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斗牛犬螺丝尾:伍廷芳与唐绍仪:两个二品官的共和转型记

伍廷芳与唐绍仪:两个二品官的共和转型记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9月30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唐绍仪 　　伍廷芳
南都首席记者陈良军

　　“君之意如何,能以告我否?”伍廷芳问。

　　“我以为国人皆希望共和,必须循众。”唐绍仪答曰。

　　“君以为我等主义可行否?”伍又问。

　　“我心以为然。”唐绍仪回答。

　　1911年12月18日起,两个广东人,伍廷芳和唐绍仪,分别代表南方民军和北方袁世凯,开始谈判中国统一和国体的选择。

　　1911年,49岁的唐绍仪是在失意中开始新的一年的。前一年的8月17日,他由侍郎署邮传部尚书,入仕30年,终于走到了自己在清廷的政治巅峰,成了一个二品朝官。邮船部相当于交通部,辖轮船、铁路、邮政、电信四局,是清政府办新政设置的新机构。但是唐还没上任,就被人参了一本,说他根本不懂邮传事务。上任后,侍郎盛宣怀又与他不和。盛所拟的向四国银行借款修川汉铁路的合同,在这个新上司面前总是通不过。加之靠山袁世凯又被新上位的摄政王载沣开缺。朝中无人的唐绍仪处处受掣肘。

　　所以到了1911年1月6日,他以病免职,盛宣怀取而代之。5月,盛宣怀决意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引发四川保路运动。鄂军被调入川,造成武昌城防空虚。10月,新军起义,辛亥事发。

　　此时还留着辫子的唐绍仪(到了年底才剪掉)坐在了英租界的上海市政厅内,长条桌的对面是他的昔日同朝旧友伍廷芳。伍的辫子早在一年前就剪掉了,他已经69岁,辞去了清廷二品官,赋闲在沪,但是时局不让他歇着。

　　在时代洪流中因缘际会,两个赋闲的清廷二品京官坐到了谈判桌边。

留英与留美

　　1874年,科举仍是士子主要进身之阶。伍廷芳和唐绍仪就在这一年分赴英美两国留学,奠定了两人日后在政体转型期的立场取向。

　　伍廷芳祖籍广东新会,1842年出生于新加坡,时值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后回广州居住,12岁时遭土匪绑架一个多月。1856年,14岁的伍廷芳走避香港,入读圣保罗书院,毕业后在香港法院任翻译整整13年。1874年,伍廷芳结婚10年后,因妻子何妙龄一家都崇尚西学,他也决心自费赴英国林肯法学院学习法律。这一年他已经32岁。

　　唐绍仪1862年出生于香山县唐家湾。唐父倾慕洋务,遂让唐绍仪到上海来学习外语文学。加上族叔唐廷枢与容闳是香港马礼逊学校的同窗和终身至交,而容闳正为清廷选拔留美幼童。1874年,12岁的唐绍仪成了清廷派出的第三批30名留美幼童中的一员。

　　1874年是同治十三年,当年科举榜眼谭宗浚和探花黄贻楫都死在了任上,仅状元陆润庠得观辛亥巨变。1874年选择出洋或科举,人生路径竟如此不同。

　　留学期间,伍廷芳和唐绍仪都见识了东西方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伍廷芳所见的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唐绍仪所见是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双方都为此醉心不已。

　　历史的发展无法预测,30多年后,南北议和时,两人所代表的政治立场恰恰与留学国家的背景相反。

贵人政治

　　晚清受西力冲击,急需伍廷芳和唐绍仪这样的留洋人才。

　　1876年,伍廷芳遇到了他的贵人,驻英公使郭嵩焘。这位曾是曾国藩幕僚的公使刚到伦敦,伍廷芳就登门拜访。据驻英副公使刘锡鸿回忆,伍廷芳直陈“英国之政,君主之名,民主之实”。并建议郭嵩焘多储备外交人才。郭有意聘伍廷芳为翻译,被婉拒,称已获聘去美国当总领事。

　　郭嵩焘把职务提高为随员,伍廷芳仍拒绝。张德彝的《随使日记》记载说,伍廷芳认为给郭嵩焘当随员月俸不过二百金,参赞也只三百,而到了美国,当个律师就可月得千元。他更自负英国律师可升授侍郎及大御史等官,不是翻译、随员可比的。

　　但是郭嵩焘仍不放弃,不惜于1877年向李鸿章救助,请求陈兰彬把伍廷芳让出。这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第一次听说有伍廷芳其人。

　　郭嵩焘随后又为此上奏清廷,请示让伍廷芳任三等参赞官。光绪下旨同意。

　　尽管伍廷芳仍然回香港做起了律师,但是郭嵩焘求贤若渴的执著,令伍廷芳在朝野名声大振,引起了李鸿章的重视。回观这一阶段,伍廷芳似乎缺乏政治用心,他更关心实际利益,因为嫌弃朝廷给的官位和俸禄,情愿做一个律师。但是李鸿章给他开出了高价。

　　1861年,清廷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即总理衙门,又称总署、译署),办理洋务(通商、外交)；同时设立三口通商大臣,即北洋大臣,驻天津。这两个衙门,都办外交,但后者打头阵,受制于前者,故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掌管外交,在与列强打交道时内外处处受制,难尽其意。1877年10月6日,伍廷芳被邀请到天津,第一次见到了李鸿章。李次日就上奏,请聘伍廷芳,赞其熟习西洋律例,并不惜给与年薪六千金。1882年,伍廷芳进入了李鸿章幕府,40岁时成了清末官僚体系中的一员。

　　此时唐绍仪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被清廷召回已经一年,正在天津税务衙门短暂供职。

　　与伍廷芳相比,唐绍仪是清廷外派的留学生,回归朝廷理所当然。

　　1882年,伍廷芳到了天津,唐绍仪却被推荐为前驻天津的德国领事穆麟德的秘书,随往朝鲜帮设海关。两人无由谋面。

　　当时朝鲜刚发生“壬午兵变”,作为宗主国,清廷派丁汝昌和吴长庆率水师赴朝平乱。两次乡试不中的袁世凯,此时正投靠在他养父的结拜兄弟吴长庆手下,也随吴军到了朝鲜。

　　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一名亲清的朝鲜党派领袖被刺伤,送入穆麟德宅中医治。袁世凯前往探询,见门口一人持枪而立,阻止他们进入宅内,询问乃知是唐绍仪。

　　22岁的唐绍仪,遇到了25岁的袁世凯。两人时值青春,各怀大志,并一见而成莫逆之交。从此,唐绍仪整个政治生命,都将受到袁世凯的影响。尽管辛亥之后两人政见不同,但私谊始终无损。关于两人情谊,由一事可见。据《袁世凯与朱尔典关系内幕》一文记述:1894年东学党起义时,日人欲杀袁,为唐所知,唐夜半携两枪两刀乘马护送袁登上英国兵船,与日人行动前后相差仅10几分钟。

　　随后的甲午海战,清军大败。

大清二品官

　　李鸿章在1895年签完《马关条约》后,已经71岁,加上“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导致他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长达5年后才短暂恢复这一官职。

　　1895年,晚清很多新兴政治力量都在此间开始发迹:上书李鸿章未受重视的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策划了广州起义。袁世凯开始在小站练兵,个人逐渐为清廷倚重,并开始掌握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政治资本。同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为三年后的戊戌变法吹起了法螺。　　　　

　　在各种政治力量中,伍廷芳和唐绍仪需要作出选择。

　　1898年,出使朝鲜16年的唐绍仪回国,跟随了李鸿章一年有余。随后,唐入袁世凯幕府,其时袁任工部右侍郎。次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唐绍仪跟随去了西方教会势力庞大的山东,任省洋务局总办。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袁世凯压制拳民,获得洋人支持。1901年,李鸿章在《辛丑条约》签订两个月后吐血辞世。袁世凯接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跃而为汉臣中坚,受中外瞩目。

　　唐绍仪也跟随升迁,作为袁氏代理人任津海关道,正四品。在天津任上3年多,唐绍仪与列强周旋,展现了外交能力,1905年受清廷重用派往印度与英国谈判西藏事宜。他以强硬的姿态维护对西藏的主权。中外交涉中国能坚守立场毫不退让的情况,自鸦片战争以来,已经难得一见。

　　1906年2月唐绍仪回国后不久,先后被授太常寺卿,实授外务部右侍郎,还取代盛宣怀接任了督办铁路总公司大臣。他任用广东三水人梁士诒等,以铁路、金融为中心,形成“粤系”——交通系。唐绍仪是交通系的开山祖。到这年11月7日,唐绍仪转任邮传部左侍郎、兼署外务部右侍郎及会办税务大臣,集外交、铁路、电政、税务各种办事权于一身。这一年他44岁。

　　伍廷芳自1882年入李鸿章北洋幕府后,几乎参与清政府的所有重要外交谈判。1895年,他被认为头等参赞,随同李鸿章往日本议和,签订《马关条约》。

　　1897至1902年间,伍廷芳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但是他大多数时间都呆在美国,对美国政治和社会多有观察。回国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从1903年到1905年11月,历任商部左侍郎、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官至二品。唐绍仪仅随其后。1905年11月,几乎是伍廷芳刚调到刑部,唐绍仪就接替了他的外务部右侍郎职务。至此历史变革的思潮和力量已处酝酿时期,但伍廷芳和唐绍仪都仍在清廷体制内亦步亦趋。

　　同一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步入晚清大舞台的聚光灯下。

剪辫子

　　1907年,伍廷芳第二次出使美国。1909年1月27日,伍廷芳在清廷的仕途终结前,完成了维护晚清体制的最后一件事。他给外务部的一份电报中呈报有革命党在美国购买炸药,想运回京师举事,希望朝廷严防。次年春,伍廷芳被召回。68岁的他没有等到新的任命,实际已经退休。

　　多年后,伍廷芳在英文本《一位东方外交官看美国》中曾提到第二次出使美国时的各种观察:“在美国,人们蔑视所有传统,对君王和等级最不理会。”“在东方人的国度里,君王的意志至高无上,臣民个人的自由闻所未闻。倘若他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会呼吸到从未体验过的空气,感受到绝对新奇的经历。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可以尽其所好,无所约束,可以随便讲话,无多担忧。”　

　　无官一身轻的伍廷芳随即来了个急转身。1910年9月28日,一本杂志突然刊登了伍廷芳的一份奏折,题为《奏请剪发不易服折》。清制视辫如命,留辫与否反映了是否服从满人统治。伍廷芳的奏请可谓大胆,表现出了与清制的分离。　

　　这年12月,伍廷芳在上海剪去了辫子,与一个王朝彻底决裂了。

　　唐绍仪剪辫子更早。他幼年留美期间就因辫子受人嬉笑,遂偷偷剪去辫子。唐曾告诉身边人,自己19岁留美归来,第一次跪谒李鸿章时,因假辫子滑落,当时惊恐万分。因在清廷为官,唐绍仪重留辫子。他做了一阵子邮传部侍郎,调去任奉天巡抚,已是一名封疆大吏。但是袁世凯正当用人时,1908年,唐绍仪被袁派去秘密出使美国。同时期伍廷芳正担任驻美公使。

　　英国驻华公使的记录显示,出使美国前,唐绍仪就“有些抱怨地详细讲述了满洲贵族在首都垄断国家所有重要官职的倾向。几乎所有各部都被满洲贵族控制了。这些人从未走出北京城,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外国了”。

　　唐绍仪还在往美国途中,光绪和慈禧相继死去。光绪的弟弟载沣成为摄政王,袁世凯被逐。失去了袁世凯的唐绍仪,被削去了奉天巡抚,几乎是赋闲在天津。到了1910年8月17日,他突然被授署邮传部尚书,这是他在清廷的最高官职,正二品。



　　这一任期内,清廷正向四国银行借款,以偿还对外赔款。但四国银行提出,要清廷把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允许他们介入建设。侍郎盛宣怀是坚定的铁路国有化支持者。他负责起草借款合同,但唐绍仪不批准这些合同。因两人意见相左,盛宣怀又是久负盛名的洋务派实业家,自袁世凯去后正得重用,唐绍仪遂干脆辞职。盛宣怀接任邮传部尚书,统领全国铁路,点燃了亡清的导火索。

　　历史难以重来,因此也无从想象,如果唐绍仪在这个职位上多做两年,没有“保路风潮”,武昌起义是否可以避免或推迟。

奇特的谈判

　1911年确实风起云涌。盛宣怀奏准铁路收归国有,清廷却不愿给那些为川汉铁路集资了1645万元的四川人偿还本金。四川掀起保路运动。督办川汉、粤汉铁路的大臣端方带湖北新军4个营入川平定骚乱,造成武昌城防空虚。武昌起义在各种临时性的因素作用下,仓促爆发。在南北对峙中,伍廷芳和唐绍仪逐渐回归政治前台。

　　武昌起义之前,伍廷芳赋闲在沪,被推举当了个上海轮船招商局的董事会长。11月3日,上海光复。沪都督陈其美发现,对于沪军都督府,各国驻沪使节均态度漠然,他们接洽各种公事,竟然都是找伍廷芳。陈其美遂聘伍廷芳为外交代表,处理对外交涉。至此,伍廷芳正式从晚清官员转向了革命党阵营。

　　11月12日,伍廷芳对外发表了《致各友邦请承认中华共和国电》,电文谴责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并向全世界勾画了中国民主宪政的美好前景。同日,伍廷芳领衔致电载沣,劝其赞成共和,并携溥仪退位。在写给庆亲王奕劻的《致清庆邸书》中,他自述心迹,称其并非不忠而辜负皇恩,实是清廷不采纳忠言,本人曾多次提出改革建议均未被采纳,清廷有谏不行,有言不听,才致今日地步。

　　11月29日,伍廷芳被各省军政府推举为外交总长。同日,与袁世凯私交甚密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议南北两军停战和谈。

　　12月7日,清廷命袁世凯为和谈全权大臣,袁世凯选择唐绍仪作为他的和谈全权代表。当时袁世凯的智囊杨士琦等人随行,从中监视唐的言行。他们都认为唐绍仪是广东人,而粤人最讲乡谊,须防备唐与孙中山一伙私通。12月8日晚,唐绍仪率众乘火车离京赴汉,在车上的卧铺4号房内,他剪掉了辫子。两天后,黎元洪电致伍廷芳,称十一省一致公推他为民军总代表,与唐绍仪谈判。谈判移至上海,12月18日下午2时,唐绍仪着西服领带,乘坐汽车来到上海市政厅。5分钟后,代表革命党的伍廷芳长袍马褂,乘坐马车赶到。南北议和会谈于下午3时正式开始。两个广东人,昔日同僚,今日谈判对手,有点滑稽。

　　会谈分两段,从12月18日到31日,为唐绍仪与伍廷芳对谈,其间唐绍仪的作用很是关键。其后为袁世凯和伍廷芳直接电报往来,伍廷芳的坚持亦属重要。

　　袁世凯推崇君主立宪,因此唐绍仪须承袁意。但是12月20日双方第二次谈判,唐绍仪却对伍廷芳说:“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因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　　　

　　和谈期间参与译电的甘簃在《辛亥和议之秘史》一文中说,伍廷芳与唐绍仪同官京朝,夙有交谊,更共乡里。谈判期间,一天唐绍仪与杨士琦到伍廷芳家中拜访,伍再次劝唐,“为今之计,惟推翻清室,变易国体,以民主总揽统治权,天下为公,与民更始。舍是别无他策。”

　　唐绍仪则答称:“美利坚之平民政治,吾侪游学此邦时,即已醉心。洎奉使新大陆,益悟其共和政体之有利于国计民生,更复倾倒不置。”

　　这场谈判似乎一开始就不是在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取舍,更像在讨论如何才能达到共和立宪。　

　　随唐绍仪参加议和的张国淦回忆,谈判期间,因为立宪派人物赵凤昌在中间起作用,“伍、唐遂假其寓所,每夜同往聚谈。在议场时,板起面孔,十足官话,及到赵处,则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以达到目的。”

　　12月27日,唐绍仪与伍廷芳商量后,秘密致电袁世凯,请奏清廷开国民大会。次日,清廷同意,命召开临时国会公决政体。

　　30日,唐绍仪与伍廷芳第四次谈判,双方已经提到了共和一旦实现,如何对待清室以及定都南方还是北方的问题。

　　谈判顺利的背后,更重要的原因是孙中山和黄兴都答应袁世凯,一旦共和确定,可推袁任大总统。袁为防革命党反悔,执意要将谈判地从上海挪至北京,遭伍廷芳严词拒绝。

　　29日,南北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集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袁世凯自觉受骗,一怒之下,宣布之前唐绍仪与伍廷芳议定的条款一律不作数。唐绍仪等以袁不承认所定条款,电请辞职。袁批评唐等辞职,但实际上唐仍在上海,私下与伍谈判。

　　至此,南北议和进入第二阶段,即由伍廷芳与袁世凯直接电报往来谈判。

　　民国潮流已经滚滚涌来。尽管冯国璋、张勋、张作霖等人1912年1月2日仍上奏坚持死战,但清廷实在没有军饷,玩不动了。伍唐谈判中,唐绍仪就曾和南方一起向外借款,借来款项与南方平分。伍廷芳最初不同意,后提出南方要得借款2/3,唐又提议四六分成。为了军饷,南北谈判形同江湖讲价。借款未成,清廷在1911年12月30日开始变卖盛京大内与热河行宫的旧存瓷器。1912年1月3日又颁诏,令王公懿亲输饷救亡。

　　1912年1月26日,顽固的君主制支持者良弼被革命者炸伤,当晚毙命。清廷内部大为震惊。同一天,以段祺瑞为首的清军50名将领联名要求定下共和政体。更兼袁世凯10天前也密奏请开共和。清廷终于下定决心。

　　大局既定之际,伍廷芳与唐绍仪又多次磋商优待清廷的条件细节,并把唐绍仪介绍给了孙中山,为日后孙唐合作创造了条件。

　　2月12日,清帝退位。南北议和结束,伍廷芳和唐绍仪均完成了在历史转折时刻所承担的大任。

悲剧的结局

　　民国成立后,唐绍仪和伍廷芳保持良好私交。1913年,唐绍仪续弦,迎娶上海太古洋行买办家小姐吴维翘,这段姻缘的媒人就是伍廷芳。欧战结束后,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和唐绍仪的女婿顾维钧一同代表中国出席了巴黎和会。

　　有一种观点认为,唐绍仪在南北议和中支持共和,而且力促袁世凯任总统,是因为他自己想当民国的内阁总理。张国淦的《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一文提到,武昌起义之初,唐绍仪还在犹豫要不要重任邮传部尚书,这时袁世凯的心腹、直隶候补道弘述祖劝他不要担此职,应该乘此机会仿照美国和法国的情形,将中国帝制改造民主,“创建共和局面后,宫保(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我公(唐绍仪)可做新国内阁总理。”

　　南北和谈时,双方也讨论过第一任内阁总理的人选。同盟会方面坚持要同盟会员担任,唐绍仪觉得为难。赵凤昌遂建议,这个总理应该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能为孙中山和袁世凯共同信任,唐绍仪最合适,不妨让唐加入同盟会,算是兼顾双方。

　　《辛亥和议之秘史》载:孙中山欲让位于袁世凯时,陈其美当众表示,袁世凯乃乱世奸雄,一旦任总统,将对革命党不利,而唐绍仪与袁世凯相交20年如一日,必定与袁为伍。唐绍仪听闻后,惴惴不安,甚至打算推举伍廷芳取代自己。后经伍廷芳向孙中山说明,唐绍仪才得以被孙中山接受。这样一来,唐绍仪如愿以偿,成为了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而伍廷芳也是促成此事的一股力量。袁世凯难以接受内阁的约束,尤其是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这种责任内阁,绝不是袁氏所能忍受的。1912年6月初,袁世凯制造“王芝祥督直事件”,使唐无法再干下去,上任3个月后就不辞而别去了天津。

　　1916年袁世凯逝后,北京政坛光怪陆离,走马灯似的。段祺瑞内阁向唐和伍廷芳都发出了邀请,未应。

　　因北京政府不恢复民元《临时约法》和民二国会,孙中山在1917年7月南下广州,开展“护法”运动,唐绍仪和伍廷芳投入孙中山麾下,参加护法运动。唐绍仪任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伍廷芳则任外交总长,同台为政。

　　1921年,在陈炯明控制下的广州,孙中山开展第二次“护法”,孙中山、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任军政府总裁。孙中山藉在粤非常国会议员选为大总统,唐绍仪持异议,遂与之分离,淡出政治舞台。

　　伍廷芳接过了唐绍仪的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且任广东省长。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所部兵变,孙中山避难永丰舰。6月23日,80岁的伍廷芳因受陈炯明军兵变惊吓刺激逝世。

　　唐绍仪晚年试图致力于乡村建设,他当过中山县长,打算用25年时间把中山建成全国模范,但被广东军阀陈济棠排挤。抗战全面爆发后,唐不愿离开已经沦陷的上海,引发猜忌,76岁的唐绍仪于1938年9月30日被蒋介石的特务刺杀于居所。　

　　(感谢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先生对本文的帮助)



　　在东方人的国度里,君王的意志至高无上,臣民个人的自由闻所未闻。倘若他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会呼吸到从未体验过的空气,感受到绝对新奇的经历。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可以尽其所好,无所约束,可以随便讲话,无多担忧。

　　——伍廷芳



　　参考资料

　　美利坚之平民政治,吾侪游学此邦时,即已醉心。洎奉使新大陆,益悟其共和政体之有利于国计民生,更复倾倒不置。

　　——唐绍仪

　　《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张晓辉、苏苑著,珠海出版社。

　　《伍廷芳评传》,丁俊贤、喻作风著,人民出版社。

　　《一位东方外交家看美国》,伍廷芳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张礼恒著,商务印书馆。

　　《辛亥革命始末记》,渤海寿臣辑,1912年出版,选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1969年印行。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3年印行。

　　《辛亥议和袁唐关系刍议》,作者刘路生,选自《辛亥革命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宁夏人民出版社。

　　《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二卷),庄建平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天变——辛亥革命纪实》,刘秉荣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1911年中国大革命》,马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1911》,作者李扬帆。

　　《辛亥革命》(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史学会主编。

　　《辛亥年间的中国政治格局》,李鸿谷著,《三联生活周刊》总第614期。

　　《南北议和见闻录》,张竞生著。

　　

　　策划统筹:李召　韩福东

　　学术顾问: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吉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