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女性的宣传:中国的新闻法学研究

时间：2003-8-2 15:33:48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魏永征 阅读6617次
全文节要
新闻法学是研究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和新闻法的制定、实施的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中国自80年代中叶创议制定《新闻法》，一批学者开始从事新闻法研究，至今专门的《新闻法》虽未出台，但是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现行法律中已有许多调整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容，新闻法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将中国新闻法学研究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重点为配合起草《新闻法》对新闻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是新闻自由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并对新闻法各方面的内容作了广泛探讨。第二阶段重点研究新闻侵权问题，特别就新闻权利同公民人格权利之间的平衡作了种种研讨，丰富了新闻侵权法。第三阶段为研究的深化和综合。已有数部概叙新闻法制框架的专著问世，说明中国新闻法制已有相当具体系统的内容。但现有专著尚属应用性著作，尚须继续进行理论探索。
新闻法学，是随着中国新闻法制建设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 。80年代中叶，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制定《新闻法》，集结了一批新闻法学的初创者来着手研究新闻法的各种问题，至今不过十五年。
中国学者认为：新闻法并不是仅指以「新闻法」为名称的法律文件，而是对于调整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保障新闻传播活动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的相关合法权益的法律规范之总称（孙旭培等，1985：4；魏永征，1997：27；张西明，1998a：22）。国际上及台港称Media Law 或 Mass communication Law，在内地尚鲜见使用。或谓研究新闻法，应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于是而有「新闻法学」之名称（郑旷，1987：429；梁华、阿茵，1988；王强华，1993：6；鄢光让等，1996：676；顾理平，1999），或称「新闻法制学」（曹瑞林，1998）。本文作者将新闻法学定义为研究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和新闻法的制定、实施的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
壹、伴随新闻立法而问世
“文革”之乱，新闻媒介受祸尤烈。于是有新闻纳入法治之议。从1980年到1981年，就有新闻界、法律界名流张友渔、赵超构、李纯青、李子诵等从发展民主和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着眼，先后通过媒介或者在人大、政协会议上提出制定新闻法的主张（张宗厚：1982：223；1983：319－320；《新闻法通讯》：1984a）。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改名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可以认为是中国新闻法学学科建设的发源地。该所成立后不久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国社科院新闻所，1980），收录了从1921年至1956年有关文件359篇，为研究中国新闻法制的渊源提供了系统的文献。该所人员还同外单位的人士一起翻译编辑出版了《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中国社科院新闻所，1981），钱辛波等选编了《各国广播电视法选辑》（钱辛波等，1984），为研究新闻法学作了资料准备。该所培养的新闻学硕士生，也有好几位以研究新闻法为方向，如孙旭培、张宗厚等人。受前辈专家新闻立法建议的启示，张宗厚发表《新闻也要立法》（1981），尔后又在《新闻学初探》一书中撰「新闻工作的法律规范」一章（1982），在同陈祖声合写的《简明新闻学》中列有「新闻工作的法律规范」一节（1983），是为有关新闻法的最早论作。
形成规模的对新闻法的研究是在1984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制定《新闻法》以后开始的。当时决定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双方抽人，在新闻研究所设立新闻法研究室，以商恺、孙旭培为正副主任（商退休后，孙为主任）。新闻法研究室于1984年5月12日宣告成立，它的任务被规定为从事新闻法的研究，在适当时候还将承担新闻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新闻法通讯》，1984b）。作为中国第一个新闻法学的专门研究机构，新闻法研究室的工作是具有开创性的。除按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要求为起草《新闻法》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外，研究室一成立就编辑出版不定期刊物《新闻法通讯》，从1984年8月到1988年4月，共出版20余期，收录了新闻法学开创初期的一批论作和其他成果、资料，总字数70余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继《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之后，研究室又出版了《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续编」（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1987），两本书共收录外国和香港地区的新闻法规30余件，对非成文法国家或没有专门新闻法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苏联等国的新闻法制，也有专文编译介绍。研究室成员在研究过程中还在其他出版物上发表了若干有一定影响的论作，如孙旭培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即收入《新闻自由论集》（中国新闻学会，1988）一书。
嗣后，研究队伍逐渐扩大。1987年新闻出版署成立，根据国务院规定的该署职责，新闻法起草工作改由新闻出版署牵头，于1988年1月成立了新闻法起草小组，组长为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共有9家单位派人参加。奉新闻出版署之命，1988年2月在上海成立了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为组长的新闻法起草小组，与新闻出版署的起草组同时开展起草工作，草案报新闻出版署汇总。这个举措也许同1986年上海曾受委托起草过一份《上海市关于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的文稿有关（陈沂，1993：249）。这又带动了一批人参加新闻法学的研究。如北京在1988年9月成立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聘请有关学者和新闻工作者30余人任研究员。在上海则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研人员陆续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新闻法学研究主要配合起草新闻法开展，受到普遍关注，所以又带有群众性的特点。较大规模的群众性讨论如：1985年1月和3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先后在上海、广州、成都、重庆和深圳（约见香港新闻界人士）等地召开新闻法座谈会（《新闻法通讯》，1985） 。1989年1月，新闻法起草小组派员携《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到上海听取意见，上海新闻界讨论了三天（《新闻记者》，1989a） 。接着，上海《新闻记者》月刊开辟「新闻立法笔谈」专栏，专门对《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发表意见。2月24日，新闻记者杂志社等单位又发起新闻立法报告会，有十位人士发表演讲，数百人冒雨参加（《新闻记者》，1989b） 。这类讨论虽然不属学术研究，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用的思想资料。
著名的三个《新闻法》文稿可视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综合性成果（1）。中国社科院新闻所新闻法研究室的《新闻法「试拟稿」》于1985年即已写出，后经修改，发表于1988年4月出版的《新闻法通讯》第20期上。新闻出版署的新闻法起草小组于1988年6月出初稿。上海新闻法起草小组的《新闻法（征求意见稿）》于1988年7月印就。新闻出版署在1989年初拿出来的「征求意见稿」又在吸取另两个文稿和其他意见后作了一些修改。这些文稿虽然都没有成为法律的基础文本，但它们在新闻法学研究中仍然具有无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张西明，1998.9.3.；魏永征，1999b：2－5）。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绩主要有三：
首先，对新闻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关于新闻立法的基本原则，早在1980年冬，新闻学、法学耋宿张友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即提出新闻法应当一方面保障新闻自由，保障新闻工作者的正当权利，另一方面限制、制裁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言论，「既要保障新闻自由，又不许滥用新闻自由」（《新闻法通讯》，1984a）。此系国内高层人士最早明确提出新闻自由（ freedom of the press）概念的公开言论，其「既保障又不许滥用（约束）」的表述方式符合国内普遍接受的「两点论」，为后来有关新闻立法的论著所共循（张宗厚，1983：322；郑保卫，1990：188；刘建明，1991：259）。有所差异者，一部分人士侧重于强调保障新闻自由，以至提出「社会主义新闻法是新闻自由保护法」的命题（孙旭培，1986） 。也有些人士提出新闻法应是限制新闻自由的（王中，1985），因为经过新闻法的限制，在限制的范围之外就可以获得自由。第三种倾向则强调保障与约束两者并重，缺一不可，侧重何者，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不能绝对化（梁华、阿茵，1988）。在此基础上，一些学人对「新闻自由」作了深入研究，其代表性成果即为孙旭培的《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一文，本文以「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概念同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相区别，系统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论述，论证了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进步性和局限性，苏联新闻模式的缺陷，以及对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原则的构想，作者还以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有关规定为根据，论述了新闻法治与共产党领导的关系。可以认为是当时有关研究成果的综合结晶（孙旭培，1988）。
「新闻自由」的概念，由于翻译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当时没有看到过（2），从而在共产党的文件里也没有作为正面概念出现过，研究者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独立地加以论述的。作为这项研究的成果，就是在当时的三个新闻法文稿中都在《总纲》部分写上了「新闻自由」的条款，并且在整个文稿中贯彻了「既保障又约束」的原则（3）。尽管后来发生过有人利用「新闻自由」的口号进行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活动的事端，引起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猛烈批判，从而一度形成对于「新闻自由」的chilling effect。但人们批判的是「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以及有关行为的非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概念为越来越多的新闻学术界人士以至领导人士所接受，已是不争的事实（4）。
第二，对新闻法的各方面内容作了广泛探讨。除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外，诸如：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名誉权（the right of reputation）、隐私权（the right of privacy）、肖像权、诽谤（libel）、更正和答辩、新闻报道与司法、追惩制（System of punishment after the event）和预防制（System of prevention）、舆论监督、新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保守国家秘密、禁止淫秽（obscene ）、著作权（copyright）等等，皆有专题文章涉及。特别是关于保护人身权各种权利的研究论述，据现有资料，新闻学界还要早于法学界。在80年代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法学工具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1984）、《法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等，都没有对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诽谤等概念作出解释。在许多民法教科书中也只是很简单地提到。而在《新闻法通讯》中，在1984年至1985年就相继发表了李祖兴的《论报纸批评与诽谤》和钟声的《新闻诽谤的法律规范和界限》等关于诽谤和名誉权的论文，在1986年初发表陈力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权观念》和廖晓英的《新闻报道与个人隐私》等关于隐私权的论文，等等。陈力丹的论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隐私权的见解作了详细的钩稽，阐发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提出报刊不应揭发个人的私事，但如果这项私事涉及社会生活，则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并且反对任意扩大私生活的范围等观点，同现代隐私权原则相合。至今国内有关隐私权的专论，皆以1890年美国学者S.D.Warren和L.D.Brandeis发表 为起点（王利明，1994：470；杨立新，1996：607；张新宝，1997：37），陈的论文则为隐私权理论起源提供了更早的线索，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与世隔绝，他们的见解自应有其来源。而法学界发表有关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等单篇论文要在80年代至90年代之交（5）。据张西明称：「检索广东中山大学法律系编辑〈1985-1987年全国法学文章目录索引〉，可以发现，在这两年里，中国法学界没有发表一篇关于诽谤法规、名誉权和与名誉权联系密切的隐私权的专题文章。」（张西明，1998b）
同时，中国学者尝试对新闻法原理作综合性的阐述，是为孙旭培、朱晓明、廖晓英合写的〈新闻法知识讲座〉（1985），共十五讲，涉及宪法权利、新闻批评、新闻诽谤、保密、禁载、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新闻机构的创办和管理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构建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最初尝试。
第三，新闻法研究领域的争议得到全面展示。80年代中叶，国内学坛十分活跃，众说纷纭。三个《新闻法》文稿就各有同异。据王强华当时透露，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草案同另两个草案“不同之处在于，它规定个人有办私人报纸的自由，而另外两个草案没有触及这一点”。此外，还涉及建立诸如新闻评议委员会还是仲裁委员会来处理新闻纠纷的不同设计（王强华，1988）。这类差异反映了新闻立法过程中各种意见的激烈争论，本文不可能加以罗列，谨引用当时两篇综述以见一斑。其一，1988年3月，北京新闻学会开会研讨新闻法，归纳出四个“热点”问题：一、新闻自由；二、民营报纸；三、舆论监督要不要经过批准；四、新闻业的性质、作用，主要是宣传还是大众传播（力单，1988）。其二，1989年2月，在上海新闻立法报告会上参与起草新闻法的人士报告“起草有年，难点九条”：一、新闻法早出台还是晚出台；二、新闻法应立足现实还是理想的超前的；三、是否允许私人办报；四、新闻自由；五、新闻的功能；六、舆论监督；七、法律责任；八、新闻仲裁制度；九、新闻工作者自律（《新闻记者》，1989b）。这些争议对于立法工作成为障碍，以致《新闻法》迟迟未能出台，但是对于新闻法学研究来说，则是指示了研究的难点和重点，提出了现实的研究课题。
贰、从研究新闻侵权纠纷突破
90年代开始，新闻法学研究者不约而同将注意力转向新闻侵权纠纷。自《民法通则》于1987年生效以来，新闻侵权纠纷骤然增多，成为新闻界乃至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在新闻学界，有关的研究是从个案入手的。这也许同不同程度卷入纠纷的传媒拥有发布信息和发表意见的便利有一定关系。如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件新闻记者被诉犯诽谤罪的「《疯女之谜》案」一审作出有罪判决后，记者所在的《民主与法制》从1988年第8期起连续刊登反驳判决的文章达半年之久，为数达数十篇，另有一些报刊则刊登反反驳的文章（6）。在徐良（7）、陈佩斯（8）、李谷一（9）等人的名誉权案中，亦有类似现象。这种做法反映了在法制建设早期，在新闻与司法的关系上尚缺乏规范，但在客观上正是结合个案对新闻诽谤罪或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的有关问题作了分析探讨，留下大量可供研究的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记者》月刊从1989年起开设「新闻与法律」专栏，几年内报道了许多新闻侵权诉讼案件并加以评论。该所魏永征从1990年2月起在陕西《新闻知识》月刊连载《新闻官司面面谈》，每期一篇，一共登了20期，采用的也就是个案分析的方法，就案论法，每篇文章通过分析一至几个案例来论述某一法律问题。1993年，新闻出版署王瑞明、董伊薇和北京法院罗东川合作编写《无冕之王走上被告席》，共收入50个案例，逐一加以评析，有些论述颇见精辟（王瑞明等，1993） 。其他零星的「新闻官司」个案分析在当时许多报刊特别是法制类报刊时有所见。个案分析紧密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可能有独到见解，但难以做到体系化，难以达到综合研究的深度。
个案分析逐步发展为从法理上对新闻侵权作综合的研讨。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反映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等单位发起在1991年、1993年和1996年举行的三次全国性的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学术研讨会上 。参加这三次会议的成员，兼容新闻界和法律界、理论界和实务界、领导管理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等方面，提交的论文和议题涉及新闻侵权纠纷从实体到程序的诸多内容。许多论文被后来有关新闻侵权和人身权、人格权的研究成果和专著大量引用，表明研讨会对新闻法学研究起到重要的孕育、催化作用。这三次会议的论文已汇编成集在今年出版（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1999）。同时各地也举行过一些小型的研讨会，许多专业报刊发表若干论作，不及详列。当时研究所涉及的方面包括：一、新闻侵权行为和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行为的成立和排除，二、新闻侵权行为在一般民事侵权行为中的特殊性，三、新闻侵权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和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四、更正和答复的法律效力和履行程序，五、新闻自由、舆论监督与保护人格权的关系，六、新闻侵权的预防、新闻工作者的自律和自我保护，七、新闻侵权纠纷的调解、非讼和解和仲裁，等等，可以说是相当完整地涵盖了新闻侵权的主要问题。
1994年，魏永征著《被告席上的记者——新闻侵权论》，孙旭培（主编）、王晋闽、张西明合著《新闻侵权与诉讼》 先后出版，有人注意到两书结构有近似之处（陈力丹，1995），这恰好表明对新闻侵权的研究已从个案分析和个别法理的研讨走向体系化。是为新闻法学学科领域第一批学术专著。
至于在法学界，主要是从对人身权、人格权的理论研究入手，涉及新闻侵权。除单篇论文外，90年代中期有一系列重大成果问世，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1994a）、王利明和杨立新主编《人格权与新闻侵权》（1995）、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1996）等，这些著作，都有专章论述新闻侵权问题。王利明还主编《新闻侵权法律词典》（1994b），由新闻学和法学两界研究人员合作完成，是为目前新闻法学领域的唯一的专门工具书 。
若将法学界和新闻学界的研究成果作一比较，那么前者最重要成果就是建立了有关人身权、人格权的理论体系，他们所涉及的，包括人身权中的人格权和身份权，在人格权中包括非精神性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精神性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以及跨越两者的自由权、贞操权等等，对于各项权利的概念、来源、内涵、特征，以及侵权行为（tort）的责任等等，俱有系统论述。前述在80年代中叶，有关研究基本上尚属空白，不到10年即取得如许成绩，堪足称道。至于新闻学者以及他们与法学者合作的研究，主要是在新闻学和法学的结合部方面显示自己的特色，这就是说，他们的一些研究着重从新闻规律的特殊性入手探讨新闻侵权纠纷的发生、处理和防止，体现了在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同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这两类基本权利的冲突之间寻求平衡的意图。有的意见后来为立法司法部门所吸取，丰富了新闻侵权法（Law on Media Tort），显示了新闻学界在新闻法学研究中具有某种优势。试举其要：
一、关于新闻失实与侵权的联系与区别。中国诽谤法的重要特征在于将事实之虚假直接列为诽谤的构成要件，而不同于英美和港台的诽谤法只是将真实（truth）作为抗辩（defense）理由（魏永征，1999a）。故而在新闻侵权纠纷出现初，原告人往往以新闻失实起诉，法院也往往以新闻失实判决侵权成立。而新闻学者以为，新闻报道由于时效性等特点，难免忙中出错，若与事实稍有出入即判决侵权，实为苛求，主张在新闻失实和侵权之间划一道界限，「微罪不举」（孙旭培，1988.12.31.、1991）。至1993年，最高法院颁布司法解释，确认「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成立侵权，即新闻失实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方可下判。
二、关于新闻报道的特许权。新闻界素有「文责自负」之说，然不为司法界认同。最高法院1988年司法解释有「报刊社对要发表的稿件应负责审查核实」之说，凡稿件出错均可据此推断媒体负有责任。或以为媒介不可能将新闻中所有材料一一到发生的源头去作核实，而提出「权威度」之论，以为凡具有足够权威性的机构或人员提供的材料，例如执政党和国家机关提供的材料理应无须再作核实，媒介对其中差错应当免责（王晋闽，1991）。此论其实与英美诽谤法「特许权抗辩」（privilege defense）暗合。嗣后，又有学者明确提出引入外国诽谤法「特许权」原则（陈泰志，1993、1996）。至1998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新闻媒介根据国家机关正式文书和职权行为所作报道，不认为侵权，被认为正式确立了特许权原则。然目前新闻报道特许权尚限于国家机关的相关材料，远小于外国特许权范围。
三、关于评论的侵权认定。新闻侵权案出现初，一般并未将涉讼新闻中事实与意见加以区分，往往将不当意见作为失实对待，评论文学、艺术、产品、消费品等或有不当，辄成讼案。1992年作家吴祖光被诉侵权案，以驳回原告之诉告结，新闻学界认为是一个突破。（10）论者引入「公正评论」（fair comment）概念，指出评论公共事务的意见即有不当，亦应予以优先保护，其标准为真实、说理、善意、内容合法四项（张西明，1995a、b）。至1998年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明文规定消费者正当评论产品质量和服务不应认定侵害名誉权，认可了「公正评论」原则。然适用范围仅限于此，关于对社会公共事务及科学文艺成果的评论规则，因条件尚不成熟，有待时日。
四、关于新闻侵权责任之承担。起初在诉讼中对新闻报道相关人员并未加以区别，时有媒介、作者、新闻源等等一概被追究责任，法院亦有追加被告之权，学界咸谓应区别对待，有论者提出若新闻媒介已被追究责任，则报道新闻之记者应属职务行为，可不对外承担责任（陈翠银，1989；成涛，1991）。1993年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采纳这一原则，同时规定按原告起诉确定被告，取消法院追加被告的做法。关于新闻源之责任，论者提出应当区分主动提供行为和被动提供行为（王晋闽，1991），亦为1998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所吸取。
五、关于言论权利和人格权利的平衡。这个问题贯穿于新闻侵权研究之中。论者以为，人格权为基本人权，固然应当重视保护，言论、新闻自由亦属基本人权，同样不容忽略。尤其是宪法已明文规定了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在新闻诉讼中理应予以贯彻维护。论者提出，因批评公职人员而引起的新闻侵权案，其中法律关系具有双重性，不仅存在民事关系，而且存在公民监督公职人员的政治关系，对公职人员起诉应有抑制（魏永征，1991；陈泰志，1993）。又有论者提出人格权属私法（Private Law），批评权属公法（Public Law），公法应优于私法（张西明，1995）。比较系统的主张如：「一、区分公众人物（public persons）与一般公民：名誉权保护向一般公民倾斜；二、区分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和私人事务：名誉权保护向私人事务倾斜；三、区分当前事务与过去事务：名誉权保护向生存者倾斜；四、区分法人与自然人：名誉权保护向自然人倾斜。」（张新宝、康长庆，1997：15－17）对于公职人员以保护名誉权为由抵制舆论批评的行为，人们认为理应予以制裁，作出了种种设计，如追究恶意不实诉讼之责任（李显冬、钟瑞华：1998）。以上论述，有司已有注意，然尚未成为法定规范。
* 本文未包括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法研究。
叁、研究的深化和综合
90年代后期，对新闻法学的研究又形成一个新的活跃期。一是成立了新的研究组织，如199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建立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 ，同年8月司法部和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在华东政法学院设立的法制新闻培训中心(含学术部)。二是各种学术研讨活动频繁举行，据记载，仅1997年在北京，除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成立时的学术研讨会外，还有中国信息化法制建设研讨会（3月）、检察日报社与中国记协主办的“新闻与法”研讨会（8月）、北京广播学院《现代传播》主办的“新闻与法制”研讨会（9月）、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举办的新闻法制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等（张西明，1998.9.3.） 。三是有一些国家级新闻法学领域研究课题通过鉴定，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徐培汀、丁淦林、张国良、黄瑚承担的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闻·传媒·法律——新闻法研究》（1996年通过），王强华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课题《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1997年通过）（王强华，1997） ，等。四是研究内容从新闻侵权纠纷扩展开来，进入其他方面。这在第三次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研讨会就可以看出，提交的论文已不限于讨论新闻侵权纠纷，还有关于新闻报道与著作权法、新闻机构的行政管理、互联网络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致使这次会议变得有点“名不副实”了。下面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作一概述：
一、对新闻活动的权利的研究。新闻侵权研究实质是着重于对新闻活动的相对人即报道对象的权利的研究；他们的权利，对于从事新闻活动的主体（新闻媒介、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作者）则为义务。而在考察后者的义务过程中又势必涉及他们的权利，即进行新闻报道和新闻批评的权利。<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就把新闻纠纷作为舆论监督权和人格权这两种权利的冲突的表现来加以考察，虽然已有不少人论述过这种冲突，但这个国家资金资助的课题，在分析200件舆论监督个案和180件新闻侵权诉讼案例的基础上，对舆论监督的历史和现状、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同司法独立审判的关系、在舆论监督权和人格权两个方面法律规范设定的不平衡等等作了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比前人都有所超越，因而被认为是「新闻管理和新闻法制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很有实际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新闻记者》，1997） 。关于新闻权利研究方面值得称道的还有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宋小卫近年发表的一些论文（宋小卫，1994－1998） ，这些论文对现行法律制度中有关公民参与新闻活动的权利如知情权、表达权（the right to express）以及其他享受传媒服务的权利作了具体的集纳和阐述，比起以往仅就自由与责任、保护与限制、权利与义务等关系作抽象的论述来，是一种创新，显现了对新闻自由的研究向法学理论层面的深化。
新闻自由之具体化即为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报道、评论等权利，目前法律上尚无明文规定，新闻界和新闻学界甚为关注。近年有两个问题的讨论值得一提：1997年北京和上海的一些报刊开展关于记者「隐身采访」（即不公开记者身份的采访，或称「偷拍偷录」）的讨论，实质上是讨论记者采访和报道的自由度 。论者认为，记者隐身采访及报道应当受到隐私权法等有关规范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到什么程度，则说法不一。多数认为，记者不公开身份的采访，要区分公开场合还是非公开场合（私人场合和涉及其他应予保守秘密的场合）、观察还是询问意见、所采访事项与公共利益相关还是无关、采访对象是特定个人还是不特定多数人、消极地不公开身份还是积极地伪造身份、使用工具是否合法等等，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铁樯，1997；徐迅：1997；曹瑞林，1997；董滨，1997）。如果说这场讨论是在媒介的采访报道权同公民个人权利两者之间寻求界定，那么1998年关于报道公开审判的案件的讨论则是在媒介的采访报道权同司法公正独立的权利（权力）两者之间寻求界定。是年最高法院院长发表谈话称，要把公开审判制度落到实处，依法公开案件逐步实行电视和广播现场直播，允许新闻媒体如实报道（《法制日报》，1998.4.16.）,冲破了新闻界流行多年的案件审结后方可报道的陈规。新闻界认为，这是对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权的肯定。不久中央电视台即对一起电影著作权案庭审现场进行直播，媒体纷纷发表评论表示欢迎，但是也有人士表示质疑（《科技日报》，1998.7.17.）。北京大学贺卫方连续发表文章强调司法程序的特殊性，认为电视直播法庭审判会影响庭审过程的庄重和严谨，进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1998）。由此引发关于新闻和司法、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的热烈争论，大致说来，新闻界偏重强调新闻对司法的监督，而法学界和司法界则倾向媒体报道案件应当慎重，不应妄加评论，有的学者明确对「新闻监督司法」的权利提出质疑（《北京青年报》，1998.11.2.；《工人日报》,1998.11.7.；《中国律师》，1998）。
二、对新闻媒介行政管理的研究。新闻媒介的行政管理法是新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新闻媒介一向实行批准登记制，是为行政管理的基础。不过在80－90年代，国家对新闻媒介的行政管理主要以部门规章予以规范，等级较低，而且立法和执法合为一体，亦不符现代法治原则。随着行政法制逐步走向健全，单纯以规章行政已经难以为继。1997年，国务院连续颁布管理出版、印刷业、广播电视的行政法规，使大众传媒管理法提升了一个等级。（11）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士对这些规章、法规时有解释性文章。新闻出版署宋克明的一些论文，把新闻事业的管理体制归纳为共产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法制管理、部门管理、社会管理（行业管理）、内部管理等五种管理机制（1994，1997） 。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制度的，则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赵民的硕士学位论文《新时期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管理的研究——以广播电视法规体系为视点》（1998）。这些论作，按照「依法行政」的原理，对名目繁多的法规规章作了梳理和阐述。
三、对新闻传播活动中著作权问题的研究。中国《著作权法》颁布于1990年，有关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的专著不少，但这属于独立学科。从新闻传播活动的角度研究著作权法的，主要为探讨社会共享知识成果的利益和作者权益、媒介权益和作者权益的合理平衡。如关于如何理解时事新闻不适用著作权法、广播电视节目表是否适用著作权法等问题的讨论，皆与此有关。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修改《著作权法》，争议焦点之一即为现行法律中关于“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条款。盖“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主旨，即出于满足社会共享权益而对作者权益作适度的限制（12）。论者以为，现行法律对作者权益限制过多，适足以使媒介获取大量利益。如该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广播电视非营业性播放已出版的录音作品，属于合理使用，超出国际公约所允许的范围，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应予取消，而此议受到广电管理部门强烈反对（《中华读书报》，1999.1.13.）。论者还认为有关“法定许可”的规定亦应予以调整。
四、对外国新闻法制和中国新闻法制历史的研究。宋克明曾赴美国作较长时期的考察，回国后著《美英新闻法制与管理》一书（1998），作者系根据大量原始文献撰写，重点介绍两国的诽谤法和隐私权法，并涉及保密法、版权法和藐视法庭罪等内容，还介绍了两国新闻界内部管理以及互联网络管理的最新情况，与编译单篇论作或撷取第二三手资料编写的文章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作者从本国文化视角出发，在对外国法制作客观介绍的同时予以适当评析，以利于读者同本国的情况作比较和对照，乃近年新闻法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在中国新闻法制史研究方面，则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瑚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1998），全文紧扣言论出版自由和官方统制的对立这条主线，对近代中国新闻法制的发展轨迹作了系统的叙述。
五、新闻法总体研究。对新闻法的有关原理作总体阐述的，除前已提到的张宗厚、孙旭培等人的论作外，陆续有一些新闻学专著中设立专章专节加以论述，如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在边缘学科介绍中有「新闻法学」节（1987），中国新闻学院郑保卫著《新闻学导论》有「新闻事业的活动自由与限制」章（1990），清华大学刘建明著《宏观新闻学》有「新闻法制」章等（1991）。近年来徐培汀等的《新闻法研究》，广泛搜集资料，对新闻法方方面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分为史实、规范、侵权三个部分，在规范部分分别将公民、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介作为不同的权利主体加以阐述，体现了构建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某种意图。其缺点是有关我国现实的新闻法制的内容过于简略。1998年，黄瑚著《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出版，其上篇「新闻法规」，有一半的篇幅系统讲述现行新闻法制（另一半讲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和外国新闻法制），在本学科领域尚属首次。其缺点是部分内容限于复述法律法规条文，对法理的阐述似嫌不足。解放军报社曹瑞林著《新闻法制学初论》（1998），亦有创立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尝试，在理论阐述方面较前述成果有很大拓展和加强，但其内容除总论外，限于新闻出版法、著作权法和新闻侵权法 。1999年，魏永征著《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出版，引用法律及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等200多种，涉及宪法权利、国家安全和保密、禁止淫秽色情、新闻与司法、行政管理、新闻侵权法、著作权法、广告法等诸多方面，唯本书以“述而不作”为体例，对拟制的法律关系未于涉及，故在议论风生方面不及曹作。
在对新闻法的总体研究方面，从当年孙旭培等写《新闻法知识讲座》，到如今有几部概叙新闻法框架的专著问世，内容日益丰富，认识渐趋精深，这固然出于学人努力，然而亦同现实法制建设的进步息息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至1999年7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250件，通过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106件，国务院发布行政法规830件（《人民日报》，1999.7.7.）。这些法律、法规中有许多内容同新闻传播活动有关，有的就是直接规范新闻媒介的，所以新闻法制已不复是当初创议立法时那样，只有几句原则可讲，而是已有相当具体的系统的内容了。现有专著所涉及的方面，亦同国际同类专著相合。而国人或以为《新闻法》尚未出台，新闻传播活动目前尚属无法可依，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纵观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有的有专门法，有的没有专门法，有专门法的国家的新闻传播活动并不是只须遵守专门法的规范，也要受到其他诸多法律规范的保障和约束，没有专门法的国家并不等于新闻传播活动无法可循，新闻传播活动同样是在法治轨道上运作。实际上，新闻传播活动的走向法治，并不是光靠一部专门的《新闻法》就可以解决的，其中许多重要事项，必须由其他法律来予以规范。中国新闻法学研究的成果，正是由现实的新闻法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同时新闻法制尚不完善，突出的是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诸项权利尚未有明文规范，新闻法学研究将为完善和发展新闻法制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料和设计，这就是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注释：
（1）新闻出版署的新闻法起草小组起草的《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共8章，58条。章目依次为：总则，新闻机构的创办，新闻业的管理，新闻工作者，新闻的发表，外国驻华机构与外国来华记者，法律责任，附则。上海的新闻法起草小组起草的《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共9章，75条。章目为：总则，新闻机构，新闻工作者，新闻的发表，更正与答辩，新闻纠纷仲裁，法律责任，涉外新闻活动，附则。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法研究室的《新闻法》试拟稿共8章，67条。章目为：总则，新闻机关的创办，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更正与答辩，新闻事业的管理，外国驻华新闻机构和来华记者，法律责任，附则。（魏永征，1999b：23）
（2）过去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中文本中找不到「新闻自由」一词，人们以此怀疑「新闻自由」是否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1995年中共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等，澄清了这个误解。在旧译文中，马克思原著德文中「die presse」和以这个词为词根的名词和动词都译为「出版」、「出版物」、「出版法」、「出版……」，「die presse freiheit」译为「出版自由」。重新编译时经研究，认为按照对德文「die presse」一词的原来含义的准确理解和对马克思的原文的全面理解，马克思使用「die presse」及以此为词根的词，主要不是指大部头的书籍及其出版，而是指报刊和新闻界；只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了书和书的出版。为了准确表达马克思的原意，旧译文中所有「出版」和绝大多数「出版物」等词，均根据上下文的语境，改译为「新闻出版」、「报刊」、「新闻出版界」、「新闻出版业」等。原「出版自由」也全部改译「新闻出版自由」。如旧译文：「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一卷第一版，页94）新译文：「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一卷第二版，页201）旧译文：「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认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一卷第一版，第71页）新译文：「新闻出版法就是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一卷第二版，页176）参阅马闻理（1996）：《「新闻出版自由」见于经典著作》，《新闻记者》10：18－19
（3）尽管这三个文稿起草者在起草过程中并未相互商量，在若干问题上还各有分歧，但三个文稿对「新闻自由」的定义大同小异。新闻出版署起草组的征求意见稿：「新闻自由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介了解国内外大事，获得各种信息，发表意见，参与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民主权利。」上海起草小组的征求意见稿：「新闻自由是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公民有通过新闻媒介了解国内外信息和表达意见、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新闻机构有搜集、编制、发表、传播新闻的权利。」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试拟稿：「本法所规定的新闻自由，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介发表和获得新闻，享受和行使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关于「既保护又约束」的原则，如新闻出版署稿：「国家保障公民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使新闻自由权利不受追究和侵害，同时依法制止滥用新闻自由的行为。」前两个文稿的条文引自俞松年（1989）：《怎样看待新闻立法？》，《中国新闻年鉴》页105；后一文稿的条文引自《新闻法「试拟稿」》，《新闻法通讯》（1988）总20
（4）如江泽民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不再是私有者的事业，而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我们的宪法规定，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运用新闻工具充分发表意见，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和自由，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正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一切企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违法新闻活动，不但不能给予自由，而且要依法制裁。」见江泽民（1989.3.1.）：《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新华社电讯。 学者林枫撰文把这段话概括为“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坚持社会主义新闻自由”。见林枫（1996）：<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新闻战线》10：3。 李鹏（1998.12.2. ）说：「新闻自由的原则应该遵循，但是个人自由不能妨碍他人自由，这一原则也应该遵循。新闻自由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新华社电讯。朱金容基（1999.4.10.）说：「我们现在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比起过去也有很大的进步。」新华社电讯。
（5）据著录，在国内法学期刊上较早论述名誉权的论文有：杨孜：<民法上公民名誉权问题>（1987），《政治与法律》4；杨孜：<民法上法人名誉权问题>（1988），《政治与法律》4；魏振瀛：<侵害名誉权的认定>（1990），《中外法学》1。论述隐私权的论文更晚一些，如：庞战秋（1989）：<新闻媒介侵害隐私权若干司法问题探究>，《政法丛刊》3；刘国林（1990）：<论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社会科学》1；张新宝：<隐私权研究>（1990），《法学研究》3。总论人身权、人格权的论文有：刘心稳（1988）：<试论人身权>，《政治论坛》2；申政武：<论人格权及人格损害的赔偿>（1990），《中国社会科学》2；王冠（1991）：<论人格权>，《政法论坛》3－4
（6）上海《民主与法制》1983年第1期发表记者沈涯夫、牟春霖所撰通讯<二十年“疯女”之谜>，述有杜融其人，为求从武汉调回上海工作，逼妻装疯，回上海后又有外遇，并将其妻两次送入精神病院。通讯发表后，精神病院声明称杜妻确患有精神分裂症。沈、牟再写文反驳。杜融于1985年对沈、牟提起诽谤刑事自诉附带民诉。法院于1987年判决认定<疯女>一文内容纯属捏造，两被告不顾杜妻有精神病史的事实，违反要否定精神病的诊断结论必须作司法医学鉴定的规定，拒不接受有关方面的忠告和规劝，故意捏造和散布足以损害自诉人人格、破坏自诉人名誉的虚构的事实，已构成诽谤罪，处沈涯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六个月，牟春霖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分别赔偿自诉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0元和50元。据上海市中级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87)沪中刑上字第531号。自1988年8月至1989年2月，《民主与法制》连续6期刊文反驳法院判决，上海市中级法院于1989年1月6日在《上海法制报》刊登长篇文章《<二十年「疯女」之谜>诽谤案事实真相》，以正视听。
（7）徐良，原为军人，在中越边境战争负伤致残，改行为歌手，颇有好评。1987年12月18日《上海文化艺术报》刊文《索价2千元引起的震荡》，报道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人说徐良应邀参加上海一次音乐会演唱“索价”2000元人民币，“少一分也不行”，会上就英雄可否“索价”发生争议。徐良称自己并未“索价”，该报道损害了革命军人之名誉，对作者和报社提起民事侵权诉讼。法院于1990年终审判决侵权成立，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据上海市中级法院民事判决书，（88）沪中民上字第1056号。该案审理过程中，《上海文化艺术报》和主办音乐会的《青年报》之间曾展开笔战。
（8）陈佩斯，著名影星。1988年6月2日《湖南广播电视报》刊文《陈佩斯跑了》，批评陈佩斯在一次演出中违约出走。陈提起名誉侵权民事诉讼。法院于1991年终审判决认为文章对陈的名誉有所损害，但驳回陈要求赔偿损失的请求。据湖南省高级法院民事判决书，湘法民上字第7号。本案审理过程中和判决后，许多报刊予以评论，有的还对法院判决提出异议。
（9）李谷一，著名歌星。1991年11月6日河南《声屏周报》刊文报道李谷一同另一歌星韦唯之间的争执，而对李多有指责。李起诉报社和作者侵害其名誉权，法院判决侵权成立，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据南阳地区中级法院民事判决书，（1992）法民一字第1号。本案审理过程中，数十家报社报道和评论，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名誉权案，案后有多篇文章对判决提出异议。
（10）吴祖光，著名作家，1992年6月27日在《中华工商时报》发表《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批评一家商场对女顾客搜身事件，有“恬不知耻”、“混账话”等语，商场以使用辱骂性语言等由对吴提起民事侵害名誉权诉讼。法院于1995年5月判决驳回商场起诉。据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民事判决书，（1992）朝民字3178号。
（11）按中国法制，法律文件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和地方规章等各等级。按《行政处罚法》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出限制人身自由外的行政处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营业执照外的行政处罚，而国务院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如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只能设定警告和一定数量的罚款的行政处罚。所以只有部门规章难以实施行政管理。
（12）按中国《著作权法》规定，合理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法定许可可以不征得著作权人同意，但必须支付报酬，亦应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两者均不得侵犯作者其他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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