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c:孙维刚：折得东风第一枝

折得东风第一枝

原载于<中国教育报>

　　今年教师节前夕，当北京22中党支部书记高旭庄重地向孙维刚老师宣布他已经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孙老师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曾记得，去年9月9日，全国优秀教师师德报告团首场报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台上，孙维刚用他那播音员似的嗓音讲述着自己教书育人的故事；台下，不少人掏出了手帕，擦拭着已经朦胧的泪眼，人们被他平凡而又崇高的精神深深打动了……

　　做教师，孙维刚做得轰轰烈烈，壮丽辉煌

　　很多年前，青岛二中有个叫孙维刚的学生。他刚上初一，最喜欢到海边去玩，也最喜欢看打仗的小说。暑假里，他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一本苏联小说《普通一兵》。起初，他并不喜欢这本书，因为里面的战斗场面并不像想的那样多。然而，这一年的暑假，青岛阴雨连绵，他只得在家里把《普通一兵》看了好几遍，没想到这本书成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等到上初二时，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学习成绩上去了，直到高中都是考第一。他锻炼身体，争强好胜，不少项目都能拿第一。青岛二中是一所教学质量很好的学校，孙维刚的理想是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导弹。以他的资质和优异的成绩应该如愿以偿。然而造化弄人，他得了肺结核，在家休学、养病。待痊愈高考时，成绩虽好，又因家庭出身问题，只能上北京师专。在师专学习时，孙维刚每天5点就起床。别的同学还在睡觉，他已在楼顶上念外语了。勤奋与好学，为他今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命运之神未能满足青年孙维刚的心愿，却为未来的教师队伍输送了一位优秀人才。

　　1962年，孙维刚被分配到北京22中，任数学教师。从此，他用超出常人的精力和全部心血在这块园地里精心耕，让一棵棵小苗成长成参天大树?BR>
　　同样是做教师，可孙维刚却做得轰轰烈烈，壮丽辉煌。

　　1997年，北京22中高三(1)班的学生在高考中100%上了录取线，38人达重点校标准，有22人考入清华、北大。这在北京市中学教学班中绝无仅有。而这个班的班主任就是孙维刚。更令人惊奇的是，全班40名学生全部来自工薪阶层家庭，入初中时，26人达不到区重点中学录取线，还有14人是就近入学的“大拨轰”学生。一时间，孙维刚成了教育口议论的中心，也成了家长和学生瞩目的中心。

　　其实，孙维刚的成就远不止如此。他曾用17年连续带过三轮实验班，都是从初一带到高三，有时还同时兼带初一和高三。1980年接手的第一轮实验班，除1人外，高考全部上了录取分数线。第二轮实验班，41名学生中有15人考入北大、清华，那一年，东城区达到600分以上的考生，有一半来自这个班。

　　孙维刚太“神”了。“点石成金”、“出神入化”，这些词用在他身上并不过分。可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呢？“根本的办法在于提高学生的智力素质，让不聪明的学生变聪明，让聪明的学生更聪明。”就这么简单吗？不，这只是他实验的目的之一，真正的答案还是让我们从他实验的过程中去寻求吧！

　　孙维刚在《我的三轮实验》这本书里说，应当承认，学生的天生的聪明程度是有差别的，有的老师曾用这样的办法——找来重点中学的练习与作业连夜复印，第二天布置给学生。重点中学讲什么、怎么讲，照搬过来，这套办法当然行不通。因为你的学生不可能很好地完成作业，这么做永远赶不上重点中学的学生。那孙维刚怎么教数学？“八方联系，浑然一体；漫江碧透，鱼翔浅底”。这是在用文学语言进行概括，局外人能否弄懂，无从得知，反正孙维刚和他的学生都懂。

　　孙维刚的教学方法被称为“结构教学法”，讲究新知识和旧知识的比较与联系。他并不担心学生的脑子够不够使，因为教师的任务就是造就学生发达的脑子。比如在教三角形内角和定理的证明时，课本上只是延长三角形底边并做出一边的平行线，引导学生做出证明。而孙维刚则把问题交给学生，上来就让学生猜想三角形内角和是多少，再让学生提出自己的证明。几种证法出来后，孙维刚再问：“那么多边形内角和是多少？”学生答：“(n-2)180°。”“怎么证？”学生们踊跃举手，把几种证法写在黑板上，然后，由孙维刚做总结——这就是数学归纳法的思想。数学归纳法是高二才接触的内容，在初一教学中就涉及了，学生接受得了吗？当然，孙维刚并不指望学生能一下子就理解和掌握数学归纳法，而只是抓住时机对教材结构进行调整，有关知识先“闪现”一下，以后还会“再现”，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他们的探索精神。

　　在某中学，一个初一学生问数学老师：“老师，您在课上讲，有理数是整数和分数的总称，‘有理’是有道理的意思，我不明白，整数和分数这两种数有什么道理呢？”老师回答：“这是数学上的规定，没有为什么。”

　　这一问一答，被孙维刚得知后，他为那个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而欣喜，同时也为那位老师轻率的回答而遗憾，甚至感到残酷。几经如此这般，学生求知的火花将逐渐熄灭，凡事不求甚解，只知记忆。孙维刚说：“科学上的任何规定都有‘为什么’，数学尤其如此，一个数学符号为什么这么写都有它的理由。世界上没有‘没有为什么’的事。”

　　他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为什么把整数和分数的总称叫作有理，这是翻译上的一个差错。“rational number”，日本人把它译为“有理数”，我们又从日文中把它移植过来。“rational number”是指可以被精确地表示为两个整数之比的数。分数是整数之比，如4/7是4∶7，整数也一样，3是3∶1……所以整数和分数总称为“rational number”。

　　啊，原来如此，学生们懂了。可孙维刚讲到这儿还不算完，他还要指出“ration”的字头“rate”的意思是“比率”、“配额”，这也反映出“比的概念”，军队里的配额，1个面包3人分，就是分数1/3；而3个面包给1个人，那就是整数3。日本人大量翻译英文科学著作是在明治维新期间，那时候他们或许只求速度，在准确性上就差了一点。

　　解答一个问题，就包含了这么多知识，而孙维刚却说，知识本身并不重要，通过数学教学，让学生追问数学上的为什么，养成科学的思维习惯才是最重要的。看来，他的确高人一筹。孙维刚特别爱讲述蔡冰冰的故事，这是他带的第一轮实验班的学生。当初考初中时，她连区重点都没考上，6年后却成为北京市惟一入选首届中国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的选手。蔡冰冰说，这得益于孙老师和她的一次谈话。上高中时，这个学生的成绩已经很好了，上课时未免有点儿无所适从。孙老师及时点拨她：知识都是相互联系的，课堂上老师常会重复以前的知识，这时候你应努力找到新旧知识的联系，这样学习数学就变得简单而有趣了。就像华罗庚说的，读书应有个过程——先把书读“厚”，再把书读“薄”，也就是说要善于总结规律。一席话，让蔡冰冰豁然开朗，她终于明白了应该怎样学习。

　　在几轮实验中，孙维刚都特别重视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维。比如，专心听讲，专心的标准是什么？精神集中，不走神。孙维刚觉得这样并不理想。只把精神集中到教师讲授的内容上，就会处于被动状态，跟在老师的后面亦步亦趋。他建议学生这样听讲：一个概念提出来了，不妨试着自己先给它下定义；一个定理或公式写出来了，自己先试着去证明它；一个例题写出来了，自己先试着分析、解出它。让思维跑在老师的前面，这样听课，才会体会到思维的乐趣。在他的课上，基本上是先出题，写出公式，然后让学生讨论，上黑板演示，老师在一旁点拨，让学生学会寻找规律。

　　孙维刚每出一道题，自己要先做上10道题，从中选出最精彩、最典型、最能启发学生思维的，让学生在课堂上讨论，不用预习，不留作业。学生在讨论中感受到学习数学的乐趣，下课自己就会把找题解题当做一种乐趣。这就是孙维刚教学成功的秘诀：永远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把学生的发展放在第一位。

　　在多元的时代，做人没有惟一的标准，但孙维刚认为还是有最高标准，比如正派、诚实、无私

　　孙维刚是教学高手，可他的目标绝不只是培养几个数学尖子。如果与他的学生交谈，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孙老师首先教我们学做人。

　　孙维刚说：“人们喜欢说，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做人没有惟一的标准，但我认为还是有最高标准，比如正派、诚实、无私。”他希望学生“做一个由于自己的存在，而使别人生活更幸福的人”。也许这些话听起来显得有些空泛，而孙维刚就有本事把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植入学生的心灵。

　　1997年高考前，班里综合评分在前15名的同学都坚决表示：不参评三好学生，放弃高考10分加分。人人皆知，市级三好学生高考可加10分，这对于考生来说有多么重要，何况班里已分配到四个市三好生的名额。而这15名学生宁愿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同学。在这种事关个人前途命运的大事面前能够坦然地为他人着想，在孙维刚的班上何止一件？！

　　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得主闫君同学，高二时就被北大提前录取，但他想再参加一次国际奥赛，再夺一块金牌。看到孙老师身体不好，他更想帮孙老师一把。于是，他用了100多个小时为班上同学作数学辅导，自己却在国际奥赛代表队选拔赛中以一分之差落选。面对这样的结局，闫君十分坦然地说：“我应该这样做。”

　　德才兼备，这就是孙维刚的培养目标。

　　学生徐某忘不了那次特殊的考试。入学前，她因生病，没能参加数学考试。孙老师为她安排了补考。拿过试卷，徐某愣了，“老师，这份试卷我以前做过。”孙老师乐了，“你很诚实，我收你做我的学生了”。

　　学生温世强的父亲至今还保留着家长会上孙老师讲话的一段记录，“一如既往，我们要坚持品德第一，学习第二；学分第二，训练发达的脑子第一”。孙老师最看重的是品德，其次才是学识。

　　他倡导学生读《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倡导大家唱革命歌曲，从一点一滴去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他不放过每一个教育机会。劳动、运动会、学校交给的各项任务，在他看来都是培养学生集体主义、奋斗精神的良机。当他的学生，少不了干“苦事儿”，军训，就属他们班练得苦，公益劳动也是他们班干得最多、最卖力气，孙老师认真啊！有些事儿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小事儿”，孙老师绝不会放过。这是一个学生的日记，它真实地记录了孙老师的严格对他心灵的震撼。“三天不上课了，今日回到教室，只见地面纸屑狼籍，积了不少灰尘。孙老师走上讲台，满面春风被紧锁的双眉挡在了门外。‘有些人就是在猪圈里也能过活，在垃圾箱里也能上课！’说罢，便弯下腰去，以手拭地。‘都给我扫’，孙老师说道，‘用手扫’，正如我所料。我以纸代手扫了几下，便去仔细地擦我不很脏的手。可是没料到，孙老师余怒未尽，‘都把手举起来，我要看看谁的心灵最干净！’孙老师此举在于让同学们拂去心灵上的尘土。望着同桌沾满灰尘的手，我不敢看自己的手，不敢四顾，更不敢看孙老师。我心灵中的龌龊和鄙陋在我一尘不染的手上暴露无遗。我惭愧地弯下腰，手上也沾满尘土。此后，我便多了面心灵的镜子，使我可以随时检讨内心。”

　　一次，班上的学生与看自行车的老人发生了争执，孩子们觉得这个老人太不讲理了。孙维刚得知后，还是严厉地批评了同学们。他认为，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人能为学校看自行车，并摆放得整整齐齐，是不容易的事，同学即便被错怪，也不应与老人发生争吵，有失班风。原本愤愤的学生们，被孙老师一席话说得心服口服。他从来没有为学生的学习发过火，但常常为他们不认真劳动、不保持教室整洁等“小事儿”发过很大的脾气。一位学生家长清楚地记得，孙老师曾为学生违反校规在操场上踢球而把家长请到学校。当时他已身患癌症，体质相当虚弱。有个别家长私下认为，为这事儿生这样大的气，是不是“小题大作”。而当他们的孩子健康地成长为一名高中生时，他们才深切地体会到孙老师的用心。初中三年的严格要求，使学生们由“被人管”到“不用管”，这正是孙老师的高明之处。

　　在孙维刚的班上，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数学讲座后，孙老师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业：回家后，向爸爸妈妈问一声好。不为事大而惧之，不为事小而轻之，这就是孙维刚做人的原则，他也这样要求着自己的学生。

　　一位好老师，就是一面旗帜。他在学生身上延续的绝不仅仅是知识，还有理想、意志和做人的准则。当年高三(1)班的班长，后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王一，家境优裕，而中学放假时却要到赛特购物中心门前擦车，上大学后每月的生活费也不超过300元。他说：“孙老师告诉我们，要热爱枯燥和痛苦，要耐得住寂寞，要学会享受不享受的享受。”学生刘莉莉，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通过希望工程牵线，她结识了两个家境贫寒的小姑娘。每年春节，她都要把几百元压岁钱寄给远方的小妹妹。考上北大后，她又将获得的数百元奖学金寄给她们，资助她们读书，而她自己的生活十分俭朴。她说，她愿意做一个像孙老师那样使别人生活得更幸福的人。她的家长也非常感激孙老师把一种崇高而美好的感情融入女儿的心中。

　　最遗憾的是江姐，没能看到可爱的孙儿——彭壮壮，在孙维刚的培育下已经成长为一个热爱祖国，具有很强责任感的优秀青年。班上同学都知道孙老师除了说：“彭壮壮是江竹筠烈士的后代，希望他不要辜负革命先辈的期望”之外，从不轻易把壮壮与江姐联系到一起，壮壮没有一丝的优越感。他不仅跟孙老师学到了知识，更感受到孙老师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和他心中的美好情操。壮壮参加全美最高水平的青少年科学竞赛——西屋科学奖竞赛，一举夺魁，在美国引起轰动。面对太多的赞美，小小少年竟能像他的老师对待荣誉一样，心静如水。因为他知道，等待他的是更艰巨的挑战。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的日子里，他始终关心着母校，关心着祖国，并一再通过书信向孙老师倾诉自己的心里话：“如果国家需要，即使意味着献出我的肢体，我也不会有所遗憾……”有这样的学生，孙维刚感到欣然。

　　一旦来到孩子们中间，他的心、他的情、他的魂，似乎都被他们摄去。爱事业、爱学生，是孙维刚取之不尽的源泉

　　凭孙维刚的本事和聪明才智，他应该能挣到很多的钱。但是他却情愿与清贫相伴，在自己钟爱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曾有好几所大学派人游说，请孙维刚到大学执教。而他却说，只要抓好了基础教育，大学讲坛就不愁精兵强将，还是让我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吧。其实，数学界人士深知他的水平，中国数学会理事，这个由科学家组成的“高智能核”中惟一的一位中学教师，教大学，也一定毫不逊色。但他仍然坚守普教阵地，尽管这里曾是一片贫脊。他要和千千万万个园丁一起用智慧、用心血在这片土地上播种希望、播种未来。

　　有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太重感情。的确，孙维刚就属于那种重感情的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他满怀赤子之心，对学生则饱含慈母之情。

　　1990年，可怕的病魔闯进孙维刚的生活。“膀胱癌”像一把无情的利剑刺痛着人们的心。同志们心疼，领导们心疼，学生和家长更心疼。可他告诉孩子们：不要难过，我一定和病魔斗争，把你们送进大学。10年中，病情多次反复，前后8次手术，可以说，这期间，他是在与病魔的抗争中，一如既往地为国家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毕业生。

　　那一次是带着实验班的四名同学代表北京参加第七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各省代表队都住在中国农科院。比赛的第一天早晨，术后不久的孙老师突然又大量尿血。每次上厕所，他都在无人的时候去，而且还关上灯。他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也不看。有一次忍不住看了一眼，便池里全是红的。他冲干净后，自己走下楼，乘车回家。第二天一早，参赛的同学又看到了孙维刚。

　　学生雷易鸣永远忘不了孙老师在动手术前写给他的三封短信。那时，他太不懂事了，上课管不住自己。孙老师不放心，三天一嘱咐，两天一鼓励，就盼着他能有进步。

　　杨哲忘不了和孙老师一家一起生活的情景。那年父母因公出国，家里只剩他一个。孙老师把他接到家中，分文不取，吃住全包。这个家，没有高档豪华的家具，却充满着慈爱与温馨。享受过这段难忘生活经历的不只是杨哲，还有王丽红、纪秀伟、王瑞华。孩子们现在都大了，他们说，当时只知道心中充满了幸福、充满了感激，却没有更深刻地去理解“高尚”的含义。

　　陈硕的父亲下岗了，家里生活很困难。孙老师在班里说，陈硕的费用全由学校报销。后来学生们才知道，他是“骗人”的，这些费用都是他自己出的。他把写书的报酬都花在了学生身上，而自己永远穿着一件旧军大衣，老式的涤卡中山装，袖口都磨破了。

　　还有闫君，在他准备参加“数学奥林匹克集训队”选拔赛前，多么希望得到孙老师的指导啊！可孙老师太忙太累了，小家伙真不忍心再增加他的负担。但是，孙维刚就是孙维刚，他不可能在这关键的时刻不出现。他来了，冒着寒风推开了闫君家的门。于是，柔和的灯光伴着孙老师亲切的声音，洒落在闫君的心田。为了给闫君提供有关国家数学竞赛的资料，孙老师从刚由莫斯科飞来的朋友手中拿到俄罗斯最新竞赛题目后，凭着自己的俄文功底，马不停蹄地连夜翻译。一连几个通宵，硬是把试题全部啃下，整整抄了15篇稿纸，用电传及时送给在武汉集训的闫君。闫君捧回奖杯对人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孙老师，我不可能获得金牌”。

　　1998年4月27日，孙维刚因癌转移到直肠，住院准备接受第8次手术。“五一”节那天，原高三(1)班全体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前来看望敬爱的孙老师。大家默默无语，眼含热泪，想再听一次孙老师的教诲。自打得知癌转移的不幸消息后，他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此时此刻他落泪了。这是怎样一种血肉相联的感情？孙维刚爱他的学生，是因为他爱事业，这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今年2月，病魔又一次击倒了孙维刚，他不得不进行漫长而痛苦的治疗。在与病魔斗争的这些日子里，他最想念的是自己的学生，最放不下的还是工作。休息一下吧，孙老师！您可知道您的学生、同事、领导，还有许许多多关心您的人，正盼望着您早日康复。他们虔诚地祈祷着，希望奇迹再一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