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之羊与盛夏之花ons:博古的两位夫人及儿女

博古的两位夫人及儿女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生于江苏无锡，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三十二代孙。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苏期间，按照当时苏联当局的要求，必须取一个俄文的名字，秦邦宪的俄文名字的中文译音是“博古诺夫”。于是，秦邦宪干脆就用“博古”作了笔名，以后便也以博古名世。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被选为总书记。当时，以周恩来名义在5月23日《红色中华》上发表的文件中，称博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一

博古一生结过两次婚。

第一位夫人刘群先，江苏无锡人，1907年出生，跟博古既同乡又同岁。

刘群先童工出身，大革命时期是无锡纱厂的纺织女工，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了无锡工人罢工运动。1927年5月，刘群先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劳工代表大会。1927年10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底，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向忠发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劳工代表大会。已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刘群先被列为中国劳工代表，跟向忠发一道出席世界劳工大会。

中国代表团绝大多数不懂俄语和英语，共产国际东方部只好从莫斯科中山大学选派俄语水平比较好的中国留学生为中国代表团担任翻译工作。博古因口译水平比较高而被选中，这就在无意中为他跟刘群先相识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平台。

刘群先刚满20岁，有一头光艳的秀发和柔滑的肌肤，长得漂亮大方，为人亲切和蔼，又富有热情。中国代表团成员本来就不多，博古和刘群先都是无锡人，在远离祖国万里的异国他乡，能够碰上自己的同乡，显得格外亲切，交谈得也更为投机。

会议结束时，爱情的种子已在这一对青春似火的青年人的心中开始萌牙，他们互留下了通信地址，便回到各自的学校。

1928年初，东方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在东方大学留学的刘群先随中国班学员一起被转入中山大学，与博古在同一学校读书，更增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1928年5月，博古与刘群先在莫斯科结为革命伴侣。

1930年5月，刘群先随博古奉命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地下机关工作，担任了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日益严峻的白色恐怖下很难立足，博古奉共产国际之命，率临时中央机关赴江西中央苏区。刘群先当时身怀六甲，行走不便，只能独自留在上海。同年5月，刘群先产后只身奔赴瑞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女工部部长。1934年2月，刘群先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刘群先随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是参加长征的30位女同志之一。到陕北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女工部部长。1937年12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成立，任总工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长。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南京告急，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央长江局，以领导南方各省工作。刘群先随博古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会主任。1939年，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参加中国劳动协会，刘群先当选为理事。

刘群先在长征前身体就比较薄弱，长征途中，随军日夜跋涉奔波，体质更加下降，竟染了病，到1939年病情已很严重。中央决定，让她与李维汉夫人金维映一起赴苏联治病。行前，刘群先主动跟博古解除了夫妻关系。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大批居民从莫斯科等各大城市向东疏散。刘群先、金维映均在转移途中遭德国法西斯飞机的轰炸而先后牺牲。

二

博古的第二位夫人叫张越霞。

张越霞1911年生于浙江省浦江县，比博古小4岁。她出身农家，家境贫寒，父亲无力抚养，曾打算将她许配给人家当童养媳，幸亏当小学教员的大哥说服了父亲并帮助她进入当地初级小学读书，毕业后考上了浦江县高级小学。

在浦江县高级小学读书期间，张越霞是一个颇受同学欢迎的人。她热心公益活动，经常参加杭州市学生联合会召开的会议，结识了中共党员郭怀庆。

1927年8、9月间，正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杭州市学联筹委会发起一起驱逐浦江县高等学校反动校长蒋梦麟的示威活动。张越霞由于参加了这次活动，而被学校以不受管教为由开除。

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教育下，在现实斗争的锻炼过程中，张越霞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27年10月，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下半年，张越霞进入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在中央秘书处担任文印、内部交通、警卫等机密工作。为了更好地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周恩来要她和同乡张纪恩结为夫妻。他们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135号租了一个二层楼，楼下开杂货铺，楼上是中共中央开会、看文件的地方。当时，中央领导人，如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等都常在这里出入。在上海3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搬过10次家。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张越霞每次都能机警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她的任务。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供出了中央机关所在地和中央领导人经常碰头的地方，张越霞夫妇不幸被捕。当时，张越霞的口袋里正放着一位同志的联络地址，她趁巡捕不注意，迅速地将纸团放进嘴里吞下，使那位同志免遭厄运。张越霞被捕后，先押在英租界巡捕房，没有审问就被送到国民党侦缉队拘留所。在国民党侦缉队拘留所，张越霞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与同在中央机关搞机要工作、也被敌人逮捕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见了面，才知道他们这批人被捕是被向忠发出卖的。两人商量好，如果向忠发来对证，该如何对付。在侦缉队拘留所，张越霞先后过了两次堂。在被审问时，她按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只说自己叫张黄氏，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不识字，来上海不久，外边事情一概不知。后来，张纪恩经不住拷问，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再次审讯她时，她仍一口咬定，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共产党。

在侦缉队关押了半个月，又转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关押在女看守所，先后被提审过两次。，法官拿出了向忠发的照片给她看，张越霞毫不迟疑地断然回答：“不认识”、“没有见过”。由于张越霞坚贞不屈，口供没有变化，敌人没有得到任何线索，最终因证据不足，拘留半年后取保释放。只是张越霞的小女儿死在巡捕房的孤儿院，这对一个初为人母的女人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张越霞被释放后，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人陈云亲自与她谈话，她向陈云汇报了所知道的向忠发叛变的情况。张越霞还向陈云反映她的丈夫张纪恩在狱中有动摇变节的行为，坚决表示与张纪恩断绝夫妻关系。陈云代表党组织对她和与她一道入狱也被释放出来的同志进行了慰问，安排她们在地下招待所暂住，由组织上再给她们重新安排工作。

不久，张越霞便接到任务，要她与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陈铁铮（孙原）去天津从事党的交通工作。1934年10月，她回上海汇报并联系工作，由上海地下交通员张世民协助前往党的地下领导机关。11月23日，她在张世民家遭逮捕，被押到巡捕房拘留所。在叛徒秦漫云指证下，她只得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审讯时，她坚定地对反动的法官说，“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后被判七年徒刑。

1936年初，张越霞被押送到南京，投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三号牢房。同监的难友有钱瑛、师孟奇、夏之栩、郭英等人。在狱中，她积极参加绝食斗争，并对难友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

1937年7月，曾和他做过几年夫妻的张纪恩前来探监。此时，张越霞和钱瑛等人已被转到南京反省院。张纪恩劝张越霞：外面说你们斗争策略太笨，现在国共已合作，共同抗日，红军就要改为国军了……你们在里面还这样跟政府对立。你们只要表示一下消极态度，外面再设法进行保释，就可以出去工作。

张越霞将张纪恩这番话告诉钱瑛，钱瑛说：有损共产党人革命气节的事绝不能做，既然国共合作了，就应该无条件释放我们。

张越霞觉得钱瑛的话很有道理，便坚决地拒绝了张纪恩劝她写悔过书。

1937年8月，周恩来、叶剑英前来南京反省院作报告，使全体被关押的人员了解了外面的全部真实情况。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干部熊天制，根据国共双方有关释放政治犯的协定，经与反省院多次严正交涉，张越霞等人才得已出狱。

张越霞重新回到党的怀抱，继续投身革命。1937年底，张越霞来到武汉，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任组织干事，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即为博古。张越霞后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妇女部长。

1938年冬天，武汉失守后，中共中央撤销了长江局，在重庆设中央南方局，博古任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因工作需要，张越霞也被调至中央南方局组织部工作。两度在博古身边工作的张越霞，逐渐对博古产生爱慕之情，博古和她的感情也日益融洽，经组织同意后遂于1939年底在重庆结了婚，证婚人是董必武。

1940年11月，张越霞随博古回到延安，担任陕北公学干部处副处长，抗大干部科科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科长。在延安，张越霞积极参加干部培训工作和整风运动，并在后来参加了保卫延安的伟大斗争与土地改革运动。

1949年初，张越霞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接管工作。建国后，张越霞曾先后担任中共北京西四区区委书记，中财委私营企业局秘书室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推销局副局长、日用杂品局局长、物价局局长等职，对私营商业改造、为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商业做出了贡献。

在十年浩劫中，张越霞被造反派污蔑为“博古的臭老婆”、“彭真的黑爪牙”而受到残酷迫害，以至重病缠身，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才被释放出来。周恩来在其生命垂危之际，想到曾为革命作过贡献的博古，便嘱咐有关方面负责人：张越霞吃过了很多苦，以后，如果她有困难，应给予一定照顾。

1979年2月22日，张越霞突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在中苏友谊医院与世长辞，终年68岁。

三

博古有三儿三女。前5个孩子是他与前夫人刘群先所生，最小的儿子是他与第二全夫人张越霞所生。其中长子秦钢、长女秦摩亚、小女儿秦吉玛，他们从小就离开生身父母，寄养在外。

长子秦钢，1931年出生在上海，小名阿土。阿土一出世博古即将他交给其母亲带至无锡。在国民党和日伪统治时期，秦钢跟着叔叔去香港、广州隐蔽。叔叔秦邦礼，化名杨林，是香港华润公司创始人之一，曾任国家外经委副主任等职。在“文革”中，因是博古的弟弟而被迫害致死。

长女秦摩亚的人生颇富有戏剧性。1933年5月，秦摩亚生在上海，当时上海特务横行，环境凶险。刚满月，其生母刘群先要赴中央苏区，便将她交给其居住在无锡的阿姊刘素芝。

姨妈家很穷，姨父无固定工作，经常失业，要靠姨妈洗衣服、做零活补贴家用，自家已有7个孩子，现在又添了秦摩亚，这个城市贫民之家的家境之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到了上学的年龄，姨妈节衣缩食，想方设法让秦摩亚读书，而她自己的儿子仅上4年小学就出去当学徒工，女儿也只上两年学。秦摩亚高小毕业后，姨妈再也无力供她读书了。在失学的日子里，秦摩亚更加思念父母。一天，姨妈拿着登有博古等人飞机失事的报纸给秦摩亚看，指着报纸上的照片告诉秦摩亚，这就是她爸爸时，13岁的秦摩亚悲痛欲绝，哭了几天几夜。少女秦摩亚，感到前途渺茫、绝望，为了减少心中的痛苦，就默默地帮助姨妈干活，想法挣钱。就在这时，一个在无锡经商的四川人因常送衣服来给秦摩亚和她姨妈洗，一来二去便熟悉了。这个商人从姨妈那里了解了秦摩亚的身世后常送一点小物件给她，以赢得初涉人世的秦摩亚的好感。一次，这个商人夫妇将秦摩亚叫到他们的住处，神秘兮兮、煞有介事地对她说：你妈妈在重庆，我们认得她，我们带你去重庆见你妈妈，让你上中学，但你不能把这事告诉你姨妈，你姨妈若知道，是一定不会让你走的。这个时候，不用说秦摩亚不知她母亲已在几年前就葬身异国火海，就连她的姨妈也未曾听到这一噩耗，她们都还以为刘群先还活着。

秦摩亚以为是遇到了好人，便瞒着姨妈，偷偷地跟商人夫妇到了重庆一个山区小镇。一到重庆后，商人夫妇便变了脸，说她妈妈走了，不在重庆了，威逼她为他家干活。秦摩亚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虽十分悔恨，但无盘缠，又兵荒马乱，路上不太平，无法再回到几千里路之外的姨妈家，只得在商人家当小佣人。

后来重庆解放了，秦摩亚偷偷地给无锡姨妈写了一封信。此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正在搜找一些著名革命烈士遗落在各地的子女，博古的子女理所当然地也被列在查找的名单上。中共无锡市委接到中央组织部电报，要他们寻找博古的女儿。根据种种线索，好不容易找到了秦摩亚姨妈家，可人却不见了。负责寻找秦摩亚的政府负责人，误以为她是被姨妈卖了，于是责令姨妈限期交出人来，这下可苦了姨妈家了。正在这时，姨妈收到秦摩亚的来信才松了口气，急忙将信送到市政府。市政府给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了电报，军管会派两个解放军干部才把她从那个商人家领出来并将她送回无锡。

回到无锡后，中共无锡市委书记包厚昌派人将秦摩亚直接接到他的家里，嘘寒问暖，小住几天，然后派人将她送到北京。这时，博古长子秦钢也从广州来到北京。

博古次子，1937年出生在延安，小名阿福，大名也叫秦钢。怎么一个家里两个儿子都叫秦钢？这在外人看来是很荒唐的事情。这可能是当时，博古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忙糊涂了，孩子大了要上学了，便在匆忙中给他这个二儿子起了个秦钢的学名，竟忘记了已经给大儿子起过这个名字。后来，孩子来到一起，继母张越霞认为，孩子的名字都是他们的父亲博名给起的，为了纪念父亲博古便不给孩子改名了，于是就以大秦钢、小秦钢来区分。

三子是博古跟第二位夫人张越霞于1940年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时所生，小名大侠，大名秦铁，是秦家最小的一个男孩。

博古给3个儿子起的名字，寓含着他的思乡情结及他对孩子的期盼。博古是无锡人，无锡惠山产的泥人名闻天下，按家乡风俗，给儿子起小名阿土、阿福，叫起来很亲切，寄托着他对家乡的深情；而大名叫钢铁，又饱含他期望儿子长大成人后，意志像钢铁一样坚强的意愿。

次女秦新华，1938年初出生在武汉。这女孩出生那天，正是《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发行的日子。《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第一张报纸，博古曾为筹办《新华日报》付出大量的心血，为了纪念《新华日报》出版发行，博古便给二女儿取名新华。

三女儿秦吉玛，是博古第一位夫人刘群先1940年在莫斯科所生。当时刘群先体弱多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便将这个女婴送到共产国际所办的国际儿童院。1950年，秦吉玛与40多个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长的中国孩子被国家接到北京。

四

1946年4月8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在回延安复命途中，因飞机失事而殉难，成为著名的“四八烈士”之一。当时张越霞才35岁，建国初在国家机关工作时也才40出头，完全可以另组家庭。但她出于对博古的感情，出于对博古与前妻所生的5个子女的关心与同情，牺牲了个人幸福，以伟大的母爱，使那5个孤儿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博古牺牲时，小秦钢9岁、秦新华8岁、秦铁6岁，他们当时都在延安，而且以后也一直生活在越霞妈妈身边，并随越霞妈妈经过解放区而进入北京城。新中国成立后，越霞妈妈依靠党和政府，终将四处飘零、流落他乡的大秦钢、秦摩亚、秦吉玛寻找到北京，将他们收到自己的身边。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孩子们平时吃住都在学校，一切皆有政府包下来。干部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越霞妈妈一个人的薪水要供养着正在读书的6个孩子就很困难了。后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了解到情况后，就给博古与前夫人生的5个孩子每人每月20元的补助，这样家庭经济就宽裕得多了。“三反五反”时，查出一个贪污分子，在博古遇难后，将博古1000多元的稿费给贪污了，组织上将这笔款子转发给张越霞。张越霞想到国家经济困难，便主动将五个孩子生活补助费给退掉了。这种处处为国家着想的高风亮节，给秦家的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逢周日和节假日，孩子们回到越霞妈妈身边，越霞妈妈就给孩子们改善伙食，补充营养。孩子们上中学时，学校离家较远，她就把补助费省下并积攒起来，给每个孩子买一辆自行车，又怕孩子掌握不好时间，便给每个孩子买一块国产天津手表。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自行车和手表的学生是不多见的，同学们很羡慕他们。而张越霞总认为他们是博古的孩子，是烈士的孩子，应该生活得好一些。从中也可以看到张越霞对革命遗孤倾注了多少感情。

大秦钢在上个世纪五十年初上大学时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是很难治的。越霞妈妈先让他休学在家静养，后考虑到城里空气不好，家里护理不周，又怕传染给别的弟妹，于是就把他送到北京近郊黑山扈肺结核疗养院疗养。她工作很忙，又要照顾其他孩子，但每周总要抽时间去看望大秦钢。后来打听到北戴河疗养院条件后，便又通过组织送他去那里疗养。后来，大秦钢不假天年，还是英年早逝，但作为继母，张越霞是尽了全力了。

秦摩亚大学毕业后，先在中学教书，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一辈子当教师。

小秦钢高中毕业后，成绩优秀，学校推荐并经国家批准，赴苏联留学。秦钢相貌英俊，在苏联学成归国时，成绩全优，还带回来未婚妻、留苏的同学苏州姑娘。继母张越霞非常高兴地为他们操办婚事，连请三次客。一同坐过牢的难友帅孟奇、钱瑛，一起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老同事，还有秦家的亲友，都一一请到了。她仿佛是要告诉人们，她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终把博古的儿子培养成人。秦钢留苏归来后不久，即逢十年“文革”，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一直未能受到重用，十几年一直在北京航空学院实验室当一名普通实验员，直到海南建省时，才被调到海南任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现已退休。

秦新华读的是中医学院，后来担任卫生部科技司副司长。她丈夫是李铁映。李铁映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重要领导职务。

在苏联生的秦吉玛，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先在佳木斯工作，后调在交通部研究所搞科研工作。

长得酷像父亲博古的秦铁，1946年4月，父亲殉难时才6岁。当延安举行隆重的有3万多人参加的“四八烈士”公葬大会时，他还不懂事，就知道人山人海，花篮和花圈像海洋，很多叔叔阿姨搂着他哭……

公祭大会结束后下葬时，母亲让他给父亲跪下磕头，他没有跪。他还不知道死亡的含义，心想给土包磕头干什么，并不知道里面埋的是父亲。后来母亲打了他，他才跪下，但头还是没磕。这使他后来非常内疚。

1962年，秦铁高中毕业时，听说蒋介石要窜犯大陆，为了保卫祖国，他报名服兵役，当上一名海军战士。1964年，军队院校从内部招生，秦铁进入青岛潜艇指挥学院上学。1967年，秦铁从海军潜艇指挥学院毕业，在东海舰队招待所等着归建制（军队院校毕业的学员，哪个部队来的，还回哪个部队去，这叫归建制）的手续，一帮和他同年入伍的北京兵来看他，聊了些小道消息，有些话因涉及到江青，便被诬为“攻击中央首长”，弄成了个“反革命集团”头儿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附近关了一年。后来被押送到苏北盐城农村监督劳动。直到1976年，海军“文化革命办公室”才下发文件，正式为秦铁平反。

平反之后，秦铁复员到天津远洋公司，从干部船员的最低等级别干起，驾驶助理、三副、二副、大副，一直干到船长。天津远洋公司的船他几乎都开过，常开着一万到三万吨左右的货轮满世界跑，于1995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