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段于鄢的双宾语:在台湾讲“鲁迅左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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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30日)

刚才主席已经说了,今天这个活动的主题是“与鲁迅重新见面”,组织者对此有一个说明:“鲁迅因其浓厚的左翼色彩,在台湾战后国民党统治时代,变成了思想的禁忌。他的著作在戒严前是禁书,因而阻绝了台湾学术思想界认识鲁迅,遑论持续研究。半个世纪后,如何在台湾恢复鲁迅该有的位置,打通中文世界共通的思想资源,成为极为重要的问题。”

我由此想起了鲁迅和左翼在大陆的命运。这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当上一世纪五十年代鲁迅和左翼在台湾成了禁区的时候,在大陆却几乎成为唯一的存在,以至一切右翼,甚至一切鲁迅批判过的人,都成为否定和打击的对象。在台湾这边不能讲鲁迅,拼命讲胡适,在大陆那边只能讲鲁迅,不能讲胡适,就形成很有意思的一个对照。

但是后来到“文革”时期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因为要批判所谓“修正主义黑线”,认定三十年代的左翼是其老祖宗,于是左翼也不准讲了,鲁迅就更成为唯一者了。当时大陆上有一个说法,叫作“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金光大道》是“文革”中唯一被认可的具有激进倾向的小说,也就是说,偌大的中国思想、文学界就只剩下一个人和一本书了。

鲁迅自己的命运在“文革”期间也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文革”开始的时候,鲁迅显然是一个被利用的对象,把他曲解为“毛泽东的小兵”,跟着毛泽东造反。“文革”初期,年轻一代能够读到的书,除了毛泽东著作以外,就是鲁迅的著作。但也因为这样的机会,使得包括大陆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都受到鲁迅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文革”后期,当大批青年来到农村,来到了鲁迅所描写的鲁镇、未庄,他们在农村看到了现实生活存在的阿Q、祥林嫂、闰土,就对鲁迅有了深切的理解,而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鲁迅观的影响。而且当人们对社会一切都绝望,要重新审视一切,怀疑、批判一切的时候,鲁迅的思想就成为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最主要的批判性的精神资源。这样,正是在“文革”后期,鲁迅走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年轻一代人心中。

“文革”结束之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拨乱反正。三十年代的左翼又逐渐恢复了正宗的地位。当时,知识界提出一个口号:“回到鲁迅那里去”,也就是回到五四、回到鲁迅的启蒙传统里。这样,在八十年代,鲁迅就成为大陆思想启蒙运动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末以后,当中国知识界掀起一股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潮时,历史的叙述又颠倒过来,左翼明显的被冷落,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红极一时,鲁迅最后十年的左倾,则不断受到质疑。以至今天还有人试图削弱鲁迅的影响,给鲁迅戴上三顶帽子:“集权的合谋者”、“否定传统的罪魁祸首”和“崇洋媚外”。这一点也是颇为奇怪的。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又有了新的变化。随着整个大陆的资本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害,社会思潮开始左倾。于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新左派以对于资本化的批判,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质疑与反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扩大了左翼的影响。于是三十年代左翼传统的研究、后期鲁迅的研究,又重新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鲁迅从来就是左翼青年主要的精神粮食、精神资源。在当下中国如此复杂的情况下面,鲁迅显示了他的独特性,他独特的价值,甚至独特的重要性。刚刚永祥先生也说到,我的鲁迅研究从来就是和鲁迅不断相遇的过程。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现实背景下面,我对鲁迅又有了新的审视。我提出了两个新的概念。

一个是“东亚鲁迅”,这是我在和韩国学者的对话当中,受到他们的影响、启发而提出的。我在考察二十世纪东亚思想发展的时候,发现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就是东亚各国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在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