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桑格格小时候 百度云:毛泽东没证据如何定性“高饶同盟”：彼此心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07:11:37
2012年02月15日 15:11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景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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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时听到有人说“高饶反党联盟”，拿什么做证据？毛（泽东）说这种事彼此心照不宣，还要条约？还要签字？
1948年在军调部得饶漱石 资料图
本文节选自《知情者谈饶漱石》 作者：景玉川 原载于《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2期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决定采访和搜集有关饶漱石的资料。尽管那时的政治氛围远比毛泽东时代宽松得多，但在一般人看来，这仍属“险学”，是危险犯禁之事。
不久，我找到了饶漱石的小妹妹饶玉莲和她的先生谷思义教授。但谷思义未见过饶漱石，饶玉莲与大哥年岁相差又太大，对兄长与高层的事也知之甚少，因此，要了解饶漱石的情况，必须采访曾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好不容易打听到了李正文可能知道一些饶漱石的情况，可我在1993年10月下旬第一次上门采访他时，却挨了一顿臭骂，差点被他赶出来。李正文曾担任过建国后第一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我刚说明来意，他就大吼：“我是个小百姓，他（指饶）是大官，专门整我和陈老总。他老婆陆璀喊他小饶都不高兴。你在我这里得不到什么！”
我狼狈极了，为了不至于被赶出门，只好向他解释我的本意，然后再与他谈别的话题。后来第二次上他家，彼此熟悉了，他抱歉说对饶漱石的事确实了解不多。在北京，不仅在李正文处我碰过钉子，在其他几处也吃了闭门羹。后来去上海，这遭遇也同样碰到。
几经周折，我找到了饶漱石的女儿兰沁。可她开始也很慎言，两次见面都所谈不多。渐渐地，经过几次交往与通信，双方开始相互信任，我只要上北京，都会找她。不过，开初几次见面，我觉得像搞地下工作时那样神神秘秘，要头天约定会见地点。有一次见面是在五四大街附近一个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下，还有一次是在天安门前。
兰沁告诉我：为父亲饶漱石平反，是她和她母亲多年来的一块心病。为陆璀平反时，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是很热情与卖力的，但为父亲平反，胡耀邦就不便过问。
她还告诉我：张鼎丞病重时，她去看望张老，此时张已不能说话，见兰沁来，只是紧紧拉着兰沁的手，呜呜地哭着，想说什么，但谁也听不清他的话。
张鼎丞是华东局与饶漱石工作和生活中接触最多的领导人，饶被诬入狱，判决有罪时，他恰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位置上。
采访李正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奇介绍的。当他得知我采访李正文无收获时，又介绍我去找吴宝康夫妇。吴宝康曾担任过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可他说：“饶漱石平时不说话，与下级接触少。”不过他向我介绍了陈麒章：“陈麒章是大秘书，还有一位秘书是稽春生，你找到他们，知道的事一定很多。”告别时，吴宝康夫妇都鼓励我说：“你做的这件事有用，赶快找，再不找全都死光了！”这一天，是1993年11月8日。
陈麒章谈
陈麒章曾是饶漱石的大秘书。第一次采访他，他就谈了对“高饶事件”和饶漱石的看法。他说：
饶这个人，别的方面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生活上他也没有什么特殊，很严谨，甚至有点过头，一天到晚严肃，比较不近人情。别的方面人们也抓不到什么把柄，什么挥霍呀，大吃大喝、不检点……都没有。这个人本来是做群众工作的，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脱离了群众。张鼎丞每次来北京都住在饶家里，他们私人关系很好。饶漱石出事后，张鼎丞很吃惊：“怎么搞的，他出这事？”在华东，饶威信蛮高，舒同对他很尊重，邓子恢对饶也是服气的，曾山也是一样。
这个人毛病还是有的，但说他与高岗有什么“反党活动”，需要确凿的证据。至于说他们的反党活动可以心照不宣，这是不能服人的。你怎么知道他心照不宣？根据一些迹象，就断定是这么一回事，那就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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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时听到有人说“高饶反党联盟”，拿什么做证据？毛（泽东）说这种事彼此心照不宣，还要条约？还要签字？
1948年在军调部得饶漱石 资料图
本文节选自《知情者谈饶漱石》 作者：景玉川 原载于《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2期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决定采访和搜集有关饶漱石的资料。尽管那时的政治氛围远比毛泽东时代宽松得多，但在一般人看来，这仍属“险学”，是危险犯禁之事。
不久，我找到了饶漱石的小妹妹饶玉莲和她的先生谷思义教授。但谷思义未见过饶漱石，饶玉莲与大哥年岁相差又太大，对兄长与高层的事也知之甚少，因此，要了解饶漱石的情况，必须采访曾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好不容易打听到了李正文可能知道一些饶漱石的情况，可我在1993年10月下旬第一次上门采访他时，却挨了一顿臭骂，差点被他赶出来。李正文曾担任过建国后第一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我刚说明来意，他就大吼：“我是个小百姓，他（指饶）是大官，专门整我和陈老总。他老婆陆璀喊他小饶都不高兴。你在我这里得不到什么！”
我狼狈极了，为了不至于被赶出门，只好向他解释我的本意，然后再与他谈别的话题。后来第二次上他家，彼此熟悉了，他抱歉说对饶漱石的事确实了解不多。在北京，不仅在李正文处我碰过钉子，在其他几处也吃了闭门羹。后来去上海，这遭遇也同样碰到。
几经周折，我找到了饶漱石的女儿兰沁。可她开始也很慎言，两次见面都所谈不多。渐渐地，经过几次交往与通信，双方开始相互信任，我只要上北京，都会找她。不过，开初几次见面，我觉得像搞地下工作时那样神神秘秘，要头天约定会见地点。有一次见面是在五四大街附近一个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下，还有一次是在天安门前。
兰沁告诉我：为父亲饶漱石平反，是她和她母亲多年来的一块心病。为陆璀平反时，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是很热情与卖力的，但为父亲平反，胡耀邦就不便过问。
她还告诉我：张鼎丞病重时，她去看望张老，此时张已不能说话，见兰沁来，只是紧紧拉着兰沁的手，呜呜地哭着，想说什么，但谁也听不清他的话。
张鼎丞是华东局与饶漱石工作和生活中接触最多的领导人，饶被诬入狱，判决有罪时，他恰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位置上。
采访李正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奇介绍的。当他得知我采访李正文无收获时，又介绍我去找吴宝康夫妇。吴宝康曾担任过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可他说：“饶漱石平时不说话，与下级接触少。”不过他向我介绍了陈麒章：“陈麒章是大秘书，还有一位秘书是稽春生，你找到他们，知道的事一定很多。”告别时，吴宝康夫妇都鼓励我说：“你做的这件事有用，赶快找，再不找全都死光了！”这一天，是1993年11月8日。
陈麒章谈
陈麒章曾是饶漱石的大秘书。第一次采访他，他就谈了对“高饶事件”和饶漱石的看法。他说：
饶这个人，别的方面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生活上他也没有什么特殊，很严谨，甚至有点过头，一天到晚严肃，比较不近人情。别的方面人们也抓不到什么把柄，什么挥霍呀，大吃大喝、不检点……都没有。这个人本来是做群众工作的，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脱离了群众。张鼎丞每次来北京都住在饶家里，他们私人关系很好。饶漱石出事后，张鼎丞很吃惊：“怎么搞的，他出这事？”在华东，饶威信蛮高，舒同对他很尊重，邓子恢对饶也是服气的，曾山也是一样。
这个人毛病还是有的，但说他与高岗有什么“反党活动”，需要确凿的证据。至于说他们的反党活动可以心照不宣，这是不能服人的。你怎么知道他心照不宣？根据一些迹象，就断定是这么一回事，那就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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