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顶楞严经读重视频:失败了，但我战斗过

失败了，但我战斗过

　　如果说战争是一个政治受精卵的话，那么在她产下的所有痛苦和灾难里，就有一种令其不快和恼羞的沉重物：战俘。显然，战俘是战争的直接后果之一，哪里有厮杀，哪里就会有战俘，这是胜负任何一方都无法避免的尴尬。但在不同的价值理解和人文背景下，对战俘的态度却大相径庭。
◎被俘，意味着背叛？◎
　　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苏联当局缺乏应变准备和决策错误，致使红军惨遭重创，仅１９４１年夏季被俘人员就高达２００多万，而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整个战争期间，苏联红军总被俘人数达４５９万。但即便如此，并不能否定苏军官兵的顽强与勇敢，就连德方的战况日志都充分证实：绝大部分红军指战员都是在受伤、患病、弹尽粮绝、濒于困境的情况下被俘的。应该说，他们是为国家尽了力的，即使在战俘营里，他们也没有令红军的荣誉和国家尊严蒙受损失。
　　但他们后来的遭遇却极为悲惨。最令之不堪忍受的并非法西斯的虐待和绞杀，而是来自祖国“除奸部”的审判。苏联前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回忆道———
　　卫国战争一开始，苏联当局甚至把那些在战线另一边仅逗留很短时间的人也当作祖国叛徒。事实上他们全部经审讯或不经审讯遭到了严厉的镇压。军队的特别处不经审判就处决所有形迹可疑的突围出来或掉队的官兵……苏联国防委员会还在战时就通过决议成立特种集中营，以审查从俘虏营释放的和在解放区被发现的“原红军军人”，特种集中营是一种管理严密的军事监狱……
　　苏联领导对被俘红军人员所采取的态度，早在１９４０年就已经确定：“苏芬战争”一结束，芬兰方面将５．５万名战俘转交苏联当局。他们被悉数押送到依万诺沃州尤扎镇的特种集中营，四周围上了铁丝网，由内务部押送队负责看守，且不得通信和会见亲友。大部分人被判处了期限不等的监禁，剩下的于１９４１年春被押送到极北地带。他们后来的命运即无从知晓了。?穴《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版）
　　显然，在当局眼里，军人的天职即等于出让生命，每一项任务都和生命等值，当战事失败，任务未竟时，“活着”就成了罪状！不管何种理由何种背景，被俘都是一种耻辱！都是对命令的背叛！都是怯懦妥协、没有将力量消耗殆尽的一种反证！
　　或许正是由于对当局有着清醒的估计和认识———“苏芬战争”后那５万多士兵的遭遇早已对未来战俘的命运作了最残酷的诠释，二战结束时，拒绝返回祖国的苏联公民竟高达４５万之多，其中有１７万人是原军人。
　　应承认，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奢望一个国家或民族，对战俘自然地采取像对待英雄那样的态度，都是困难的。这从历史文化、人性心理和精神分析的角度都可以找到答案，亦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像苏联那样极端得几乎视战俘为叛徒的例子，则不仅是单靠文化成因就可替之辩解的了，它远远偏离了“朴素”，远远超出了人性的正常理解和行为范畴。
◎俘虏，也是英雄◎
　　欣慰的是，同样是接纳集中营里的昔日战友，在温煦的太平洋海岸，我看到了另一幕相反的风景———
　　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日本投降仪式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上午９时，占领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出现在甲板上，这是一个令全世界为之瞩目和激动的伟大场面。面对数百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麦克阿瑟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举动。有记者这样回忆那一历史时刻：“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时，突然招呼陆军少将乔纳森·温赖特和英国陆军中校亚瑟·帕西瓦尔，请他们过来站在自己的身后。１９４２年，温赖特在菲律宾、帕西瓦尔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两人都是刚从中国满洲的战俘营里获释，然后乘飞机匆匆赶来的。”
　　可以说，这个举动几乎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惊讶，都嫉妒，都感动。因为他们现在占据着的，是历史镜头前最显要的位置，按说该属于那些战功赫赫的常胜将军才是，现在这巨大的荣誉却分配给了两个在战争初期就当了俘虏的人。麦克阿瑟为什么会这样做？其中大有深意：二人都是在率部苦战之后，因寡不敌众、没有援兵且在接受了上级旨意的情势下，为避免更多青年的无谓牺牲，才忍辱负重放弃抵抗的。我看过记录当时情景的一幅照片，两位“战俘”面容憔悴，神情恍惚，和魁梧的司令官相比，体态瘦薄得像两株生病的竹子，可见在战俘营没少遭罪吃苦。
　　然而，在这位麦克阿瑟将军眼里，似乎仅让他们站在那儿还嫌不够，他作出了更惊人的举动———
　　“将军共用了五支笔签署英、日两种文本的投降书。第一支笔写完‘道格’即回身送给了温赖特，第二支笔续写了‘拉斯’之后送给帕西瓦尔，其他的笔完成所有手续后分赠给美国政府档案馆、西点军校（其母校）和其夫人……”
　　麦克阿瑟可谓用心良苦，他用特殊的荣誉方式向这两位毕功尽职的落难者表示尊敬和理解，向他们为保全同胞的生命而作出的个人名望的巨大牺牲和所受苦难表示感谢…… 　与其说这是将军本人温情的表现，倒不如说乃理性信仰的选择，它来自一种健康的正常的生命态度和对战争的理解。它并非个人情感的一时冲动，亦绝非私谊所为，而是代表一种国家意志热烈地拥抱那些为这场战争付出特殊贡献的人，超常的礼遇是对他们巨大自卑和精神损失的一种弥补和真诚答谢———在将军眼里，只有加倍弥补才是真正的弥补！那支笔大声告诉对方：别忘了，你们也是英雄！你们无愧于胜利和这个伟大时刻！
　　是啊，难道只有死才是军人最高的荣誉和价值标准吗？才是对祖国和同胞最好的报答吗？提出这等要求岂非太自私太狭隘太蛮横苛刻了吗？
◎失败了，但我战斗过◎
　　平时，我们在战争题材的小说或影视片中，经常可看到类似的诅咒性台词：“除非……就别活着回来！”“别人死了，你怎么还活着？！”当然，这样不雅的话大都由“反方”嘴里说出来。而对“正方”的描写，虽在话语方面巧妙地避开了此类尴尬，但在价值观上却掩饰不住同样的倾向：无论是作家编剧，还是读者观众，在对“我军失败人员”的命运期待与设计上都表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价值取向：烈士，或者叛徒……这几乎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一种创作模式。总之，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是绝不能做俘虏的，否则情感上就受不了。一旦被俘，要么设计他虎口脱险，机智越狱，要么就早早地安排他拉响“光荣弹”……随着那一声“同归于尽”的轰响，我们的灵魂也似乎骤然获释，“轻松”了许多，“欣慰”了许多。肉体的失败在悲剧高潮中为精神赢得了胜利！群众心理的胜利！集体无意识的胜利！
　　这是颇具深味的。或许，在我们的眼里，安排一个人去死，恰恰是对其荣誉和价值进行“维护”、“捍卫”和“重视”的结果———“死”成了一种隐隐约约的“爱”，说出来有点羞于出口，但却是很多人真实的想法。究竟什么原因使我们害怕英雄活着？不错，选择被俘而放弃毁灭，确属对生命的一种珍惜———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怕死”，可“怕死”有错吗？何以连一种不投敌不出卖同志的求生也被我们视为一种“背叛”？
　　我们经常在新闻媒体中看到关于解救“人质”的报道，在大家眼里，“人质”显然是被当作“受害者”和“弱者”来看的，我们也很少犯这种偏执：为什么这些人质宁肯老老实实做人质———却不去反抗，不去和歹徒誓死一拼？如此一来，也算替政府省了麻烦不是？其实，战俘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质”和“受害者”，而且是为国家做出了贡献———正在忍受委屈、肉体和精神正在服刑的受害者。
　　在理性的眼里，被俘固然是一种“失败”，但它不能作为对人的一种最终的人格价值和生命力量的评价，准确和公正地说，“被俘”本身亦是一种有力的存在，它并未失掉精神上的硬度和顽韧，它有尊严，有值得敬重和感谢的地方。
　　任何一位被俘士兵都有权说：“是的，我失败了，但我战斗过！”【摘自《书屋》 王开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