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fans:毛泽东《论持久战》问世记

写作时入了神连烤焦了鞋都没有察觉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讲演《论持久战》。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毛泽东《论持久战》书稿。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论持久战》。这部5万余字的《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那孔窑洞里，笔不停歇、夜以继日，经过8天9夜的呕心沥血写成。演讲中，毛泽东旁征博引、举一反三，以他一贯生动而不失严谨的文风，逻辑缜密地层层推进、梳理，深入浅出地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这篇文章和这次演讲就像拨开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云雾，对人们当下最关心的问题给出了科学合理而有分量的回答，在延安引起轰动。在传播到各个根据地后，成为我党我军树立信心、指导抗战的纲领。
□文/本报综合 图/本报资料图片
在战争实践中认识抗战的持久性
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抗日战争打了4个月后，11月，太原失守。这一重要事件，对于蒋介石，对于毛泽东，震动都很大。蒋介石受震动之余，是情绪消沉；而毛泽东受震动之余，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国民党正面战场是靠不住的，共产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持久战。这是共产党领导持久战的开始，也是认识持久战规律的开始。
基于这一认识，他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全面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建议国民党采纳。总的方针是：在敌深入进攻时，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的困难，减少自己的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抗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蒋介石收到毛泽东的建议后，费尽心思，猜疑起来。几经犹豫，蒋介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毛泽东见蒋介石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不再对蒋介石抱多大的希望，他坚定了以我为主、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主，再进一步深入敌后，建立战略支点，创造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局面的决心。
1938年2月下旬，毛泽东决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新形势下八路军新的战略方针。会前，毛泽东心中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这就是：敌进我进，即在日军向我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我八路军也向敌后开进，在敌后建立更多的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敌进我进，使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奠定了基础，也使毛泽东进一步摸索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徐州失守，意味着中日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的下一步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主力转向华北，专门去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一是继续向南进攻，打武汉、广州。对日军动向的准确判断，是确定我党战略方针的基础。同时，到徐州失守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个月，各种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可以认识到其规律性的东西了。
毛泽东开始集中一段时间，静下心来分析时局的变化。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那段时间，毛泽东白天在院子里踱步，常常因深入思索某个问题而忘记了其他。晚上，毛泽东阅读各方面的来电，研究全国的军事局势，彻夜不眠。
通过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情况和国民党正面战场情况的分析，毛泽东开始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全国持久抗战的思路，这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要广泛发展；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要保存主力。中国能够保存和发展军事力量，是持久抗战的根本。
不利于抗战的论调在国内流传
日军占领了一批大城市和中国北部大部分领土后，国内对抗日战争的不同看法就出现了。
这些论调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亡国论”，这种论调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和日本人打仗，必然失败。还有一类是“速胜论”，持这种论调者幻想依靠国际援助来打败日本。他们认为，国际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外国会援助中国的，中国可以在三个月内打败日本人。共产党内也有人认为，日本人不值得一打，我们很快就会打败日本人。上述两种论调，在国内流传很广，影响着抗日大局和人们的情绪。
毛泽东明白，这些论调是错误的，危害是很大的，他决心要驳斥这些论调。但是，马上驳斥这些论调，还有困难，一是他太忙了，抽不出时间认真地研究问题，而要有理有据地批驳这些不利于抗战的论调，是要下一番功夫的。二是他此刻的理论准备还不足，特别是对于现代军事理论，他要认真地钻研一番才能把道理讲透。三是光是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还不行，现在需要的是正面地系统地阐述正确的道理，同时批判上述错误论调，而对此，他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怎样克服这些困难，认真地回答抗战以来的重大问题呢？
刻苦学习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吸收中央一些领导人、中央一些重要理论干部和军事干部参加，大家共同读书，共同研究问题，以便互相启发，集思广益，最后形成系统的正确的理论。
一段时间的学习讨论后，毛泽东感到共产党的军事干部实战经验是很丰富的，但在军事理论方面有欠缺，特别是对外国的军事理论，知道的人还是很少的。为了尽快补足军事理论知识，毛泽东又发起组织了一个《战争论》研究小组，请在中央工作的军事干部和读过这本书的人、中央一些理论工作者，和自己一起来研读这部书。
毛泽东感到，光是组织上述两个学习研究组织还不够，最关键的，还是自己独立地进一步研究理论。因此，当时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挤时间拼命地读书，研究理论，并把重点放在了哲学上。
他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十个月时间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除了读马列主义的原著外，他还读了国内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读了不止一遍，还写下了约三千字的辑录。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读后感到“颇为新鲜”。
毛泽东不光是读书，还特别关注新闻时事，送给他的报纸、杂志，他都认真地读。
经过组织小组共同学习研究，经过自己的刻苦学习，毛泽东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在此基础上，他决心动笔写作《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全局进行深入分析论证，同时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
毛泽东动笔写作时目的就十分明确：要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性质加以系统论述。
写作太投入连烤焦了鞋都没察觉
毛泽东在写作过程中，是十分辛苦的。他白天工作非常紧张，要对八路军的战略行动进行及时分析和正确指导，对边区建设中的各种重大问题拿出解决方案，还要起草电报，读书读报，研究问题。只有到了深夜，他才能坐下来点着油灯写作。
翟作军在1937年10月至1939年4月，曾经给毛泽东主席当过一段时间的警卫员。翟作军曾这样回忆道：
“主席写《论持久战》，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还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我们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者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躺椅上闭上眼养一会儿神，又继续写。饭吃得很少，脸色也不好看。”
毛泽东就这样连着五六天茶饭不思地写着稿子，睡觉时间短到不能再短。这样熬下来，两只眼睛布满了红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下来，颧骨凸了出来，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黑釉。
翟作军描述道：“到了第七天，轮到我值班，主席还是不肯休息，我怕主席冷，弄了盆炭火搁在主席脚边。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向主席房间走去，忽然闻到一股破布烂棉花的焦糊味儿，心里在奇怪什么东西烧了，走进去一看，只见主席正微弯着身子在脱棉鞋，两只脚上还微微在冒青烟！原来是主席的棉鞋烤着了。 ‘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就烧着了。’主席两眼看着那双烧坏了的棉鞋，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起来。说完，又埋头写起来，就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就这样，经过8天9夜的绞尽脑汁、奋笔疾书后，毛泽东的一部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著名文稿《论持久战》，及时雨一样问世了。
陈云的建议使《论持久战》成书
毛泽东写完《论持久战》之后，一开始并未考虑出版或者发表的问题，他写作的目的，是在中共高层搞清楚问题，统一认识，因此，他决定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一讲。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演了自己写好的《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他首次演讲，就使听者由衷地信服，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
毛泽东发表讲演后，并没有打算公开发表《论持久战》。《论持久战》之所以能够成书，应该说，陈云起了关键作用。
陈云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后，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毛泽东的理论对全党、对全国抗战，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于是第二天就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给干部们讲一讲？毛泽东考虑后，接受了陈云的建议。于是他决定将《论持久战》印成书，公开发表，不光在根据地发表，也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
《论持久战》一面世，就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中国军事界的权威人士对《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十分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十分赞叹。
《论持久战》印刷出来不久，周恩来就把书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毛泽东得知后，特意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毛泽东的这一期望得到了回报：《论持久战》的英文本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本，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的文稿。
更重要的是，《论持久战》对指导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最高的也是最正确的战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