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喝酒图片:洪峰：无法隐居

洪峰：无法隐居

作家皮皮说，洪峰并非真喜欢孤独，他只是在张开说话时，发现与这个空间嗡嗡轰响的格格不入。

洪峰：无法隐居

                                  上图为洪峰（左）与本文作者

本刊记者/刘炎迅(发自云南会泽)

要不是被打，这个农历年，洪峰的计划是带着家人去深山里，过几天人迹罕至的生活，感觉那样才是彻底的放松。洪峰说，从小到大，他看了太多人群里的危险，常常最熟悉的人，一转脸就陌生得可怕。

只要“关系”存在，恐惧就难以磨灭。所以，离群索居有时是安全的。

2012年1月22日下午，洪峰在云南省会泽市马武村自己的家里被打，导致三根肋骨骨折，医生说，其中一根断骨再深一点，就会插入肺中，人会没命。

事情过去多日，警方还在调查中，原因莫衷一是。

洪峰的博客叫“珞妮山庄”，标题处写着一句话：“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佑他们脱离邪恶者。”这是《新约全书·约翰福音》里的句子。

（小）不想做江湖人

洪峰穿着红白相间的毛衣，坐在窗口的阳光下抽烟，头发有些蓬乱。作家皮皮对洪峰喜欢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映像深刻，她说，有几次甚至以为洪峰穿着女式衣服。

不过，自从2008年在马武村定居后，洪峰更习惯穿黑色的外套了，袖口磨破了，就补上两片当地的红色绣花。

他身体一直很好，这次被打住院，是他仅有的一次病床经历，当身患糖尿病的马原远道来探望时，他甚至调侃：“怎么也没想到，你头一回来，我用这么洁白的环境迎接你。”

洪峰原名赵洪峰，十多年前，他和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并称为中国文学界的先锋派五虎将。被打后，马原很快打来电话，之后从海口飞过来探望。余华因出国在即，无法赶来，托马原带来一句话：“大概是2009年9月，洪峰打来电话，描述他在云南会泽与世无争的生活，让我觉得他生活在世外桃源，今天看到洪峰被打断三根肋骨的新闻，才醒悟过来如今的世外桃源也有村长。”

多年来，洪峰和这些老友接触并不多。老友都还在局里。但他说，他不喜欢那个局。

1988年，洪峰和马原、余华、莫言、刘震云等一批日后知名作家一起，到鲁迅文学院读书，洪峰和余华爱玩儿，跑到当时还叫北京广播学院的中国传媒大学去跟学生喝咖啡。但是转年春天，一切开始变了，到那年夏天，大家都爱上街，洪峰没有。

“我就自己一个人待着在屋里读书。”他说，他不认可那些东西，“我从来不干自己不欣赏的事情。”

班里的同学相处久了，对他也了解，没人责怪他，或者排斥他。但学校里短训班的外地学生，开始憎恨他，见面也不称他为“老师”。 

他后来担任过沈阳作协副主席，但很快就辞职。

“作家协会也好，文联也好，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准官方组织，它里面的糟糕度甚至比政府机关还要严重。”洪峰说，作协好多会议都和写作无关，学习党的文件也要开会，“那哪儿是作家协会应该干的事儿啊。”

洪峰自己也清楚，这种回避和寻找局外人的状态，不停被误解，其结果是，圈内的很多人选择与他保持距离，于是，他逐渐从主流平台上消失。他从不否认，是自己推动了自己的消失。

如今，在洪峰博客里，只有两大主题，一个是足球，一个是藏獒。

写作这些年，真正帮他挣钱的，不是小说，而是足球评论，有多少字也没统计过，都是即时即兴，他自己认为也没有什么保留价值，直到一个编辑要给他出本书。洪峰的原名叫《一个球迷对中国足球的述说》，被改成了《中国足球梦难圆》。这本书挣了很多钱，直到现在，隔三差五就有转载的稿费寄来。

他本不是足球圈内人，作为局外人，说些个人的看法，被人看重，无意间就入了局。

局内和局外，洪峰常常是个被动式。

（小）一种恐惧

洪峰说，他常常感到一种恐惧。许多感受或许来自童年的阴影。

年三十，父母亲去革命了，洪峰和哥哥听有人在推他们的墙，实际上是很远的地方在放鞭炮。他记得哥搬一张桌子还搭上把小椅子，他在底下扶着，哥哥拿把斧子往窗外看。

他父亲那时是县里炼铁厂厂长，被批斗那天，洪峰看到办公室主任，这个平日和蔼的叔叔，一反常态地瞪他一眼，骂了句：“小崽子！”

小学同学的爸爸是教育局局长，被关起来后，他们俩去看守所看他爸爸，趴窗户上看，同学爸爸被带子吊着，被打到没有人声。

少年洪峰亲眼看枪毙。一个长春来插队的知青，从车上拉下来，执行的指挥员拿小红旗往地上一撂，就看那脑壳飞起来一块，阳光下的血像雾一样喷起来，然后听见枪响了。

当他成了一个很成熟的作家后，就相信俄罗斯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所说：“对生活，对周围一切的诗意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 

但他童年的馈赠却是恶梦。“总梦见我哥哥打架打不过我，我可以把他摁倒，但是我手足无措舍不得打他，他把我翻过来后，逮啥拿啥打我。”

童年经历让洪峰敏感而脆弱，从而对朋友、感情特别在乎，“就是怕失去，怕背叛、怕伤害。”

这种性格，影响洪峰和整个文学圈子的交往，比如他特别不愿意主动召集或者被动参加自己作品的研讨会，怕别人和他谈对书的理解，说好话他受不了，说坏话他也受不了。“我是担心会产生冲突。”洪峰说。所以，不少人觉得洪峰“太狂”。

“我内心里喜欢的生活就是眼下的生活。”洪峰望着院子里几只藏獒，还有自种的草莓，神情淡然，“就是你有效地躲避不得不进行的一些交往，也躲避可能的伤害。当你不交往的时候伤害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其实就达到了某种相对的安全感。”

隐居在西南一隅，洪峰希望不再卷入任何圈子，也希望别人忘记他。

（小）马武村

2008年，洪峰正式到会泽定居。他给自己和家人建了一座“城堡”，起名珞妮山庄（珞妮后来成为他女儿的名字）。他要坚固，用最高标号水泥，墙壁也更厚一块砖。做个局外人，他要有自己的世界，坚固城堡必不可少，骨子里对人际间的复杂和可能的紧张，需要自我隔离的安全感。

洪峰对陌生的乡村生活并不能适应。他已年近半百，依然害怕冲突，本能地渴望与人群远隔。甚至与妻子蒋燕的家人，他也觉得格格不入。

有时，他正在那儿专心的写东西，老岳父会“像幽灵一样飘进来”，把一个暖壶放桌子上，把他吓得，“一瞬间要死了”。之后，整个思路都没了。

时不时就会发生争吵，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是不是要在两家院子中间的墙上开个门。这让他有些悲哀。

村里人只知道老蒋家大姑娘找了一个老头，是大城市来的，好像说是写书的，但没人和他交谈过几句。有人来串门，都是在一楼堂屋，洪峰很自觉地上楼了。他听不懂方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听不懂你们说话，你们也听不懂我。”洪峰说，“就是局外人了。”

这个有5000多居民的村子，离县城只有6公里，人均农业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一年之中，除了家人，洪峰在这里遇见最多的人，就是村支书吕昌贵，但说话也不过两三次。吕昌贵是复员转业军人，1985年从西藏回来就在村里做农科员，是村里仅有几个会说普通话的人。洪峰一直很想和他处好，他明白，即便在这里做个局外人，也免不了要和村人打交道，吕昌贵无疑是个关键。

村里人真正知道洪峰的名字，是几年前，洪峰参与村里修路，很多媒体来采访。洪峰和记者们说，让吕昌贵多出镜。

洪峰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努力换来一种“能够感觉的安静”。以前海岩有本小说叫《平淡生活》），但洪峰觉得，“平常”生活才是关键。平常的生活不平淡，非常的丰富，这种局外人的丰富，它包括来自于你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

当妻子蒋菩的癌症手术成功，他们在马武村建起了珞妮山庄，小女儿珞妮也出生了，日子显得平常而安静，洪峰一度感觉，这么多年的不顺和纠结，差不多该了结了。

“我有十足的能力去控制生活本身了。”洪峰说。

（小）脆弱的山庄

但是，这次被打，让一切再次幻灭起来。

你想要的生活不可控制。洪峰说。

有一天吕昌贵请洪峰和蒋燕到家里吃饭，大家坐在昏暗的堂屋里边吃边聊，吕昌贵地头抽着水烟筒，高度近视的洪峰看不清他的脸，酒过三巡，这个东北人想和马武村的吕昌贵支书掏心窝子，他说，做村官的，最基层，有些钱不能拿，凡事就怕认真二字，真要查起来，是逃不了的。然后东北人洪峰继续说，前阵子，有村人来他家，带来一些材料，指控吕昌贵有经济问题，想让他出头。

洪峰事后回忆，那会儿吕昌贵始终低着头抽烟，看不清脸。

1月22日这天，当一干人来他家门口时，洪峰听到了这么句话在人群里翻滚：“什么作家，狗屁，还想管我们家的事，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这次纠纷，表面上是因为土地租金，实质上，有洪峰的“恐惧”在作祟，也有他的“轴”在起作用。洪峰是个认死理的人，他认为自己已经通知村委会可以收回那块地，村委会没有收，后面的事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是他的岳父在耕种，也不应由他来交纳租金。

这其实和2006年底那次引起全国讨论的“乞讨事件”异曲同工。当年，为了向沈阳市文化局索要被拖欠的工资，他在沈阳街头挂牌实名乞讨，引发热议。

他实际不在乎那些钱，只要求文化局信守承诺。事后，文化局不仅补发了拖欠的工资，为了表明姿态，还预支了两个月的工资。但没过多久，洪峰退出了沈阳作协和辽宁作协。

那天被打之前，洪峰还在电脑里面写歌词。会泽政府多年来希望有一首会泽的歌能在全国唱红，一直未果。洪峰在马武村住下后，决定揽下这个活儿。他的想法很简单，若能给地方出点力，我这儿生活也更顺畅些。再一次，他试图通过和局内人打好关系，来保全完整的局外人的幸福生活。

“我们个人力量的弱小，要想与世无争，首先的和世界和解。”洪峰说，面对强大力量的时候，他还在努力做，但同时，内心却又非常难受。

（小）迷惑与退缩

事实上，这种努力合解的过程，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

史铁生和洪峰是多年好友。前者曾在文章里说过，洪峰写的不是小说，是参悟一种生死。那还是1980年代最后几年，洪峰还不满30岁，刚刚成名，如日中天。

文革后，他在恢复高考那一年就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至白城市师范专业学校任中文教师，不久就通过投稿正式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他们叫他岁儿》。这时，他24岁。之后几年，他的文学创作道路可谓一帆风顺，先是从学校调入吉林省作协杂志《作家》任编辑，之后破格晋升副编审，其间又连续发表了几部叫好的作品。

但洪峰却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几年，是他最为痛苦不堪的日子，看到太多的纷争、无力、暴力和死亡，他对生命有一种怯弱的退让感和失望感。

他不愿参与文学以外的生活，甚至也不愿参与文学界的活动。“文学其实是很个人的事情，”他说，“不会对国家和别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选择退缩到自己的小世界以后，他说他的精神，病了。

儿子刚刚降生，他却总梦到刚出生的儿子被大铁钉扎死，在地震中被压死。他还得了幽闭恐惧症，在屋子里面坐着突然墙壁就压过来了，“我就到处跑、到处跑”。

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幻想不可述说》，说海明威那样自杀，是人在上帝面前拿回尊严的最后一种方式；他还在写《和平年代》，精神疾患得到康复的主人公段和平，和他的女朋友从精神病院出来，路过工地时，却被一根钢钉突然砸死了。

洪峰说，偶尔死去，这种生命终结将是最干净的，也是最好的。那几年，坐飞机时起落架“咔”一落地，他就失望了，因为没事了，安全了。

想要的是什么生活呢？洪峰自己也迷惑。

无法合解，无法解决，无法抹去的焦躁和困惑，他选择了结束婚姻，以逃避儿子降生带来的无所适从的处境。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当有女人以很快的频率说话时，他还会失聪或幻视。

他不能接受心理治疗，因为他无法相信心理医生。“我努力自己去调整，最后成功地调整出来了。”

后来朋友劝他再婚，他说，希望那个女人，不懂汉语，最好是不会说话。一个朋友听了后开玩笑说，哑巴不行，你怕声音，但哑巴干什么事儿，却往往都是声音巨大。

这也是洪峰最后与蒋燕结婚的原因。蒋燕比他小29岁，二人通过网络聊天相识。最终“曝光”见面那天，洪峰呆了半晌，说：你怎么那么丑？蒋燕回：你怎么那么老？

洪峰一度也被视为花花公子，但蒋燕给他的感觉不一样，“这个姑娘没那么多事儿，安静。”

安静的生活没能持续多久。蒋燕罹患癌症，“乞讨风波”，以及此次“被打事件”，洪峰为自己营造的小世界时时被打破。有人感叹，洪峰的命运如此多艰，他自己却觉得，这都是命中注定。

大风连着吹几天，山上的花就该吹开了。会泽这天阳光很好。除了那些花，城堡一般坚固的山庄也浸在大风里，落地塑钢窗哗哗响，让人担心随时会在风里飞出去，这些通往外部的出口，是自我坚固中最脆弱之处。

洪峰坐在临窗的藤椅上，抽着烟，望着窗外青山，“你本来以为你是与世无争的，但突然发现，不仅仅与世有争了，而且似乎说是因为你而起的。”

作家皮皮说，洪峰并非真喜欢孤独，他只是在张开说话时，发现与这个空间嗡嗡轰响的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