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烟尼古丁6mg高吗:法国与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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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不止是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而且还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战争期间,美、西、荷、葡等资本主义国家都密切注视这场战争的动向,作为英国的邻居、同时也为西方大国之一的法国也不例外,频频派遣使团来华,调整对华政策。本文利用法文档案和相关文献资料,对鸦片战争时期法国政府的动向作一比较系统的考察,具体揭示这一时期法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以说明拉萼尼使团的来华、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以及有关教务的谈判,标志着法国的对华政策实现了从窥视到加入侵华行列的转变,法国在近代中国的地位由此确立,这对后来的法国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作为一个欧洲大国,法国与西、葡、荷、英等欧洲国家一样,也在明末清初之际与中国建立了联系。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正式以法国政府名义,派遣白晋(Joachim Bouvet)、张诚(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等5名耶稣会士来华;法国的商船也于1660年第一次来广东贸易。然而,直至1840年中英战争爆发,法国在华的势力和影响始终没有什么进展:一则17世纪曾活跃一时的法国传教活动到18世纪20年代发生所谓的“礼仪之争”后即逐渐衰落;二则在对华贸易方面,法国虽作过一些努力,但终因国内政局动荡、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也未能打开局面,来华的商船一年中通常仅1至4艘,且非每年都有。19世纪30年代末随着中英冲突的加剧,法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和检讨它的远东政策,明确表示“法国身处一场世界性运动的中心,绝不能落在他人后面。”[1]
战争爆发前夕,法国驻马尼拉的领事(也是当时法国在远东的惟一领事)巴罗(Théodore-Adolphe Barrot)就对中英冲突加剧可能所产生的后果保持高度的警惕,及时将中国的事态报告本国政府,并建议法国政府在必要的时候派遣军舰到中国海域。1838年1月间他亲自前往澳门和广州考察。事后,他不但写了一份题为《中国之行》的考察报告,而且还要求法国政府将马尼拉领事馆提升为总领事馆,兼管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地的事务。在他的这一建议于1839年7月间被法国政府采纳后,巴罗很快就指派实习领事沙利( Charles-Alexandre Challaye )前往广州,恢复法国驻广州的领事馆,着重搜集中国方面的情报[2]。与此同时,鉴于中国事态的发展,法国国内也出现要求遣使来华的呼声。
1840年中英战争正式爆发后,法国为了解远东局势的变化,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于1841年3月作出决定,派遣远东问题专家真盛意(Dubois de Jancigny)[4]作为国王特使,前往中国及附近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真盛意此行所负使命:一是监视英国在远东的动向,搜集有关中英战争的情报;二是获取有关中国市场和资源的信息,以便为建立法中贸易关系提供参考。真盛意本人对此更是雄心勃勃,表示要“将这次探险迅速推进到白河口,直到长城脚下,以使中国人明白:从现在起,英国在遥远海域所做的一切,法国有一天也会做的,如果它的政治和商业利益要求在那里飘扬它的国旗的话”[5]。
对真盛意此次的远东之行,法国政府各有关部门都十分重视,极力予以支持:农业商业部专门为真提供有关法国商业利益方面所需要的内容,并为他配备一名得力助手昌时忌(Henri de Chonski),着重负责搜集工商情报;同时,该部部长居宁-格列丹纳(Cunin-Gridaine)还向外长基佐建议,在暹罗湾或交趾支那海岸谋取一个合适的、可靠的基地,以便与附近的中国海域地区建立更密切的贸易关系[6]。海军部则派出一艘大型驱逐舰“埃里戈纳”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水神”号负责护送。“埃里戈纳”号由海军上校士思利(Jean-Baptiste Thomas Médée Cécille)[7]指挥,装备有46门大炮,400名水手。后应外交部的要求,海军部又派出护卫舰“宠妃”号,由海军少校巴日(Théogène Fran?ois Page)指挥,该船在完成考察波斯湾和阿拉伯湾的任务后,即赴中国海域,协助真盛意完成使命[8] 。
真盛意一行于
到中国后,真盛意和舰长士思利各行其是,矛盾很大,都想在法国打开中国门户方面邀取头功,他们的活动远远超出法国政府授权的范围。士思利在1842年2月初擅自与中国官员靖逆将军奕山、两广总督祁等在潘仕成的乡村府邸举行秘密会谈。为避免外交礼节方面出现不愉快的争执,双方的代表均坐在一张圆桌的周围。会谈中,士思利首先对中英战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指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想要抵御英国人的强大攻势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朋友很少。如果俄国、美国或法国与英国处于战争状态,那么他们就会向中国提供武器和兵力,中国也就有救了。然而,目前英国与这些国家都相处得很好,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此,他劝说清政府“要尽早求和,因为你们越是等待,英国人就会越苛求”[11]。对于清朝官员提出的关于法国是否愿意出面干预或居间调停的问题,士思利表示这需要中国派遣使者去法国,向法国国王提出正式要求。除就中英战争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外,士思利还乘机向清朝官员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求中国方面取消对法国商船所征收的特别税,二是请求释放一位遭流放的中国教徒。一直到会谈临结束时,士思利才向清朝官员婉转地透露,有关中法两国的关系问题可与法王派来的特使联系。
清朝官员为摸清法方的来意, 又派人与真盛意联系。经过安排,双方代表于
就本人目前所看到的中法文资料来看,士思利和真盛意与清朝官员的会谈应该说是由中方主动联系和安排的。但即便如此,根据法国政府的授权,无论是士思利还是真盛意,他们都无权以法国的名义与中方谈判;而在与中方的会谈中,他们俩都只字不提自己的真实身份,虽不备国书,仍俨然以法国的谈判代表自据。就此来说,两次的会谈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士思利和真盛意利用了清朝官员当时对外交惯例的无知。事实上,士思利和真盛意本人对他们的身份和使命是十分清楚的,在与清朝官员会谈之后,他们就分别乘船北上,执行他们的任务,追踪中英战争的最新发展。
(二)
如前所述,当1841年3月法国政府派真盛意特使来华时,目的是要考察中英战争的现状和可能产生的后果,以便为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提供依据。然而,真盛意使团到中国半年后中英战争即告结束,于
“埃里戈纳”号的舰长士思利2月初在广州与清朝官员会谈后,即于
在为法国谋取在华利益方面,真盛意也不甘落后于他的同伴。他在广州与清朝官员会谈后,于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法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个新的举措,于
上述士思利、真盛意和拉第蒙冬的活动,虽然各行其是,甚至彼此不和,但他们的目的又完全是一致的,都试图与清朝政府缔结一个与中英南京条约类似的协定,以便为法国争得与英国相同的特权。再者,他们的活动虽然一定程度上都超出了政府授权的范围,但在实际上却为法国政府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奠定了基础,不但他们所提的一些对华政策和主张后来为法国政府所采纳,而且他们的活动还使当时的清朝官员对中法之间签定条约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而为不久中法较为顺利地签订黄埔条约创造了条件。
(三)
鸦片战争期间,拉萼尼(Lagrené)[27]使团来华是法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和讨论,法国政府终于于1843年冬重新确立它的对华政策,并任命资深外交官拉萼尼执行这一使命。
他指出,最近结束的中英战争和南京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与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法国在中英战争结束后就派出2艘驱逐舰、3艘小型护卫舰前往中国海域,但目前法国在这一地区的贸易与她的武装力量是很不相称的,年贸易额不过200万法郎,远远落后于英国和美国;今后法国商人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一个首要条件就是“保证在那里获得与其竞争者相同的待遇”。为此,在贸易方面与中国谈判并缔结一项与南京条约类似的协定“是必不可少的”。基佐在训令中一再向拉萼尼强调“你的使命不仅要为法国在中国的商业贸易取得同样的权益,而且首先要取得同样的条约保证。”[28]
除要在中国谋求获取商业利益之外,法国也要求分享政治特权。在训令中,基佐指示拉萼尼在谈判中还应向中方提出诸如领事裁判权、战舰停泊通商口岸等政治权利,指出:“尽管你向中国当局提出的只是纯粹商业性的要求,但鉴于香港的割让和南京条约中其它的政治性条款,你也应向中国人提出带有政治性的条款。”[29]
最后,在附加的秘密训令中,基佐还透露了法国在远东的军事要求,指示拉萼尼为法国海军在中国海域和印度洋海域寻找一个合适的基地,以保护和捍卫法国在那里的政治和商业利益。他指出,法国在远东至今还没有一个可供修理船只、补充燃料和安置病人的基地,法国的舰队只能在葡属殖民地澳门或英属香港、西班牙属吕宋等地请求停泊、加油,这对扩大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影响是极为不利的,尤其是在欧洲国家已在该地区拥有各自的基地的情况下。因此,基佐明确表示,法国的旗帜也要在中国的海域飘扬,“正如英国人在香港所做的那样,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海军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为我们的贸易建立一个货栈。”[30]
鉴于拉萼尼所负使命重大,法国政府为他的这次出使配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随拉萼尼出使的有一等秘书拉斐耶侯爵(Le marquis de Ferrière Le Vayer),二等秘书大古伯爵(Le Comte Bernard d’Harcourt);随员蒙热(前任真盛意使团成员)、达拉安德(Fernand Delahante)、拉纪胥子爵(le vicomte de Laguiche)、达郎塔公爵(le duc de Tarente)、查鲁斯(le baron de Charlus)男爵;主事敏体呢(Montigny);翻译加略利(J.M.Callery);医生伊凡(M.Yvan);《辩论日报》记者莱蒙(Xavier Raymond);财政贸易部代表兼海关首席监督伊第埃(Jules Itier),海关雇员兼伊第埃秘书拉沃莱(Charles Lavollée)[31];商业方面的代表有丝织业代表埃德(Isidore Hedde),棉纺业代表奥斯马纳(Auguste Haussmann),毛纺业代表隆铎(Natalis Rondot),巴黎化妆业代表雷纳(Edouard Renard);此外,还有拉萼尼的夫人和两个女儿,总计20人[32]。海军部则派出6艘战舰[33]护送和协助拉萼尼的中国之行。同时,为避免使团内部出现分歧和不和,这次法国政府还吸取以前的教训,明确规定使团的所有成员都应服从拉萼尼一人的指挥,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则由拉萼尼征询海军准将、舰队司令士思利的意见[34]。在作了上述精心安排后,拉萼尼一行于
到了中国之后,拉萼尼除在
在经过一个半多月的精心准备后,10月1、3日拉萼尼才与耆英彼此进行了一次礼节性的互访,
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中法黄埔条约不但重申了中英、中美条约所规定的各种特权,而且还有所扩大,有它自己的特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首次在中外条约的文本中用“皇帝”一词称呼法国的国王,而此前中英南京条约称英国的女王为“君主”,中美望厦条约称美国的总统为“伯理玺天德”。拉萼尼认为,“这可能是中华帝国悠久传统中的首次例外”[38],它的意义在于“使中国人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世界上的一等民族,不是唯一具有强大势力和高度文明的人;要让他们知道,西方也有可以并且应该与中华帝国相提并论的统治者和民族,而且在西方各国关系中,不存在谁先谁后,不作区别对待,更无高低贵贱之分”[39]。2、在有关通商贸易方面作了更有利于西方列强的规定。如第2条对于在沿海走私或在未开放口岸交易的处罚,用“扣押货物、通知领事”的办法来取代中英、中美有关条款中的“没收船只”的规定;在第6条款修改税则方面添加中国政府今后不得随意增加垄断或禁止的货物品种的规定;在第9条添加了一段防止或制止损害自由贸易的内容,规定不得重新建立任何垄断性的洋行[40];第14条对中美望厦条约规定的48小时内船未卸货可不纳吨税的条款加以延伸,规定即使船长打开了他的货舱,但只要在48小时内没有领取卸货牌照,仍可免税离港[41];在第16条添加了对于受损坏的商品减少关税的规定;在第21条添加一条取消搬运夫包揽装卸货物的规定;在第26条规定中国地方当局有义务保护法国在华的建筑物(房屋及货栈)免于被盗、被烧和被毁坏;在第35条规定在12年条约有效期满后只有法方有权提出修约的要求,并明确规定中国不能将别国条约中规定的义务强加于法国领事和侨民;此外,还在税率方面减少丁香、酒和烟的关税。3、在有关领事裁判权和军舰停泊通商口岸问题上作出符合法国需要的解释。根据基佐的指示,考虑到法国一时还没有能力在各通商口岸派驻领事和军舰,以管辖法国的侨民,于是便在《黄埔条约》第4和第5条的有关规定中将中英《南京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规定的领事裁判权和军舰停泊通商口岸由“义务”改为法国单方面的权力,即“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随意执行”,并规定在没有法国领事的情况下,法国的侨民可以求助于其它列强的领事,或直接要求中国的地方当局作出半官方的干预。4、扩大文化侵略特权。在条约第22和24条规定外国人在通商口岸除有建筑医院、教堂和公墓的特权之外,又补充了外国人有建造济贫院和学堂的权利,另外还规定法国神甫享有为其学堂雇佣中国教师,以及教授语言、买卖中文或法文书籍的权利。总之,《黄埔条约》不但是近代中法关系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而且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批不平第条约中最为全面的一个。
除与清朝政府签订条约外,拉萼尼还从会谈一开始就处心积虑要扩大法国在华传教事业,以弥补法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与英国相比所处的劣势,加强法国在中国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拉萼尼使团来华和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以及有关教务的谈判,标志着法国的对华政策实现了从窥视到加入侵华行列的转变。它不但为法国在中国获得了与英、美等国相同的特权,而且还获得了在中国的保教权,从而确立了法国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对后来的法国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 Note sur
[2] Henri Cordier(高第埃),
[3] A.S.Bellé, Programme d’une Mission en Chine , Les 19 mars et 16 avril 1840, Archives du Ministr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ffaires divers politiques, Chine, Volume 1, PP. 2-15.(贝莱:《遣使中国计划》,
[4] 真盛意,1795年生于巴黎,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曾在军队服役,有过一段短暂的戎马生涯,后去了东印度群岛,以海达尔国王副官的身份在那里一直逗留到1829年,1834-1835年负责一个使欧团。他因在《两个世界》杂志上发表一系列关于亚洲的文章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发表的关于英国在印度与中国的文章重要的有:《中国事件》(
[5] Dubois de Jancigny , Note sur
[6] Cunin-Gridaine, le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et du Commerce,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3 avril 1841(农业商业部长居宁-格列丹纳致外长,
[7] 士思利,
[8] L’Amiral Duperré, le Ministre de
[9] Cordier, 前引书,第34页注1;另据澳门出版的《中国丛报》报道,真盛意一行到达澳门的时间为
[10] Cordier , 前引书,第37页。
[11] Cécille au Ministre de
[12] Jancigny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Macao, 15 mai 1842 (真盛意致外长,澳门,
[13] ibid., PP. 67-68.(同上,第67-68页。)
[14] 这次会谈结束后,真盛意和手下人员与潘仕成和中方的翻译人员前后还有4次来往,继续就会谈的内容交换意见,主要是清朝官员就真盛意在会上所提的问题作出答复。Cordier, 前引书,第43-53页。
[15] Cécille au Ministre de
[16] Jancigny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5 septembre 1842 ,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Mémoires et documents, Chine, volume 24, P. 101.(真盛意致外长,
[17] Jancigny à Ki Koung, Macao, le 5 juillet 1843(真盛意致祁,
[18] Projet d’une Convention provisoire entre
[19] Jancigny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31 juillet 1843 (真盛意致外长,
[20] 拉第蒙冬,
[21] Comte de Ratti-Menton à S.A.le Haut Commissaire Impérial (拉第蒙冬致耆英,此信无日期), Cordier,前引书,第92-93页。
[22] Ratti- Menton à Guizot,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Macao, 29 juillet 1843(拉第蒙冬致外长基佐 , 澳门,
[23] 出席此次会谈的法方人员除拉第蒙冬外,有杜伯兰(Fornier-Duplan)舰长、法国驻广州领事馆主事李瓦尔(Rivoire)、8 位军官及其他人;中方有钦差大臣耆英、两广总督祁、广州知府等人,仍在潘仕成的乡村府邸进行。Ratti-Menton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Canton, le 8 septembre 1843(拉第蒙冬致外长, 广州,
[24]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Mémoires et documents, Chine, volume 11, PP. 388-425.(法国外交部档案,回忆录与文件,中国,第11卷,第388-425页。)
[25] Ki-Ying, Haut Commissaire Impérial et Ki-Koung, Vice-Roi de
[26] Journal des Débats, 29 mai 1844.
[27] 拉萼尼,
[28] Instructions du Guizot,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à Lagrené, envoyé extraordinaire et 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 France en Chine, Paris, 9 novembre 1843(外长基佐给法国驻华特使兼全权公使拉萼尼的训令,巴黎,
[29] 同上。
[30] Note Confidentielle, 9 novembre 1843 (秘密训令,
[31] 拉沃莱,(1824-1913),新闻记者、史学家和作家,一生中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论著。他帮助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整理了有关拉萼尼使团的许多资料,1900年发表的France et Chine(《法国与中国》)汇编了部分重要的外交文献,成为后人研究早期中法关系史的一本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32] Charles Lavollée, France et Chine, Paris, 1900, PP.18. (拉沃莱编:《法国与中国》,巴黎,1900年出版, 第18页)。
[33] 6艘战舰分别为:夏尔内上校(Charner)指挥的“美人鱼”号,装备大炮50门;热努伊少校(Rigault de Genouilly)指挥的“胜利”号,装备大炮24门;帕里斯少校(Paris)指挥的“阿基米德”号火轮船,220马力,后来的黄埔条约就在此船签订;康代少校(Candé)指挥的“克莱奥帕特尔”三桅战舰,装备大炮50门;盖兰少校(Guérin)指挥的“萨比娜”号,该舰不久即被“宠妃”号替代回国;杜伯兰少校指挥的“阿尔克麦纳”号,装备大炮50门。在上述6艘战舰中,前三艘被专门用于这次远征,见Note sur
[34] Instructions du Guizot,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à Lagrené, envoyé extraordinaire et 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 France en Chine, Paris, 9 novembre 1843(外长基佐给法国驻华特使兼全权公使拉萼尼的训令,巴黎,
[35] M. Davis,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Governor and Commander in Chief of Hong Kong to M. Lagrené, Victoria, Hong Kong, 19 July 1844 (英国全权公使兼港督德庇时致拉萼尼先生,香港,
[36] M. de Lagrené à M. Guizot,
[37] M. de Lagrené à M. Guizot,
[38] M. de Lagrené à M. Guizot,
[39] M. de Lagrené à M. Guizot,
[40] 拉萼尼认为,在这一点上英国人是什么也没有做,美国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什么作为。见M. de Lagrené à M. Guizot, Macao, 29 octobre 1844,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Mémoires et documents, Chine, volume 6, PP. 280-316.(法国外交部档案,回忆录与文件,中国,第6卷,第280-316页。)
[41] 拉萼尼认为,他所作的这一延伸使法国商船船长“在两天内可以真正地免税,要是他积极、聪明,在这段时间内他可以了解市场,向客户提供有关其商品的性能和质量的说明,并可以由此判断在当地从事商业贸易的机会。”同上。
[42] M. de Lagrené à M. Guizot,
[43] 有关教务问题的谈判细节见卫青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下卷,第340-5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4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十三,第2903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4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十四,第2936页。
[4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十五,第2964页。
(资料来源:《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