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2011年05月25日06:03

　　毛泽东、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开始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这在客观上为批判极左思潮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条件也包括毛泽东认识上的一些重要变化。此时，毛泽东虽然不能从整体上认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他的确从事件中受到很大震动，引发了他对这场运动的新思考。这种思考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几年前对“文化大革命”那种赞扬和肯定，觉察到这场运动所造成的一些严重问题，加深了对极左思潮和做法的不满，特别是把它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联系起来，并在他认为必要的范围内着手纠正某些错误，调整某些政策。
　　1971年10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批评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搞的形式主义。他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现在搞空的东西多了”，“军队训练也有形式主义，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尽管当时党内文件仍把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当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但毛泽东心里还是有数的。11月20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在讲到曾经担任林彪警卫工作的部队觉得脸上无光时说:“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1]。毛泽东的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文化大革命”前期一些做法的不满和悔悟，并开始转向较为务实的方面。这个变化是初步的，但也是明显的。毛泽东的这些变化，提供了一种可能，使中央领导层里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发展，并在与江青等人的斗争中一度处于有利地位，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了批判极左思潮和纠正某些“左”的错误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一直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抑制极左思潮的泛滥，以减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在1967年的夺权高潮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采取断然措施，遏制了极左势力的嚣张气焰，对极左思潮有所抑制。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批陈整风”运动，实际上为批判极左思潮提供了又一个重要契机。1971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一系列专业会议上几乎逢会必讲反对极左思潮。他严肃批评一些部门批判极左思潮不彻底，说不把极左思潮肃清，怎么能掌握正确的政策呢![2]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
　　九一三事件后，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因势利导，在更大的范围展开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各地区、各部门一系列工作的调整和整顿。
　　加快落实干部政策
　　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首先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即根据“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这个估计，推倒加在许多干部头上的诬陷不实之词，把他们从被打倒、被专政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恢复原有待遇，以至安排一定的工作。
　　1968年下半年以后，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虽然一直在进行，但由于林彪、江青等人的阻挠和干扰，却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党内一大批老同志的看法，并直接过问了一些高级干部的落实政策工作。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他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指陈毅、叶剑英等老同志――引者注)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这些话实际上为“二月逆流”的错案平了反。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叶剑英立即赶往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几小时后，陈毅去世。8日，毛泽东在审阅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划掉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10日，毛泽东临时决定，抱病赶往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周恩来立即嘱咐陈毅家人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一些老干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通栏标题:“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这给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各种冲击的老干部带来解脱的希望。他们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反映所受的不公正对待，请求能让他们出来工作，或结束审查，与家人团聚。毛泽东对一些信作了批复，表示了关注和支持。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同月3日来信上作了重要批示。他认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列举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并说:“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此前，毛泽东还批示同意陈云请求中央分配“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2月，毛泽东在铁道部原负责人[3]。1973年12月21日，他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表示要对一些领导同志的冤案承担责任，提出要给贺龙、“杨、余、傅”和罗瑞卿平反[4]，承认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要做自我批评。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把握机会，精心安排，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进程。1971年10月，周恩来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并严肃批评看管人员中宁“左”勿右等错误认识，使许多一时不能解放仍被监禁的老干部受虐待的情况有所改善。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恩来还想方设法解除对一些老同志的监禁，指示有关部门对他们及时进行治疗和妥善安置，同时有意安排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公开露面，以扩大影响，推动全国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1972年4月，周恩来痛感一些老同志因病救治不力而去世，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指示《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针对当时落实干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阐明毛泽东历来倡导的“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允许改正错误”，以及“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等政策。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干扰，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干部工作的指示。
　　这些举措在全国引起广泛影响，许多省专门召开会议，结合本地实际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在福建省，到1972年5月中旬，3060名省管干部中，已解放的为2710人，占88.6%；其中结合到领导班子中的为2044人，占已解放干部的75.4%。1972年，湖南省下放农村、厂矿和“五七”干校的近8万名干部有90%分配了工作；原省管干部解放了91.8%，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的为83.8%。在山西省，到1973年上半年，省、地两级管理的干部已解放97%，其中已安排工作的占98%；全省46796名工程技术人员，已分配使用的为45351名，其中96.2%的人回到专业技术岗位。
　　通过落实干部政策，一大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加强了党内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力量，从一个重要方面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
　　批判极左思潮、落实政策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整顿。1970年，国民经济刚刚开始恢复，但在不少企业里，无政府主义思潮仍很严重，纪律废弛，管理混乱，生产设备失修，知识分子受歧视，各级领导对抓生产疑虑重重。这些问题已经成为1970年出现的经济建设高潮的严重障碍。正因为如此，周恩来等在这一阶段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首先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而且从一开始就与对国民经济的整顿密切相联。
　　从1969年底到1971年初，为整顿纪律，恢复秩序，批判极左思潮并进行生产动员，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召开了一系列专业会议。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国务院各种专业会议之多、之密集，为新中国建设史上所少见。这些会议在不同程度上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肆虐横行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强调落实政策和恢复、发展生产，提出了近期或中期生产、工作规划，扭转了一些行业生产连续下滑的局面，揭开了1972年整顿的序幕。
　　九一三事件后，在1971年12月至1972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首次提出了整顿的任务。会议纪要强调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政策，反对无政府主义，把产品质量放到第一位。在企业管理上，明确规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和发展生产、纠正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强烈愿望。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张春桥却说“文件长了，不好发”。张春桥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纪要虽因张春桥的反对未能在会上通过，但其基本精神却由与会代表广为传播，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推动作用。
　　1972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需要合理的规章制度。多数省市的企业先后展开与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企业管理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劳动竞赛除了提出政治学习、纪律、作风等当时所称的“大指标”外，还规定在生产领域比产量、比质量、比出勤、比安全、比消耗等“小指标”，并与某种物质奖励相联系。
　　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的破坏和否定，造成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周恩来从抓产品质量入手，解决当时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对极左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71年12月15日，周恩来针对援外飞机质量下降作出批示，要求“提起警惕”[5]。12月2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时，明确提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1月21日，周恩来就援外汽车质量问题批示:“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6]四五月间，周恩来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7]展品的质量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待，怎么向人民交待?从产品质量问题入手，他进一步分析指出问题的实质:生产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8]。根据周恩来等的指示，国务院对有关产品的质量问题专门发出通报，召集有关方面人员调查、研究，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通过大力整顿，一些产品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72年10月至11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针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等谬论，提出要切实地抓好企业管理。这次会议还提出允许国营企业在完成计划指标后，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励基金，用于职工的集体福利和给先进生产者以物质奖励。会后，国家计委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周恩来批准，提交1973年1月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规定》对改进经济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加强国家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地方各行其是；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不许乱上建设项目；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主要产品物价等管理权集中在中央，各地区、各部门无权擅自决定；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少数省辖市管理，不得再层层下放；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广泛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少数重体力劳动可实行计件工资，等等。
　　金融系统也进行了初步的、富有成效的调整。1972年9月，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全国银行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华国锋听取汇报时，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正确认识银行的职能作用，对银行在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来的成就要给予充分的评价；要加强银行工作的独立性，全国信贷资金统一调拨，全国统一结算，金、银、外汇统一管理。他们强调:当前银行管理偏松，要加强分口管理，不能乱来，否则一定要多发票子。
　　会议初步澄清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金融工作中的一些混乱，并就发挥银行职能问题提出必须全面理解和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会议还就做好农村金融工作，加强工商信贷管理、外汇管理、现金和工资基金管理，积极开展人民储蓄，整顿和改进银行内部工作，严格执行《中央金库条例》，做好经济活动分析和综合反映工作，健全银行机构和加强人员队伍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9]。
　　1972年至1973年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还采取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的若干基本关系进行调整。针对“三个突破”，国务院要求: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总体控制；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压缩不合理的供应；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把钢产量等高指标减下来；调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适当降低国防建设费用；降低“四五”计划中原定的各种过高的经济指标；加强经济工作中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统一计划和遵守纪律。经过调整，国民经济内部的比例失调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在工业进行整顿的同时，农村也开始纠正一些“左”的经济政策。继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后，国务院又先后召开一些涉及农业、农村的会议。这些会议根据广大干部、农民的要求，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精神，对农村工作中的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在这一段时间里，虽然“农业学大寨”之类口号仍然频频见诸报端，但其实际内容已发生一些变化。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价一定五年不变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些政策对于遏制极左思潮泛滥、调动农民积极性、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基础上，1971年12月2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中存在着的“分光吃尽”、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分配不兑现以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指示》强调指出: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公共积累不要一下子增加过多，要使农民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增加个人收入；口粮分配要做到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要照搬照抄大寨大队的劳动管理办法和分配办法，而要从实际出发，着重总结本地的经验，采用群众自己创造的、愿意接受的、简便易行的办法；要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指示》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不仅对极左思潮加以否定，而且对长期以来农业方面的一些“左”的错误加以限制，在各方面都引起不小的震动。《指示》发出后，各个省、区都召开专门会议，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研究、落实。1972年间，根据《指示》精神，《人民日报》等发表多篇批评极左思潮在农业方面的表现以及落实农村政策的社论和文章，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同样遇到很大阻力。例如，1972年1月召开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的纪要，就对农村中的极左思潮采取一概回避的态度。尽管如此，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声势下，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努力还是取得较大进展。这年下半年，江苏、安徽、山东、江西等许多省就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问题召开各种会议，在诸如所有制、社队规模、劳动管理、自留地、分配制度、多种经营等一系列问题上，程度不同地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
　　经过调整，1970年经济冒进造成的危害，到1973年下半年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三个突破”的严重局面基本改观，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9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2%；国民收入达到2318亿元，比上年增长8.3%；财政收入达到809.7亿元，比上年增长5.6%，实现收支平衡。1973年成为那几年中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对外经济贸易工作新突破
　　1972年前后，周恩来等还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迷外”、“爬行主义”的压力，克服“左”倾错误的干扰，为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趋于紧张后，毛泽东曾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他甚至提出: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10]。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持续紧张及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个设想一直未能实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极左思潮蔓延的背景下，对外经济工作成为受冲击的重点。进出口工作不是被说成“崇洋媚外”，就是被说成“为封、资、修服务”。出口产品屡屡因质量问题使国家遭受严重损失，进口产品数量锐减，外贸额度急剧萎缩。
　　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中，我国的对外经济工作出现了重要转机。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日趋增多。与此同时，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一些西方国家与中国建交，大大削弱了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对我国的封锁。这些有利因素与70年代初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一起，为我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970年起，国内形势稍有稳定，周恩来就开始为恢复我国的外贸工作而努力。1970年3月17日，他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针对外贸工作说:你们提对进口的东西要“一批、二用、三改”，这不对。买就是要用，不用，你进口干什么?要改成“一用、二批、三改”，如果进口是为了批，那有多少东西要进口啊![11]9月18日，他在与外事部门有关负责人谈话时说，不要以为只有中国才行，就我们一家，眼里没有别人，在外事部门，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10月12日，周恩来在审查外贸部门的一份报告时，针对宣传中的一些极左提法，指出:商人就是商人，贸易就是贸易，资本家怎么能把我们的“精神”拿去变物质呢?![12]他还说，现在让这些人钻进来做买卖，他们赚了钱，但我们国家强起来了，得到了好处。
　　70年代初，在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新局面的战略决策中，也包括了开拓对外经济关系新局面的内容。正如毛泽东1972年2月在同尼克松谈话时所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在随后的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从1972年初起，周恩来加大了在对外经济工作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力度。他与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继恢复工作的陈云、邓小平一起，顶住来自极左势力的种种压力，为打开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1972年1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根据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1月22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四套，化肥设备两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四亿美元。2月5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该报告并报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
　　以此为突破口，中央在当时有利的条件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引进的规模。5月5日，冶金部建议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国内钢铁工业长期以来急需的1.7米大型钢板轧机。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国内这种设备的试制工作中断，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又以“自力更生”为由拒绝进口，致使我国的钢铁工业受到影响。李先念对这个建议批示赞同。据此，国家计委正式提出《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8月21日，周恩来就此批复李先念即照办，并报经毛泽东同意。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30日，周恩来批准这个报告，并准备采取一个更大规模的引进计划。
　　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顺利进行的基础上，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在对前一阶段对外引进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四三方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大的引进工程，也是继“一五”计划后第二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方案。这次大规模的引进，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特定的背景下，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规模经济交流。它是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产物，是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一大成就。
　　此后，在这一方案的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加上国内通过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共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14亿元，到1982年这些项目全部投产。虽然引进过程中难免有一些缺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大规模的引进，为我国70年代中期完成初期工业化奠定了一定基础，也对我国此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我国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展开。在周恩来领导的整顿达到高潮的1972年，我国的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引进技术、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方面，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项目外，其他重要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增强民航运输能力，等等。在周恩来的支持下，1972年9月，国家计委成立进口技术设备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进口设备和综合平衡以及长期计划衔接工作。计委还组织有关部委派出多个考察小组，出国考察检查进口设备。同时，国内恢复举办技术贸易展览会，介绍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突破了封闭、禁锢的藩篱。
　　这些方面的整顿，得到了刚刚复出工作的陈云、邓小平的大力支持。陈云提出:在购买设备时要注意考察，“事先准备好配件”，要借鉴旧中国南京永利化工厂、山西阎锡山的太原钢铁厂、山西的窄轨铁路等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旧中国对外引进设备失败的例子。邓小平十分关心武钢1.7米轧机工程，刚一恢复副总理职务就亲自到武钢视察。他提出，钢铁工业“一定要科学组织合理施工”，并说:“搞建设，就是要有速度。生产要狠抓才能搞上去。”当武钢生产的钢材因质量不合格遇到一系列问题时，他又亲自指示成立攻关队伍解决问题。
　　在研究制定利用外资的重大决策中，当时协助周恩来研究指导外贸工作的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1973年5月5日，陈云在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有关外贸计划和价格方面的情况汇报时指出，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他说:“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都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的外贸特别是进口关系很大。”[13]1973年6月7日，他在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对资本主义要很好研究”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我们外贸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趋势，“我看是定了”。因此，“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位置”。他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恢复外贸金融研究机构，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料，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他还亲自拟定了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十个重要问题，要有关方面搜集资料进行研究。针对银行负责同志提出的虽然可以搞到大量外汇，但又怕不符合自力更生方针的顾虑，陈云指出: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只要承认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14]。在周恩来、陈云的支持和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1973年筹措到外汇资金十多亿美元，满足了对外引进的迫切需要。
　　1973年10月，陈云在为对外贸易部起草的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中，又大胆地指出，要利用和借鉴外国现代金融和管理手段，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说:“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交易所有两重性”，“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15]根据他的思想，我国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物资时，灵活运用期货手段，积极参与国外交易市场活动，在完成购买任务的同时，为国家赚取了外汇。
　　1973年1月4日，李先念在全国外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外贸易应该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我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是先搞贸易，然后建交。从国内建设上看，也需要扩大同外国的经济技术交流，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同外国人做生意，要熟悉人家的政治经济情况，要随时掌握国际市场动态，做到心中有数。他强调指出，国际市场是受供求关系指挥的，是受价值法则支配的。我们同资本家做生意，要学会运用这个规律，使贸易工作有利于国家建设。
　　1973年2月，在一次谈话中，周恩来强调要学外国的长处。他严肃地批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使得一些科学家出国考察回来不敢作报告，“不敢谈人家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连一个报告都没有写出来”[16]。
　　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接续八大前后党对世界潮流和中国发展大势的分析，并汲取其后党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坚信中国必须尽可能多地学习外国的长处，才能更好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所以，即使是在1973年初江青等人又重弹“反右倾”老调并愈演愈烈时，他们仍然坚定不移地推动这项工作。
　　1972年前后对外经济工作出现的这些新气象、新探索、新成果，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党内正确力量领导人民批判极左思潮，发展国民经济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成功探索准备了条件。
　　落实党的科教、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
　　在着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同时，周恩来等还着力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重灾区”展开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艰难工作，使得这些领域也如其他行业一样，一度出现了新的气象。
　　1972年5月10日至6月20日，国务院科教组[17]召开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等15所学校及北京、上海、辽宁等地教育部门的代表参加。会议提出: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从右和极左方面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要抓紧落实干部政策，适当安排原有干部的工作；要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挥教师的业务专长，合理安排他们的工作，鼓励教师为革命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在教学中严格要求学员，由政治上表现好、业务能力强的教师领导科研和教学工作。会议要求:认真注意进一步提高质量的问题，加强基础理论教学；理科的基础课一般要单独授课，系统学习，知识面要宽一些，保证教学时间；文科要使学员在实践基础上着重学习理论；外语院校要加强基本功训练。会议要求:努力开展科研，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和基础科学的发展；理科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抓紧实验室、研究室的改造与建设。座谈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是对“教育革命”中“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批评和纠正。
　　1972年7月，周恩来在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不久，周恩来对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提出，要认真清理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办好综合大学的理科。他特别强调:有什么障碍，都要扫除，有什么钉子，都要拔掉。他还就周培源来信反映的每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搞基础理论研究的，教师普遍存在思想顾虑等情况，向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提出，要以周培源的信为依据，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18]。
　　根据周恩来提议，8月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讨论科技工作的会议。会议期间，一些著名科学家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地方科技工作没有规划，没有管理，没有考核；不少研究单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搞运动、劳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研究工作的时间根本没有保证，科研人员怕戴上“三脱离”[19]帽子，不敢搞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太少，普遍感到闭塞。他们希望在科研问题上提倡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用狭隘的和实用的眼光看待理论研究工作。他们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支持。
　　9月11日，周恩来写信给张文裕[20]和朱光亚[21]，对第二机械工业部四○一所18位科学工作者来信中提到的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表示很高兴。他提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22]10月6日，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反驳了教育、科技领域里的极左思潮。
　　批判极左思潮在中、小学教育中也得到积极回应。10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时，对当时“教育革命”中不许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23]10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北省怀来县沙城中学的文章，提出中学教学应“以课堂教学、学习书本知识为主”，在当时“教育革命”中一个敏感的问题上公开地表示了不同意见。这两篇文章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教育、科技领域里引起很大反响。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毛泽东对一些知识分子的境遇表示关切。1973年初，一向被当作“白专典型”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病重。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即指示给陈景润进行检查和治疗。这件事在科学院系统等一些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产生了很大影响。
　　1972年间，周恩来还指导了文化、卫生、体育等系统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他反复强调:过去林彪造成了极左思潮、形式主义，只搞那个“突出政治”，不搞业务，现在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敢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喑的局面，他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艺术质量提不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当年4月，北京市新华书店开始发行《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停止出版古典和近代文学作品的状况。北京市各门市部都出现排长队购书的景象。在体育工作方面，10月在南京举行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田径运动会。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民族和统战方面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效的调整。1972年1月24日至2月12日，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会议研究了固原地区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问题及平叛、反右倾等问题[24]。会议提出: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要挑选懂得民族政策的同志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满腔热情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
　　3月2日，党中央指示检查贯彻民族政策情况。根据中央指示，公安部、农林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赴宁夏隆德县调查。调查组与当地党政机关一起，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农村政策，促进了当地的春耕生产。当月，根据周恩来建议，又以农林部学习小组名义派出四个调查组，分赴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了解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和当地群众生活、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当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报告和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报告的通知中提出，近几年来，在某些同志中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观念十分淡薄，有的甚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因此应当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通知指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极其重要的。要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尤应注意。8月，周恩来指示农林部派专人赴青海，调查了解青海省的农牧业生产落后问题。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电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发出通知，派工作组深入基层检查民族政策落实情况。1972年间，经过一系列深入、有力的工作，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一些错案得以纠正，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民族关系得到初步改善。
　　在周恩来领导的整顿中，全国政协的工作也得到一定恢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受到迫害，全国政协的工作被迫停止。1972年10月，在周恩来过问下，政协建立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学习领导小组。12月，全国政协机关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恢复了机关的部分工作。广东省、广州市在1972年分别召开四次有省委领导参加的爱国人士座谈会，广泛听取与会者的意见和要求。一位原省参事室副主任会后动情地说:“接到开会通知时，看到称呼我们为‘同志’，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说明党还是要我们的，不是把我们看成残渣余孽。”
　　批判极左思潮在1972年下半年达到高潮。8月初，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还不无针对性地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25]在一个短时期内，《人民日报》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在周恩来上述指示精神影响下，10月14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发表三篇批判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语言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特别告诫人们要警惕极左思潮的“重新出现”。这三篇文章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受到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工农群众的欢迎。
　　注:
　　[1]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谈话，1972年6月28日。
　　[2]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1年6月4日。
　　[3]刘建章家属的信上批示:应一律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刘建章家属的信反映刘建章1968年2月以来一直被拘留审查，因监狱生活条件恶劣，身体已经很差。信中请求改变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许刘建章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
　　[4]1974年7月，中央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重新安排工作。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中央的平反决定长期未能向广大干部群众公布，许多受株连的人没有及时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3月，中央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对受株连的人恢复名誉，落实政策。1974年9月，中央对贺龙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5]周恩来:《要把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1971年12月15日、1972年1月21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3页。
　　[6]周恩来:《要把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1971年12月15日、1972年1月21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3页。
　　[7]广交会，即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8]周恩来在广州接见组织广交会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记录，1972年4月9日。
　　[9]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171页。
　　[10]毛泽东听取工交会议情况汇报的讲话，1964年1月7日。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14]陈云:《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1973年6月7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15]陈云:《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的问题》(1973年10月10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16]周恩来:《要学外国的长处》(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4页。
　　[17]197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成立国务院科教组，主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
　　[18]周恩来:《对周培源来信的批语》(1972年7月23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页。
　　[19]“三脱离”，即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20]张文裕，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四○一所副所长。
　　[21]朱光亚，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22]周恩来:《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1972年9月11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7页。
　　[23]周恩来:《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3―474页。
　　[24]座谈会报告称:1950年、1952年间，国民党残余势力及宗教上层反动分子在宁夏固原地区策动武装叛乱，并于1958年到1969年间策划了多起预谋叛乱。宁夏和固原地区政府组织了平叛斗争，但在处理叛乱案件中，出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出现扩大化错误。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1―542页。周恩来的话，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泛滥起来的在政治与业务关系上的极左思潮而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