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田龙也新闻:老百姓是如何养成行贿习惯的？

   我在行政机关工作多年，对王先生的如此说话深有感触，但王先生还算比较实诚，表明了是到深圳后不行贿，深圳前并未表态，我们可以理解为王先生在深圳之前的发展过程中是有行贿行为的。三百多位企业家热烈的掌声送给那位自认行贿的企业家，只是因为这位先生说出了大家不太敢说的，我的理解掌声不是送给行贿，而是送给这位直言不讳的企业家。所以行贿并不是英雄，直言不讳者才是英雄。

   在中国小到去居委会办事，大到国家部委办事，办事者均习惯行贿，行贿的小到一包烟，大到N多人民币，行贿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了企业经营的“正常”成本，老百姓居家旅行的必备，如果责怪老百姓行贿，显然不对，因为行贿确实能够办事，办办不了的事，或更快的办事，人类天性会趋利而行，当行贿可以解决问题，可以带来利益，很难抵抗，同理，受贿者也很难抵抗如此垂手可得的利益。

   身在体制内，对行贿有着天然的近距离接触，我感觉要剖析的是老百姓是如何养成行贿习惯的？

   有专家说如果你28天坚持和做同一个动作，就会变成习惯，看来习惯其实很容易养成，无论是行贿，还是受贿，都容易养成习惯。

   首先把贿分个类， 一种是金钱、物质贿，是被动贿，比如去医院做手术，如果遇到医生不接红包，病人会很不安，会担心手术做不好，担心医生会不那么细心，反之，如果医生接了红包，病人会觉得心里有底，会觉得医生和自己之间有了一层保障，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有没有红包与手术的成功与否没有任何关系，但病人宁愿相信红包会带来更好的服务。这只是行贿中的一个很小的例子，但却代表了一种行贿，这种行贿是因为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健康、生活、甚至生存，所以这种行贿是被迫的。

   还有一种行贿，是主动行贿，比如商业活动中，需要得到批文，或者以更低的价格得到土地，物资，以更高的价格得到业务，得到承建权等等，这个时候行贿者往往是巴不得对方受贿，只要对方收了，还怕事情办不好？所以企业家们都养着很多的“狗”，这些“狗”就是那些收了贿赂的官员，唯企业家之命是从，因为把柄在人家手里。

   另外的一种贿是指关系贿，比如某某领导的招呼，指示某某企业的事情要尽量关照，这个时候就不是物质贿了，属于关系贿，这种贿的背后是升迁，是更多更复杂的利益，虽然看似与金钱、物质无关，但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杀伤力更大，导致没有关系就不好办事。

   商业贿和关系贿，我不想多说，那只是一种简单的喂狗和做狗的行为，无关老百姓，我想谈的是老百姓的习惯，这种习惯是温水煮青蛙，慢慢形成的，掌握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权力的各级公务员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觉得公务员的权力可以转化为金钱，转化为利益，也开始了实践，从开始的吃吃喝喝，到现在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实践。

   当面对可供选择的办事老百姓，一个行贿，一个不行贿，公务员的人性使然，趋利而行，就为行贿者办事，慢慢的觉得不行贿者属于不懂事，开始故意为难设卡，到后来变成无贿不办事，逼得不行贿者开始行贿，老百姓的行贿习惯开始养成了。

   很多受贿被抓的公务员在事后均会写出千篇一律的忏悔书（颇多抄袭者），其中不乏认为自己没有坚持党性，心里没有人民之类的话。我认为这些均是说辞而已，仅仅是为了减轻罪责而写，因为党性面对人性之时，是那么的不堪一击。何况还有居多的被捕官员这个时候还在与司法系统演绎着行贿与受贿的故事，以求取减轻处理，你让一个正在向司法机关官员行贿的被捕官员发自内心的写出忏悔书来，（反贪局长被捕的可不是少数，最近被抓的一个居然贪腐上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非常客观的声音，说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贿赂不是现在才具有的现象，而是古老的遗俗，如果要治理这种现象，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这种声音现在几乎是个共识，一个行贿、受贿的客观理由，大家都在这个错误的客观理由中沉沦，无论是行贿者，还是受贿者，都把这个理由堂而皇之的挂在嘴上，放在心里，这个客观理由真那么难以改变吗？

  当老百姓的习惯养成，就很难改变，改变习惯付出的代价往往是沉痛的，类似戒烟、戒毒，只要行贿继续可以让办事更顺利，让利益得到更多保障，就很难改变老百姓已经养成的习惯，特别是当习惯根深蒂固之时，就出现异象，清廉为官者就成为异类，失去市场，不受贿就成为笑话，不受贿就被认为嫌少，被认为是为难老百姓。

  最近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小事就有此感受，我们在调处一起环境污染纠纷中，污染受害方多次找到我们，送来礼予我和我分管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不收他就不走，不收他就着急，我很理解他，因为他的对方是个房产商，他天然的认为与对方实力不对等，他担心我们在处理过程中偏颇于对方，希望以送礼的方式来平衡与对方的实力，以求得到公正的解决，面对他，我无话可说，我能责怪他？我能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估计如果我和他谈之大义之时，他内心会想我们嫌少，或者认为我们已经接受对方更大的礼，已经于他不利，因为他已经养成了习惯，我没有把握可以改变他的习惯，所以我们只好收下他送的礼，并且当面表示一定公正处理，他很释然的走了。随后我下属问我如何处理这些礼，我告诉她等事情处理完毕，再退给当事人，否则处理过程中很难让他相信我们会帮他，因为相对来说，他显然是弱势，他认为他的礼可以为他带来公正的处理，挽回他的损失。从他的言行举止当中，我感受得到他不是希望送礼而获得并非他应得的利益，他仅仅只是希望得到属于他应得的部分，但他的常识告诉他，不送礼就会连应得的都拿不到，习惯就是这样被逼养成的。

   老百姓的行贿习惯的形成，完全是各级贪腐的公务人员逼的，每年被捕、被处理的公务员多于牛毛，且以倍增的速度在媒体上见诸，各级纪委、司法机关耗费大量精力和纳税人的钱来查处这些违法违纪事件，特别是大案要案，动辄几十号人以几个月的时间包下一座宾馆办案，这期间的费用不言而喻。

  如果责怪老百姓行贿的习惯，那是严重不负责任的荒唐之词，个人感觉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制度，失去监督的权力是可怕的，我们现行的制度是一个违背人性的制度，我们的制度是把一个官员天然的想成是圣人，认为一个党员的党性使然，而不是一个人的人性使然，探索规律，越是重要领导岗位，就越是更具有党性的人担任，而现实却是越是重要领导岗位，其面临的诱惑更大，党性与人性的冲击更激烈，一旦人性占上风，结果就是可怕的，问题就在于党性和人性的冲击过程中，监督的缺位，导致人性更容易击败党性，党性和人性的天平上，如果没有监督的经常性调整，人性往往是胜利者，被捕的往往和倾斜度大小有关。

  不容忽视的还有行贿习惯所依赖的土壤，这个土壤是习惯的基础，大贪大敛者属于那些在这罪恶的土壤中长成的参天大树，大树们的交易往往不是普通老百姓们能接触到的，而往往被忽视的恰恰是培养其长成的土壤，这个土壤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被潜规则承认的贿，比如高价烟，比如吃喝，比如孩子上学的指标等等，这些被社会承认的潜规则贿，被纪委和反贪不放在眼里的“小节”构成了行贿习惯所依赖的土壤，并且形成了风气，形成了习惯，中国目前没有受贿“零容忍”制度，造就了各级公务员贪腐的土壤，“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句经典名言，已经没有任何可存在的空间，所有的人，无论行贿者还是受贿者，均认为属于正当，如果不铲除这些罪恶的土壤，“参天大树”只会越来越多，因为土壤肥沃，挡不住那些出头的大树。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就是从这些土壤开始的，那些“参天大树”被捕不过是让老百姓拍拍手发泄下长期被勒索的痛苦而已，无关痛痒。只要土壤存在，老百姓的习惯就不会改，纪委、反贪的利斧虽然可以砍掉那些冒头的“大树”，但却无法撼动那无边无形的土壤。

   新华网：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就说出了部分不愿同流合污的干部的艰难处境：“如果你不加入游戏规则，你就会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一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另类”，“就拿逢年过节来说，如果别人都送礼，你没有送，一次可以，两次三次，长此以往，你就会感觉到那份压力。那么你可能因为计划生育、防洪抢险、禽流感、‘非典’甚至是别的什么，被撤职、免职，或者你会被安排到偏远的乡镇，或可有可无的位置”。这就是许多人所指出的所谓“逆淘汰”。

  身在体制内的我，至今也在党性和人性之间挣扎，我从未自我感觉圣人过，我深知人性在天平那端的重量，我经常告诫自己必须坚持下去，我也深信将有一天我无须再这样挣扎，因为我们的制度将改变得不需要“它”的人每天这样挣扎，“它”会让天平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完善的制度，没有挣扎、没有孔隙的平行线。

  在那完善的平行线还没有到来的时间里，我只能每天坚持和自己说以下的这些话：

 1、监狱里的日子很难过，心存敬畏之心，才不敢为非作歹 。

 2、当面临“诱惑”之时，不要拿这个“诱惑”与自己每月的工资去比较，要与自己一辈子的工资去比较得失，与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去比较得失。

 3、与企业之间没有所谓的朋友关系，只有利益关系，他看中的绝对不是我的所谓人品和道德或朋友感情，而是我手中的权力，当权力被卖掉的那一刻，我从人就堕落成对方任意驱使的狗，我不愿意做狗，做人比做狗至少还是要高级的多。

 4、既然我选择了这个职业，虽然我如果出去在市场经济里击浪，也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但那只是假设，安安心心的做好现在这个职业，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比那虚无飘渺的更多利益靠谱的多。

 5、美满的家庭，慈爱的父母，充满着期待的爷爷奶奶，我不能毁灭这一切期望，我必须对我的家人负责，我不能让我年迈的爷爷奶奶颤颤巍巍的去监狱探望不孝的孙儿。

 6、组织上交给我的绝不仅仅是职务，更是担子，是信任，这种信任容不得辜负，我也不能辜负。自己挑不起这副担子，就不要挑，挑了就不要随便撂下，更不要自以为是，组织上可以交给你也可以收回去，做官只是一时，做人却是一世，当然我还称不上官。

 这些话同时也与各位同僚共勉，大家慢慢和我一起挣扎吧，记住一定要挣扎，否则将成为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