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直面无诗时代

　　流沙河

　　原名余勋坦，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学者，反右时，他参与创办的《星星诗刊》被指为“反党刊物”，他创作的《草木篇》被认为是最毒的“大毒草”，被发配回原籍劳动，上世纪70年代末回归文坛，声名鹊起，他参与编辑的《星星诗刊》是当时中国诗坛的重镇。

　　依然记得上世纪80年代《流沙河诗话》出版时，曾引起的巨大轰动。

　　那是诗的年代，一个被压抑太久的民族，井喷般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似乎每个年轻人都在写诗。

　　谁能想到：20多年后，《流沙河诗话》再版时，竟如此寂寥？

　　再没有人想当诗人，大家都在梦想成为商人。

　　假如，把李白、杜甫从我们的历史中抹去，结果将会是什么？永难忘记上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与激情，它的理想，它的人文精神，它的温情以及它的真诚，可当一切如时光般悄然流逝时，又该如何去挽留呢？

　　流沙河先生已经81岁了，在电话那边，老人家说话慢条斯理，每每不等听完记者的问题，他便匆匆说：这个事，你听我说嘛……

　　采访到一半时，先生倦了，说：就说这么多吧。记者央求着：先生再说两句吧。先生显著地迟疑了一下，便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

　　每个问题，先生都回答得那么认真，不经意处，排比句纷至沓来。在先生的话语中，分明是逝去的上世纪80年代在呼唤：诗，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种人格，是不断在内心中熔炼着的自我。

　　失去诗的灵魂，是丑陋的，失去诗的生命，是浅薄的。但，我们又该怎样自拔？又该怎样挣脱这个无诗时代？

　　因为失望而停止写诗 

　　北京晨报：先生好像很久不再写诗了？

　　流沙河：是，上世纪80年代后我一篇也没写过，原因很复杂，总之，感到很失望，所以再也不写诗、不研究诗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流沙河诗话》，都是上世纪80年代写的，这次出版没添任何新东西，还删掉了一些我认为太浅显的东西，但基本上保持了原状。

　　北京晨报：您为什么失望？

　　流沙河：因为我当时所看到的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兴趣就转移了，主要去从事文史研究，写了许多东西，现在《流沙河诗话》已经不是我最重要的作品了，我最重要的作品是《庄子现代版》、《流沙河认字》、《Y语录》等，此外还写了很多短文，你一定要读一读。

　　北京晨报：从您当年写的诗话看，先生似乎属传统派？

　　流沙河：基本理论是传统的，可文章很多都在谈现代诗，在上世纪80年代后，传统派理论被大家瞧不起，所以我也就不太愿意研究这个了。但我始终认为，诗歌只有好坏之分，没有新旧的区别。

　　不读诗会导致精神的残疾

　　诗歌的位置被搞反了 

　　北京晨报：不过，人的审美趣味总是在不断改变的啊？

　　流沙河：我不相信今天谁还可以创造出一套崭新的诗歌理论。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今天喜欢旧体诗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很多是年轻人，远远超过了喜欢白话诗的人，这说明什么？

　　北京晨报：难道今天该提倡旧体诗？

　　流沙河：当然不是，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唐宋旧体了，老年人可以怀旧，年轻人还是应该去发展中国的现代诗，但这就要从传统那里更多继承，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这样的气象，也许将来会改变。像这样旧的没继承好，新的又没创造出来，所以大家只能去读旧体诗。 

　　北京晨报：上世纪80年代，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曾影响广泛，为何今天已成绝响？

　　流沙河：我一点也不反对“朦胧诗”，所谓“朦胧”，是一个表现出来的样式，它的前提依然是要有浓厚的诗性，在这一点上，古今并无二致。但上世纪80年代的问题是，大家把诗的位置搞反了，许多人连文章都写不好，却去写诗，也成了诗人。诗本来是文学体裁中的最高阶段，可从上世纪40年代后，它却被当成是文学入门，这固然能配合宣传，可不需要宣传时，这些诗也就死亡了。

　　纯粹的诗才能传下去

　　北京晨报：中国有漫长的诗歌史，可为什么后来白话诗却长期走不出困境呢？

　　流沙河：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统治者都没要求诗人来帮助宣传，皇帝没这么要求过，帝制灭亡后，更没谁这样要求过，所以古诗中有很多精品。但白话诗却生不逢时，后来因为这样或那样的误解，诗人被当成是宣传员，诗被当成了宣传品，导致作品内涵低下、手法拙劣、趣味不足，成了完全的功利主义，这样的诗当然短命。当我们的社会转头向经济目标飞奔时，这些宣传品自然就成了废纸，诗人也被时代所抛弃了。这是白话诗一直没能走出困境的原因。

　　北京晨报：应该怎样写白话诗呢？

　　流沙河：诗应该有稳定的立场、恒定的内容。古往今来，最优秀的作品，都是瞬时产生的，而思想挂帅的诗，很难留下来。

　　《诗经》中也有宣传诗 

　　北京晨报：古代不也有御用文人和宫廷诗歌吗？

　　流沙河：是的，古诗中确实有一部分是为了宣传的，但那不是谁要求的，皇帝并没有让他们做宣传，诗人却主动这么做。比如《诗经》中三分之一的部分带有宣传目的，但恰恰是这一部分诗最缺乏生命力，读书人从来不读，就算勉强去读，也觉得很痛苦，根本不是美的享受，所以这些诗也没什么社会影响，相反，《诗经》中那些最富于人性的部分，却一直在大家心中流传。

　　北京晨报：既然没人提要求，诗人们为什么还要主动宣传呢？

　　流沙河：中国古代也有很多诗人功利心太强，他们主动去当宣传员，其实皇帝未必高兴，这些诗人并未奉命，可他们依然主动去那么写，这也许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吧。

　　人人写诗也不行

　　北京晨报：上世纪80年代，诗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今天检讨起来，其中真正优秀的作品并不多，为什么？

　　流沙河：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社会正在转轨阶段，诗歌的社会功能被放大了，所以很多人都去写诗，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现在看来，当时读诗人少，写诗人多，而且写诗的人也未免太多了，这是不正常的，任何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最终会逐步回到常态上去，今天诗歌没那么大影响了，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上世纪80年代的诗人太多了，绝大多数意境苍白，既无诗意，也无文化趣味，甚至读都读不懂。

　　生活不能离开诗

　　北京晨报：但今天新的困境是，人人都不再读诗、写诗了，很多年轻人在问：诗歌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您怎么看？

　　流沙河：诗对于人生来说，实在是太有存在的必要了，否则一辈又一辈的人们就会沉入无知中，成为彻底的功利主义者。今天很多年轻人失去了艺术想象力，他们理解不了诗的趣味，这是一种灵魂上的残废，他们需要诗的陶冶，这样，他们的人格才能健全起来。一个社会必须有诗的教育，这在短期看，可能没效果，但从长期看，却至关重要，因为一个毫无趣味的人就会被物质化，就会成为市侩，就会走向拜金主义。一个民族要有想象力、优美的趣味，不能只有精密的计算能力，今天年轻人的计算能力比我强多了，可他们的趣味浅薄，还不足我的十分之一，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出了问题，应该深入检讨。

　　不能忘掉精神的GDP 

　　北京晨报：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流沙河：因为像我这样的意见，经常会被认为是书生的愚蠢之论，在管理者看来，诗歌教育不产生GDP，所以没价值。但我要说，不能忽略精神的GDP，没有精神的GDP，物质的GDP是无法维持太久的。

　　北京晨报：精神的GDP经常被忽略的根本在哪里？

　　流沙河：这个问题已经不单单是诗歌所能回答的问题了，我说多了，有些人会不高兴。总之，中国改革正在进一步走向深化，不仅是政治改革，还包括文化改革、教育改革等，也许短时期很难有具体的举措，但应该把这些放到日程上去，要认真地去思考，要在精神上有所准备。

　　陈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