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部副部长：炎黄子孙称呼不科学 伤民族感情

　　目前，我国民族、宗教工作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不少。有一类问题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深刻变化引起的，总体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教育、管理、引导问题。还有一类是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崛起于当今世界，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实行渗透和颠覆，这类矛盾属于敌我矛盾，是要针锋相对开展斗争的问题。

　　关于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和反分裂斗争的关系问题    

　　尽快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搞上去，尽快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既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是反分裂斗争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意味着团结、稳定的问题，尤其是反对分裂主义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可以解决了。在这个问题上，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教训非常深刻。两国都有扶持发展程度较低民族的政策，力度也不算小，但政治导向不对，结果一切落空。如苏联搞加盟共和国制度，宪法规定各共和国有权通过“自决”自由退出联盟，原以为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几十年后闹成真的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1991年谈如何瓦解苏联时说：“我们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苏联宪法上的漏洞。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允许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只需凭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简单多数)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脱离苏联。当然，由于共产党和强力部门的凝聚作用，长时间里这一权利实际上很难实现。但这一宪法漏洞还是给实施我们的政策留下了未来的可能。”南斯拉夫把各共和国、自治省的自治权力绝对化，不仅各共和国、自治省只用本民族的干部，甚至在中央一层搞各民族“轮流坐庄”，原以为有利于把不同民族拢到一起，没想到导致民族的分野越来越明晰和政治化，民族间的矛盾和问题不但没有如制度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趋于消弭，反而不断加深，最终成为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我们在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使我们的制度设计更有利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必须有针对性地对各族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及时化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类矛盾和问题，必须毫不手软地整治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活动。要使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过程同时成为加快民族地区同其他地区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及干部的对流的过程，成为促进各民族团结交融的过程，成为巩固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的过程。换句话说，对民族地区每一项经济投入，都要赋予增强团结、维护稳定、巩固国家统一的意义，都要考虑到产生经济、政治两方面效果。

　　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领域各种生产要素加快跨地域流动，这种流动无论规模还是速度都是空前的。这一趋势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容易，各民族关系更加密切。比如，各民族群众更多更广泛地混居，少数民族群众更加乐意学习国家通用语文。我们的政策取向应当是顺应这个趋势，深化这个趋势，使之不可逆转，使“三个离不开”不仅是一种愿望和倡导，更是一种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从我国当前民族分布的现实出发，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中，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的考虑仍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并存，但随着民族混居程度的加深，随着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有意识地向强调地域因素的方向引导。也就是说，经济支持要更多强调以自然环境艰苦、群众生活贫困等地域因素为标准，更多强调对贫困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所有民族群众的支持，比如“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计划”，而不是过分强调对特定民族的支持。以地域因素为主要着眼点，国家大部分支持仍然会落实到少数民族群众，但是其社会政治导向作用却是不一样的。

　　关于民族意识和民族发展趋势问题    

　　民族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有民族就有民族意识，民族没有消亡民族意识就不会消亡。这里讲的是中华民族大概念下的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可以起积极作用也可以起消极作用，关键看教育和引导。积极的民族意识就是民族自尊自立自强，珍惜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贡献为自豪，愿意向其他民族学习，这样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是一致的；而消极的民族意识则表现为看不起、不尊重乃至欺侮其他民族，在历史和文化的描述中自外于中华民族，这种民族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狭隘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是背离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特定民族的民族意识视为消极甚至等同于分裂意识，人为地去加以消除，这样容易引发民族的对立情绪；同时也不能让任何的民族意识超越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这样不利于民族团结，甚至会成为分裂主义思想的温床。我们教育和宣传工作的总体取向应当是多讲各民族共同创建祖国大家庭，多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讲在近代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各民族共同捍卫祖国统一，多讲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各民族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从而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现在，我们有的教育和行政措施有意无意弱化了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认同的教育。比如，有些学校学生入校后狭隘民族意识反而被激发出来。每次发生掺有民族因素的事件时，这些学校不得不被列入防范重点。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思索。

　　这里我还想说，不要一提分裂主义分子就以为只是少数民族的事。海外动乱分子、“法轮功”、“台独”分子，大多不是汉族人吗？现在海外动乱分子有一种动向，就是纷纷投到达赖、热比娅膝下混饭吃。也不要一提防止狭隘民族意识就以为只是少数民族的事，汉族喜欢说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其实并不科学，近年东、中部一些服务窗口对来自西藏、新疆的客人“另眼相看”的做法很伤民族感情。所以，汉族作为人口最多的民族，尤其要坚决同本民族的分裂主义分子作斗争，尤其要防止大民族主义。

　　讲到民族发展趋势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民族交融、融合问题。这个问题在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在民族工作领域也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导致我们一般不提“融合”。斯大林认为，到共产主义社会，各民族的民族语言消失和全人类共同语言的形成，是民族差别消失和民族融合实现的主要标志。而我们一些学者认为，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也可称为民族融合。我以为这两种看法都成立，前者是讲人类社会民族的最终融合，后者是讲现实生活中具体民族的融合。如果要求今天就实现斯大林讲的融合，是错误的；如果认为后一种融合也是不能允许的，则也是不当的。关于这个问题，1957年周恩来同志有过重要论述，他用了一个更为敏感的词“同化”：“如果同化是一个民族用暴力摧残另一个民族，那是反动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汉族同化别的民族，别的民族也同化汉族，回族是这样，满族是这样，其他民族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一些民族不断融合，一些新的民族又不断产生，这是普遍的、经常的现象。自司马迁著《史记》以来，历朝历代社会政治舞台上民族格局没有完全一样的。如果不是北魏孝文帝主动推动自己的鲜卑族与中原民族同化，就没有后来隋的统一和唐的盛世，中国历史就得改写，也许现在还是“五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我们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民族融合。我国的民族工作史上对于这个问题有过深刻教训。1958年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下，民族工作刮起了一股“民族融合风”，完全忽视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照搬汉族地区的做法搞“一刀切”、“齐步走”，民族自治地方被随意改变和合并，有的地方强行改变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使民族关系受到了很大损害。但是不能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并不是要我们无所作为，放弃引导、促进的责任，更不是用行政手段阻止融合，使民族的区分凝固化。建立在自觉、自愿、自动基础上的融合，应该是允许的。融合、交融不是“汉化”，而是各民族的优点、长处为大家共有共享，各民族的一致性增强。要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交融作为民族工作的基本取向。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无论是从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进步来说，还是从有利于增进中华民族的一致性来说，都有必要抓紧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同时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不能因为社会上有一些不赞成普及国家通用语文的声音就产生犹豫、动摇。我走了不少民族地区，根本不相信少数民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会反对这一政策。当然，在实行过程中要考虑周到，比如要安排好只会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教师的出路。

　　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    

汪洋：广东要成为民族复兴动力而非矛盾导火点

　　中新社广州1月11日电 (莫非 程景伟 廖宴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1月11日在此间称，广东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坎”上，要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并达成共识，齐心协力克服困难，使广东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继续成为发展动力，而不是引发矛盾和问题的“导火点”。

　　广东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1月11日开幕，在当天举行的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汪洋说，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今年可能是广东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同时，广东正处在经济发展难点与社会矛盾乃至政治风险的交汇处。

　　汪洋分析说，从世界的主要经济体情况看，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演进之中。加上中国国内资金并不宽松，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也明显不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那么大，更重要的是，广东正面临经济与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

　　广东省政协委员、香港四洲集团主席戴德丰指出，广东在实施“腾笼换鸟”和“双转移”政策的过程中要注意照顾中小企业和协助转型升级企业进行劳动培训，对他们减免关税等。与此同时，可加快广东与香港在服务贸易、服务业等方面的合作，一起走出去发展世界市场，并联手拓展金融市场。

张春贤：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天山网讯(新疆经济报记者李瑞芳报道)1月12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作为一名普通代表参加了塔城地区代表团和巴州代表团的审议。

　　在塔城调研时的五次回忆

　　在塔城地区代表团审议时，张春贤深情回忆起曾在塔城地区调研时的五次情景。代表们在发言中表示，要发挥主体意识，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自己的力量。

　　——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2010年10月我在塔城调研时，看望塔城市77岁的白秀珍老人。看到这个由45人、7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其乐融融，感到特别高兴。”张春贤说，白秀珍家是自治区各民族亲如一家、和睦相处的一个缩影。他说，多民族聚居、各民族文化融合是新疆的特色，更是新疆的骄傲，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保护、传承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大力发展一体多元、融合开放、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文化，形成各民族其乐融融的氛围；

　　——小翻译苏森

　　在裕民县吉也克乡调研时，10岁女孩苏森给爸爸达木做起了翻译，张春贤对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记忆犹新。他说，新疆青少年在语言等方面有很好的天赋，我们要着眼于新疆的未来发展大计，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工作，把他们培养成为建设新疆、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

　　——“80后”敬老院院长

　　被老人们称为“好女儿”的裕民县敬老院院长李雪梅，为了能让老人吃到绿色无公害蔬菜和肉类，她自办“开心农场”，养起了鸡、羊，种上了蔬菜。张春贤的这段回忆，让大家想起了那位面容清秀、朴实大方的“80后”女孩。张春贤说，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和理解老年人，通过办好敬老院和各种敬老养老组织，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老风口精神

　　塔城的老风口是一处著名的风灾区，张春贤引用了纪晓岚的一段故事描述这个“鬼门关”，如今这里已经建起了壮观的防护林网，改善了环境，这是“环保优先、生态立区”，科学发展的具体体现。张春贤说，塔城地区干部群众要继续发扬“老风口精神”，带头与恶劣环境作斗争，苦干不苦熬，艰苦奋斗，改造自然。

　　——弘扬传承民族优秀文化

　　张春贤说，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是著名史诗《江格尔》的故乡。《江格尔》具有很高的学术、艺术和欣赏价值。新疆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一体多元”，这也是新疆的优势。我们要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以欣赏、包容的态度，传承各民族优秀文化，促进优秀文化的融合，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弘扬新疆精神，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五次回忆的虽然都是小事，但深深感染了在座的代表。

　　巴州就业工作要走在全疆前列

　　参加巴州代表团审议时，在听取了李天佑、茶汗、吐尔逊·艾山、王文4位代表的发言后，张春贤说，巴州的新型工业化发展要走在南疆前列，在新型城镇化方面要走在南疆乃至全疆前列，在城乡人均收入水平方面要走在全疆前列。要特别重视就业。就业是新疆的第一大民生。自治区在民生和就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要总结经验、巩固成果，最大限度地解决好就业问题。同时，要进一步改变择业观念，转变就业方式。巴州要高度重视就业工作，要走在全疆的前列。

　　张春贤说，塔里木河从去年到现在未出现断流，这是沿岸各族干部群众努力的结果，体现了大家环保意识的增强。要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千方百计保护好新疆的良好生态。张春贤还叮嘱，当前要安排好巴州地震灾区受灾群众的生活，让大家住上房子，不受冻、不挨饿，照顾好受灾群众。

　　“我们干劲十足，各项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审议中，每一位代表都想抓住这一难得机会，大家直奔主题，说出了自己最想说的心里话。张博代表说，去年塔城地区和自治区一样在克服各种困难后，实现了“十二五”良好开局。如今各级干部干劲十足，建设幸福塔城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李天佑代表说，生态环境问题是老百姓反映最多的问题，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把“保护生态”史无前例地放在了重要位置，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了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的一系列措施，令人十分振奋。

　　委托代表看望好兄弟阿里木

回良玉: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解决最现实问题

　　回良玉在国家民委委员全体会议上强调

　　切实抓好各项规划和政策落实

　　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新华网北京1月5日电 国家民委委员会议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刻把握民族工作形势，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和完善国家民委委员制度，合力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回良玉指出，解决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仍然是要按照中央要求，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十二五”时期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大政方针已定，各项规划和政策也已出台，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抓好落实。要牢牢把握科学发展的主题，立足民族地区实际，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支持民族地区走出各具特色的跨越发展之路，为确保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要牢牢把握和谐发展的原则，把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要牢牢把握绿色发展的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保护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屏障。要牢牢把握合力发展的办法，通过中央支持、发达地区对口支援和民族地区自力更生三结合，形成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合力。

　　回良玉强调，国家民委委员制度是为做好关系重大、任务繁重的民族工作而设计的重要制度，是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做好民族工作的有效抓手，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与时俱进地完善，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要立足当前，着力帮助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解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切实帮助民族地区打基础、强内功，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在制定实施各项扶持政策措施时，既要给资金、给项目、给政策，又要讲感情、动真情、建深情。要在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工作，针对少数民族群众物质和精神上的特殊需要和特殊困难，采取特惠措施、给予特殊关怀，帮助他们平等参与当地的建设和发展，激发他们创业发展的积极性，保障各民族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政治工作专家:不能把爱国主义带向民族主义泥潭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爱国主义，这决定了我们对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与现实表现应有深刻认识，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应对弘扬爱国主义面临的时代挑战。

　　什么是爱国主义？它是个体或集体对其祖国的爱戴与支持。

　　用列宁的话说，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祖国的深厚感情。由此而言，爱国主义是一种神圣的不可亵渎的情感和行为。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特别是每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都是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动员和凝聚全民族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还是缘于此，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在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征程中，“一定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爱国主义，这决定了对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与现实表现给予深刻认识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弘扬爱国主义面临的挑战予以深刻把握十分重要。那么，今天弘扬爱国主义又面临何种挑战？

　　从乡土情结到走向世界

　　首先，反映在时代变迁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信息化和全球化，都在对爱国主义产生重大影响。爱国情感犹如乡土情结。在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人们皆封闭在一个狭小的环境中，个体相对自然软弱无力，因而相互依赖，正是依赖而形成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族情、乡情。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流动速度加快与城市化水平提高，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族情、乡情逐渐淡化。这具有不可逆性。

　　在国门关闭的年代，在世界处于动荡或由冷战形成一座座“柏林墙”的状态下，国民对国家的依赖性很强，因而爱国主义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随着国门打开，人们得知了世界上许多与我们的价值观迥异的多种价值观、国家观，开始与我们持有的价值观发生碰撞。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深度改变着世界，我们看到了申根协定下的欧洲国家，国界竟然是那样模糊，一些联盟国家，面对过去靠战争来解决的国家体制，一次国民投票便可在平静中改变。比如，前苏联往往一次全民公投即可决定某一共和国是否留在联盟内，这种情况还反映在其他一些国家。再加上移民队伍的扩大，“地球村”、“地球人”的话语及其背后的新的国家观逐渐形成。

　　其次，反映在中国和平发展状态产生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和平发展，尽管我们还不敢言中国已经实现了崛起，但中国正在影响世界却是无疑的。如何才能让世界接受我们？很重要的是担负更多的道义责任。这样，评价我们的行为与爱国主义表现形式就需要变化和调整。正像我们在谈论钱学森之时，可以说他代表着一个时代，并且最大限度张扬着爱国主义精神，但放在当代，我们又不能不说，钱学森的精神依然值得弘扬，但其行为不一定能够完全复制，至少不能完全以那样一种尺度评价今天的爱国主义行为。因为，中国既然已经开放，同时走向世界，作为崛起之大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那么，回国搞建设是一种爱国行为，而走向世界为中华民族争光，未必不可以展示爱国情怀，仅仅以回来或出去判定爱国与否，或许有些狭窄，刻板的结果有可能抑制一个民族的成长和胸怀。

　　第三，反映在文化传统及其差异的影响。在大一统思想深入民众心理的情况下，国家很重要的是反映在版图上，而不是人的价值取向，西方人则更多的是强调国家认同，不认同就分家，没有太多的留恋。文化的差异处于各自独立存在的状态下，相互多不产生影响，但在文化交流加强的情况下产生文化碰撞则在所难免，其间一定会涉及爱国主义情结。而东西方之间存在着话语系统与思维方式的差异，是确信无疑的。

　　从坚守传统到不断超越

　　我们谈论爱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必然有一个与世界精神脉动同频共振的问题。如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要很好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就必须与时代对接，不能把爱国主义带向民族主义的泥潭。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平衡点需要把握，这就是发展和丰富我们的爱国主义，一定处理好与现实精神系统和文化传统的关系。

　　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其特色，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有其特色，中国的精神大厦更有其特色。西方世界所谓的信仰指的是宗教信仰，虽然其社会运行高度依赖资本的自身发展规律，但他们在无法跳出资本对社会和人的规范的情况下，尽可能通过宗教把人引向善，正是这一原因，美国的每一个美元上都印有“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社会强调的信仰主要是指政治信仰，这就产生了特有的话语系统，比如认定爱党与爱国是一码事，比如我们把西方人性和职业属性的思想和行为，都以政治属性来解读和发挥，虽然不一样，我们似无必要改变自己，至少目前无必要改变自己。

　　从人文传统上讲，同样有自身特点——我们更主要的是借助儒家伦理规范社会运行，而非借助宗教。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爱国主义的发展完善并不能完全照搬别人，必须参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人文传统。否则，有可能使自己陷入紊乱或历史虚无主义。也就是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赖以成长的文化基因和人文精神，虽然我们强调在中国处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价值观念上必须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元素，保证自己不断创新和超越，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强调，一个民族过于巨大和剧烈地改变自己以适应世界的发展，带来的不一定是融入世界，可能是摧毁自己的同时冲击世界。

　　从硬性灌输到民众认同

　　在把握弘扬爱国主义的基本原则里，还有一个针对现实存在的矛盾改善自我的问题。最重要的大概是如何提升民族内聚力的问题。其实，爱国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提升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处在当今时代，任何一种主义都无法以强制硬性灌输的方式让人接受，只能以自身具有的吸引力来实现。让国民认同并热爱国家，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国家和政府对国民的有效关怀为前提的。

　　比如，2007年8月21日，我国外交部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最新版《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美国《侨报》在其社论中说：“从只看重事关国家利益这样的‘高级事务’，到关注涉及中国公民、侨民等民间利益的‘低级事务’，新中国外交正在进入‘民本时代’。”一位外交部工作人员则形象地说：“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任何紧急突发事件，我们首先会条件反射式地想到有没有涉及中国公民。”现在，只要你走出国门，都可以收到一些温馨提示，也可以从外交部网站上获得及时提醒。正是这些有效的做法增强了更多民众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

　　又如，2011年10月11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交换俘虏协议，以色列政府以释放上千名巴勒斯坦囚犯换回士兵沙利特，也同样具有启示意义。这个看似赔本的买卖，实则大赚一笔。因为，它告诉每一个以色列人，国家和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不惜代价关心国民，特别是对那些为国奉献者。

　　试想，当每一位国民在国外遇到危难之时，总能感知国家意志，感知政府的存在，国民必因此而为祖国而骄傲，由此加深爱国情感。放到社会生活层面也是这样，当病床上的父母，成长中的学童，在他们无力自救之时，看不到政府的影子，得到的只是冰冷的市场经济的所谓优胜劣汰的法则，那么也便没有了爱国的理由。即使不是这样，假如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小部分人享有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而绝大多数人不能享有或较少享有，这时让其爱国也是奢谈。为什么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常被诟病为养懒汉，却并不会因此而改变，而是仍然把政府收上来的钱放到了民生上，就因为此举加强了政府与民众间的纽带，到这时，民众便知道国家和自己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这也是在正式场合，包括狂放不羁的西部牛仔也会在国歌声中把自己的右手放在左胸的心脏处，表现出一种虔诚的重要原因。

　　甚至也需要在这里提醒，爱国主义是要与时俱进的。我们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也需要融入世界，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应维护共同的利益。在强调自己祖国的同时，还需要容忍别人爱他的国家，包括允许原本是国人，后移居海外加入了他国国籍的人。笔者的一个朋友说过，他的一个12岁的侄女，出生在加拿大，她去美国旅游，在边境线上回答提问时说“我是加拿大人”。这听起来让我们感觉不爽，而事实上这种认同无可厚非。中国人如果让世界接受，要么保证坚守自己的国籍，要么融入自己的国籍，倘若因为黄皮肤、黑眼睛，就要求几代前移民美国的驻中国大使骆家辉不能效忠美国，而应效忠中国，就太不靠谱儿了吧。这种所谓的爱国只能堕入民族主义的泥潭，不仅没有达到真正的爱国目的，并且把中国变成不受世界欢迎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