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多肉植物的观察日记:陈炯明“血腥镇压民军”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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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血腥镇压民军”的真相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9月29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赵立人
陈炯明在1911年底至1912年初代理广东都督,有很多论者指责他在任上“血腥镇压其他民军”。关于这个问题,兹略为列举相关史料。
所谓“民军”,小部分是在革命党人领导下的起义军,大部分则是与革命党人无甚关联,趁“反正”之际入城“捞世界”的土匪武装。胡汉民说:“民军分子,以赤贫农民与其失业而流为土匪者为基本队,更裹胁乡团及防营之溃散者,以成其众。”
实际上,大部分的民军纪律都很差。苏济川记述:“各属民军纷纷开入广州,但多为乌合之众,素无训练,且多出身绿林,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一言不合,即拔刀相向。故此省会秩序一时纷乱。”王鸿鉴记述:“此辈多属乌合之众,品类极为复杂,未经训练,纪律毫无,领导人物又多沉迷于‘嫖赌饮吹’,对部队的约束极为松懈,以致打家劫舍,谋财害命,寻仇报复,骚扰不堪,造成社会动荡混乱……其中以石字营统领石锦泉纪律最差。”《神州日报》记:石锦泉“自招二千余人,捏报四千”,大肆贪污军饷；入都督府向胡汉民逼饷,“辄执炸弹恐吓”；白日在多宝街亲手擅自杀人,“取出人心,沿街夸耀。”(上海《神州日报》,1912年3月1日)
只有小部分以革命党人和新军为领导和骨干力量的民军,如陈炯明的“循军”(进驻广州的部分),以及“香军”、“起军”等,始终能保持良好的风纪。实际上,尽管曾经胡作非为的民军不在少数,但广东军政府最后基本上都是以和平手段给资遣散,只有无法无天达于极点的石锦泉,以及联合发动武装叛乱的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受到镇压,而其部属最终亦给资遣散。顺便一提,陈炯明自己的“循军”,除小部分(大约七分之一)与新军合编为广东陆军外,大部分也同样遣散了。他还拒绝让“循军”的人均遣散费高于其他民军,坚持一碗水端平。
有论者特别提到“仅3月21日这一天王和顺的惠军就死伤两千多人”,却对惠军的所作所为不知或不提。
在广州,王和顺无视军政府严禁烟赌的法令,“在东堤一带征收烟赌捐”。在东莞石龙镇,“王和顺……在豆豉街一带,逐家搜索,见有财物,如取如携,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石龙商民向孙中山控告:1912年1月26日,惠军向驻石龙的“起军”“有意撩斗”。“翌午廿七,与起军攻战一昼夜。廿八早,在省城续拨惠军二千,携带大炮。是日午后,计枪毙起军十八人,尽夺全营参谋、书记、司事衣物一空,并将扎勇各厂焚毁,掳去起(军)五人,当场枪毙。”“廿九,惠军大肆焚劫,借口搜获起军,将广昌当铺焚劫一空。”
而由老同盟会员梁起任统领的“起军”恪守纪律,拥护军政府,“商民莫不悦服,在龙时将三月,石龙从无劫案。”惠军“倘军情不利,势必由石龙退惠州,故外则发‘革上革’之威名,其实预防起军堵截。”“起军代表日求陈督作速救援,讵陈督游移无断,止以‘调和’二字塞责。在都督尚防跋扈将军,况商民敢不畏强暴加害耶?”(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第503～504页。)可见面对惠军的胡作非为以至明目张胆作叛乱部署,陈炯明都曾一再忍让,力求调和。
但王和顺气焰愈张,1912年3月9日下午,惠军击毙宪兵官兵4人,伤1人。当晚,陆军司长邓铿往晤王和顺,“戒其勿破坏大局”。但王和顺反称“新军欲缴伊军械”,会晤无结果。3月10日,惠军开炮猛攻。陈炯明得各方支持,大举反击,12日,战斗以惠军方面的失败而告终。王和顺等逃往香港。3月15日广东临时省议会电称:“民军统领王和顺久蓄异志,潜招桂兵,私购枪炮,分据要地。十日突阻新军查街,伤毙数命,斩断电线。十一,发炸炮轰城内外。陈都督万不得已,始宣罪状,令军围攻。幸其部下多不附从,现王逃兵溃,商民多受惊少损害。此役非因裁兵而起,各民军皆安。”(《申报》1912年3月24日。)
孙中山在给陈炯明的电报中说:“王和顺在粤举动,早有所闻,蓄意破坏,当非一日。此次公然作乱,目无法纪,幸除其一二私党之外,各民军皆知大义,不受所煽惑。而贵都督坚强不挠,办理尤合机宜。”(《南京临时政府公报》,《辛亥革命资料》,第342页。)
这就是陈炯明“血腥镇压民军”的真相。
◎赵立人,广东社科院研究员。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9月29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赵立人
陈炯明在1911年底至1912年初代理广东都督,有很多论者指责他在任上“血腥镇压其他民军”。关于这个问题,兹略为列举相关史料。
所谓“民军”,小部分是在革命党人领导下的起义军,大部分则是与革命党人无甚关联,趁“反正”之际入城“捞世界”的土匪武装。胡汉民说:“民军分子,以赤贫农民与其失业而流为土匪者为基本队,更裹胁乡团及防营之溃散者,以成其众。”
实际上,大部分的民军纪律都很差。苏济川记述:“各属民军纷纷开入广州,但多为乌合之众,素无训练,且多出身绿林,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一言不合,即拔刀相向。故此省会秩序一时纷乱。”王鸿鉴记述:“此辈多属乌合之众,品类极为复杂,未经训练,纪律毫无,领导人物又多沉迷于‘嫖赌饮吹’,对部队的约束极为松懈,以致打家劫舍,谋财害命,寻仇报复,骚扰不堪,造成社会动荡混乱……其中以石字营统领石锦泉纪律最差。”《神州日报》记:石锦泉“自招二千余人,捏报四千”,大肆贪污军饷；入都督府向胡汉民逼饷,“辄执炸弹恐吓”；白日在多宝街亲手擅自杀人,“取出人心,沿街夸耀。”(上海《神州日报》,1912年3月1日)
只有小部分以革命党人和新军为领导和骨干力量的民军,如陈炯明的“循军”(进驻广州的部分),以及“香军”、“起军”等,始终能保持良好的风纪。实际上,尽管曾经胡作非为的民军不在少数,但广东军政府最后基本上都是以和平手段给资遣散,只有无法无天达于极点的石锦泉,以及联合发动武装叛乱的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受到镇压,而其部属最终亦给资遣散。顺便一提,陈炯明自己的“循军”,除小部分(大约七分之一)与新军合编为广东陆军外,大部分也同样遣散了。他还拒绝让“循军”的人均遣散费高于其他民军,坚持一碗水端平。
有论者特别提到“仅3月21日这一天王和顺的惠军就死伤两千多人”,却对惠军的所作所为不知或不提。
在广州,王和顺无视军政府严禁烟赌的法令,“在东堤一带征收烟赌捐”。在东莞石龙镇,“王和顺……在豆豉街一带,逐家搜索,见有财物,如取如携,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石龙商民向孙中山控告:1912年1月26日,惠军向驻石龙的“起军”“有意撩斗”。“翌午廿七,与起军攻战一昼夜。廿八早,在省城续拨惠军二千,携带大炮。是日午后,计枪毙起军十八人,尽夺全营参谋、书记、司事衣物一空,并将扎勇各厂焚毁,掳去起(军)五人,当场枪毙。”“廿九,惠军大肆焚劫,借口搜获起军,将广昌当铺焚劫一空。”
而由老同盟会员梁起任统领的“起军”恪守纪律,拥护军政府,“商民莫不悦服,在龙时将三月,石龙从无劫案。”惠军“倘军情不利,势必由石龙退惠州,故外则发‘革上革’之威名,其实预防起军堵截。”“起军代表日求陈督作速救援,讵陈督游移无断,止以‘调和’二字塞责。在都督尚防跋扈将军,况商民敢不畏强暴加害耶?”(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第503～504页。)可见面对惠军的胡作非为以至明目张胆作叛乱部署,陈炯明都曾一再忍让,力求调和。
但王和顺气焰愈张,1912年3月9日下午,惠军击毙宪兵官兵4人,伤1人。当晚,陆军司长邓铿往晤王和顺,“戒其勿破坏大局”。但王和顺反称“新军欲缴伊军械”,会晤无结果。3月10日,惠军开炮猛攻。陈炯明得各方支持,大举反击,12日,战斗以惠军方面的失败而告终。王和顺等逃往香港。3月15日广东临时省议会电称:“民军统领王和顺久蓄异志,潜招桂兵,私购枪炮,分据要地。十日突阻新军查街,伤毙数命,斩断电线。十一,发炸炮轰城内外。陈都督万不得已,始宣罪状,令军围攻。幸其部下多不附从,现王逃兵溃,商民多受惊少损害。此役非因裁兵而起,各民军皆安。”(《申报》1912年3月24日。)
孙中山在给陈炯明的电报中说:“王和顺在粤举动,早有所闻,蓄意破坏,当非一日。此次公然作乱,目无法纪,幸除其一二私党之外,各民军皆知大义,不受所煽惑。而贵都督坚强不挠,办理尤合机宜。”(《南京临时政府公报》,《辛亥革命资料》,第342页。)
这就是陈炯明“血腥镇压民军”的真相。
◎赵立人,广东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