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珠精神时光屋:上海，风云1911

上海，风云1911



■ 晚年李平书

　　1911年爆发的那场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走向和进程的革命，使上海这座城市成为另一个聚焦点。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上海作家陆其国用史家的眼光和文学的笔触，写出《上海，风云1911》（学林出版社2011年5月版）一书，以上海为视角，解读和诠释了100年前这件惊心动魄的重大史事。本报在此摘登其中片断。

　　上海“外来者”

　　1911年的上海，注定将成为一座不平静的城市。

　　此时革命党愈来愈认识到，反清革命的大本营虽在日本东京，而最重要的国内据点应该在江南重镇——上海。尤其当长江流域革命风生势起，亟需得到同盟会的领导和支持时，后者往往感到鞭长莫及，而且也缺乏领导的力度。于是1910年7月的一天，宋教仁、谭人凤、赵声、居正等人在东京召开同盟会分会长会议，提出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以策动长江各省革命的联络事宜。此议取得与会者共识。

　　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简称“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湖州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宋教仁、陈其美、潘祖彝、吕志伊、章梓、范鸿仙、谭人凤等三十多人与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及其他多项章程。选举陈其美、潘祖彝、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笙为总务会干事，分管庶务、财务、文书、交通、会计五部。杨谱笙后来将当时的所有文件、与会者签名、当选职（成）员姓名、会议记录，以及谭人凤、宋教仁、黄兴等人往来信函辑成“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史料”。今天重读《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犹可感受到辛亥革命风暴降临前夕的波诡云谲、风雷激荡。

　　上海作为江南的“门户”，其重要性在这份文献中被言简意赅地道出：“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也。各省设分部，收揽人才，分担责任，庶无顾此失彼之虑也。”

　　革命光凭一腔热情是不行的，革命还得讲究策略；而策略的关键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于是一个英武俊朗的年轻人的身影走进了上海，他就是陈其美。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1月出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一个商人家庭；读过七年私塾，后在一个小镇当铺做过多年学徒，27岁到上海做了两年同康泰丝栈的佐理会计。于1906年春赴日本留学，结识了一批革命青年。是年加入同盟会，并介绍浙江同乡黄郛和蒋介石等人入会。陈其美回到上海后，开始联络各地党人密谋反清。陈最初出现在上海时，脑后留着辫子，头上戴着瓜皮帽，身上穿着入时的獐绒马褂；这样的形象与一个革命党人实在相去甚远。所以他后来便将獐绒马褂换成了短制服，瓜皮帽换成了军帽，辫子也剪成了短发。那一阵，陈其美频繁出入上海的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等场所，结交青帮，俨然成为青帮在上海的头目。他不仅创办精武武术学校，以霍元甲为总教习，还吸收大批江浙资本家如虞洽卿、王一亭、沈缦云等加入同盟会，通过他们结交上海商界闻人、社会名流，推动他们赞助革命，从而掌握商会、商团武装。陈其美后来组织策动辛亥年上海起义主要依靠的三支力量，一支是李燮和联络的吴淞、闸北的军队，还有两支就是他亲自联络的上海商团和由帮会人员组成的敢死队。上海地方实力派人士李平书曾经写道：“武昌起义，沪上一日数电，闻者兴会飙举，而（沈）缦云窃忧之。一日语余曰：‘顷得私电，汉阳有难保之信，万一失守，武昌亦危，若此次失败，我汉人尚有噍类耶？’言次唏嘘不置。余曰：‘某亦知报纸捷电之不可尽凭，盖筹之熟矣！此时非东南急起响应，无以救武汉之危。’言未已，缦云跃然起曰：‘先生有此意耶？日来沪上党人正谋此举，特非先生赞同不可。今欲介同志于先生，其可一见乎？’余曰：‘可。’”缦云就是沈缦云。

　　沈缦云原名张祥飞（或翔飞），生于1868年，江苏无锡人。幼时进上海教会办的培雅书院读书，12岁时入赘开办铁厂的上海沈家，遂改姓沈，名懋昭，字缦云。沈缦云于1905年筹建信成银行，由此晋身商界。1910年，他被上海总商会推为代表赴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遭拒后，思想由拥护立宪转向革命。沈返沪后即积极资助于右任创办《民立报》，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活动。客观地说，上海在辛亥年所形成的革命形势，是部分外来强者与本土实力派人士合力的作用。这些外来强者中，除了陈其美，还得提一提李平书和他的族侄李显谟。

　　在上海老城隍庙九曲桥湖心亭北首的荷花池高高的水泥墩上，过去曾经矗立着一尊立式的人物全身铜像。铜像下端基石上由知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亲书铭文，记载此人生平事迹。此人就是李平书。李平书，原名安曾，更名钟珏，平书系其字，号瑟斋，晚号且顽，1854年生，上海人。肄业龙门书院。清末历任主粤县政，廉干善教。在任广东遂溪知县时，积极组织训练民团抗击侵华法军，因此被革职。被革职后的李平书回到上海。因为才能出众，不久后又任江南制造局提调，再兼任上海城自治公所总董，主持上海城厢内外（南市）的市政，兴利除弊，集资兴办了上海（其实也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西医医院——上海医院（即今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前身）。他还发动各业，创办了上海县城联合救火会，更在小南门建造了联合大楼和用于观察瞭望火警的警钟楼，此楼成了当时上海县城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正因为李平书在上海的影响，陈其美在上海起义时，对李平书相当倚重。

　　陈其美和李平书相识，是由沈缦云介绍的。陈、李相见后在叙谈时，李向陈“告以保民宗旨，彼此随时协商，互相尊重主义，避免侵犯”。陈表示首肯。李平书倡导并付诸实施且见效的地方自治，可谓泽被一方，影响深远。

　　再说李显谟。李显谟字英石，生于1881年，上海人。少壮时能文能武。1902年，他21岁时自费赴日学军事。当时在日本学习文法科的上海学生不少，但学习陆军的只有李一人。1905年7月，孙中山自欧洲重返日本，8月13日，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欢迎会。孙中山在欢迎会上的演说，给了李英石等留日学生很大影响，坚定了他们在中国进行武装革命的信心。这些聆听者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时各省革命军骨干领导，迅速响应起义。

　　1910年李英石毕业回国。后进入南京新军第九镇，任马标第一营管带。他以孙中山主张武装革命的思想影响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并促成了后来第九镇官兵起义。10月23日，李英石在上海遇到黄兴、宋教仁，李听从黄、宋建议，遂留在上海参与革命活动。11月1日，各商团在上海南市九亩地演武场集合。李英石和全体商团负责人见面，准备起义之事。会上，李英石被推举为商团总司令。

　　说到当时上海“外来者”，有一个人尽管屡被提及，但他所起的作用似乎并未为人充分认识。这个人就是张承槱。张承槱，字蓬生，生于1885年，湖北枝江人。系上海中国公学学生，同于右任有师生之谊。1911年，上海起义期间临时革命政权——上海军政府成立前的11月3日，清政府地方官员同样关心时局和政权的稳定。上海道刘燕翼、知县田宝荣一方面加强防范，另一方面分别照会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当局，要求派探捕在各轮船码头严密搜查革命党人，并发布“安民告示”，声称湖北兵变，不日可平定，劝大家勿受惊扰。但在辛亥革命声势隆隆的枪炮声中，这样的“安民告示”显然阻挡不住陈其美、李显谟、张承槱们在上海的革命活动。



　　■ 沪军都督陈其美

　　上海起义的准备工作

　　张承槱最初在上海的活动地方主要是在上海北火车站附近。当时那里有一条弄堂叫“庆祥里”，弄堂旁边有一家裁缝店，武昌首义一周后，张承槱来到上海，就借住在这家裁缝店楼上。他常早出晚归，有时终夜不归。每次看到他，裁缝店老板、工人总要向他打听武昌战况。有一天，一个名叫田鑫山的工人希望他能讲讲革命形势。结果张承槱一讲，店老板和工人都上楼来听，仅留一个学徒在楼下看店。张讲了一番种族大义、清朝无道、蹂躏中华三百余年、凡黄帝子孙无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均应起而响应革命、以尽天职后，当场就有一些工人表示想去武汉从军。这时候田鑫山向张承槱交底说，上海在帮的弟兄们多得很，都是愿意跟着革命党走的。他提到了刘福标、孙绍武等一些人的名字。此时张承槱已意识到，田鑫山对他的行迹显然已有所察觉。田不仅向他透露了与上海帮会弟兄的关系，还在第二天一早偷偷上楼，对他说：我们决定跟你去汉口，有几位弟兄希望你与他们见一面，去汉口的旅费我们自己筹措。张承槱说让他想一想。

　　当天晚上，张承槱一回到裁缝店，田鑫山即拦住他说，他的弟兄们已等候在外面一家茶楼，想和他见面。

　　来到茶楼，只见里面一间小屋已坐着七八个人。其中就有刘福标、孙绍武等人。张承槱这才知道田鑫山和他们都是拜把子兄弟，而且都是青洪帮大小头目或代表。他们求见张承槱的目的很明确，一是请张把他们带到汉口；二是希望张介绍他们认识革命党人。见这些人如此向往去汉口，张承槱便问了一些情况，如他们共有多少人，平时多在什么地方聚会等。

　　第二天下午三点，按照约定，张承槱准时出现在了法租界一家小菜场对面的万安茶楼。上楼后，只见十来张桌子全坐满了。他们中有知识阶层，有商人，也有地痞流氓，而工人居多。这次聚会讨论了不少实质性的内容，比如怎么联系更多的今天没能到场的帮会兄弟、下一步如何行动等等。眼看天都快黑了，不少人意犹未尽，于是便约定次日继续商谈。

　　次日见面地点是在一家茶楼的大房间里，是张承槱的朋友安排的。这天田鑫山和刘福标还带来了名册，田鑫山告诉张承槱，他已经将裁缝工作辞了。接着其他代表也相继来到。加上这些代表带来的名册，算起来，到时候可以集合三千多人！按帮会规矩，他们要求张承槱先加入他们的帮会，结为兄弟，大家好共事，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然后由张带领他们一起去武汉。

　　张承槱当晚赶到民立报馆向于右任汇报，说他已组织了三千多人可赶赴武汉。于说：既然你联络了这么多人，不必再往汉口，就在上海动手！

　　第二天晚上，张承槱刚躺下，忽听有人敲门。来客是陈其美。原来陈听于右任说，张已在沪组织了三千多人，打算奔赴武汉加入革命军，特地赶来和张相商。陈其美和于右任意见一致，觉得张既然已经在上海组织了三千多人，就不必再率众前往武汉，“共图在上海发难”可也！陈终于将张说服。

　　这时的上海，已为揭竿而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民众十分关注武昌前线的战况，许多人等不及报纸送来，干脆到素有“报馆街”之称的望平街打听消息。每闻捷报传来，万众欢呼；一旦传来失利消息，则无比着急，甚至对清军愤恨不已，有的人简直目眦欲裂，恨不得立刻挥拳攘臂，奋起赶去支援前线。尤其激烈的是，10月中下旬《申报》用大字“号外”报道汉口革命军败退的消息后，竟然遭到大批民众围攻，认为这是替清政府做宣传，动摇民心。愤怒的人群将报馆玻璃橱窗都砸碎了。报馆方面对此似乎也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在和陈其美见面后的第二天黄昏，张承槱与已建立联系的各方面首领商议，就在上海联合各界举行起义。为了说服他们留在上海发动起义，张承槱向他们分析道，他已通过关系，对清廷上海驻军情况进行了侦查，目前仅有淞沪巡防营统领梁敦焯所部三营，约两千人，且分散各处；吴淞口另有济军标统黎天才所部数百人；其次仅有高昌庙江南制造局部队上百人；再就是上海城内南市、闸北及各地警察约千人。张承槱说，目前上海已是风声鹤唳，人心思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的建议最终为大家接受。

　　上海起义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就实力言，张承槱手中的三千帮会弟兄显然不容小觑，而且刘福标后来也把他率领的弟兄三百多人加入到张承槱指挥的敢死队。接着，张承槱派田鑫山前往吴淞，做黎天才部下的工作，说服他们响应上海举义。张承槱自己则去北四川路梁敦焯寓所拜访。此人是驻英公使梁敦彦的堂弟，张承槱很清楚，现在上海军权握在梁手中，上海举义若没有他的响应，举义者必将付出重大牺牲。所以尽管他与梁素不相识，且从未谋面，但他还是决定去见梁。

　　9月上旬的一天黄昏，张承槱想好了应对之策，来到梁敦焯寓所前，摁响了门铃。来开门的是梁宅女仆。女仆一见是个陌生人，便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张。张承槱问，这是梁统领家吗？女仆点了点头，回说统领不在，要晚上回来。张承槱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有话要亲自对统领讲，既然统领不在家，那他晚上再来。

　　晚上八点，张承槱又摁响了梁宅门铃。来开门的还是先前那名女仆。当张承槱问她梁统领是不是已回家时，女仆向他要名刺。张承槱说名刺忘带了，他让女仆进去通报说有重要事情想和梁统领谈。

　　女仆进去不一会，出来一个男子对张承槱说，他是统领的部下黄营长，有话和他讲，他一定会转达到的。张承槱说，眼下革命党在各处活动，都说在上海就要成功，而且听说梁统领也赞成，不知确否。有许多学生已经联合起来要在上海举义。我思来想去，既想跟他们一起行动，又担心会有所不测。梁统领广有见识，必定也赞成革命，不致反对，更不会枪杀革命党。我今天来的意思就是想知道一个究竟，并请梁统领指教我们青年学生，免遭不测。

　　张承槱这一番话果然难住了黄营长，黄营长无法代替梁统领回答这些问题。终于，经请示后，张承槱被请进了客厅。

　　见到梁统领，张承槱开门见山道：“学生无知，冒昧来府上求见，还请原谅，实在是因为我们一班青年，今日已被狂风巨浪卷入漩涡之中，不能自拔，特以最诚恳之心愿前来求教。”又说：“近日上海人心浮动，确有举事迹象，想来梁统领已有所知。”

　　梁统领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询问了一下张承槱的个人情况，比如姓名年龄籍贯、在什么地方读书、现做何事、住在哪里、是不是革命党人等。张承槱其他都如实回答，为免遭不测，没有承认自己是革命党。接着，张有意识给梁讲了一些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的消息，如黄兴已来过上海，现又前往武汉前线；上海革命党已有数万人，炸弹手枪不计其数，现分别藏于租界及中国地界各处等。并表示，只因为关心上海一旦举义，革命党与梁统领难免会起冲突，今日冒死前来告诉梁统领这一切，只是想让梁统领有个准备。对此，梁表示感谢，并说以后可再谈。于是张便起身告辞。



　　■ 革命军坚守江南制造局

　　上海起义进入倒计时

　　上海起义的组织者们对自己的攻击目标很明确，主要有四处。其中最强悍，且表示不向革命军投降的，就是江南制造局卫队营。应该说，这一分析和当时上海形势的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也正因为如此，上海起义的时间和规模，在辛亥年的中国革命局势中，才显得如此举足轻重。

　　张承槱在辛亥革命期间参与筹备上海起义的过程中，一直冒着风险在艰难地奔走。张承槱在辛亥年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带动了一批底层平民参加革命。而上海起义时的中坚力量，并非像武昌首义那样，全仰赖于官军士兵。在辛亥上海起义中，主要战斗力量即来自民军。其中张承槱带领的三千余人，自然成了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

　　形势已越来越明朗。上海是江南沿海的主要城市，如果上海革命党人起义胜利，武汉的革命军可以得到有力的声援，也会极大地鼓舞和影响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武装起义。再则，上海还是清朝海军重镇，上海起义成功，清政府在长江的海军就失去依靠。上海起义的成功与失败，对于辛亥年中国革命形势有重大的影响。

　　这天上海革命党首领数十人又聚在一起开会，商议起义事宜。在这次会上，张承槱率领的敢死队被确定担任先锋。当天晚上，张承槱和刘福标在跑马厅附近的陈其美府上拿了四支手枪、十余枚炸弹。这点武器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再想办法多搞点，刘福标说他那里还有几十把刀和一些飞镖。原来刘福标手下有不少人都是飞镖手，十步之内施放飞镖可说百发百中，刘福标本人就是一个神镖手。张承槱曾亲眼见到，有一次在郊外，刘福标当场投出飞镖击中一只逃窜的野兔。当时张承槱就对刘感叹道，希望在上海起义时，你的飞镖能击中刘道台！

　　第二天晚上，张承槱再次去拜访梁敦焯统领。在客厅坐下后，梁先开口道，这几天革命消息很多，海军已由汉口退至九江。张问梁，如果革命党在上海起义，统领将会作何举动？

　　梁想了想，却问了张一个问题：你估计上海会发生什么情况？

　　张承槱直言道，我看上海危险得很，恐怕大乱将至，今天我想大胆地问统领，对于革命党究竟是反对还是赞成？

　　梁敦焯说，他不想与革命党为敌，但如革命党找他麻烦，那他决不手软；若不在他的管辖区域内闹事，他就睁只眼闭只眼。

　　谈话有了这一结果，张承槱感到满意。走出梁宅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到民立报馆。在楼梯上碰到刘伯泉、周锡三，他们兴奋地对张说，上海起义可以动手了；伍廷芳也已答应出面办理外交！于右任催促张可抓紧策动上海起义，以免错失良机。于是，张承槱和曾孟鸣、陈其美、刘伯泉等人紧急相商。大家觉得上海应尽快起义，首先攻下江南制造局，防止那里的武器运往汉口。

　　对此，大家都无异议。要紧的是，一旦起事，至少要让梁敦焯做到“按兵不动”，虽然他事先曾对张承槱有过口头承诺，但事关全局，还得确认才行。当下决定，由上海同盟会以党人的名义，给他写一封信，主要内容是“内述我们党人准备数日内在上海发难，听张某说你并不想与党人为仇，将来定可与党人为友，大汉将兴，满奴应灭，应天顺人，请共携手，为国珍重，伏乞指示等语”。

　　第二天，这封信便由张承槱和曾孟鸣送至梁宅。与梁见面后，张觉得梁的态度较前亲切不少。张把曾向梁作了介绍，说，上海起义在即，伍廷芳公使也愿意出来担任外交工作，上海起义的大事必能成功。今天有上海革命党人给梁统领的一封信，特地托我们给梁统领送来。梁看完信后说：请你们转达党人，在上海发难请勿侵我营地，彼此不相犯，等你们成功后，再来共图携手。与梁敦焯的沟通，不仅给了革命党启发，更使后者在解决此类问题时，找到了一把宝贵的钥匙。上海起义发动时，除了曾与据守在高昌庙江南制造局里的清军发生激烈枪战外，其他几处地方可以说兵不血刃即告成功，这都与革命党事先对梁敦焯做了工作有关。

　　上海起义终于开始进入倒计时。10月中旬，上海中部同盟会总负责人和南京、杭州两地革命党人商议后，决定先在上海起事，江、浙两省继而响应。

　　攻打江南制造局注定将是一场硬仗。想想也是，这场硬仗的主攻者并非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只是民军；平时也少有人玩刀耍枪。而他们的敌人却是受过一定训练的职业军人，武器优劣双方也不可同日而语。

　　武昌首义枪响后，湖南、江西、陕西、山西、云南等省相继独立。后因战局对革命军不利，形势见危，武汉革命党人亟盼各地，尤其是江南迅起响应。消息传到上海，中部同盟会最初打算先在南京发难，为此陈其美还前往南京联络。但南京的革命党人却以南京清军力量雄厚、仓促起事不易成功。陈其美又转赴杭州，想策动杭州起义。杭州方面却觉得如上海不先光复，则浙江独木难支。陈其美因此回到上海，积极筹划在上海起义。1911年11月1日，上海革命党人正式决定上海起义事项；第二天，陈其美又分别与李平书及李燮和商定：时间就定在3日，发动起义！

　　陈其美联系的青帮、商团和士绅已集聚了相当力量；同时光复会会员李燮和奉黄兴之命来沪，担任上海光复会总干事；对驻沪湘籍防军又已做好工作。这一切，又都为上海起义做好了充分准备。

　　且说此时战况尚不容乐观，前方将士希望各处迅起响应。同样的情状，黄兴在致潘训初等人的函中也有所披露。黄兴在这封信中，特别指出“绝彼海军后援，则易驱除也”。而此时最能遏制清廷海军的举措，就是上海尽快行动起来。再具体点说，就是黄兴寄希望于上海民军攻克清政府在江南的军火工厂——江南制造局。

　　清政府在上海的势力早已加紧防范。上海道台刘燕翼、上海知县田宝荣等连续发出《严禁私运军械》、《严密稽查革党》和抑制报章舆论等文告，并进行“布防”，在交通要道密查革命党活动。可以看出，刘燕翼们极担心“枪械军火”从上海被人“潜购”后又“偷运接济”，流出上海，运往武汉前线，支持革命军。此时邮传部也给刘燕翼来电，告知：“武汉下游各通商码头，华洋商贾甚多。现因乱事纷纷，乘轮赴沪，从中难保无革党乘机混杂而下，暗至各埠探听消息；抑或煽惑无知愚民，意图不轨。”

　　鉴于以上种种因素，上海防范更严了。即使是华洋客商出入码头上下船，也受到严密盘查，一旦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即行扣留送究”。

　　然而，防范的中心仍然当数江南制造局。此时的江南制造局早已成清政府在上海势力加以防范的重中之重。

　　紧接着，1911年10月31日《申报》赫然刊出关于“江南制造局戒严”的告示。这些信函、文告中透出的信息是，清政府及其在上海的势力，再怎么样对江南制造局实行“加倍戒严”，也根本无法阻挡“革党”的力量对这一目标的冲击。就像辛亥武昌首义前夜在武昌俄租界一幢房屋中，孙武手中的炸弹不小心爆炸虽为偶然，但武昌起义的枪声注定会响起绝对是一种必然。

　　正因为如此，即将在江南制造局内外揭开帷幕的那场激战，注定会成为上海光复的决定性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