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亚当.莱文好听的歌:邢小群：草原归去来——李大同口述（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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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小群：草原归去来——李大同口述（三）(2)
发布时间:2012-02-14 17:17 作者:李大同口述 |采写：邢小群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050次
大概是1972年，牧场（总场）一级核算的体制彻底崩溃了。原来分场没有独立核算权，所有牧民都欠牧场的钱，牧场欠国家的钱，好几万。总场说，不行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核算权要下放到分场，让分场独立核算。这就需要有管理人员，有会计。可蒙古老乡谁会呢？只能选知青。那次开会，讨论谁能当会计，分场老乡一起举手大喊--大同！大同！为什么选我？因为我蒙语最好。另外，我生性老成。我在我们知青里年龄倒数第二，但老乡觉得我老谋深算的，很有主意。还是选了我。
在老乡家时，我们的收入不都给老乡，但要付粮钱、肉钱。或自己买了粮放在那儿，或是老乡买了羊后，下一只我来买。这时我们开始自己独立过了。因为我们有了充分的生产生活技能。我们能包羊群，两个整工，一人一天就能挣到十个工分了，我们也不要求挣得很多。知青们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谁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能挣多少就挣多少，收入都放在一起。
我当了会计，成了管理者以后就不干牧活了。当时我面对的局面是相当糟糕的。老乡们欠分场一万多元钱，分场欠国家一万多元钱。里外里，我们欠国家两万多块钱。没有一家不是一年干下来还倒欠公家的钱。老乡家穷得蒙古包都见了天，买不起新毡子换。冬天穿的袍子没有面了，只有白板羊皮，因为没有钱买布。甚至连烟都抽不起，就是摘一种树叶子，勉强当烟抽。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管理问题，无非是要开源节流。另外就是要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
我是非常强硬的。那时老乡生活，每月都得先到我这里借钱。以前，他们要借多少就借多少，反正是不还的。现在不行了，我就算：你家包了一群羊，你的总收入将是多少，你的借款只能在你的总收入额度之内，超过一分钱也不借。老乡一开始骂呀--当面骂我是“黑汉人”！
我们还有一个分场长，他没有搞过经营管理，他不懂。出纳也是知青，所以我们说了算。当时开了几次大会。每一个浩特，你一年需要多少马鬃、马尾（搓绳子）都精确到“两”来计算。整夜开会。干部子弟对《人民公社60条》，《23条》都反复读过，知道这就是经营管理。我们就是让群众自己讨论通过，严格执行。开那达慕大会，老乡来借钱，不借！因为你一年都收入不了这么多，我不能让你再欠款。还是骂啊！但是，到这年年底分红时，我宣布：80%以上的家庭还清了欠款。就是在他们的总收入中，刨去已经借支的部分，其它的我不给他了，用来抵欠款。
他的羊群、牛群繁殖了，是他给分场带来的收入。他当年有多少工分，一个工分值多少钱（分场总收入除以总工分数），按每人工分，他应该分到多少钱。扣去了他的欠款，他实际应该拿多少钱。第一年他们大多数虽然没有拿到现钱，但他们已经不欠公家的钱了。
到了第二年，100%的家庭有了收入。这已经是多年没有的事情。我到牧场银行取钱的时候，要求都给我一元钱的票子，这样装到纸袋里厚一点。牧民除去他们所有借支，平均一家能拿五六百元的现金收入。我包在红纸包里，给一家一户发现金，老乡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我那年回北京腰里揣着五百元钱，如同现在大款的感觉！
自从文化革命开始，老乡们就再也没有见过现金。过去每年分红时，就是告诉他们：你欠了多少钱。而这年是，把他们一年吃的牛羊、借的款都折完了，还剩这么多的钱啊！我当会计后，分场第一年的工分值是1.2元，第二年工分值是1.6元，第三年工分值到了1.8元。这时老乡把我当救星看待了。后来，我那方章是很有名的。任何条子上如果没有大同的篆字印，你休想拿走一只羊。书记队长来要也不行，先问：有没有大同的印？公章都不行。这样，一举奠定了我们管理者的地位。不过，这时我们依然不是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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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2-2-14 | 责任编辑：左小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