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眼看字丢一撇:李杨：杨朔——死于1968

 　　“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

 
 　　1968年8月3日，正是文化大革命热潮中，杨朔离世。 　　长期以来，关于杨朔的死，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感染肺炎去世。另一种说法是，被造反派迫害致死。还有一种说法是，自杀身亡。 　　而在刚刚出版的《资中筠自选集：不尽之思》中，曾和杨朔有过近距离接触的资中筠，首次向外界披露了一个信息：“我碰巧成为这一不幸事件的见证人之一。” 　　“自绝于人民” 　　“有人自杀了！”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的办公楼里一阵骚动。 　　当时在“和大”任职的资中筠，正在隔离室门口值班，猛地站起身来。因为隔离室里均为男性，她没有马上冲进屋去看个究竟，而是站在门外问：“怎么回事？”里面的人说，杨朔好像出了问题，不省人事了。 　　这是杨朔去世前一天，也就是1968年8月2日凌晨一两点钟。据资中筠回忆，杨朔当时被隔离审查。几个隔离对象都是男的，集中在一间大会议室里，会议室是两扇玻璃门，从外面能清楚地看到里面。 　　会议室的门并不上锁，日夜有人轮流在外面“值班”。所谓“值班”，就是在会议室门外放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值班”的人坐在那里守着。里面的人除了洗漱、如厕，不许出来。 　　8月1日晚上九、十点钟，资中筠看到屋子里被隔离的人陆续拿着脸盆出来去厕所洗漱，然后回房间睡觉，杨朔就在其中，并无异样。 　　到了半夜，资中筠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忽听屋里有人喊杨朔出事了，猛地醒了过来。“一个姓姚的隔离对象的床与杨朔挨着，他起来上厕所，发现杨朔的样子不对劲，推他不醒，才感到有问题。” 　　资中筠赶紧打电话叫办公室负责人，不久来了几个管事的，军代表也在其中。他们把杨朔抬了出来。资中筠看见，那个姚某还扒开杨朔的眼睛看瞳孔。杨朔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 　　不到两天，也就是1968年8月3日，军代表给“和大”的人开会，宣布杨朔“自绝于人民”。 　　时代大合唱中的抒情歌手 　　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杨朔这个名字已显陌生。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在八十年代前期，杨朔散文曾风靡大江南北。 　　杨朔原名杨毓瑨，1910年生于山东蓬莱，父亲是清末秀才。高小毕业时，正值胶东军阀混战，杨朔到哈尔滨闯荡。经人介绍，1927年他进入英商太古银行做一名小职员。因为工作要使用英文，杨朔便一边工作，一边在哈尔滨英文学校学习英语。杨朔很有语言天赋又极为刻苦，几年下来便能说一口流利的胶东味儿英语。 　　当然杨朔最热爱的还是文学，他16岁开始文学创作，作品以小说和散文为主，其中又以散文的成就最大，被认为是建国初“十七年”（1949-1966）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在资中筠眼中，杨朔不仅是知名作家，还是老革命者。早在抗战前，杨朔在哈尔滨就与中共地下党有秘密接触，抗战后在上海、武汉从事抗日文章的写作。1937年冬，杨朔奔赴延安，1939年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到达华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重新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3年，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杨朔担任新华社战地记者，之后参加抗美援朝战斗，1955年到中国作协工作，1958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主要领导。 　　杨朔在“和大”期间曾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当时资中筠在“和大”担任翻译。资中筠的丈夫、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前所长陈乐民也曾供职于“和大”，他们夫妇因此都和杨朔有过近距离接触。 　　陈乐民1964年到1965年间曾跟随杨朔在开罗工作，他给资中筠讲过一件趣事。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常在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中“吵架”。杨朔就用他的胶东英语认认真真地吵，寸步不让。在一次会议上，杨朔与苏联书记争吵起来，苏联人骂杨朔“Stupid”（愚蠢），杨朔应声答道：“Stupid returns to you！”（你才愚蠢），结果大家都笑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1961年是杨朔人生的顶峰。 　　1961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一篇杨朔的旅日游记《樱花雨》。文章把美军在日本的势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而把日本人民比作在风雨中开放的樱花。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标题旁写道：“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此之前，杨朔很多散文名篇，比如收在语文教科书中的《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都写于1961年。是年3月，他的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出版不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等报刊相继刊发评论文章，冰心、曹禺、周立波纷纷撰文予以肯定。 　　杨朔的散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抒情不是直抒，它先写一件事、一种物、一个人，然后再引出情和理。其中的情和理是主观上设计好的，因此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实际上是作者思想的一个注解，用之则来，不用则去，没有本身存在的规律，是主题先行，人物紧跟”。（梁衡《真实，散文的生命》，原载于《山西文学》1984年） 　　《雪浪花》是杨朔的代表作。作品叙述“我”在海滨修养时遇到一位人称“老泰山”的渔民，缘起是海边的几个姑娘正在嬉戏，追逐浪花，议论着礁石的坑窝。就在姑娘们感到不解时，一个欢乐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是叫浪花咬的”，发出这个声音的正是老泰山。随后老泰山来了一番政治说教：浪花心齐，“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教它变个模样儿”。结尾时便把开头的浪花和老泰山说的话来一个“上纲”：“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中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杨朔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献身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他们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1949年以后，一个抒情的时代到来。“文革”前“十七年”，文艺作品的主要任务是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家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歌颂体”，这既是一种艺术手段，也是一种政治态度。 　　杨朔的创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个轨迹。在散文创作中，他执着于对光明和未来的赞颂，成为时代大合唱中的一名红得发紫的抒情歌手。 　　一个老实人的“文革”宿命 　　但正是这位红得发紫的时代歌手，仍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时代的漩涡中。 　　“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原有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第一步就是把批斗对象隔离起来，军代表给每人成立“专案组”，进行“内部审查”，被隔离审查的大约有六七个人，杨朔也在其中。 　　资中筠一直觉得杨朔很“无辜”，因为他是个思想上力求进步，十分注意自我改造的人。 　　早在1949年所写的《我的改造》中，杨朔对自己以前所写的作品就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此前的作品多是描写革命军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杨朔说：“我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更无从体味到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胡乱地写了些东西，可笑啊，大半是概念的，缺乏生活，没有感情，我在笔下侮辱了我所尊敬的人民。” 　　杨朔发表于1960年1月10日《光明日报》上的《应该作一个阶级战士》一文，这样写道，“党常常教导我们：‘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也正是教给我们这个真理。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或几个阶级对别的一个或几个阶级的统治或斗争。而文学正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 　　“现在看杨朔的作品，非常正统。他没有批判性思想，一直都是非常真诚进行歌颂的。杨朔特别相信党。他对当时的运动没有任何异议，是很老实的一个人。”资中筠说。 　　尽管如此忠诚地与领袖保持一致，杨朔也没能逃脱挨整的宿命。 　　贴大字报、揪走资派、成立战斗组……，不过在资中筠的记忆中，“和大”的造反派还算温和，没有关牛棚、打人、武斗，只是在大字报上无情批判，批斗会上高声喊口号。 　　运动开始之后，杨朔曾真诚检讨过买房子一事。他用稿费买了几间房子，被批判为“变修”的证据之一。杨朔真诚地接受批判，他检讨说，无产阶级作家怎么能买房子呢？说明自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 　　资中筠记得，“和大”的造反派头头是外语学院毕业的一名业务拔尖的高材生，比较“讲政策”，多次制止动武，并且反对“扩大打击面”。另外一些人就不大满意，觉得不过瘾，有人贴大字报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据杨朔的养女杨渡说，当时给杨朔定的罪名是“丁（丁玲）陈（陈企霞）反党集团黑干将”，说他的《雪浪花》是给彭德怀翻案，《荔枝蜜》中工蜂供奉蜂王是影射毛泽东。 　　但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罪证”。据资中筠回忆，杨朔没有特殊历史问题，中央文革也没有点名评批判他的某一篇文章。只不过因为杨朔是领导，又是作家，在那种特殊历史环境中必然会被揪出来。“印象中红卫兵小将都是鸡蛋里挑骨头，为批判而批判。” 　　资中筠记得，在杨朔去世前不久，有一个自诩“根红苗正”的勤杂工，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进隔离室之前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之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些字样是军代表来了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杨朔可能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隔离室之后，曾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军代表没有理会。谁知，杨朔就自杀了。“杨朔比较迂，他太老实，太相信党，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资中筠说。 　　“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 　　杨朔一直单身，胞弟杨玉玮的女儿杨渡不满一岁时就过继给杨朔作养女。杨朔去世时，杨渡仅是十岁出头的小姑娘，此后她跟着生父杨玉玮一直为给杨朔平反奔走。 　　此外，和杨朔有着很深感情的外甥女韩毓丽也一直感到内心不安。多年后，在朋友帮助下，韩毓丽得到了杨朔的病历。下面是她的摘录： 　　1968年5月3日，低烧37.8℃，医生开病假，半日工作两周，机关来人谈过，如病情可能，要求其上全班。（这是）运动的需要。 　　1968年6月4日，仍低烧37.5℃，单位来人联系：本人未报名参加下乡收麦。如本人提出要求请假，则不予考虑。 　　1968年8月1日，机关送来患者，现在被隔离交待，中午回家取东西，夜间12点洗澡，1点钟发现叫不醒。肺部正常，诊断为眠尔通及巴比妥中毒。 　　1968年8月3日，肺部锣音加重增多，体温上升，呼吸困难，突然停止呼吸。从北京医院的病历看，8月1日这一天，杨朔很可能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这就基本对上了，”资中筠说，当时大家都知道杨朔有严重的失眠症，离不开安眠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机会储备了足够致命的安眠药。 　　此后，韩毓丽和丈夫、跟随杨朔多年的“小鬼”马甲，一直为舅舅的死奔走呼号。1972年7月5日，韩毓丽和马甲鼓起勇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杨朔死得不明，希望总理过问此事。 　　两个多月后接到“和大”回信。信中说： 　　“一九六八年春，我会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杨朔被当作重点进行审查。同年七月二十三日，部分群众把他隔离起来，并进行小会批斗。 　　七月三十一日，他看到在‘和大’院内地上写出‘打倒丁陈反党集团黑干将杨朔’的大标语后，表示不安，遂当夜服安眠药自杀。经送北京医院抢救无效，于同年八月三日身死。” 　　“经审查，杨朔历史是清楚的。他参加革命三十年来表现基本是好的。但由于其世界观未很好改造，在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而自杀身死，决定给以政治错误结论。” 　　信的落款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时间是：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政治错误结论”，显然不能令杨朔家人满意。1975年，杨朔的胞弟杨玉玮四处奔走，找“和大”的上级主管单位外交部，还找了中国作家协会。 　　杨渡说，1975年，杨朔去世7年之后，他的工作单位为他举行一次骨灰重新安放仪式（实际没有骨灰，骨灰盒里放置了杨朔生前使用的老花镜和一支钢笔）。当时这种由工作单位举行的仪式有一个重要意义，即对他的“问题”做出新的“结论”。1975年，外交部给出了“杨朔病逝”的结论。 　　“文革”后，杨玉玮和杨渡继续申诉。1979年，外交部最终做出杨朔“被迫害致死”的结论。1980年9月15日，三百余人在北京“和大”原址的大礼堂参加了杨朔的追悼会。追悼会由时任文联副主席夏衍主持，时任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致悼词。悼词说：“杨朔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不幸于1968年8月3日含冤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