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天堂之号角哪里能刷: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岁月里的两次成熟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0:01:33
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岁月里的两次成熟期
—— 寻绎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岁月的成熟轨迹
★谨以此文敬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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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关键词]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丰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这是歌唱万里长江的，却正象征着我们党的伟大事业，虽然历经磨难曲折，却始终执着向前，终于一泻千里，势不可挡地奔涌入海，扬帆远航。
表述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可以有多种概括方式。我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们党的90年历史，就是一部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竞存中，改造社会、改造自然、改造自身，不断地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相对地不够成熟走向相对地更加成熟，从某些方面的成熟走向全面成熟的历史。
那么，什么才叫做党的成熟呢？党的成熟与不成熟又是怎样区别的呢？我们认为，所谓成熟包括以下三个方面语义：首先，能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准确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扮演的历史角色；其次，能正确规定党所承担的当前任务，制定并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其次，能沉着恰当处理党所面临的突然事变，应对党内外、国内外各种危机风险。如果不能很好地做到以上三个方面，有时甚至是不能很好地处理其中一个方面，那就是不成熟，或者是不够成熟。
本着这样的理解，现在我们就来论列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岁月里两次大的成熟过程。依照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其中每次大的成熟过程，又可以分成几次小的阶段性的成熟过程，我们把它叫做历史时期，并且尝试着从中抽引出必要的经验教训或者理性认识来。
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走过的六个历史时期及其基本特征
1．普泛性地了解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时期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是中国共产党人普泛性地了解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并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全世界所有列强共同凌辱中国，腐败的清王朝每战必败，随之被迫签约割地赔款。封建统治者成为东西方列强奴役中国人民的走狗。中国各族人民日益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和积贫积弱的苦难深渊。三大历史任务摆在中华民族面前：一是打倒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二是打倒封建主义，实现人民民主；三是消除一穷二白，实现民富国强。先进的中国人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送来马列主义。走俄国的道路，成为先驱们的坚定选择。党在列宁派员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机构，并加入第三共产国际为支部。党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并在实践中积极行动起来。党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促成了国共合作，参与了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屠杀共产党人的政变之后，党又领导了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在这一时期中，党认定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虔诚地相信它既然指引俄国革命获得成功，也必定指引中国革命同样成功。马列著作成为必须照搬不走样的教义，俄国革命模式成为必须如法炮制的样板，共产国际指示成为必须无条件执行的命令。
2．用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夺取全国政权的时期
从遵义会议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中国共产党人用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即新民主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全国政权的时期。经历中外罕见的长征，走了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党所领导的力量虽然遭受重创，但留下的都是高素质的精华骨干；更加至关紧要的是，党在胜利和失败的比较鉴别中，对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推进中国革命给出了新答案，找到了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筛选出胜任引领革命到达成功的领导核心。党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独立自主领导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争，排除各种干扰，壮大武装力量，扩展农村根据地。党抓住机遇，开展延安整风，建成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高度统一、高度纯洁、高度坚强的党组织。党清醒对待重庆谈判，充分准备应对突然事变。在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进攻的内战之后，果断进行土地改革，动员贫苦农民参军参战，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用自卫战争抵抗国民党。党总结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枪林弹雨的较量中，使人民军队从劣势变成优势。党不失时机地组织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粉碎“划江而治”图谋，避免“南北朝”分裂局面，以牺牲无数先烈的代价，胜利夺得全国政权。在这一时期中，党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解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问题，把组织指挥人民战争变成了得心应手的军事艺术。
3．用全体人民一律公平均衡的社会主义巩固新中国的时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是中国共产党人用全体人民一律公平均衡的社会主义巩固新中国的时期。党成功领导了三年经济恢复。党冒着巨大风险，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党制订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成功实现对旧式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有制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党领导了思想战线斗争，奠定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党发动了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由于主观原因和客观环境综合作用，普惠人民的宏愿结出了损伤群众的苦果。党与人民卧薪尝胆、同甘共苦，发愤图强、渡过危难。党领导军民粉碎了内外敌人武装叛乱、反攻大陆、侵略边境、战火威胁。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防止“和平演变”，造就了世界上思想境界最好的党员、军队、青年和人民。党实施多个五年计划，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繁荣了国民经济。党推进国防科技，制成“两弹一星”，提升了国际威望。党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善愿酿成了怨声载道的恶果。在这一时期，党按照马列经典著作构想的蓝图，沿着《共产党宣言》设计的路径，根据自己的理解，向着共产主义理想阔步迈进，既获得成功也遭受挫折，既积累经验也遗留教训，既探求真理也暴露错误，既启垫后人也引发反思，为后继者拨乱反正、改弦更张，巩固了根基，预备了基础，提供了条件。
4．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重振新中国的时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召开之前，是中国共产党人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重振新中国的时期。党倡导真理标准讨论，引导全党思考什么是马列主义、怎样对待马列主义问题，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启新时期思想闸门。党冲破精神枷锁，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调整政策，缓和阶级关系，调动积极因素。党郑重总结历史，勇于正视错误，客观公正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党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目标，提出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给出新答案，制订新政策，设计新步骤，安排新布局，开拓新局面。党挣脱教条主义，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列主义，全面改革传统社会主义管理体制，创办经济特区，在探索中做出新的制度安排。党反击地区霸权主义，开展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敞开国门，吸纳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同所有国家发展经济往来。党贯彻两个文明一起抓，重点发展教育科技，培育“四有”新人。党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粉碎国内外敌人“和平演变”图谋，果断平息“政治风波”，挫败国际反华势力“全面制裁”。改革开放激发人民积极性，释放生产潜力，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综合实力迅速壮大，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在这一时期，党重新审视所处的时代方位和进取目标，反思已经走过和将来要走的道路，从左的急于求成的思维定势解放出来，重新确立富民强国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实现建国以来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历史新道路。
5．用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新中国的时期
从十四大到十六大召开之前，是中国共产党人用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新中国的时期。党把邓小平理论付诸实践，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把市场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上发挥基础性作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党确立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多种分配制度并存，推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党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发展精神文明，倡导以德治国。党推进“一国两制”，实现港澳回归，洗刷百年国耻。党领导军民战胜九八洪水，揭露法轮功邪教，抵制超级大国讹诈，妥处亚洲金融风暴，维护国内稳定和国家尊严。党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开展“三讲”，推进“新的伟大工程”。党思考执政规律，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对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给出新答案。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巩固多党合作，推进民族地区开发，创新执政兴国制度体系，在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中央高层新老交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这一时期，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确立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定跨世纪前进方向，描绘新世纪发展蓝图，全面改革、永恒创新成为时代旗帜。
6．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崛起新中国的时期
从十六大到十八大召开之前，是中国共产党人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崛起新中国的时期。党深刻思考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世纪课题，完整提出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和科学发展观教育，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创新型社会，使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理念深入人心。党推动发展方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信息化、城市化迅猛推进，城乡面貌显著改观，义务教育免费，取消农业税，种田有补贴，老农享低保。党挫败台独阴谋，实现两岸“三通”，加入世贸组织，拓展全球外交，参与世界事务，中国朋友遍天下。党优先发展农业、交通、教育、科技，建成青藏铁路，实现载人奔月，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综合国力世人瞩目。党举全国之力，成功应对○八雪灾、汶川地震、世界金融危机，展示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和人民中国应对突发事件的卓越才能。在这一时期，党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与和谐发展的前进方向，完整总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钝化速度与效益、经济与社会、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百业齐兴、万象繁荣，中国以世界第二大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实体和主持公道、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笑傲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六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两次由盲目到自觉、由不成熟到成熟、由初步成熟到全面成熟的基本轨迹
（一）第一次成熟期分成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从重书本到重实践的转变，毛泽东思想产生。
在中国从事推翻三座大山的无产阶级革命，旧中国的思想宝库里没有现成理论和经验可资遵循。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为中国的革命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与实践。近代中国文化落后，是一个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国度。传统信条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于书本和读书人有着自然而然的敬畏。读书人敬畏书本，普通人敬畏读书人，对于马列书本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态度就这样产生了。毛泽东青年时代受湖湘学派影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崇尚知行统一。投身革命后，他认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因而注重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从实践中体察中国革命不同于欧洲的特殊规律。他在亲身实践中发现：革命首先要分清敌友；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因为中国没有民主；革命战争的主要参与者是农民，因为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少；革命战争的依托是农村根据地，因为中国地盘大、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红色政权可以在几股敌对势力的夹缝中存在，革命武装可以在广阔舞台上与敌周旋。他这一套“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一开始不被人重视，他本人在革命同志中也备受冷落。直到长征途中，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党和同志们通过深刻反思，才认识到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于是，在遵义会议上他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得以产生、展开与发展，进而引领中国革命到达辉煌胜利。对于怎样领导中国革命和指挥战争，党的思想理论全面成熟。
2．第二阶段：从重革命到重建设的转变，毛泽东思想深化与丰富。
新中国成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三大历史任务中，只剩下消除一穷二白、实现民富国强没有完成。党意识到巩固政权和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全党重视学习经济，做到“两个务必”[2]，保持进取不懈怠。到1956年三大改造实现，革命任务已经完成，党的八大正式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全面建设经济文化提上议事日程。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经验少、研究浅，党领导经济建设没有像革命年代指挥战争那样得心应手，而呈现曲折复杂局面。1957年反右派斗争统一全党思想之后，党于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试图向共产主义过渡，损害了生产力，挫伤了人民积极性，随后遭遇自然灾害、苏联逼债，造成三年困难、民不聊生的灾难性后果。挫折使党清醒，从最高领导到基层领导，全党重新补学经济建设课程。党召开七千人大会公开承认错误，汲取沉痛教训。党全面调整政策，通过调查研究，相继搞出“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十条”，使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工作开始有章法可循。党参照苏联经验，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工作方法六十条》等著作，深化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由于国际国内复杂形势和主客观原因综合影响，党的工作重心转变未能始终贯彻，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巩固政权、防止和平演变、试图向共产主义过渡上，由此延误推进富民强国的历史进程。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的。
（二）第二次成熟期分成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从重政治到重经济的转变，邓小平理论产生。
十年“文革”造成的严重局面，引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刻思考。对现行治国方略的怀疑产生了，试图另谋出路的想法增长了。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为拨乱反正、改弦易辙提供了历史契机。党通过反思历史，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清醒认识到：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目的和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除人民之间在富裕程度上的差别和向共产主义过渡，不是现阶段的任务，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进步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样，防止和平演变、绝对平均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考虑，让位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复兴中华民族的理念。党的工作重心实现了历史性转移，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被确定为党的历史任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三步走战略、三个有利于标准得以确立，弱化公平、刺激效率的考虑成为时代潮流，一整套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得以贯彻，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逐步发展并危害政治安定，党加强了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努力建设精神文明，培育四有新人，果断平息暴乱，实现了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新中国的前进方向由此发生历史性转折，开创了全党全民一心一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奔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时期。
2．第二阶段：从重计划到重市场的转变，邓小平理论发展与三个代表思想产生。
十二届三中全会论断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鉴于经济双轨制造成弊端，受邓小平南巡谈话启示，十四大宣布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基本框架。随之放开粮棉油价和钢材等生产资料价格，人民群众热情高涨，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党深刻思考现代化建设中十二个重大关系，在十五大规定跨世纪宏伟纲领和新的三步走目标，并就所有制结构、公有制形式、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国家等提出新论断。历次大会全面修改党章，规定邓小平理论是行动指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思想路线，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3]，党的现实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表明党在社会主义理论上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认识深化，发展了邓小平理论。鉴于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对党员队伍的影响，鉴于法轮功事件深刻警示和苏联东欧党腐国亡惨痛教训，党深远思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鉴于中央新老交替关系党兴衰成败，鉴于1956年党内分一二线导致高层不协调并最终引发“文革”，党深刻认识到：“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4]并由此作出新的制度和程序安排。
3．第三阶段：从重速度到重和谐的转变，三个代表思想深化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产生。
十六大以来，经济建设高速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迅猛推进。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显露，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难以为继。因发展不科学、不和谐，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加剧，突发事件增多。党深刻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新国情的历史方位，接受“非典”启示，总结我国经验，借鉴国际社会因片面发展经济、忽视社会公平、失去人民拥护的教训，本着对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负责，带领全党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科学发展，先后提出五个统筹、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建设创新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正确政绩观、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深化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精辟阐明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5]它既是引领发展的世界观，又是指导发展的方法论。党明确提出，要提高效率、促进公平，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建立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理论的产生，标志着党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共产党执政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到达一个新境界，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团结奋斗指明了新的前进道路。
三、几个基本的历史启示
1．历史进步的动机存在于经济社会之中，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
理论与实践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基本原因要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去演绎。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演变的动因，无论前进、停滞或倒退，不应该从个别英雄人物或少数精英群体的意识中去找，而应从时代和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去找。“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6]寻绎时代嬗变，要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找原因：“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我们党历史上左的政策之所以不成功，就因为超越阶段，误把中国当成欧洲，或者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成高级阶段。而这些错误之所以在当时不能得到即时纠正，也因为这些错误被当时的时代所认可，或者说当时的时代还没有提出纠正错误的任务，并且也不具备纠正错误的条件。后来，时代变更了，任务随之提出，条件相应具备，拨乱反正便水到渠成了。考察党的历史上的错误，还发现一个规律，就是“物不极，道不反”，只有当矛盾充分暴露、错误充分为害，这才引起党和人民注意反思，从而想出对策办法，进而开辟新局面新境界。
2．科学地扬弃前人：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基本法则。
3．永恒地创新理论：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基本动力。
要使党的思想日益成熟、党的事业日益兴旺，必须发展前人理论，把党的理论不断提上新境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9]历史和现实表明：“只有创新型的国家才能实现繁荣富强，只有创新型的民族才能兴旺发达，只有创新型的政党才能永葆先进性。”[10]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过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独创性的新理论，为马列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东西。同样，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在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是需要不断调整改革的社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民族最根本的事业、独立自主地开展和平外交等方面，以振聋发聩的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开创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说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任务，也是党的事业推陈出新的重要标志。
4．不倦地探索实践：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基本途径。
实践、基层、群众，是创新理论的源泉。在弄潮中学习游泳，在打仗中学习战争，在建设中学习经济，是党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主要路径。党在幼年时期之所以犯教条主义错误，就因为脱离国情、照搬书本，盛行本本主义。毛泽东晚年之所以对形势任务做出偏离实际的判断，把马列论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事，提前在初级阶段做，犯了他一贯反对的教条主义错误，也因为他基于多种原因而深居简出，接触实际和群众少，离开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允许试，错了就改、不足的加把劲，是党在改革开放初期闯关过坎、积累经验的主要方法。生活实践之树常青，而理论常常是灰色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尤其在新技术革命爆炸的当今时代，生产关系常常滞后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常常滞后于经济基础。新东西层出不穷，探索真理没有穷尽，党从不够成熟到更加成熟没有尽头。邓小平理论形成之后，许多人以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已经得到回答，从此遵循照办即可。但是江泽民深刻思考世纪之交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升到新境界。胡锦涛深思熟虑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把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党形成新的优良传统：历代领导集体不以萧规曹随为满足，而是努力在继承前人基础上超越前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定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11]一代一代接力超越，党必定充满活力、永葆青春。
5．警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辩证法量变质变规律告诉我们，把握事物的度很重要。虽然不偏不倚的精准把握一般难以做到，但有意识地防止各种偏向，是必要的。所以，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警惕右、反对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载入了《党章》[12]。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往往反右时可能出左，反左时可能出右。例如大革命后期的右倾变成土地革命初期的左倾，王明的左倾转化为抗战初期的右倾，庐山会议初期的纠左变成后期的反右，两次天安门事件呈现不同性质，等等。世上有一些生性偏激的人，在盛行左风时他是最左的，在盛行右风时他是最右的，鼓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最起劲，鼓吹“全盘私有一私就灵”他同样起劲，总是走极端；有时，他不是承扬中共中央的宣传口径，而是批发超级大国兰德公司的歪理邪说。因为行事过分，常常出力不讨好，转而愤世嫉俗，往往以热血的情绪代替冷静的思考。其中有人受文革思维熏陶既久，不能调适心态、平和地适应新时期新环境，始终保持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思维模式，颂扬事物便是完美无缺，批评缺点便是一无是处。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把阵线搅乱，把好事办砸。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个成熟的政党，应当在一种倾向刚刚萌发时察觉它，在它逐渐蔓延时注意它，在它酿成危害前处理它。例如1989年政治风波那样的事件决不能重演。那时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健在，他们阅历深、见事明，否则连事件的性质也搞不清楚，更谈不上正确处理。那样，现在的中国会是另外的样子。
四、确认共产党人面对不同战略任务需经多次历练才能成熟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以下我们试图从回忆党的90年历史中，引出一些带有认识论意义的结论。
1．马列主义政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多次成熟期。
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是双向复杂的，不是直线单纯的。认识的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都在变。例如，战争年代国共两党关系由合作变成对抗，由对抗转为合作，总体合作中又有局部对抗，局部对抗再转为总体合作，总体合作再转为总体对抗。和平建设时期，形势和环境、战争与和平、顺境和逆境，也在变化。例如：三年经济恢复有美国侵朝战争，整党整风有右派分子进攻，经济失误引发党内争论，主观错误恰逢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又加印度争界，经济紧张又遇反攻大陆，党内分歧又遇共运论战，形势好转又遇美国侵越，文革动乱又遇苏联陈兵。客观环境变化引起认识过程变化，原来熟悉的东西需要搁置，不熟悉的东西需要掌握。认识主体角色转换也会引起认识过程变化。例如：一个人由农民变成工人，由工人变成战士，由战士变成团长，由团长变成县长，会有四次从不适应到适应过程，相应产生四次由不成熟到成熟过程。在认识事物上最具挑战性的，莫过于政治集团之间发生战争与和平的情况。例如我国现代史上，从和平（国共合作）转为战争（内战、抗日），再转为和平（抗战胜利），又转为内战（解放战争），又转为和平（建设），而和平时期也不时伴有局部战争（抗美援朝，中印、中苏、中越边界作战）。将来如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还可能发生战争与和平交替。党与党、国与国也存在又联合又斗争情况，存在角色转换问题。将来，如果世界范围内时代主题改变，或者中国社会进步到前所未有阶段，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承当的历史角色随之发生大转换，都会有从自在到自为、从幼稚到成熟、从不很适应到应对裕如的过程。总之，党面对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只要客观世界存在，认识深化活动就永远不会完结。因此，共产党人只有更成熟，没有最成熟，而更成熟是没有穷尽的。
2．马列主义政党要公正客观地对待前人的正确与错误。
我们应当正确看待党的历史上的今天、昨天和前天，因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要给后人做榜样。认识真理没有捷径，没有前人的错误，就没有今人的正确，因为失败为成功之母，错误是正确先导。如果说我们今天仍然还有这样那样失误，怎么可以苛求前人、责难前人没有做得比他们已经做的更好呢？批评前人错误，应当力求客观公正，不重在鞭挞品德、讨伐责任，而重在分析原因、总结教训，目的在于警示今人后人不重犯类似错误。一般说，前人犯错误时的动机还是好的。大凡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哪个不想把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哪个不想早日到达最高理想，实现共产主义？问题在于思维方式、思想路线、方法路径不对头，加之缺乏经验和正反参照物，所以犯了错误。例如教条主义者用急于过渡代替实事求是，经验主义者用人海战术代替科学发展。要慎重区别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避免混淆矛盾，像文革中那样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同志。
在共产党人面前只有真理。对于前人的正确方面，要科学辩证地加以继承，作为创新理论实践的出发点。要永远摈弃“两个凡是”[13]的思维模式，不仅要记住前人的个别的具体的论断，更要从整体上把握前人的思想体系。“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14]，不仅要看话是谁说的、事是谁定的，更要看它是不是符合实事求是的根本准则，看它能否经得起实践、生产力、人民利益和时间检验。正确的就坚持，过时的就搁置，错误的就改正，避免搞改头换面的“两个凡是”，有意无意形成新的窒息思维生机和创造活力的精神枷锁。
回顾党的90年历史，我们要记取前人留下的有益教训：阶级斗争为纲妨碍生产力快速发展，反右斗争扩大化伤害知识分子，农村公共食堂使农民饿饭，党内斗争扩大化造成悲剧，党内分一二线导致“县官”与“现管”不协调，党内高层不善于和谐相处直接引发“文革”，文革妨害生产、毁坏文化长达十年，新老交替无章可循诱发抢班夺权，压制群众正当情绪导致天安门事件，只重经济忽视教育导致青年丧失理想，姑息资产阶级自由化酿成“六四风波”，思想工作弱化法轮功趁虚而起，道德滑坡孳生党员腐败损害执政形象，滥用资源损害子孙后代长远利益，房价飞涨使工薪阶层望房兴叹，偏重公平损害效率、偏重效率损害公平，忽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使利益群体之间心理失衡，贫富悬殊引起社会不安，环境污染威胁百姓安居，强制拆迁激起突发事件，不科学政绩观催生统计失真，等。
3．马列主义政党要永远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
90年历程经历两大成熟期，两大成熟期产生两大理论硕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各族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将永远指引全党全军全民披荆斩棘、克难进取，从胜利走向胜利。90年历史证明我们党勇于善于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勇于善于开拓超越、不断创新革命理论。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每一届领导核心，都具有察觉错误倾向的睿智，提出新鲜理论的勇气，开辟新型道路的胆略，而这来源于执政兴党的使命和治国利民的责任。90年历史证明我们党的事业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一个伟大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
党对真理的认识好比马拉松接力赛。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从改造世界角度说，我们对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观认识，在每一发展阶段上总是不完全、不绝对、不可穷尽的，认识不可能一劳永逸，而需要与时俱进。有的人一听说党还不够绝对成熟，就心里不爽。其实，不够绝对成熟并没有什么不好。这就好比一个已经挂果、尚未熟透的果实，或者处在从青年向壮年成长的汉子，或者走在上山坡道的旅行者，虽然还不够老成，虽然对一些事还没有绝对把握，但是无限希望正在这一时期，无限前途正在这一阶段。如果说有朝一日共产党人已经绝对成熟，不需要再进取了，那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一种是党的生机已经停止了，另一种是党的使命已经完结了。“中国应该每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15]即使到了本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到达伟大复兴，那时我们仍然需要、而且永远需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不懈进取，不同的只是苦斗进取的形式不同罢了。
“你从远古走来，巨浪荡涤着尘埃。你向未来奔去，涛声回荡在天外。你用纯洁的清流，灌溉花的国土；你用磅礴的力量，推动新的时代。”祝愿我们党的伟大事业就像万里长江一样，历经曲折、奔涌东向，入海汇洋、源远流长！
（2003年春萌发构思、草拟框架， 2005年8月5日写成扩展提纲，2009年9月8-16日增订提纲，2011年4月30日至5月4日据提纲成文。）
（全文收入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年鉴编撰委员会编“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宝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6月北京第1版，第721-727页。）
[作者简介] 张荣生，男，高级政工师，南通大学张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52年11月生，江苏丹徒县人，8岁后随父在苏北如皋长大。1964年考入江苏省如皋中学。1969年参军。1970年入党。1978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1981年任教于南通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1989年通过自学考试获大学本科学历、文学学士学位。现为南通市盐务管理局纪委副书记。著有《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不要恣意贬损毛泽东》等论文。通信地址：南通市通富北路四号桥南首南通市盐务管理局纪委。邮编226014，联系电话85962078（办），手1896297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