑伦敦﹑巴黎﹑柏林，最后却拿回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当然是买的。钱锺书在此书中还妙论文凭的作用：“这一张文凭，仿佛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避丑；小小的一片纸可以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十分之俏皮！

后来方鸿渐与唐晓芙的恋爱关系告吹时，唐晓芙曾不无讽刺地质问他说：“据说方先生在欧洲念书，得到过美国学位---”方鸿渐自然是灰头土脸的，假文凭成了他人生永远无法排除的隐痛。

钱锺书笔下的时代已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克莱登大学”现象却没有走入历史的记忆，现在已经成了假文凭的代名词。当今社会上，拥有“克莱登大学”文凭的人太多了，方鸿渐如还在世，就不必太自责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对假文凭极尽嘲讽之能事的钱锺书，也曾闹过学位风波。钱锺书留学牛津大学，究竟得了什么学位呢？曾是令人费解的一个谜。

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钱钟书在牛津所获的学位是“副博士”，其实错了。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女士在其《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描绘其丈夫时，曾经写道：“1935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1937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后来，一些钱锺书的传记便跟着这么说，不知何故，钱钟书本人也没有予以纠正，是缪种得以流传。
　　
但是，很快便有学者指出，B.Litt是文学学士，而不是“副博士”。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张文江在《钱锺书传》中指出：“这一学位即高级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相当。”但这一说法没有被采用，有关钱锺书的传记依然沿袭“副博士”的讲法。
　　
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洪岩和大连市图书馆的范旭仑合著出版《为钱锺书声辩》一书，为钱钟书文凭一事提出了以下过硬的证据：第一，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在家谱中说儿子获得的是“文学士学位”。第二，美国学者夏志清在《重会钱锺书纪实》中也说钱锺书拿的是文学士(B.Litt.)学位。第三，黄延复《钱锺书在清华》一文说，钱锺书于1938年11月与华罗庚一起被聘为清华教授，当时都没有博士头衔。第四，“副博士”原本是苏联设置的一种学位，英国的牛津大学不可能颁发。第五，在牛津大学获得B.Litt的还另有人在，却承认这只是“文学士（B.Litt.）学位”。
　　
治学精细入微的李洪岩和范旭仑的这些“考证”自然是无懈可击的，澄清了长期以来对钱锺书文凭的误传。钱锺书逝世后，新华社于1998年12月20日发的电讯，在讲到钱锺书牛津留学一事时，只说“获B.Litt.（Oxon）学位”，没有给出相应的中文译名，已经含蓄地进行了纠正。

《人民日报》2001年9月27日的第12版发了署名刘江的文章《“好读书”和杨绛》，文章说，关于已故学术大师钱锺书在英国牛津大学所获得的学位，钱锺书的夫人杨绛最近亲自出来公开予以澄清，指出并非民间所传的副博士，而是学士学位。据该文报道，2001年9月7日，杨绛向清华大学捐献自己和钱锺书的稿费，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仪式进行当中，主持人介绍钱锺书先生的生平，提到他曾获得过牛津大学文学副博士学位，杨绛先生坦然而又坚决地纠正说：“不是副博士，是学士学位。”
　　
杨绛的这一公开澄清，终于为钱锺书所获学位到底为何的争论画上了句号。（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