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浅一深磨5圈左三右三:邢小群：草原归去来——李大同口述（四）

邢小群：草原归去来——李大同口述（四）

　　本文选自《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李大同口述，采写：邢小群，编辑：丁东，主编：米鹤都。编者授权共识网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李大同，祖籍陕西，1952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原《冰点》周刊的掌门人。文革前为北京第26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文革初期参加过红卫兵，因对当时的运动不理解提出十个问题，被列入团中央的《内参》上报。1968年底，和其他一些“黑帮”子弟独自前往内蒙插队。在10年的插队期间，蒙语一流，担任过大队会计和负责人，甚至荣获了那达慕大会的赛马冠军，深深博得蒙族牧民的喜爱。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先后任驻内蒙古记者，学校教育部、科学部主任、高级记者。1995年在报内创立《冰点》时评栏目，翌年起成为报内之品牌栏目。1996年《冰点》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专栏”，后遭改组。

　　那达慕大会的桂冠

　　我们在草原真正的胜利，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在文化上战胜他们。我们很早以前就有了文化碰撞的意识。比如，有一次我到一个老乡家去，他的父亲是德高望重的大家族首领，儿子是马倌儿。马倌儿用的刀子不能从供销社买，一定是弄一把钢锉回来做，钢锉是好钢。马倌儿要经常做马杆子，刀子钢要非常好。他用一个羊皮口袋一样的东西在退火，先把钢锉的硬度减低一点，然后再做成刀子。我看他儿子在羊皮鼓风机上把钢锉一直烧红，拿出来放在一边退火。这时他的爸爸，看着看着，就伸出手去拿，手刚一接触到钢锉，“刺啦”一声，手就冒了烟。老人惨叫起来。当时我笑得眼泪都下来了。我说，你没有看见它刚从火里拿出来，你干吗要去摸它呢？他说：“我的孩子，你不知道，我们蒙古人不是用眼睛看东西，而是用手去看东西的呀。”他的话对我震动很大！感觉到了文化的不同。

　　蒙古民族是个非常感性的民族，他们没有理性的思维。抽象的词他们文化里是没有的。记得我曾经拿着我父亲当年视察南洋玉器厂时人家赠给的一块玉，给自己刻了一个名章。蒙古老乡都有烟锅子，烟嘴多是玉石的。通常要用一个二岁马才能换来这么一块玉石烟嘴。我就问他们，你看我这块玉石值多少钱？他们都来看。这块玉章玲珑剔透。像咱们，看看就完了，蒙古老乡不，他们看过之后，放在嘴里舔，然后用牙轻轻地咬，然后再舔。感受着玉的温度和质感。最后告诉我说：“这是好玉！”他不是看了以后说，而是舔了以后才说。

　　再比如，1973年以前，我一直入不了党，来了一个阿巴嘎旗本地蒙古人当了我们公社书记。他很喜欢我们知青。他说：“大同，你怎么没有入党啊？”我说：“我父亲还没有解放。”他说：“你有你父亲的照片吗？”我说：“有，在我的蒙古包里。”他说：“哪天我过去看看。”有一天，他自己骑着骆驼到我们蒙古包里来了。聊了聊天，他说，把你阿爸照片拿出来我看看。我正好有一套父亲1955年出访苏联的照片。他就在那儿看。看完一张，再看一张，足足看了半个小时，最后对我说：“好人哪！”他仅仅凭感觉、看面相就能做出判断，他回去第二天就批了我入了党。

　　有段时间，滕海清来了，整个内蒙都军管了。滕海清原来是军区司令员。他继续挖“内人党”，整当地干部。他们以为知青是天然的依靠力量，让我们知青给他们当翻译。军代表把老乡训得都发抖啊！我们就用蒙古话对老乡说：“你怕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站好，别怕他们，什么也别说！”我们声色俱厉，看上去也像在训老乡。可军代表一看，怎么刚才还吓得腿都打弯了，一会儿一个个都直起来了？就怀疑了我们。后来派别的懂蒙语的人在旁边听，才知道我们说的都是反话。他们说这帮知青不能用，完全站在老乡那边，把我们都换了。还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把我们的羊群也给剥夺了。

　　我们没办法，曾经一度靠打零工活着。每天骑着马，到人家蒙古包去问：你这儿有活吗？你这儿有活吗？这么凑合活着，生活很不稳定。这大概持续了有半年时间，后来军代表撤了，我们才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赵紫阳到了内蒙后，制定了很多符合实际的政策，还到我们牧场来视察过。其中一条政策是知青可以购买自留畜。我主张买。我们每人可以买6到8只母羊，一只羊才10元钱，可以让它下羔。但是我们那伙人坚决反对，说我们是无产者，不能有私有财产。我说，这不能算私有财产，我们放到老乡的羊群里，羊毛给他，我们只吃肉，可以省下买肉的钱。他们还不干。当时要是买了，我们到今天都是大牧主了。因为羊是成几何级数发展的。

　　再说文化碰撞。我们发现，若想让蒙古老乡把你当自己人，最终要在文化上战胜他。我们在智力上取胜，他们并不完全佩服。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看家的本事，最主要的：一是赛马、一是摔跤。摔跤，我们不行。我们知青中有一个天桥宝三儿的徒孙，技法很好，但一让蒙古摔跤手抓住，就像被铁钳子固住了，什么绊儿都使不出来了，因为力量差得太远。蒙古式摔跤不分级别的，100斤重的和200斤重的摔，摔得过人家吗？摔跤不行，我们就研究赛马。赛马是比摔跤更加神秘的蒙古文化。

　　什么样的马可以参加赛马？首先你得对这匹马有正确判断，看它是否有长跑的骨骼、肌肉和天分。一般的马倌都不敢说什么马能长跑。在蒙古赛马是往前走60里地，再往回跑60里地。一般的马根本不能一口气这样折腾120里地。我们在城市赛马场看的赛马，才跑1000多米，而在蒙古是长距离赛马。当决定了用哪一匹马参加赛马，还要进行神秘的拴养。控制它吃草，一直到把它皮下、肚子里的脂肪完全消耗掉，同时又不能伤害它的精神，让它浑身都是精肉了，它才能跑下这么远来。

　　拴起来是不让它吃草。马，你要不管它，它就不停地吃草。它是直肠子，一会儿，哗，一泡屎就泄下来了，不像牛羊还要反刍。最后把马拴得肚子就猎狗肚子一样呈弯弓型，浑身瘦骨嶙峋，但它不是弱马，而是具备了长跑的条件。平时拴这种赛马，至少要拴一个半月。在这四五十天里，每隔两天，要跑一次这种长距离，像运动员一样。跑的当中，既训练了马，也训练了骑手。让骑在马身上的孩子懂得如何驾驭这匹马。蒙古赛马全是让小孩子骑，是为了尽可能减轻重量。而且都是光背马，不能备鞍子，因此，参加赛马的人神秘感很强。

　　我们就想，要想让蒙古老乡对我们服气，就得在赛马上比他们强。最后就选了我的青马。我这匹马，老乡看不起，因为它是改良马。改良马不耐粗饲，不像蒙古马那么吃苦耐劳，什么恶劣的条件也能活着。改良马需要有好的草场。老乡觉得改良马不经造（折腾）。我们坚定认为，改良马有前途，蒙古马难看，矮小，卖不出好价钱。这就是文化的冲突。我们就要改良马当坐骑。

　　我这匹马，是牧场引进的卡巴金种马的第一代儿子。从小桀骜不驯。参加赛马那年，当我的坐骑也有三四年了。决定参加赛马后，我每隔两三个小时就拴它一次，然后观察它的粪便。夏天吃青草，马本来拉的都是稀糊糊的粪便，但是拴的马，高度吸收草里的养分，最后拉的粪竟然掉到地上都摔不开，得像骆驼粪一样掰开看。这是很神秘的。从老乡那儿听到不少拴马的秘诀，但我们认为大多是迷信的东西，不科学。我们则是根据从俄罗斯翻译过来的养马学--怎么调教马的心脏、肌肉，分别用慢步、快步、袭步来进行，而且一定要让它夜里吃草！蒙古老乡的赛马，夜里一口草都不许它吃。而我们不但让它夜里吃草，而且还加了葡萄糖，葡萄糖有活跃三磷三腺苷的作用。我们一直拴到参加那达慕大会，得了头马--冠军。

　　我1973年写成了《赛马日记》，成为手抄本流传，一直流传到北大留学生那里。他们看了非常惊讶！后来，有人编《草原启示录》，从我的日记中摘了一万多字，收了进去。又被文革研究者杨健注意到，把它当作史料引进《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去。我的日记有四万多字，没有全部发表过。当年是在蒙古包里点了六根蜡烛，用了两天两夜写完的。开始在信纸上写，后觉得信纸会被蹂躏坏，又誊在一个破烂的纸本上。纸本很快传走，两年以后才传回给我。这个本我还留着，原始的名字叫《心弦》，是说赛马怎么牵动人的心弦。后来在《草原启示录》中改为《雅干西勒日记》。现在有了博客，我就把过去写过的东西都贴上了。

　　我们得了冠军，让老乡真服了！他们开始不把我们当汉人了，认为我们是自己人，而且比他们还厉害。他们有时甚至当着我们面痛骂汉人，根本忘了我们也是汉人。通过赛马，是一次重大转变。牧民们认为我们全面蒙古化了。我们自己也有了巨大的成就感和荣誉感。

　　彷徨与孤独

　　生活的转折，是大学重新开始招生以后。我们这些人不可能没有上大学的梦想。

　　1972年，北京外语学院的老师，来我们旗招生，问知青办：这里的北京知青，谁的蒙语最好？打听到我蒙语说得好，就来牧场找到了我。他让我找来一个蒙古老乡，说：你们随便谈话，我在一边听听。结果，他非常满意，说：“太好了，没有听出你与蒙古老乡说话的差别来。” 其实他是法语老师。他通过听你说蒙语，考察你的学语言的能力。这个老师就决定要我。但回去一调档案，就黄了，不能要了。

　　1974年，我又有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又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没有去成。1975年，还有一次。这一次，招生老师说：你来起草一个给农林部（我父亲单位）的函，只要他们说不影响你升学就行，我们有1%的“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指标。我亲自起草的这份东西，最后一句是：“黄天祥的问题审查，是否应不影响其子女的升学问题，请回函。”我想，回答不外乎：或者“是”，或者“否”。如果他们说影响实际就违反了当时的政策。结果农林部军代表那个坏啊！他们根本不回答你的问题，回函写道：“经查，黄天祥的问题目前没有发现和其子女有关”。你说这叫个什么东西？！那意思是说，还有可能查出我与我父亲有关的问题。

　　三次受辱，这个大学不能上了。

　　其实，到了1974年我们分场就只剩下我一人了。这时候感到很孤独。当时，造反派说我父亲是叛徒，起因是当年父亲被派到土匪组织中工作，感化他们出来打日本，别和八路军作对。结果土匪组织内部哗变，把我父亲捆起来了。可他们又不敢真惹八路军，就把八路军代表--我父亲给放了。这样，我父亲在文革中就被打成叛徒。造反派说：你要不叛变，怎么会放你呢？其实档案中早已经甄别清楚了。在这之前，我曾和梁步庭有一次对话，梁步庭曾经和我父亲同在湖北沙洋干校。我问他：“以您的政治经验，我爸爸的问题，还有没有可能翻过来？”他想了半天，说：“没有可能”。他那年去看胡耀邦的时候，还和耀邦说了这件事。耀邦很生气，质问梁：“你为什么不出来说话？你至少可以证明他不是叛徒。” 梁步庭说：“耀邦，你不知道，我不说话就是态度”。在干校时，梁步庭与我父亲在厕所见面都不敢说话。开斗争大会时，我父亲太硬，雄辩滔滔，散会时人们说，这也不知道谁斗谁！他连走资派都不承认，太不知道妥协！

　　三次求学不成，我就真正考虑扎在草原上了。我开始设计我的蒙古包，一定让它要比老乡的富丽堂皇。我铺的是地毯，周围一圈是挂毯，然后是书架。一看，这个蒙古人就和别人不一样。我当时觉得这一辈子是走不了了。

　　蒙古老乡也真是想把我留下。我们大队有个叫颜金的老太太，德高望重，是妇女的首领。她专门和我谈了一次话。她说：“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说谁会嫁给我们这样的知青呢？她说：“不！想跟你的人多了。你跟我说，你到底要什么样的？你是要有文化的，还是要有钱的，还要长得漂亮的？方圆几百里地内的姑娘，我都可以把她领来！”她确实想让我当草原女婿。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人在草原的这几年里，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不属于草原。你总是在关心外面发生着什么，北京发生着什么，外国发生着什么。“美国之音”在草原上听得特别清楚，比北京清楚。我每天要听两三个小时。北京稍微有个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就感到坐卧不安，就感到要发生什么变化。再看看老乡，他们的精神生活，只有马头琴，只有他们的歌曲，他们根本不关心外界的任何事。这时你觉得：他们才真正属于这块地方。这么偏僻，恒无变化，他们觉得这是与生俱来的。

　　剩下我一人后，曾经有一年我根本就没有在我的蒙古包里住过。这时，老乡感到我一个人住，会有问题。因此，你会看到蒙古的老规矩出现了：早晨喝完了茶，我正想要干什么呢，老远的，山梁上，一个老乡骑着一匹马，又牵着一匹带鞍子的马过来了，请我到他们家去。他知道你自己有马，为什么还要牵一匹带鞍子的马呢？这是一种迎接的礼仪：我牵一匹带鞍子的马来，你是不能拒绝的。老乡怕我一人太孤独。我在这个老乡家一住就是一星期。等我回来后，山梁上又出现另一老乡牵着一匹带鞍马过来……。很有诗意，也很感人，我又到另一个老乡家去住。

　　每家都有我的专用被褥，绸缎的。睡觉时，从大木箱子里拿出干干净净的被褥，给我用。这是专门给我做的。他们自己是羊皮褥子，羊皮被子，往身上一拉就行。我的蒙古袍，也是老乡给我做的。我成了个公共女婿。这一年我就没有回我自己的住处。从一个浩特到另一个浩特。那年年初，我只买了七斤面，回去已经成了硬块了。这时，我已是分场主任，党支部书记。好像成年在管理巡视似的。

　　猫头鹰和女尸

　　等我再次回到我的住处时，我屋子的玻璃碎了两块。炕上有两只死猫头鹰，你说不迷信吧，也有点毛骨悚然！猫头鹰进宅，好事不来啊！可能是猫头鹰撞碎了玻璃，进来出不去了。晚上我躺下睡觉，又有猫头鹰叫……我拿上枪推上子弹出去一看，木桩子上站着一只猫头鹰在叫。连打两天，打下两只，第三天还来。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冥冥之中感觉这地方不能呆了。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北部一个公社女知青和当地老乡发生了关系，怀了孕。当时，中央有个26号文件下来，大意思是：迫害知识青年的要严厉打击。其实，这女知青的事，不是什么迫害，是两情相悦。但把这个蒙古青年给抓了起来，判了三年徒刑。女知青在当地没有办法呆了。旗里认为，最干净的、从没有绯闻的地方就是我们白音德力格尔了。这时，旗委副书记、武装部王政委就对我说：“大同，能不能让×××到你们那去？我说那怎么行？我们这里怎么能来有这种丑闻的人？”我当时也不知道她怎么样。王政委分管知青工作，说：“大同啊，你得给我这张老脸啊！她在那呆不下去了。”我说，那好吧。她就搬过来了。

　　她过来以后才知道，这个女生家里很有背景。她父亲是中央某部的一个处长，她的大姑父是林彪的大哥张浩，她的小姑父是原云南省委书记。文革开始时，林彪还派秘书到她们家问有什么困难没有。这个女孩儿，属于女中豪杰一类，14岁就到了草原。那时和老乡发生性关系的，都是不懂人事的女孩儿。草原上的蒙古小伙子剽悍起来，也是很有魅力的。她糊里糊涂，怀孕六个月了都不知道。找她姑姑，才知道怀孕了。于是事情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