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净空是邪师吗:2011年短篇小说现状综述:展现广阔的现实生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20:15:18
2011年短篇小说现状综述:展现广阔的现实生活
2011年过去，短篇小说还是水波不兴，依旧是一个平常年景。优秀作品虽然不少，但却鲜有那种突破性、原创性的力作和精品。在各个方面的探索没有止步，但在文体自身的调整、变革上未见明显成效。短篇小说近年来的发展是稳健、扎实的，也涌现了一批颇见功力、读者喜欢的佳作，在思想和艺术上并不逊于中长篇小说。但短篇小说在整体上的表现是消沉、软弱、被动的。
展现广阔的现实生活
阅读2011年的短篇小说发现，以往那种作为主流的现实主义作品在锐减、在演变。从宏观看，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并不少，切入的社会面也很宽，但仔细观察就感到，那种直面严峻现实、具有思想力度的作品寥寥无几。今天，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现实主义主潮并没有断流，但表现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的重心，已转移到更宽泛的社会和日常生活方面，努力揭示现实生活本质规律的追求，已让位给了对生存状态和人生况味的洞察体验。文学的“大叙事”变成了“小叙事”。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在泛化、在弱化。
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更为繁多，矛盾更加严峻。我们并不缺乏有社会良知和忧患意识的作家，因此现实主义力作总会涌现出来，而这类作品往往出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之手。刘庆邦始终在关注底层社会问题和底层人物命运，《月亮风筝》是他2011年的代表性作品。小说表现了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乡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农民工任海生在煤矿的透水事故中死亡，他的家庭瞬间“天塌地陷”。但可恶的是，作为强权一方的煤矿和煤老板，不按有关法规处理，而是采用“逃避”和“私了”办法，多给任海生的妻子10万元，让她保守秘密，一人承担。于是这位善良、软弱、愚昧的农家妇女，遭遇了精神崩溃、家人状告、人财两空的巨大悲剧。弱势的农家妇女在强权面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作家在这一人物身上寄予了深切的理解和悲悯。王祥夫擅长写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在逼真琐碎的生活情景中，往往蕴含着重要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办喜》中写镇里的王镇长和煤矿矿长刘继文两家在同月给儿子办婚事。在矿长给镇长送礼钱、送唱戏，镇长给矿长下请帖、请赴宴等一系列活动中，我们窥见了官员与商人心理上的算计、较量，官商之间政治、经济上的交易、利用和勾结等层层内幕。
所谓现实主义创作，并不局限在重大题材和重要问题，写更广阔多样的社会生活同样可以成为上乘之作。须一瓜的《丰满的一天》就是一篇题材新颖、情节曲折、人物鲜活、手法娴熟的优秀作品。作品写的是当下十分热火的鉴宝故事。一碟一碗两件残破的古瓷器，早已被主人淡忘，实际上“一钱不值”。但在如火如荼的鉴宝氛围中，在掮客的摇唇鼓舌下，却被当做价值连城的宝贝。作者用夸张讽刺的手法，揭示了现实的荒诞、虚无，人心的躁动、功利。艾玛的《一只叫得顺的狗》，以狗的命运为线索，映照出了派出所长、说书艺人、年轻警员等的生活情状和心理演变，以及世事沧桑和岁月无情，蕴涵着无尽的社会人生况味。赵德发的《转运》通过一场道观的“本命年转运法会”闹剧，揭露了金钱铜臭对宗教圣地的侵蚀，一些假住持、假道长通过弄虚作假愚弄信众，从中牟利。这些作品都有着较高的现实意义和审美价值。
探究人性的优秀之作
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灵活、精粹的艺术文体，更容易进入人们精神灵魂的“内宇宙”。近年来表现人的情感精神的短篇小说大量增加，且涌现了大批力作和精品。这类小说，一面揭示大变革时期人情人性的变异和走向，一面用现代思想观念给予审视和剖析，表现了一种可贵的精英立场和意识。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写人性、欲望的旗号下，那种低俗的、丑陋的东西也乘虚而入，先是在中长篇小说上蔓延，现在又向短篇小说渗透，这是需要格外警惕的。
人性是一个神秘莫测而难以把握的世界，揭示人性的奥秘始终是作家乐于挑战的课题。表现人性所达到的高度，也标志着作家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在2011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几篇探究人性的优秀之作。赵本夫的《临界》既是一篇心理小说，也是一篇哲理小说。主人公四毛为了对得起父亲的信任和自己的良心，长期坚持做好人好事，却屡屡被冤、被抓、受辱。众口铄金、善有恶报，四毛的心理和精神终于崩溃，决心去做一回坏人坏事，毁掉了他一生的形象和信念。小说蕴含着一个深刻的人性和社会主题：在一个好坏不分的社会环境中，做好人是艰难的，当他的善长期得不到认同甚至被误解时，人性之善就会转变为人性之恶。马晓丽的《杀猪的女兵》探索的是更纯粹的人性变异：一个柔弱和善的女子在长期的杀猪生涯中，被扭曲了人性，最后竟杀死了自己的丈夫。“恶”的种子一旦播下，在特定的环境中，就会突然萌发。邓一光写城市人的精神世界比起写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显得更为得心应手。《深圳在北纬22°27′-22°52′》描写的是一对白领夫妻疲于奔命的日常工作和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现代都市使他们丧失了人的感觉、乐趣和思想，他们只有在梦中，才能实现人性向自然的回归：男人变成飞奔的野马，女人变成飞舞的蝴蝶。三篇作品，题材新颖、构思精巧、主题锐利，是难得的佳品。
在表现婚姻题材的小说中，都市故事占了很大比重，且大多写的都是婚姻的迷失、变易和破裂，由此可见都市人情感精神危机之深重。罗伟章的《细浪》以中年女性王燕做隆鼻美容术为“窗口”，撩开了成功人士的心理情感一角，她们向往年轻和美丽，但人造的容貌却让她们厌弃。钟求是的《皈依》写的是现代家庭的夫妻，在享受了太多的锦衣玉食，走过了漫长的婚姻之路后，对清心寡欲的佛教境界的“皈依”。盛琼的《像植物一样活》表现了现代女性对婚姻家庭更决绝的反叛。她们对美满的婚姻、富裕的家庭已不再留恋，她们厌倦、恐惧琐碎而庸俗的婚姻生活，因而离婚出走，“拒绝做动物，拒绝欲望”，要“活得像植物一样，芬芳、洁净、蓬勃”。在现代都市，物质生存已逐渐不是问题，而精神生活却困境重重，这些小说给读者一种新的启发和思考。
在叙述家庭故事的作品中，金仁顺的《梧桐》和滕肖澜的《天堂再见》是两篇值得称道的优秀作品。前一篇作家描绘了一幅逼真、鲜活、带有市井韵味的家庭生活图画，从各种人物的精神情感以及相互交往中，捕捉到尘世中最珍贵的亲情和爱情，给庸常、黯淡的日常生活注入一脉温暖的亲情。《天堂再见》的作者则深入到了一个严酷的生命和伦理主题中，让一个柔弱、贤惠的妻子去实施残废丈夫的“安乐死”。在家庭的毁灭、丈夫的剧痛中，这位妻子作出了无畏的选择，并用“同归于尽”的方式完成了两个年轻生命的“涅槃”。
在表现情感精神世界的短篇小说中，既有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也有部分粗制滥造的低俗之作。譬如一些描写多角恋、一夜情、婚外恋的作品，一味渲染性和欲望，损害着短篇小说的典雅品格，这种倾向是应当注意的。
人物塑造的成就与不足
现在短篇小说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我以为是人物塑造的问题。读过一两百篇作品，那种鲜活、新颖、有深度的人物形象很难遇到几个。有些人物形象，要么是模糊的影子，要么是理念的木偶，很难留下深刻印象。短篇小说人物淡出的问题已受到众多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但多年来并没有得到扭转。这正是短篇小说难以重振的重要原因。
在2011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作家在人物塑造上的努力。尽管鲜明而结实的人物不是很多，但也有一批。对于短篇小说，虽然不能要求都去写性格化、典型化的人物，但文学史实践证明，短篇小说完全可以写出杰出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形象在今天依然有强劲的生命力。关仁山《镜子里的打碗花》可谓一篇精心塑造人物的现实主义力作。农民工形象在当下的短篇小说中比比皆是，但一般写得较为单薄、清浅，正面品格着笔较多，负面性格浅尝辄止。而关仁山笔下的农民工，不仅显示了作为农民的优秀性格，更揭示了身为农民的卑劣品行。主人公张五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身份逐渐转换，从蹬三轮车的勤劳善良的农民工，到生活悠闲、妄自尊大的富豪的看门人，到既偷物又骗色的盗窃者，最后又回到辛苦而卑微的三轮车夫。勤劳、善良、聪明以及自私、贪婪、狡猾、虚荣等性格和品性，既矛盾又统一地凝聚在张五可这个人物身上，而聪明、大胆、执著是他作为底层人物的核心性格。这一形象的社会内涵和审美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短篇小说中的人物，除了现实主义的性格化人物外，还有赋予诗意的意象化人物，突出某种性格的类型化人物，着力刻画一种心理、精神的心理型人物、象征型人物等等。其人物塑造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李浩的《爷爷的“债务”》描绘了一位忠厚仁义、执拗践诺的爷爷的形象，但作家又对这种传统品格给予了形象的解构，使这一形象变得丰富而复杂起来。温亚军的《麦子》刻画了一位爱麦子如命、对世事怀有忧患感的大舅的独特形象，同当下那些忘却饥荒灾难、沉湎世俗享受的人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还有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人物形象，如甫跃辉《秋熟》中的老龙太、翠妮祖孙俩，在古朴、丰饶的乡村秋景中，一老一少两个人物竟显得那样美好而凝重，他们的善良、淳朴反衬了世人的卑俗和虚伪。再如马金莲《鲜花与蛇》里的农村少妇阿舍，小说在琐细平淡的农家生活画面上，呈现出一位勤劳、质朴、贤惠的传统女性形象。又如万玛才旦《乌金的牙齿》中的少年活佛乌金，在“我”的眼里和心里，褪去了神秘色彩，闪露着美好的人情和人性。
也许是有感于当下小说人物的薄弱和造作之弊端，有些作家开始探索纪实小说，塑造写实人物，有人称之为“非虚构文学”。邵丽就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的青年作家。她的《挂职笔记》记叙的是作家在河南某县挂职副书记时所熟悉的几个人物：副书记祁福旺、小车司机刘三召、政府食堂大师傅王三炳。人物性格的鲜明，生活细节的有趣，裹挟着人间的烟火和现实的“生猛”扑面而来。《老革命周春江》塑造了一位逼真、坚实而丰满的县委副书记形象。他没有文化，思想守旧，但资历深，工作认真，廉洁刚正。因离退休问题解决不当，他怨气很大，多次上访；但他对党、对革命忠贞不二，为当下的社会问题忧心忡忡。一个质朴、赤诚、执拗而又狭隘、盲目、愚忠的老革命形象跃然纸上。只有在生活的泥土深处才能发掘出这样的人物来，只有用纪实的手法才能雕塑出这样的形象来。这样的人物形象具有原创意义。但另一方面，由于作者过分粘滞于生活原型，使这一人物缺乏艺术形象应有的纯粹与和谐，难以达到典型的高度。
历史题材的发展
短篇小说不仅擅长描写现实生活，同时适宜书写历史生活，表现历史题材。上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也不时出现一些历史题材作品，但数量较少，构不成阵容。2011年我们欣喜地发现，历史题材在潜滋暗长，数量在增加，质量也在提升。历史题材的发展，显示了短篇小说表现领域的扩展和作家艺术视野的开放。聂鑫森、孙方友、谈歌等人在这一领域卓有成就，不断有新作问世。现在又有一批作家在跟进，且显示了新的创作特色、艺术生机。诚然，当下的历史题材短篇小说，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譬如取材还不够开阔、多样，思想观念还不够新颖、深刻，还需要不断提高。
古代历史题材，由于时代久远、生活隔膜，在创作上有相当难度。只有那些熟悉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生活的作家，在短篇小说艺术上又有一定造诣，才可能写出高质量的作品来。叶广芩出身满族，是叶赫那拉氏后裔，不仅对清王室家族生活有深广的了解，而且有与生俱来的情感源渊，因此创作了众多古色古香的家族系列小说。2011年的《后罩楼》就是一篇出类拔萃的艺术精品。作品描述的是清王府后花园的故事及珍格格、奶妈黄老婆子的生活，但并没有定格在已逝的清代，而是一路扫描了这座花园和这些人物，从清朝、民国、新中国特别到“文革”时期的遭遇和变迁。故事扑朔迷离、引人入胜，作者反思尖锐、思想深刻。
中国现代历史，充满了腥风血雨和革命、战争，其实也是一座文学的富矿。葛水平的《第三朵浪花》和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都表现了20世纪40年代的土改运动，是现代历史题材上的突破。
中国的当代历史已有60余年，新时期之前的近30年，也可视为历史。2011年我们看到了多篇描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的作品，虽然大抵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小叙事”，但依然有着特别的思想和审美价值。迟子建的《七十年代的四季歌》以童年回忆的方式，叙述了原始、贫困、杂乱的历史背景下，“我”自由、快乐的儿时岁月，温暖、丰富的底层社会生活，以及有着勤劳、善良、正直品格并敢于抗争的老一辈人形象。荒凉的历史时代，竟有着缕缕温馨的记忆。毕飞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节》同样把画面锁定在童年记忆上，那位既“高贵”又“倒霉”的县宣传队名演员，她悲切而怪异的神情举止、她给乡村女孩化妆时的痴迷忘我举动、她在召唤阿花时失足落入冰窟窿中的挣扎与“舞蹈”，都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也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考。叶兆言的《写字桌的1971年》写的也是童年故事，透过一张古旧的写字桌的流转，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动荡、黑白颠倒、人际恩怨，特别是文化人戏剧性的命运沉浮。在这类小说中，最具有历史反思意味的是秦岭的《杀威棒》。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过去的作品一般都是站在知青立场上审视的，而在这篇作品中，作家是站在农民立场上观照的。民办教师曹尚德手中的蛇皮教鞭，以杀威棒般的气势和力量，打掉了城里娃甄文强以及他的知青叔叔在农民面前的优越和傲慢，使他们真正认识了中国社会和农民，成为他们人生的财富。而在城里娃的聪明和他们后来的成功中，农民也认识了知青和城市文明。这种认识其实是双向的。对历史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建构的过程。短篇小说在这一题材上是大有可为的。
表现形式的探索
实事求是地说，现在短篇小说在表现形式上已很成熟，比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短篇小说，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升。在故事编织、人物刻画、结构营造乃至视角选择、叙事方式、手法运用等方面，显得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短篇小说似乎有了一种通用的、有效的表现模式。一种文体有了一种模式，自然是成熟的标志，但同时也是僵化的开始。近年来，在短篇小说领域，已经看不到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潮流，在表现方法和手法上也似乎“山穷水尽”了。这一文体的创造力在衰退。短篇小说本是小说家族中的“探索者”，它在艺术上的保守僵化，直接制约了整个小说创作的变革和发展。
在艺术表现方法中，荒诞手法可谓是一种神奇、有力的现代“武器”，近年来在短篇小说中多有运用。余同友的《老魏要来》是一篇表面写实、内涵荒诞的短篇小说佳制。办公室的老职员们绘声绘色描述的、领导们热线联系的、新职员们焦急等待甚至亲身寻访的——曾在这里工作过的老魏，竟然是一位臆造、虚幻的人物。他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局内人共同守护的体制潜规则，象征着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象征着小官吏们刻板生活中的一抹晨光。一个荒诞形象照彻了机关生活的旮旮旯旯，他与贝克特笔下的“戈多”可谓异曲同工。范小青多年来创作以“寻找”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颇受文坛关注。新作《寻找卫华姐》再次演绎了这一主题。小说以既真实又荒诞的生活情景表现了这样一种认识：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中，我们所寻找的人和事，已不再是原有的对象，当真正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们难以相信，或者擦肩而过。小说传达了现代人寻找、困惑、厌倦的时代情绪。
在2011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还看到了作家对幽默、讽刺、反讽等手法的纯熟运用，显示了短篇小说叙事风格上的多样，以及作家创作心态上的开放。劳马的讽刺小说已成为当前文坛上的一朵“奇葩”，他的作品题材广泛、笔调写实、构思精巧、篇幅精粹，在不动声色里蕴涵着幽默，在温文尔雅中深藏着讽刺。《上火》《东北人》《年货》《陪读》《奖励》《输与赢》《幸福百分百》等，构成了一幅斑驳陆离的世相图，显示了作家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天才的讽刺艺术。
艺术创新并不只是形式表现问题，同时关乎思想内容。独特的内容要有新颖的形式去表现，新颖的形式又创造性地表现着独特内容。当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创新成为一种文学潮流的时候，一种文体才会产生突变，走向复兴。短篇小说艺术探索的天地是广阔的，从当前的创作实际来看，西方“现代派”以及后现代文学依然是一个涉足不深的领域，中国古典文言、白话小说则是一个亟待开发的矿藏，五四文学、十七年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仍有可资借鉴的资源，短篇小说完全可以从中找到最理想的工具，并铸造出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法来。
(段崇轩)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1年过去，短篇小说还是水波不兴，依旧是一个平常年景。优秀作品虽然不少，但却鲜有那种突破性、原创性的力作和精品。在各个方面的探索没有止步，但在文体自身的调整、变革上未见明显成效。短篇小说近年来的发展是稳健、扎实的，也涌现了一批颇见功力、读者喜欢的佳作，在思想和艺术上并不逊于中长篇小说。但短篇小说在整体上的表现是消沉、软弱、被动的。
展现广阔的现实生活
阅读2011年的短篇小说发现，以往那种作为主流的现实主义作品在锐减、在演变。从宏观看，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并不少，切入的社会面也很宽，但仔细观察就感到，那种直面严峻现实、具有思想力度的作品寥寥无几。今天，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现实主义主潮并没有断流，但表现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的重心，已转移到更宽泛的社会和日常生活方面，努力揭示现实生活本质规律的追求，已让位给了对生存状态和人生况味的洞察体验。文学的“大叙事”变成了“小叙事”。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在泛化、在弱化。
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更为繁多，矛盾更加严峻。我们并不缺乏有社会良知和忧患意识的作家，因此现实主义力作总会涌现出来，而这类作品往往出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之手。刘庆邦始终在关注底层社会问题和底层人物命运，《月亮风筝》是他2011年的代表性作品。小说表现了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乡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农民工任海生在煤矿的透水事故中死亡，他的家庭瞬间“天塌地陷”。但可恶的是，作为强权一方的煤矿和煤老板，不按有关法规处理，而是采用“逃避”和“私了”办法，多给任海生的妻子10万元，让她保守秘密，一人承担。于是这位善良、软弱、愚昧的农家妇女，遭遇了精神崩溃、家人状告、人财两空的巨大悲剧。弱势的农家妇女在强权面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作家在这一人物身上寄予了深切的理解和悲悯。王祥夫擅长写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在逼真琐碎的生活情景中，往往蕴含着重要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办喜》中写镇里的王镇长和煤矿矿长刘继文两家在同月给儿子办婚事。在矿长给镇长送礼钱、送唱戏，镇长给矿长下请帖、请赴宴等一系列活动中，我们窥见了官员与商人心理上的算计、较量，官商之间政治、经济上的交易、利用和勾结等层层内幕。
所谓现实主义创作，并不局限在重大题材和重要问题，写更广阔多样的社会生活同样可以成为上乘之作。须一瓜的《丰满的一天》就是一篇题材新颖、情节曲折、人物鲜活、手法娴熟的优秀作品。作品写的是当下十分热火的鉴宝故事。一碟一碗两件残破的古瓷器，早已被主人淡忘，实际上“一钱不值”。但在如火如荼的鉴宝氛围中，在掮客的摇唇鼓舌下，却被当做价值连城的宝贝。作者用夸张讽刺的手法，揭示了现实的荒诞、虚无，人心的躁动、功利。艾玛的《一只叫得顺的狗》，以狗的命运为线索，映照出了派出所长、说书艺人、年轻警员等的生活情状和心理演变，以及世事沧桑和岁月无情，蕴涵着无尽的社会人生况味。赵德发的《转运》通过一场道观的“本命年转运法会”闹剧，揭露了金钱铜臭对宗教圣地的侵蚀，一些假住持、假道长通过弄虚作假愚弄信众，从中牟利。这些作品都有着较高的现实意义和审美价值。
探究人性的优秀之作
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灵活、精粹的艺术文体，更容易进入人们精神灵魂的“内宇宙”。近年来表现人的情感精神的短篇小说大量增加，且涌现了大批力作和精品。这类小说，一面揭示大变革时期人情人性的变异和走向，一面用现代思想观念给予审视和剖析，表现了一种可贵的精英立场和意识。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写人性、欲望的旗号下，那种低俗的、丑陋的东西也乘虚而入，先是在中长篇小说上蔓延，现在又向短篇小说渗透，这是需要格外警惕的。
人性是一个神秘莫测而难以把握的世界，揭示人性的奥秘始终是作家乐于挑战的课题。表现人性所达到的高度，也标志着作家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在2011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几篇探究人性的优秀之作。赵本夫的《临界》既是一篇心理小说，也是一篇哲理小说。主人公四毛为了对得起父亲的信任和自己的良心，长期坚持做好人好事，却屡屡被冤、被抓、受辱。众口铄金、善有恶报，四毛的心理和精神终于崩溃，决心去做一回坏人坏事，毁掉了他一生的形象和信念。小说蕴含着一个深刻的人性和社会主题：在一个好坏不分的社会环境中，做好人是艰难的，当他的善长期得不到认同甚至被误解时，人性之善就会转变为人性之恶。马晓丽的《杀猪的女兵》探索的是更纯粹的人性变异：一个柔弱和善的女子在长期的杀猪生涯中，被扭曲了人性，最后竟杀死了自己的丈夫。“恶”的种子一旦播下，在特定的环境中，就会突然萌发。邓一光写城市人的精神世界比起写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显得更为得心应手。《深圳在北纬22°27′-22°52′》描写的是一对白领夫妻疲于奔命的日常工作和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现代都市使他们丧失了人的感觉、乐趣和思想，他们只有在梦中，才能实现人性向自然的回归：男人变成飞奔的野马，女人变成飞舞的蝴蝶。三篇作品，题材新颖、构思精巧、主题锐利，是难得的佳品。
在表现婚姻题材的小说中，都市故事占了很大比重，且大多写的都是婚姻的迷失、变易和破裂，由此可见都市人情感精神危机之深重。罗伟章的《细浪》以中年女性王燕做隆鼻美容术为“窗口”，撩开了成功人士的心理情感一角，她们向往年轻和美丽，但人造的容貌却让她们厌弃。钟求是的《皈依》写的是现代家庭的夫妻，在享受了太多的锦衣玉食，走过了漫长的婚姻之路后，对清心寡欲的佛教境界的“皈依”。盛琼的《像植物一样活》表现了现代女性对婚姻家庭更决绝的反叛。她们对美满的婚姻、富裕的家庭已不再留恋，她们厌倦、恐惧琐碎而庸俗的婚姻生活，因而离婚出走，“拒绝做动物，拒绝欲望”，要“活得像植物一样，芬芳、洁净、蓬勃”。在现代都市，物质生存已逐渐不是问题，而精神生活却困境重重，这些小说给读者一种新的启发和思考。
在叙述家庭故事的作品中，金仁顺的《梧桐》和滕肖澜的《天堂再见》是两篇值得称道的优秀作品。前一篇作家描绘了一幅逼真、鲜活、带有市井韵味的家庭生活图画，从各种人物的精神情感以及相互交往中，捕捉到尘世中最珍贵的亲情和爱情，给庸常、黯淡的日常生活注入一脉温暖的亲情。《天堂再见》的作者则深入到了一个严酷的生命和伦理主题中，让一个柔弱、贤惠的妻子去实施残废丈夫的“安乐死”。在家庭的毁灭、丈夫的剧痛中，这位妻子作出了无畏的选择，并用“同归于尽”的方式完成了两个年轻生命的“涅槃”。
在表现情感精神世界的短篇小说中，既有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也有部分粗制滥造的低俗之作。譬如一些描写多角恋、一夜情、婚外恋的作品，一味渲染性和欲望，损害着短篇小说的典雅品格，这种倾向是应当注意的。
人物塑造的成就与不足
现在短篇小说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我以为是人物塑造的问题。读过一两百篇作品，那种鲜活、新颖、有深度的人物形象很难遇到几个。有些人物形象，要么是模糊的影子，要么是理念的木偶，很难留下深刻印象。短篇小说人物淡出的问题已受到众多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但多年来并没有得到扭转。这正是短篇小说难以重振的重要原因。
在2011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作家在人物塑造上的努力。尽管鲜明而结实的人物不是很多，但也有一批。对于短篇小说，虽然不能要求都去写性格化、典型化的人物，但文学史实践证明，短篇小说完全可以写出杰出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形象在今天依然有强劲的生命力。关仁山《镜子里的打碗花》可谓一篇精心塑造人物的现实主义力作。农民工形象在当下的短篇小说中比比皆是，但一般写得较为单薄、清浅，正面品格着笔较多，负面性格浅尝辄止。而关仁山笔下的农民工，不仅显示了作为农民的优秀性格，更揭示了身为农民的卑劣品行。主人公张五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身份逐渐转换，从蹬三轮车的勤劳善良的农民工，到生活悠闲、妄自尊大的富豪的看门人，到既偷物又骗色的盗窃者，最后又回到辛苦而卑微的三轮车夫。勤劳、善良、聪明以及自私、贪婪、狡猾、虚荣等性格和品性，既矛盾又统一地凝聚在张五可这个人物身上，而聪明、大胆、执著是他作为底层人物的核心性格。这一形象的社会内涵和审美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短篇小说中的人物，除了现实主义的性格化人物外，还有赋予诗意的意象化人物，突出某种性格的类型化人物，着力刻画一种心理、精神的心理型人物、象征型人物等等。其人物塑造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李浩的《爷爷的“债务”》描绘了一位忠厚仁义、执拗践诺的爷爷的形象，但作家又对这种传统品格给予了形象的解构，使这一形象变得丰富而复杂起来。温亚军的《麦子》刻画了一位爱麦子如命、对世事怀有忧患感的大舅的独特形象，同当下那些忘却饥荒灾难、沉湎世俗享受的人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还有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人物形象，如甫跃辉《秋熟》中的老龙太、翠妮祖孙俩，在古朴、丰饶的乡村秋景中，一老一少两个人物竟显得那样美好而凝重，他们的善良、淳朴反衬了世人的卑俗和虚伪。再如马金莲《鲜花与蛇》里的农村少妇阿舍，小说在琐细平淡的农家生活画面上，呈现出一位勤劳、质朴、贤惠的传统女性形象。又如万玛才旦《乌金的牙齿》中的少年活佛乌金，在“我”的眼里和心里，褪去了神秘色彩，闪露着美好的人情和人性。
也许是有感于当下小说人物的薄弱和造作之弊端，有些作家开始探索纪实小说，塑造写实人物，有人称之为“非虚构文学”。邵丽就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的青年作家。她的《挂职笔记》记叙的是作家在河南某县挂职副书记时所熟悉的几个人物：副书记祁福旺、小车司机刘三召、政府食堂大师傅王三炳。人物性格的鲜明，生活细节的有趣，裹挟着人间的烟火和现实的“生猛”扑面而来。《老革命周春江》塑造了一位逼真、坚实而丰满的县委副书记形象。他没有文化，思想守旧，但资历深，工作认真，廉洁刚正。因离退休问题解决不当，他怨气很大，多次上访；但他对党、对革命忠贞不二，为当下的社会问题忧心忡忡。一个质朴、赤诚、执拗而又狭隘、盲目、愚忠的老革命形象跃然纸上。只有在生活的泥土深处才能发掘出这样的人物来，只有用纪实的手法才能雕塑出这样的形象来。这样的人物形象具有原创意义。但另一方面，由于作者过分粘滞于生活原型，使这一人物缺乏艺术形象应有的纯粹与和谐，难以达到典型的高度。
历史题材的发展
短篇小说不仅擅长描写现实生活，同时适宜书写历史生活，表现历史题材。上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也不时出现一些历史题材作品，但数量较少，构不成阵容。2011年我们欣喜地发现，历史题材在潜滋暗长，数量在增加，质量也在提升。历史题材的发展，显示了短篇小说表现领域的扩展和作家艺术视野的开放。聂鑫森、孙方友、谈歌等人在这一领域卓有成就，不断有新作问世。现在又有一批作家在跟进，且显示了新的创作特色、艺术生机。诚然，当下的历史题材短篇小说，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譬如取材还不够开阔、多样，思想观念还不够新颖、深刻，还需要不断提高。
古代历史题材，由于时代久远、生活隔膜，在创作上有相当难度。只有那些熟悉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生活的作家，在短篇小说艺术上又有一定造诣，才可能写出高质量的作品来。叶广芩出身满族，是叶赫那拉氏后裔，不仅对清王室家族生活有深广的了解，而且有与生俱来的情感源渊，因此创作了众多古色古香的家族系列小说。2011年的《后罩楼》就是一篇出类拔萃的艺术精品。作品描述的是清王府后花园的故事及珍格格、奶妈黄老婆子的生活，但并没有定格在已逝的清代，而是一路扫描了这座花园和这些人物，从清朝、民国、新中国特别到“文革”时期的遭遇和变迁。故事扑朔迷离、引人入胜，作者反思尖锐、思想深刻。
中国现代历史，充满了腥风血雨和革命、战争，其实也是一座文学的富矿。葛水平的《第三朵浪花》和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都表现了20世纪40年代的土改运动，是现代历史题材上的突破。
中国的当代历史已有60余年，新时期之前的近30年，也可视为历史。2011年我们看到了多篇描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的作品，虽然大抵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小叙事”，但依然有着特别的思想和审美价值。迟子建的《七十年代的四季歌》以童年回忆的方式，叙述了原始、贫困、杂乱的历史背景下，“我”自由、快乐的儿时岁月，温暖、丰富的底层社会生活，以及有着勤劳、善良、正直品格并敢于抗争的老一辈人形象。荒凉的历史时代，竟有着缕缕温馨的记忆。毕飞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节》同样把画面锁定在童年记忆上，那位既“高贵”又“倒霉”的县宣传队名演员，她悲切而怪异的神情举止、她给乡村女孩化妆时的痴迷忘我举动、她在召唤阿花时失足落入冰窟窿中的挣扎与“舞蹈”，都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也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考。叶兆言的《写字桌的1971年》写的也是童年故事，透过一张古旧的写字桌的流转，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动荡、黑白颠倒、人际恩怨，特别是文化人戏剧性的命运沉浮。在这类小说中，最具有历史反思意味的是秦岭的《杀威棒》。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过去的作品一般都是站在知青立场上审视的，而在这篇作品中，作家是站在农民立场上观照的。民办教师曹尚德手中的蛇皮教鞭，以杀威棒般的气势和力量，打掉了城里娃甄文强以及他的知青叔叔在农民面前的优越和傲慢，使他们真正认识了中国社会和农民，成为他们人生的财富。而在城里娃的聪明和他们后来的成功中，农民也认识了知青和城市文明。这种认识其实是双向的。对历史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建构的过程。短篇小说在这一题材上是大有可为的。
表现形式的探索
实事求是地说，现在短篇小说在表现形式上已很成熟，比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短篇小说，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升。在故事编织、人物刻画、结构营造乃至视角选择、叙事方式、手法运用等方面，显得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短篇小说似乎有了一种通用的、有效的表现模式。一种文体有了一种模式，自然是成熟的标志，但同时也是僵化的开始。近年来，在短篇小说领域，已经看不到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潮流，在表现方法和手法上也似乎“山穷水尽”了。这一文体的创造力在衰退。短篇小说本是小说家族中的“探索者”，它在艺术上的保守僵化，直接制约了整个小说创作的变革和发展。
在艺术表现方法中，荒诞手法可谓是一种神奇、有力的现代“武器”，近年来在短篇小说中多有运用。余同友的《老魏要来》是一篇表面写实、内涵荒诞的短篇小说佳制。办公室的老职员们绘声绘色描述的、领导们热线联系的、新职员们焦急等待甚至亲身寻访的——曾在这里工作过的老魏，竟然是一位臆造、虚幻的人物。他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局内人共同守护的体制潜规则，象征着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象征着小官吏们刻板生活中的一抹晨光。一个荒诞形象照彻了机关生活的旮旮旯旯，他与贝克特笔下的“戈多”可谓异曲同工。范小青多年来创作以“寻找”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颇受文坛关注。新作《寻找卫华姐》再次演绎了这一主题。小说以既真实又荒诞的生活情景表现了这样一种认识：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中，我们所寻找的人和事，已不再是原有的对象，当真正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们难以相信，或者擦肩而过。小说传达了现代人寻找、困惑、厌倦的时代情绪。
在2011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还看到了作家对幽默、讽刺、反讽等手法的纯熟运用，显示了短篇小说叙事风格上的多样，以及作家创作心态上的开放。劳马的讽刺小说已成为当前文坛上的一朵“奇葩”，他的作品题材广泛、笔调写实、构思精巧、篇幅精粹，在不动声色里蕴涵着幽默，在温文尔雅中深藏着讽刺。《上火》《东北人》《年货》《陪读》《奖励》《输与赢》《幸福百分百》等，构成了一幅斑驳陆离的世相图，显示了作家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天才的讽刺艺术。
艺术创新并不只是形式表现问题，同时关乎思想内容。独特的内容要有新颖的形式去表现，新颖的形式又创造性地表现着独特内容。当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创新成为一种文学潮流的时候，一种文体才会产生突变，走向复兴。短篇小说艺术探索的天地是广阔的，从当前的创作实际来看，西方“现代派”以及后现代文学依然是一个涉足不深的领域，中国古典文言、白话小说则是一个亟待开发的矿藏，五四文学、十七年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仍有可资借鉴的资源，短篇小说完全可以从中找到最理想的工具，并铸造出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法来。
(段崇轩)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