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运用的角度:明代诗歌显著的特点

明代诗歌显著的特点

1.前期 

台阁体：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其倡导人号称“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颂德向皇帝拍马屁的内容，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茶陵派：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茶陵诗派。茶陵派以李东阳为主，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鲁铎、石瑶等人。较强调对诗文独立审美精神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台阁体”及其末流浅弱的诗风。 

2、中期 

前七子：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 

后七子：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唐宋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 

3、晚期 

公安派：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 

竟陵派：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三个显著特点：

  ①形成的诗歌创作流派较多。除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流派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外，历朝还有许多地域性的小流派。这种现象显然与明代文士喜结诗社的风气有关。

  ②面对正统诗文的衰微，明代诗人提出了不少诗歌创作方面的理论主张。比如，高启认为要“兼师众长”；李东阳认为要分辨诗体的声调音节；前后七子主张要学习汉魏盛唐,提倡复古;公安派则主张要“独抒性灵”等。这些看法均有一定道理，涉及诗歌创作如何学习前人、如何掌握诗体特点、如何表现诗人主体感情等问题。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提出的理论主张却有如下共同弱点：一是将其认识到的部分真理强调过分，缺乏应有的辩证态度；二是不能正确总结汉魏盛唐以至宋元以来诗歌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三是没有找到提高诗歌创作水平的关键因素，即应到现实生活中寻求诗情。所以，这些理论主张都未能挽救正统诗文的衰微，反而将诗歌创作引向更深的危机。

  ③明代诗歌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诗，又逊于宋诗。这里固然有八股取士，使“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吴乔《答万季□诗问》）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诗人创作指导思想上存在偏颇。前后七子的模拟成风，公安派的诗意浅露，竟陵派的诗境狭小，都是诗人不能深刻认识生活的重要性而结出的苦果。

明代诗歌的成就远不如唐宋时期，也比不上后来的清朝。但这一时期，流派林立，诗坛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景。

明初文臣宋濂、刘基、高启都是当时重要的诗人。他们才华过人，又都有政治抱负，诗作大多内容充实，具有特色。明成祖时期，文坛占统治地位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这三人先后担任过大学士（宰相），影响很大，致使这种雍容典雅、思想平乏的诗体风行了一百年左右。台阁之后，有影响的诗人是李东阳，他亦官至大学士，地位显赫，主持诗坛，颇有影响。由于他是湖南茶陵人，以他为首的一派诗人，称作茶陵派。李东阳仍未脱台阁体窠臼，强调宗法杜甫，注重诗歌法度。

明代中叶，一些士大夫对台阁体不满，强烈要求改变当时文风。出现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复古来创新，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万历年间，文坛上又活跃着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其复古倾向愈发明显，诗歌缺乏个性。

万历年间，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抒写性灵，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派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创作方面，不过诗歌亦颇有可观着之作。与公安派同时反对拟古倾向的作品尚有钟惺和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他们的创作主张与公安派相似，成就逊于三袁。

明末政治斗争尖锐，民族危机加深，这时出现了一些以天下为已任的爱国诗人，以陈子龙和夏完淳是这些人的代表。他们的作品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节，情感诚挚动人，具有较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