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看世界是什么意思:我逼贪官讲“诚信”

    有人说，现在中国什么都不讲诚信。甚至于妓女不讲妓女的职业道德；嫖客不讲嫖客的职业道德；贪官不讲贪官的职业道德。

这好像有依据：有报道说，一位湖南的农村中年妇女，为供女儿上大学，走上了出卖皮肉的道路。和她在一起的妇女说，她为了挣钱，不择嫖客，再少的钱她也干。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最后竟然被嫖客杀了。原因是那一次一个嫖客和她说好价格“包夜”。嫖客一次以后不尽兴，还要第二次。因为他认为既然说好“包夜”，他就可以多次发泄；而该妇女认为多一次就要另外加钱，第二次时就不肯再让他搞，非要他再给钱。嫖客认为这个妓女不讲诚信，强行要发生关系，妇女坚决不干，指责嫖客不讲道理，嫖客本来就欲火烧心，盛怒之下，把妓女杀了。母亲被杀的地点，离女儿读书的大学仅一街之隔；而且她女儿在此之前根本不知道她母亲是这样挣钱来供她读书的。这是令人伤感、令人动容的真实故事。在这个事件中，是谁不讲诚信？谁不讲职业道德？妓女、嫖客应不应该有他们的“职业道德”？

那么，我们所说的贪官的“职业道德”又是什么呢？和朋友聊天时议了一下，也不苛刻，就两条：1、收了钱要办事；2、事没办好要退钱。贪官的等级也好划分：能够遵守这两条的就是“称职”的贪官；钱收的少，事儿办得好就是“好”贪官；钱收得多，事儿办得不太好的是“基本合格”的贪官。收了钱不办事儿的就是“不合格”的坏贪官，收了钱不办事儿还否认收过钱的是…贪官？我们还没有想出什么词儿来。这最后一种贪官的实例就是海南澄迈（记不很准，反正是海南的一个县？）的一个教育局长。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在农村教书的年轻教师托关系找到他，包了一个红包，说明想调到城里去。局长答应了，收了红包。只是说不能急，慢慢办，年轻人很高兴。以后就成了局长家的熟人，逢年过节就送东西或红包。可是转眼一年多过去了，调动的事儿依然没有眉目，年轻人就不断地催，局长和他老婆就有些不高兴。终于有一次局长告诉他：下学期调他到城里。年轻人很高兴，就办了酒席，请了亲戚朋友同事，举行了告别宴会；大家也祝贺他调到城里。可是到快开学了，还是没有消息，年轻人急了，又到局长家去催，局长不在家，局长老婆满脸不高兴，还是叫他回去等，年轻人实在沉不住气，一怒之下，就叫局长老婆退钱，可是局长老婆居然否认收过他的钱！还叫他滚出去，说着就又推又拉往外拽，年轻人抓起桌上的水果刀，就把局长老婆给杀了。事情的结果是：年轻人判刑，局长“双规”撤职查办。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有些出身不好而又表现好的（指所谓“黑五类”、“黑九类”）子女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对出身不好而表现也不好的则称为“不可教育好的子女”。与此同理，我们可以把贪了钱财，幡然悔悟，退钱又办事儿的贪官叫做“可教育好的贪官”，对那些贪了钱财不办事儿还要欺负人的贪官叫“不可教育好的贪官”。可是，“可教育好的贪官”与“不可教育好的贪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就曾经逼一位贪官讲诚信。

1976年打倒“四人帮”以后，各种极左的政策有所松动，许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寻找各种途径回城。他们当初大多是“被自己主动要求”下乡、真正被逼下乡的。有些女知青用身体、家长或男知青用金钱物资来买通农村干部、征兵的部队官员、管知青的政府官员，谋求离开农村。当然，这些人离开农村的公开理由一定是：患严重疾病、家长父母长期卧病在床无人照料等等。我也开始寻找回城的办法。当时哪怕是真正有病、真正家中无人照料老人，也要走关系、开后门，何况我身体健康、母亲也还健康，实在找不到什么拿得到台面上的理由，唯一可行的，就是贿赂有权的贪官。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个消息，说是当时管知青工作的县知青办主任苟××特贪，什么都收，什么菜油、军大衣、白铁皮做的水桶、腊肉、各种票证……等等，只是没听说他乱搞女知青（大约是同性恋或阳痿）。怎么接近他呢？这也是个难题，要烧香，没有香不行；有香找不到庙门不行；找到庙门和尚不让烧不行；烧错了香也不行；香烧少了更不行。经过一番了解，这位苟××原来是个造反派，曾在“二月镇反”中被抓坐过监狱，我就读学校的一位学生造反派小头目就和他同一间牢房，这位小头目姓黎，外号“黎杂拌儿”，因为他原来经常到饭店去捡剩菜剩饭吃，我们那一带称这种行为叫“捡杂拌儿”，所以他的绰号就叫“黎杂拌儿”。“黎杂拌儿”和苟主任原来并不认识，因为和苟××是狱友而成了铁哥们，出狱以后，苟当了知青办主任，有人要接近苟主任，往往要找“黎杂拌儿”牵线。我也就决定找“黎杂拌儿”帮这个忙。他比我低一个年级，平常也只是点头之交，不过我的同班同学丁××和他关系很好，经过他才和“黎杂拌儿”接上了头。“黎杂拌儿”也很仗义（我的情况他很清楚），答应去和苟主任商量。但先得“表示表示”，我当时穷的叮当响，没有军大衣、没有白铁皮水桶、没有菜油，拿什么送苟主任呢？我除了一辆自行车，一个晶体管收音机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了。自行车已经过户到我名下，送他不方便；收音机他有，不需要。怎么办呢？苟主任的家在农村，粮食经常不够吃，可以送粮食；我也有一些。可是总不能兴师动众的请人挑到苟主任家里呀！后来想到一个主意，把粮食换成拨粮证。什么叫拨粮证呢？就是把粮食送到粮站，换成一张“拨粮证”，写清楚粮食种类、数量，在其它粮站就可以凭证出粮。我卖了自行车，买了一些大米，送到粮站，换成“拨粮证”，交给了“黎杂拌儿”。过了几天，“黎杂拌儿”对我说，他已经给苟主任说了我的情况，苟主任说比较难办，尽量办吧。听了这个回话，我明白这是暗示我，是表示东西少了一点的意思，“同志还需努力”。苟主任既然愿意帮忙就好办，我赶紧表态：请苟主任费心，我另外还有表示。过了几天，我又请“黎杂拌儿”把一张“拨粮证”和一点钱转给苟主任。当然，当时大家都还比较讲诚信，科技也还跟不上。没有（没办法）采取如录音、拍照、录像等高科技手段留下证据。根据我的了解，我送的东西已经达到一般标准以上（我也是有名的“落教”之人）。就满怀信心地等待好消息。可是看看时间一周、一月地过去，就是没有我回城的消息。问“黎杂拌儿”，他说苟主任说很难办。我一听就火了，（主要还是我为了送礼，已“倾家荡产”，如不卖自行车送大米、不送钱，我在农村也还算中上水平），现在送了东西，搞不成事，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实在太窝囊了，我对“黎杂拌儿”说：他苟××说能办，还收了我的东西，现在又说办不成。这不行！办不成就得还我的东西！“黎杂拌儿”说他会把我的意思转告苟主任。我因为还抱一线希望，就答应再等待。可是一等再等，就似泥牛入海无消息，好像世上没有过苟主任，我也没有送过礼。我的怒火在慢慢累积，越来越气愤。在忍了又忍，多次转告无效以后，我决定向苟××摊牌：向他发“最后通牒”！语气非常强硬，全文已经忘了，但大概意思是：老子限你两个星期之内给我办回城手续，如果到时我还没有接到手续，我将写大字报贴到县委县政府门口，内容是揭发你小子敲诈知青和家长钱财的事，你娃做的那些事，只要老子知道的、听说的、猜测的，都给你小子写上去。老子最多就是继续当知青，你狗日的就彻底完蛋了！（后来我的这份最后通牒传到知青中，就流传出各种版本来）写好之后，我去找“黎杂拌儿”，给他说了我的打算，要他带我到苟主任家去，当面交最后通牒。他很害怕，劝我不要这样，他去找苟主任再说。我态度坚决，我说，通牒里面没有提你呀！你怕什么，你不带我去，我也有办法找到他家，不过那时候，通牒里面就会有你的名字了！这家伙也坐过牢，更怕再坐监狱，只好答应带我去苟主任家，只不过说只能晚上去。我担心这家伙通风报信，就说：行啊，晚上就晚上，不过从现在起我们就在一起吧！“黎杂拌儿”没有办法，也觉得苟主任太那个了点儿，为了缓和气氛，他也说了些苟××不落教的事。天黑以后，我们到了苟主任的家。这是一幢解放前有钱人的房子，临街，两层楼，楼板是木头的，门窗都是雕花的，苟住二楼，窗户面街。但他不在，家里也没任何人。我们只好下楼来，在外面街道上转悠。我去时豪情万丈，想好了许多说辞，好多自己认为非常精彩的话，可是一敲门，没有人，就有些泄气。在街上转了一阵，又上去，还是没人，万丈豪情就一下子消失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丈，我一下子对原来语文课本中“曹刿论战”里描述的什么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有了深刻的体会。那又怎么办呢？来都来了，我决定把“通牒”塞进苟主任的门里。然后叫“黎杂拌儿”把我万分恼怒的情绪加油添醋地告诉苟××，让他充分的掂量，主要目的是逼他帮我办回城手续，不是为了要回东西。说明我们是讲诚信的，但是你收了东西，就得办事！如果你他妈的收了东西不办事儿，那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别以为你是官，老子只要舍得一身剐，皇帝都能拉下马！何况你小小的县知青办公室主任！后来几天，我也有些忐忑不安，我的目的是回城，不是为了要回东西，万一他还我东西，我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还好，第三天我就看见苟主任到我们单位来了。长话短说，不久，我终于回城了！可是，我威胁苟主任的“壮举”不知怎么在知青中传开了，苟主任知道后，十分恼怒，可也无奈。回城后，我在县城的城关中学代课。几个月后的一天，校长告诉我，说有两个自称是县委调查组的人找我。我去了一看，是县体委的袁主任和陈老师，袁主任是我父母的学生，陈老师是我小学的体育老师。我问什么事找我，他们笑眯眯地说，你是不是威胁过苟某某？我说，你们问这个干吗？他们说，现在清理“三种人”，苟某某是造反派，在当知青办公室主任时敲诈知青钱财，很多人都揭发了他，他现在已经停职反省，恐怕又要坐牢了。很多人都提到你和他做斗争的事，我们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我想，人家既然帮我办了事儿，我怎么能还整他呢？我就对他们说，当初我是独子，本就不该下乡，可是单位逼我下乡，你们怎么不来了解？！苟主任见我母亲生病没人照顾，我又是本不该下乡的人，他为我落实政策，让我回城，我感谢他，送他点东西，与任何人无关！袁、陈还以为我是怕苟报复，再三从这方面做工作，说苟肯定要判刑坐牢。你不用怕。我一口说死：他帮我落实政策，我感谢他。我不会说其他的话了！你们走吧！

后来，苟第二次坐牢出来以后，还和我见过面，他说：当初我向他下最后通牒时，他把我恨得咬牙切齿，可是后来他第二次被打倒，谁都落井下石，连抽了几支烟都揭发了！他以为收我东西的事情，也肯定会写在材料中，谁知没有，后来他也听说我拒绝揭发他的事，他对我竖大拇指说：哥子最落教！

现在想来，我当初是逼苟某某这个贪官做了一笔交易，是逼他做了一个称职的贪官在得人钱财之后应该办到的事情。而且我认为交易完成之后，谁也不欠谁的。愿赌服输，愿行贿就不该办完事儿还想要回东西！可这样竟得到了贪官的称赞！反过来说，在苟某某这个贪官眼里，我是一个称职的行贿者，我有行贿者的“职业道德”！？

不管怎么说，如果当初苟某某得了我的钱财不办事儿，我又不敢威胁他，逼他办事儿的话，苟某某就是一个“不称职”、不讲职业道德的贪官；幸亏我逼他，他才成了一个讲诚信的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