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元发型女图片短发:千古奇冤汪精卫之7

赌徒汪精卫：只有徒劳，哪有卖国

     那些说汪精卫是汉奸的人，除了说汪精卫与日本谈判，似乎找不出太多证据。对于“谈判就是汉奸”这个弱智的观点，我懒得批判了。

    我们来看，汪精卫与日本谈判后，做了哪些他认为的好事？

1，避免中国被分裂。

    汪精卫认为这是好事，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分裂才好。

    汪精卫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很可能是日本和德国联手打败苏联，逼和英美，将中国分裂为几个国家。他认为这个是最不能接受的。（其实现在看来，分裂成几个国家未必不好，汪精卫的思想还是太保守了）。

    1939年10月，日本兴亚院（1938年7月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部门）起草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此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要纲》把中国划分为东北、内蒙、华北、华中、华南五种地带或五个层次。最深的一层是“满洲国”，第二层是“蒙疆自治政府”（1939年9月，在日本的策划下，蒙古的德王在张家口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要纲》对这五个层次采取不同的政策。

    这比起前首相近卫文吕去年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日方的“和平运动人士”也感到不满。

    汪精卫看了影佐送来的兴亚院《要纲》后大失所望，但也只能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1939年11月1日，以周佛海为首的汪方代表开始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汪方要求谈判以近卫声明、上海重光堂协议和东京谈判的三个文件为基础，表示很难接受上述三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而日方则态度强硬，坚持《要纲》的方针。由于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只好中途休会。汪精卫听完陶希圣的谈判汇报后，流著泪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汪精卫当时思想也有犹豫，准备搬到上海法租界的私宅暂住，发表声明停止和平活动。影佐得知汪精卫准备打退堂鼓后，赶紧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对影佐说：“很感谢诸位对谈判的成功所作的努力。但这次日方提出的原案，和近卫声明的宗旨相差太远，我们无法让步，而你们如果让了步也无法向日本政府交待。现在我们是在讨论一个不可能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不如停止谈判，撤回建立新政府的设想。”

    影佐回到东京后，向陆军大臣等人汇报了谈判情况，并说明了汪精卫的立场，希望日方能作出适当的让步。11月下旬，影佐从东京返回上海，可是并没有带回满足汪精卫要求的让步。12月双方的谈判再开，日方同意在协议书上附加一份《绝密谅解事项》，其中加入汪精卫的一些要求。虽然日方的让步很有限，汪精卫最后还是决定忍辱接受日方的条件成立中央政府。

    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周佛海解释说：“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某些主权，一旦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和平建设，国势日盛，到那时我们再与日方交涉来废除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也不是不可能。”

    1940年3月20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这天是个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在警察的引导下，各家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日本本来主张新政府使用以前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因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重庆方面的国旗一样，容易造成混淆敌我。但汪精卫坚持用国民党的这个国旗，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在国旗下增加一个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南京市民们看到以前的国旗又飘扬在街头心里确有几分高兴，但看到国旗下的黄色三角巾心里又有几分酸楚。这天还发生了日本兵枪击国旗事件，因为中日开战以来前线的日本兵一直对著这个旗帜而战，很多日本兵在这个旗帜面前倒下，现在这面旗帜突然在他们面前升起，使不少日本兵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

    1940年4月26日，新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仪式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大礼堂里人头攒动，却是一片肃静，偶尔还传来低声的叹息声甚至哭泣声。汪精卫宣读完《还都宣言》后，不禁流出了两行热泪，周佛海和影佐帧昭也落下了眼泪。

2，争回一些主权。

    这个是铁的事实。

    1942年以后日本在太平洋战线上投入了主要兵力，在中国战场上已捉襟见肘。南京政府也看出日本的窘境，逐渐采取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交还主权，扩大政府力量。1942年9月22日，汪精卫向访问南京的日本特使，前平沼骐一郎提出了强化南京政府建议，汪精卫在建议中要求日本不要继续干涉南京政府的行政和经济。1943年2月2日，汪精卫发出主席令，撤除国旗上“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使国旗恢复了原来的模样。1943年10月30日，南京政府和日本重新签订了《华日同盟条约》，大大改善了1940年签订的《华日基本条约》中的主权丧失部分。

3，要求日本撤军。

    当初，汪精卫以“日本撤军”作为谈判条件，日本方面本来是答应了的。后来日本换了首脑，把汪精卫逼上绝了。

    现在，汪精卫还要做此努力。前面我们说到，在谈判建立中央政府的时候，日本做了一些让步——一是把日本在华驻军分为防共和治安两类，前者驻军的区域规定为蒙疆，以及正大铁路以北的晋、冀北部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后者的治安驻军则另行协定，其余地区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后两年内撤退完毕，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才算恢复和平。另外日方同意取消向汪精卫政府派遣中央政治顾问，改为聘请日本军事顾问。

    日军答应2年内撤退部分军队，可惜不可能实现。

4，建立自己的军队。

    汪精卫知道，要让日本撤军很难。那么，他就想建立自己的一只军队，来对抗重庆、日本、中共三方面。

    汪精卫效法孙中山办军校的方法，主办起“中央军政干部训练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汪精卫亲自兼任团长，陈公博兼任教育长，周佛海兼教务长。训练团的对象是收编的投奔他们的地方杂军，训练以三个月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训练到排长为止。

    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最多时曾有军队百余万，但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汪精卫还得不到军队的绝对效忠，1943年日本显出败色后，许多投奔汪精卫的军队又转投国民政府。

    更要命的是，日本对汪精卫的建军也十分警惕，所以汪精卫的建军计划成果也不明显。

5，打击共产党。

    汪精卫认为这是他的功德，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分歧并不重要。汪精卫表现出了对共产党的警惕，但他并没有在消灭共产党的事情上做出多少实质性事情。

    1939年8月，汪精卫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1939年10月1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中央公论》上发表一篇《寄语日本》的文章，试图警告那些热衷于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分子。汪精卫在文章中说：“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我们可怕的敌人。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产主义，却不知道日本排击侵略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也是一个侵略主义者，而且对中国的侵略最甚，中国人把“东亚共同体”、“东亚新秩序”看成是灭亡中国的代名词。如果日本有灭亡中国的企图的话，中国就不得不和共产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反抗日本。这虽然无异于饮鸠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无可奈何。”

6，收回租界。

    1943年1月9日，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租界返还和废除治外法权》，将英法租界和日租界返还中国。

    汪精卫认为这是他做的好事，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租界是中国人民之幸。

    而那些所谓爱国分子，他们是否应该认为收回租界是汪精卫的功劳呢，呵呵。

7，给日军占领区的百姓提供了一些保护。这同样是铁的事实。

    汪精卫成立政府后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所谓“清乡”就是清除国民党残军在乡村中的势力，建立起汪精卫政府统治的末端机构。经过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清乡工作。以往日军是在秋收的时候出动军队武力收缴粮食，不但引起很大的民愤，而且收缴到的粮食也不多。汪精卫政府在“清乡”地区改为政府出面征收粮食，结果日占区百姓渡过了没有日军侵犯骚扰的安稳的一年。

    把上述事件理一下，找不出汉奸证据。于是就有人找了个76号，试图来证明汪精卫是汉奸。

    76号真是魔窟吗？所谓76号，是因为汪精卫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 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故简称“76号”。反汪者称之为汪伪特务魔窟。

    76号，并非汪精卫所建。创始者是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李士群。1938年，李士群邀请丁默村入伙，网罗原“军统”、“中统”人员作骨干，然后与“军统”、“中统”进行刺杀与反刺杀活动。

    1939年5月，汪精卫到达上海后，日方把76号拨给他，这与汪精卫几次遭遇军统刺杀有关。想用76号保护汪精卫。

    76号到底有什么罪状？除了与重庆方面进行“谍斗”，某些所谓历史学家能举出来的例子，也就是76号特务打击那些呼吁抗日的报馆了。这实在是一个可笑的指责。假如把所有言论自由都剥夺，哪里还需要什么打砸报馆？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不如后来的专制者凶狠。

    至此，我们已经看出汪精卫的处境：主观上一腔热血想救国，客观上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也没有起到什么坏的作用。汪精卫徒劳地努力着。这是一场没有前途的赌博。

    感到被日本人欺骗的汪精卫，几次想过隐遁欧洲或者租界，但那样等于彻底葬送自己。汪精卫不死心，他想做一些事情挽回人们对他的误解，结果越陷越深。

    国共两党都派人与汪精卫接触，试图争取汪精卫与自己合作，但都没有重要进展。

    1941年底，美国对日宣战，彻底宣布了汪精卫赌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