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加拿大城市街道地图:哲学野史——思想大师的趣闻和传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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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的“圆化方”
霍布斯设想着他对于求与圆相同面积的正方形的论证会莫定他在所有事物——而不仅仅是数学中的地位。通过解决这一柏拉图、巴比伦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古代中国人讨论的问题，他希望借自己的政治著作使自己上升到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偏远小镇，是一个失业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和另一个牧师争吵后，不久就再也没有出现）。尽管他出身卑微，但他却在后来跻身英国的上流社会，与公爵们一同开怀畅饮，并且他靠当时国王的私人资助生活。
后来，在他14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将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美狄亚》（Medea）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的工作，这一壮举至今仍然影响着现代的哲学家（或许它的象征意义比它本身还要多）。在他脱离他叔叔的照顾，成为牛津大学的一个学生时，他开始接近贵族的圈子。完成了牛津的学业之后，他受德文郡（Devonshire）伯爵的邀请，周游了整个欧洲，甚至在1636年会见了意大利著名的天文学家伽利略。
伽利略向他描述了月球上的山脉、金星的相位和行星的运动，还有哈维（Harvey）的血液循环系统中的生物发现。这些对传统观点的巨大挑战深深震撼了当时的霍布斯。实际上，霍布斯政治哲学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各种权威表示出相当精细的义不容辞的尊敬，比如上帝、教皇、高贵的人物或者其他人，这在他的研究方法中显得相当理性。他的观点皆基于清楚地罗列出的依据，他的推理使用的是条理清晰的术语，没有多余的废话或“煽动”，正如他嘲笑其他哲学家所做的工作那样：
他们写了大量的材料，不是疯了就是想要其他人疯掉……这种荒谬是众多疯狂行为的一种。那些用简短清晰的想法描述他们自己世界里的想法的人，尽管他们忍受争议，但他们是清醒的。这就是大多数好与坏的学者的区别。
汤姆?索雷尔（Tom Sorell）在《劳特里奇哲学百科全书》中写道，那时的霍布斯已经完成了欧洲的旅行，他“成功地为白己赢得了名声，尤其是作为将几何研究带人道德与政治领域的人物形象”。但是，如同一个人想要将哲学带人数学中一样，他最后还是失败了。
哲学故事
实际上，由于他对传统哲学的轻视，霍布斯作品的影响力才这么大。霍布斯认为人是由利益驱动的，人们常常产生冲突。如今的现代社会赞同他的这种观点，将它们摆在首位。霍布斯还认为“人类机器”是由自私的力量主导的，并且他对人类会有无私的行为表示怀疑，甚至认为人的无私就是为了自私，是为了他们自己感到快乐。在人类中，主要的运动就是趋向权力。他首先写道：“我提出一个普遍存在的人类倾向，即对权力永恒的和不断的渴求，然后就是死亡。”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一个绝对的权力来控制他们。
最后一个原因，人的最终目标（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自由和权力）……就是考虑让他们自己得以保存并得到更满意的生活。就是说要让他们自己脱离战争（也是必要的结局）的悲惨境地，回到人的自然激情，那么就要有一个看得见的权力去约束他们，让他们因害怕被处罚而履行契约……契约没有武力，那就只是一纸空文。
然而，尽管偏向于某一绝对的权威，但霍布斯反对君权神授，并因为这一举动（以及各种原因），与他同一时期的许多人认为，他如果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就是一个危险的异教徒。在1666年伦敦大瘟疫之中，6万多伦敦居民死去，紧接着又发生了伦敦大火。在这之后，一个议会委员会成立了，专门用于调查他的作品是否带来了这两场大灾难。调查的结果就是，从此禁止他写关于“人类行为”的著作，并只能通过国外渠道出版。
霍布斯所有的著作，都是法学、宗教狂热和对传统政治观念的攻击的奇特混合体。其中的法学观点是富有创造力和洞察力的，尽管有时其观点在逻辑上显得有些狡猾。比如从单一假定的“基本权利”开始，即人的自我保存上，对基本权利进行推论和衍生。在他最著名的关于社会的著作《利维坦》（The Leviathan）中，霍布斯确定了政治理论、社会伦理和国际法的方向。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是或许他最伟大的成就并不为人所意识，那就是托马斯?霍布斯曾设法画出与特定的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圆化方）。
怎么做
霍布斯把这个3000多年前的数学问题（得到与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深埋在他的著作《论物体》（De Corpore）中——这本书被普遍认为是三部曲从《人》（The Man）到《居民》（The Citizen）中的一部分。这个曾经困惑着柏拉图的古老谜团，主要问题就在于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正方形，只用一条直尺和一只圆规，构建出一个与特定的圆相同面积的正方形。这一问题可能最早是在丈量土地时出现的，但在17世纪，“与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成为了一般人之间比较有趣的一个问题——或许这是最早的数学难题。甚至当时还有对“所有共和国成员”开放的竞赛，在一般礼节性的交谈中也时常出现这个问题。在1686年3月4日的《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上，记录了一位年轻的女士拒绝了“一个完美的求婚者”，因为“他无法在给定的时间里对画出与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这一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在柏拉图和霍布斯看来，在几何学中只有两种传统的工具可以拿来使用。任何被拿来使用的其他工具都被认为是庸俗和犯禁忌的。求出与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你首先应该以一条直线为半径画一个圆。然后，仍然只用一条直尺和一只圆规去丈量它，以有限的步骤，画出与这个圆面积相同的正方形。经过2000多年的尝试，没有人能够办到这一点。
但是不管你如何看待这一点，这一问题与他的著作没有丝毫关联。霍布斯的解决方案，除了在他看来非常出色外，其实是与《论物体》的其他部分不适合的。更糟的是，霍布斯的朋友不久就指出了其中的错误。而他却舍不得删除那些“证明”，而是重新给了它们一个标题：“错误的假设，导致了错误的求积。”随后他添加了第二条证明，可是同样后来不得不进行改进，第二次的解释相当贫乏，也就是“大概的求积”。第三次补充的“精确”说明在他将书出版后他发现还是错误的。但这时将错误的文字删除已经太晚了，于是他在章节末尾补充道：“读者应当认同的是在丈量圆的过程中的正确性，而不是错误性。”
霍布斯设想着他对于求与圆相同面积的正方形的论证会奠定他在所有事物中的地位。
霍布斯设想着他对于求与圆相同面积的正方形的论证会奠定他在所有事物——而不仅仅是数学中的地位。通过解决这一柏拉图、巴比伦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古代中国人讨论的问题①，他希望借自己的政治著作使自己上升到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他厌倦了被认为是“马姆斯伯里（Malmeshury）的魔鬼”、“国家里的怪物”、“无神论的信徒”、“物质神的无聊崇拜者”和“人兽性交的皮条客”。但是他忽略了在牛津大学的塞维利安（Savilian）教授，作为霍布斯的读者，他是当时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并最早发明了“无穷大”和“大于”、“小于”的符号，并且在微积分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还有反对国王的“圆颅党”（Roundhead）成员，一个严谨的长老会（Presbyterian）长老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他在内战期间截获了奥利弗?克伦威尔（011-ve：Cromwell）军队的军事信息。两个人都猛烈地抨击过霍布斯和他的学说，而沃利斯所主张的是将霍布斯的所有数学错误从他的《论物体》中揭示出来。
在1659年1月1日写给荷兰物理学和天文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的信中，沃利斯提出了他的计划：
我们的《利维坦》正在严重毁坏着我们的大学……尤其是牧师和神职人员和所有的宗教……好像人如果不理解哲学就无法理解宗教，如果不理解数学，就无法理解哲学。因此，看起来有必要告诉一些数学家，他的那些扭曲的推理过程体现了他对数学的理解是多么的贫乏。就算他的傲慢会将有毒的物质吐向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停下脚步。
率先明确想要给予霍布斯打击的，来自一本名为《驳斥霍布斯几何》（Elenchus Geometriae Hobbianae）的小册子（“elenchus”是一种最初在所有柏拉图的对话中苏格拉底使用的方法，有时也称之为“苏格拉底式方法”）。在这种方式的对话中，沃利斯结合了简单的数学技能和嘲讽的字眼，系统地、一步步地通过霍布斯的定义以及方法，依次将他所有的理论推翻。他甚至还拿霍布斯的名字开玩笑，称他是个妖怪（Hohgoblin）。
“妖怪”确实有点儿过分，但是在数学上的侮辱显得更加严重。霍布斯试图将哲学简化为数学。事实上，他声称，推理就是“名称的加减法，除此外什么都不是”,“真理的命题”并“不是与事物的本质有关，而是与事物的名字有关”。更糟的是，他把几何知识置于理解的中心。
瞧瞧这一正确的事实，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记住那些他所用来表示的所使用的词语都代表什么并把它们按条目理清，否则他将发现自己会陷入自己的言语中：好像一只站在带有粘鸟胶的树枝上的鸟，它越挣扎就粘得越紧。因而，在几何学（这是迄今为止上帝赠与人类唯一的科学）上，人们开始严谨对待他们的言语，他们会将那些严谨对待的言语称之为定义，并将其放在他们计算的开始部分。
事实上，霍布斯在其他地方曾提到，几何学“有点像酒”。对于他来讲当然如此。手上没有纸张时，他时常在大腿和床单上绘制几何图形。
历史学家认为霍布斯对几何的热爱开始于他和德文郡伯爵的“欧洲之旅”。他在一个外国绅士的图书馆里，偶然看到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欧几里得一直都是他的灵感来源，即使是在风格上面也是如此。随后他毫不犹豫地重写了欧几里得定义，例如，把点定义为更像是运动中的粒子。霍布斯是在伽利略、罗伯特?波义耳（Rohert Boyle）和当时其他人之后，声称机械运动是了解宇宙途径的人。
现在在他眼前，他心爱的几何证明被粉碎了！但是假如霍布斯的父亲不是那个教堂的牧师，他的青年时期将会充满严厉。他用一些小册子作出了回应，首先是《荒谬几何的备注》（Marks of The Ahsurd Grome-try）、《农村语言》（Rural Language）、《苏格兰教会政治》（Scottish Church Politics）和《野蛮人约翰?沃利斯》（Barharisms of John Wal-lis）。这些是在他的6篇相当不吸引人的“对话”之后发表的，这些对话发表于1660年春天，题为《数学研究的检验与修正》（Examinatio et Emendatio Mathemati CaeHodiernae,1660）。
回到《论物体》本身，他在此书的英文版巾添加了一条附录：“给数学教授的六堂课，给几何学教授的一堂课，剩下的几堂课给天文学教授。”这偷取了沃利斯几本书的成果，一本是《逻辑反驳》（Elenchus）,一本是《论圆锥曲线》（De Sectionibus Conicis），另一本是《无穷算数》（Arithematica Infinitorum），其中，《无穷算数》在微积分的发展中极大地影响了牛顿（可能还有莱布尼茨）。事实上，这也探索了“求与圆相同面积的正方形”，因为它设置了一个新的用来测定圆的面积的方法，即用代数符号二。他的公式的值被记录下来，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沃利斯公式，直到今天。
然而，用霍布斯形容沃利斯《无穷算数》的话来说：“我的确相信，从世界的起源至今，还没有如此荒谬的几何著作。”
但他最狡猾的是公布了对另一个古老问题的新的解决办法，“加倍立方体”（duplication of the cube）问题，他从法国一位匿名人上那里得到了这个问题，霍布斯相当确信他这一次的解答是正确的，但是，沃利斯回应了他。当塞维利安教授指出霍布斯的错误时，霍布斯以自己的名字公布了一个新证明，但是同时采用了沃利斯的观点，好像这些观点就是霍布斯自己的一样。但很快，沃利斯便公开地驳倒了这个解答。霍布斯随后重新出版了这一系列论文（稍加修改）并加上替自己辩护的文章！
于是，在整个17世纪60年代，就算在他成千上万的同胞都死于大瘟疫的情况下，霍布斯还是只关注于在争辩中胜过“几何学教授”。他摒弃沃利斯的代数解法，称之为“纯粹的无知和废话”，他的书是“坏血病”并“因此充斥着符号的伤疤”，看起来“好像一只母鸡被扔到那儿”。在1666年伦敦大火期间，他出版了《几何原理》（Principles of Geometry）一书，三年后又分别出版了《与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Squaring the Circle）、《球体的体积》（Cuhing the Sphere）、《加倍立方体》（Duplication of the Cube）。唉，这些书很快就被沃利斯驳倒了，两个人进人了一个出版驳倒另外一个人的著作的恶性循环，似乎没有尽头。
典型的是沃利斯写的《纠正霍布斯先生》（Due Corrections for Mr.Hobbes）的小册子，或是《学派纪律》（School Discipline），里面集中了霍布斯滥用的技术用语，尤其是在“点”这个词上。恼怒的霍布斯随后就发表了一系列之前提到的《荒谬几何的备注》、《农村语言》、《苏格兰教会政治》和《野蛮人约翰?沃利斯》等进行反驳。随着时间的推移，沃利斯看起来似乎厌倦了这场“战争”，而霍布斯直到死前还在捍卫他的数学著作。甚至在91岁临死前不久，他还在另一本书巾处理“与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的问题。书的序言里说道：
在我针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方法给出了足够的关注后，那些几何学教授却并没有理解。于是，我补充了最新的一点。
华而不实的注释
①德国数学家费迪南德?林德曼（Ferdinand Lindemann）在1882年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得到“与圆面积相同的正方形”是不可能的，原因是正方形的边长必须是一些数字乘以二，而二被称为超越数，即带有无穷的小数的数。
斯宾诺莎琢磨着他自己
“斯宾诺莎是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厚可亲的。”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这样说道：“按才智讲，有些人超越了他，但是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
“斯宾诺莎（Spinoza）是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厚可亲的。”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这样说道：“按才智讲，有些人超越了他，但是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罗素认为这样的大善必能解释为什么他被普遍认为是“坏得可怕的人”，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几个世纪之后。但是，应该有着其他原因。
哲学故事
斯宾诺莎的生活似乎相当单纯。他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整日埋首于光学和科学镜片的打磨。他曾有机会在海德堡（Heidelberg）的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宁愿继续做着抛光的事情。只有在业余时间，他才会去写些哲学的东西，好比每件事物都是一个个体，而思想和身体是这个个体的两个方面，包括岩石、动物以及上帝。他毕生只出版过两本书。第一本是《笛卡尔哲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Descartess Philosophy），书的序言表示出他对绝大部分的哲学原理并不认同（他不认为存在着精神和物质这两种对立的事物，但他同意一个事物有着两个不同的“方面”，人类永远无法获得“自由的意愿”,也不存在超越人类认知的事物存在）。第二本是《神学政治论》（The Tractatus Theologico一Politicus）（一篇神学政治的论文）。尽管总体上对《圣经》的“道德教条”进行了赞美，但书中也包含了许多对基督教圣经持怀疑态度的评论。从如今有利的一面来看，这是一个虔诚的工作，但是他却因这本书的细节被指责成异端，并被要求匿名。事实上，《神学政治论》很快就引起了争议，斯宾诺莎也被“揭露”出来，并遭到许多辱骂。即使是在他死后，当他的朋友将他的其他著作出版时也选择了以匿名的方式，包括他的“杰作”《几何伦理学》（Ethics Demonstra-ted in Geometrical Order，或简称为（（伦理学》）同样选择了乔装打扮。
当想要“放松思想”时，他会将苍蝇丢到一个蜘蛛网上
然后“看着蜘蛛和苍蝇间有趣的战斗，并时常发出阵阵笑声”。
《几何伦理学》如同笛卡尔的《沉思录》一样，为信奉上帝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基础。但斯宾诺莎眼里的上帝被剥夺了许多属性（比如祝福、思想或者偏好），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这是无神论的另一个版本。
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受到指控，但他早期的传记作家科莱鲁斯（Colerus）为我们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斯宾诺莎：通过抽烟斗来放松自己，当想要“放松思想”时，他会将苍蝇丢到一个蜘蛛网上，然后“看着蜘蛛和苍蝇间有趣的战斗，并时常发出阵阵笑声”。
在有电视以前人们就是这样放松的。
这样的人是如何出生——或者说如何造就的呢？
斯宾诺莎出生在阿姆斯特丹，原名叫巴鲁赫，本?迈克（Baruch Ben Michael）［后来他改名为贝内迪特?斯宾诺莎（Benedictus de Spi-noza）〕。他父母是从西班牙逃到荷兰的犹太人。他的母亲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死了，他的父亲在阿姆斯特丹的市场和犹太社区中是个受人尊敬的人，他在斯宾诺莎22岁时去世。
斯宾诺莎一家是犹太人，随后的几代则被戏称为“马拉诺”（Mar-rano，这个词是用来形容“吃猪肉”的犹太人，在犹太宗教里这是严格禁止的），随后又成为了犹太教的信徒。但无论是犹太教还是“马拉诺”，他们都与荷兰的加尔文教徒（Calvinst）有着激烈的冲突。斯宾诺莎在他有生之年都拒绝认同任何宗教，他认为自己是荷兰共和国的一位公民，并且骄傲地称之为“祖国”。
我要提醒你的是，如同许多之前和之后来到荷兰的移民一样，他几乎无法使用荷兰语。在他孩提时代，他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长大，后来为了学术交流学习了拉丁语和希伯来语。但是没有学习荷兰语，看上去他只是偶然或者不完全地受了“耳濡目染”的影响。
斯宾诺莎被送到一个严格的非常传统的希伯来学校学习，那是一所在乡下的存放有伟大宗教经文的学校，比如《塔木德》（The Talmud）、《旧约全书》（The Old Testament）以及许多“哲学的”评论，如中世纪的哲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所写的评论。
迈蒙尼德对斯宾诺莎显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他的指引下，斯宾诺莎提出了一系列针对信仰的问题，并充满信心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斯宾诺莎总是学得很快，很快就独自从字里行间寻找问题，但却对寻找答案并不擅长。实际上，他认定没有答案。这是因为文字作品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是由一些作者而不是神所构建的！
例如，他在学校学习（（摩西五经》（The Pentateuch）——《旧约全书》中的前五卷，完全由摩西所写的神圣经卷。但斯宾诺莎想知道的是，在那种情况下（就像其他的学者一样），摩西又是如何写下了摩西之死的情景呢？
斯宾诺莎最终认定，传统的宗教是一个混合着迷信和诡诈的事物，只是为了引导大众的基本道德准则。斯宾诺莎所认定的上帝，是没有意见和偏好的，当然也没有经过人或是部落的选择。斯宾诺莎的上帝似乎包含着“自然”,“Deus sive Natura”——上帝与自然是一体的。18岁的时候，他开始学习这种上帝，一位荷兰教师教他拉丁语并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科学”的大门，让他接触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惠更斯——以及笛卡尔。
1656年，当斯宾诺莎24岁时，犹太教堂的长老受够了他，他们随后将他逐出了犹太社区：
没能使他反省自己的恶行，相反地，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教导那些异端，施以恐怖的行为，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将他逐出教会，并将他与以色列人隔离开来。通过天使的法令和圣人的命令，我们将驱逐该死的斯宾诺莎，上帝（保佑我们）也同意这一点……他白天受诅咒，夜晚受诅咒；躺下受诅咒，站起受诅咒；出去受诅咒，进来受诅咒。
似乎这还不够，他们补充道：“耶和华必不顾惜他，但耶和华的怒气必向着那个人，一切的诅咒，都记在这书上和他身体之上，耶和华必将他的名字从天堂中抹除。”
然而，尽管官方的命令称之为“邪恶的意见和行为”,“可恶的异端”和“恐怖行为”，但是却没有具体行动的记录，所以有些哲学家不知斯宾诺莎究竟为什么引起了如此大的敌意。
有一种理论认为，他在1630年得罪了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社区，这使他陷人了麻烦。在对死后灵魂会发生什么的间题上，传统观点认为灵魂会在犹太教的指导下才能最终安息。另一种观点——通常归咎于迈蒙尼德认为的，人死后唯一剩下的就是“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上帝的知识。而斯宾诺莎的观点与之类似。另外，人们认为，或许是因为饱受争议的关于自然的主题，评论家们抱怨说，他向他们表达了一个相当复杂和混乱的方式，以至于一些人认为那是毫无意义的——“导致别人写出垃圾的垃圾”。当代英国哲学家乔纳森?班纳特（Jonathan Ben-nett）不客气地这样说道。
但是，让我们自己来判断。在《几何伦理学》的第5部分，斯宾诺莎说，人类的头脑“无法同身体一起被完全摧毁，它会留下一些永恒的东西”。这个永恒的一部分是一种“表达本质的想法，是一种符合人类思维的本质”。很垃圾？也许吧。但却是上等的垃圾。无论如何，斯宾诺莎已经证明：“我们应该记得我们以前的身体，虽然这是不可能的——既然身体里无法有任何的标记，那么永远既不能定义为时间，也无法与时间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我们仍然从经验中觉得，我们是永恒的。”
或许它比争论任何特定的部分都更简单，但争论仅仅倡导对宗教文献“批判性阅读”的方法，而他已经使自己变得不受欢迎了。无论如何，教会开始担心会有人受斯宾诺莎的宗教体系的诱导。社会需要的是使一个世俗政权的各种宗教机构保持联系，而不是加强他的政治立场。在他的政治理论中，斯宾诺莎采取了许多当代的和与托马斯?霍布斯的观点相对应的观点，即需要人性及强大的集权政府。但与霍布斯不同的是，他赞成政治宽容。自然地，他同时也认为宽容是必不可少的，使公民同意被统治。
30岁的时候，他有了相当的名声并且社会上出现了对于他的观点的各种讨论。但仅仅几年之后，在1670年，他出版了《神学政治论》一书，这本书的目的是调查社会及政治中的宗教背景。其中谈道：
所以上帝启示他自己穿过基督的心去见使徒，像从前上帝对摩西显现的天籁之音一样。因而，基督的声音，就像摩西所听见的，就可以称之为上帝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神的智慧，就是一个智慧之人的智慧，在基督之中超越人性的人才有这种智慧。
然而，斯宾诺莎在数学上（及他在《伦理学》中的展示）得到了发展。他发现潜在的“定理”，并仅通过谈话来推理问题，这些都给长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673年，海德堡大学向他提供了一个教授哲学的职位，但他却谢绝了。他宁愿待在荷兰，准备发表他的《伦理学》，同时打磨那些镜片——不仅仅是眼镜片，还有一些科学仪器——他也受到了那些他的哲学崇拜者的金钱资助。
由于他对严谨的追求，他哲学中的“数学”部分令人印象深刻得难以读懂。只有一些通常作为注脚的小地方，才能够提供一些他的见解。人们对未知灾难的担心远多过于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担心，斯宾诺莎认为这是非理性的。举例来说，对于明天是否会被西班牙宗教法庭拷打致死的关心，远超于对1000多年前巴勒斯坦的《出埃及记》（Exo-dus），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对于这个，有人回应道：“哦，是的，《出埃及记》可能涉及了许多的苦难，但我们不能做什么，而我们却可以影响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他则回答道：“上帝已经将所有的事情都计划好了，只有人类的无知才使得我们觉得我们能控制事件的发生。”
那就是他“救济”的情感。关于“幸福”，他写道：“并不是美德的回报，而是美德本身。”他还说：“我们并不喜悦和幸福，因为它们限制了我们的死。但恰恰相反的是，正因为我们喜爱它们，所以我们能够限制它们。”
在《伦理学》的结尾部分，他用哲学、乐观和友好的语气说道：
现在，我已经将我要说的所有关于心灵克制情感的力量，以及关于心灵自由的意义充分发挥了。由此可以明白地看到，智人是如何的强而有力，是如何的高超于单纯为情欲所驱使的愚人。因为愚人在种种情况下单纯为外因所影响，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灵魂的满足。他生活下去，似乎并不知道他自己，不知神，亦不知物。当一停止被动时，他也就停止存在了。反之，凡是一个可以真正被认作智人的人，他的灵魂是极少受到影响的，而且依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能自知其自身，能知神，也能知物，他绝不会停止存在，而且永远享受着真正的灵魂的满足。
这是一种斯宾诺莎式的不朽。同样的道理，如果有人发现一个数学公式（比如，毕达哥拉斯的某个）并写在一张纸上，这一公式将会在这张纸后继续存在，只要这个想法被人们所记住或思考。斯宾诺莎以下面这段话结束了他的代表作：
如果我所指出的足以达到这目的的道路，好像是很艰难的，但是这的确是可以寻求得到的道路。由这条道路很少被人发现看来，足以表明这条道路诚然是很艰难的。因为如果解救之事易如反掌，可以不劳而获，那又怎么会几乎为人人所忽视呢？但是一切高贵的事物，其难得正如它们的稀少一样。
斯宾诺莎是真正能被称为“哲学家”的哲学家。万事万物只有哲学家才能够理解。他向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上帝是完美的，与这个世界一样不被任何事物左右。这一点，也体现在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中，当潘格罗斯（Dr.Pangloss）经历一个又一个生活的灾难时，他总是坚持“在这个一切都有可能的世界里，所有的事物都是美好的”——但斯宾诺莎自己则这样说道：
万物除了在已经被产生的状态或秋序中外，不能在其他状态或秋序中被神所产生。（《伦理学》第1部分，命题33）
最后，斯宾诺莎这样总结道，“自由的人”认为“绝少想到死亡；他的钾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所有的事物都是确定了的，人们的“自由”只是在有限的意义里，他们只接受那些施加在他们之上的事物，有点像被蜘蛛网网住的苍蝇一样。哈哈！
洛克发明了奴隶贸易
洛克的自由观是模棱两可的。事实上，他仅仅是为奴隶制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知识，将奴隶排除在社会契约之外，洛克关于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信仰还是向那个阴暗的时代妥协了。
约翰?洛克（John Locke）出生在平静的萨默塞特郡（Somerset）的一个村庄，他的家庭是一个清教徒家庭，那个时期正在进行议会和保皇党之间的并不平静的内战。他又高又瘦，有很长的鼻子，就像一匹马，像一些传记作家描述的那样，有一双“温和又深沉的双眼”。他在1659年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写道，知识只不过是“联系和共识的感知的观念”。因为这个说法派生出了先天知识的可能性，所以他的哲学被看作是笛卡尔的一种解药。在描述思维怎样通过感觉来理解“简单或复杂的观念”时（在把这些观念转变成知识以前），他也表达了当时机械论的科学观。
然而，让他成为更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还是他在其政治著作《政府论》（civil Government）中的两篇论文，它以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名义鼓舞了美国与法国的人革命。洛克对后来美国的《独立宣言》（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他们的三权分立以及《权利法案》（Thr Bill of Rights）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同样影响了后来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的自然权利和（（人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所有事物都是平等的、独立的，没有人应该伤害到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及财产。”洛克坚定地说道。
也就是说，除了奴隶外的每个人。因为，很奇怪的是，激励着他人要求“自由”的这位哲学家的名字激励着他人，而“自由”却有着另一种更阴险的一面。
哲学故事
很多著名的同时代人都高度评价洛克。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牛顿爵士非常珍视洛克的思想。还有曾与他在医学探索上共事过的英国著名医学家托马斯?西德纳姆（Dr.Thomas Sydenham），他宣称：“他的智慧是有洞察力的，他的判断是稳定的……我可以自信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人是绝无仅有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称洛克为拥有伟大智慧的人，他补充道：“我发现没有什么是他无法清晰看到的。”几十年后，洛克在美国的声誉也日益高涨。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感谢他的“自我教育”，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传播着他激进的革命思想，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称其为历史上最伟人的自由哲学家之一。
洛克的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地位，最初开始于一所宏大的英国学校，紧随其后的是他获得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洛克第一次出现在那里。那些早期的作品是四首诗，是用来纪念1654一1668年之间发生的事件，这一期间有很多可以纪念的事件。他所写的，比如说，关于1665年的黑死病，1666年的伦敦大火，更不用说还有1649年的国王被斩首。但洛克的诗更多的是写普通的场合。有一首是介绍他的朋友托马斯?西德纳姆关于发烧的书的，还有一首诗是纪念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共和军队对抗荷兰君主制的胜利的。8年后，克伦威尔去世，荷兰的一个王子恢复了英国王位，洛克对于这次庆祝新国王的婚姻写道：“你们听到了我们的祈祷。”如他之前赞美克伦威尔一般：“你是伟大的王子！”
实际上，由于一个隐藏得很好的欲望，洛克在60岁之前除了这些诗外，没有其他的什么出版物被公开。1683年，牛津大学当局下令，所有他们认为是危险的书籍均要被烧毁，这一事件不久就促使洛克前往荷兰。在那里，他在接下来的5年里，大多数时间都泡在街边的咖啡馆里。同时，在伦敦，政府准备了一份引渡他回来交罚金的文件……且回到1660年，那是约翰?洛克28岁的时候，他刚刚被任命为牛津大学教希腊语的初级教员。任命要求他接受圣职，但是他拒绝了，牛津大学在1666年对他破例任用。此后，他与牛津的这一麻烦解决了。之后，洛克开始了两篇短文的创作，一篇是英语，一篇是拉丁语，均描写的是宗教实践中的法官权力。即使如此，作为一个谨慎的小伙子，他很可能秘密地进行着这一工作并在公众面前展示他的诗歌、医学和科学研究（与非常有名望的人物一起合作，比如罗伯特?波义耳和西德纳姆），直到1666年夏天的一个机会。
那时的洛克，同时担任着一名外交官的秘书，这个时候他遇到了沙夫茨伯里伯爵（Lord Anthony Ashley Cooper Shaftesbury）。这个贵族对洛克的才料和学识都非常赏识，并立即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家庭并担任他的私人医生和哲学老师。沙夫茨伯里伯爵后来成为英国政治中重要的一员，而洛克在他的影响下，很快就开始工作，比如这期间的《人类理解论》和《政府论》。这些著名的作品反映了他在贸易和殖民地中的利益，这一点和他代表英国政府的立场，对整个国家的强大至关重要。
生活、自由和对财富的追求
沙夫茨伯里也是一位卡罗莱纳州（Carolinas）的领主继承者之一，目的是为了在“新世界”发现的殖民地，也就是现在的南、北卡罗莱纳。洛克其后成为了他的秘书（1668-1671年），同时他也是贸易和种植理事会的秘书（1673-1674年），后来成为贸易委员会的成员（1696一1700年）。事实上，在“王政复辟”期间，洛克在创建并监督他们的殖民地和不公正的奴隶制度上也有所参与。他最重要的一个成就就是为新殖民地写宪法，并由此将他的哲学原则付诸实践。
洛克在为新殖民地所写的宪法序言中说道，为了“避免建立过多的民主”,8位议员领主（包括沙夫茨伯里自己）拥有最高贵的遗传血统，能够对公民行使绝对的控制权。这些公民也被看作是封建农奴，或按洛克的说法为“庄园领主之人”（Leet-men）。
第19条解释说：“任何领主的庄园，都可以出售或者转让给他人，领主可以安排他的继承人，直至永远，使他完全拥有庄园的全部特权和庄园领主之人……”
第22条补充道，所有“庄园领主之人”都应当“在领主管辖之下，领主拥有对庄园领地所有的权力，并且下人无法对其上诉。领主之人不能私自离开他们领主的领地去往其他的地方，除非拥有领主加盖手印和印章的许可证”。
在他起草的殖民地宪法中，洛克声称没有领主之人
拥有从自己领主的领地离开并在其他地方生活的自由，
除非拥有领主加盖手印和印章的许可证。
在洛克的哲学中，如果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和独立的”，那么那些卡罗莱纳州的领主之人则是不平等地依赖于他们的主人而存在的。更重要的是，“领主之人的孩子也应是领主之人，并且世世代代都是如此”。（第23条）
至于那些非洲人（带着镣铐到达那里的），每一个殖民者都“对黑人奴隶有着绝对的权力”。洛克为这个特权又添加了一点平均主义，即适用于殖民地的拥有各种“政见和宗教的殖民者”。（第110条）
在洛克写下这些时，这个跨越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才刚刚开始，它成就了现代最大的非自愿的移民群体。在这三个半世纪的贸易中，将近900万的非洲黑人被运送到美洲，这还不包括死在途中的人数。
大部分的奴隶在1700-1850年间被运送到美洲，而据记载，这些运送奴隶的船中至少有1/4是英国船。
如果洛克像沙夫茨伯里一样需要履行公共的职责，那么他也会有自己私人的想法。在1671年他人股了进行奴隶贸易的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它在每个奴隶身上烙上字母RAC）一年之后，他又人股了巴哈马冒险家公司。
可以肯定的是，奴隶制在殖民时期的美国以前就在非洲存在。有记载表明，大量的奴隶曾被运送到巴巴里国（BerberKingdom），途中经过北非大沙漠。这些人通常在战争中被奴役，或者被“出售”用来解决债务——有时甚至被用来犯罪，比如谋杀或者巫术。然而，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实践只是存在一个非常小的规模，并且这一实践不存在恶意。这些非洲奴隶可以看作是奴役他们的人的家庭中的一分子。他们的老板可能会和他们分享相同的食物和住所。相比之下，在美洲，这种贸易被称为是一种新的“产业奴隶制”。相当多的无名的奴隶被安排在帐篷里，用来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作物，比如甘蔗、烟草、棉花。他们的老板并不在一旁，而是住在高楼大厦里，雇用监工拿着鞭子迫使他们努力工作“直到他们死掉”。这便是这个“新世界”的种植园中发生的非人的和可怕的事实。
那些奴隶船的条件也是相当糟糕的。一旦从非洲西海岸登船，囚犯们便挤在不卫生的甲板之下长达数个星期，而船则会经过长时间的“三角贸易”航线。一般来讲，船会从英国的港口利物浦（Liverpool）或布里斯托尔（Bristol）携带一些新的工业商品，诸如五金或棉织品，然后到非洲西海岸去交换奴隶。一旦奴隶上船，这些船就会重新驶向西印度群岛或美洲的其他港口——另外一个三角贸易场所。抵达三角贸易的最后一站后，幸存的奴隶将被出售，然后船再带上甘蔗、朗姆酒或者烟草等商品回到英国。也难怪在1723年，约翰?休斯顿（John Houstoun）这样描述奴隶贸易：“全球贸易的铰链。”
令人震惊的是，到了1820年，美国殖民地的奴隶人数超出了殖民者人数的5倍〔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本人也是一个奴隶主〕！土著的印第安人那时也被大面积地消灭（通过战争，通过将他们逐出领地，通过疾病）。在细节和成本上，奴隶贸易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将犹太人和其他“劣等民族”关人集中营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欧洲大大地扩展了原有的非洲奴隶贸易，并用金钱和其他商品来买越来越多的奴隶。这些诱惑使得一些非洲人去将其他非洲人抓捕回来进行出售。而这些袭击本身又加深了非洲的贫困，从而鼓励人们卖掉更多他们的后代成为奴隶（或许出于对后果的无知），以养活家里剩下的成员。
洛克的《政府论》中包含了一个关于奴隶制度的特别讨论。第4章和第16章给出了一个“奴隶制国家”的想法，这一想法反过来又取决于第2章的“自然国家”和第3章的“战争国家”。
为什么洛克在这个话题上谈论了这么久？毕竟，这一话题似乎不太适合出现在他那些赞美平等权利和自由的作品之中。但哲学家有着将社会分成奴隶和奴隶主的惯例。从最初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开始的哲学家精英有理性思考和下命令的能力，这些思想家需要有人来被指挥，其他人已经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
尤其是对于亚里上多德来说，他将家庭式的奴隶定义为私有的财产，或者说是“主人的一部分”,“即使他或她因主人的兴趣或者反复无常而被拿来使用”。同样地，亚里士多德定义了奴隶是“天生就是”的一种人，他写道：
那些人，他们的力量局限在身体里，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提供体力服务。所以我说，他们是天生的奴隶，因为这是他们的兴趣。他们会服从于理智，但他们无法驾驭，虽然他们不同于家畜——它们只有感觉和欲望，他们做着几乎相同的任务，成为别人的财产，而这些都是因为他们需要安全感。
在《政府论》中，洛克作了些修改：
还有另一种仆人，我们用一个特殊的名字称之为奴隶。他们是正义的战争中的俘虏，对于他们主人的统治和权力有着自然的服从。这些人，就像我说的，没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没有他们自己的财产；处于奴隶状态下的他们，不能在任何地方被视为社会公民，他们是社会财产的一部分。
然而，除去讨论的哲学兴趣，洛克或许在他的政治著作中还包含有更多其他的原因。其中一个假设就是洛克认为需要“合法”的奴隶制度来影射英国政府试图奴役英国人民的事实。洛克的政治哲学的目的就是辨别合法的和非法的政府，而奴隶制的解释就是这一主题的不同形式。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是与沙夫茨伯里处于同一战线，而且奴隶制给英国带来了巨大利益，所以洛克才支持奴隶制，而这是他爱国的证明。
还有一个原因，或许是洛克如同他之前的亚里士多德和很多其他人一样，单纯地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是次等的，因此任何自然的权利都没有必要赋予他们。
如今的哲学家并不怎么谈及洛克对于奴隶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无足轻重。因为在洛克的哲学中，财产是“公民”社会的关键，而财产的关键则是劳动力。事实上，对洛克来说，道德来源于财产制度，他的奴隶制度是一种很奇特而显著的案例。他在《政府论》中说，“最初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是低等的”，地球属于所有生物——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财产，在“人类原始状态”下，除了自己，没有人对这个财产拥有权利。洛克补充道：“只有财产能给个人自由。”但是洛克添加了一条获得自由的新要求。自由的人跟他自己的意志是建立在“他能给出可以管理自己的理由”之上的。
在《论政府的真正起源、扩展和消亡》中，洛克认为奴隶制“是人类下贱的和悲惨的”遗产，“是与慈爱和英国的民族精神相悖的”,它“无法孕育任何英国人”。对洛克来说，问题是他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平等，其中所有的力量和权限都是相互的，没有人拥有超越别人的权力。”
如洛克在他的一首拉丁语诗中所写下的那样——“加以必要的变更”（Mutatis Mutandi。，改变事情使得它发生改变）。在他作为皇家非洲公司的投资者的私人生活和制定卡罗莱纳州宪法的人的公共生活这两者上，我们可以说，洛克的自由观是模棱两可的。事实上，他仅仅是为奴隶制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知识，将奴隶排除在社会契约之外，洛克关于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信仰还是向那个阴暗的时代妥协了。
多面的休谟
他真的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还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个“文人”？他自称是一个道德问题专家，但作为一个有道德之人，他是否对卢梭施加了阴谋和折磨？
在他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的序言中，大卫?休谟（David Hume）建议读者们提防哲学家，因为他们“通过贬低以前的更高深的哲学体系，从而宣扬他们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攻击其他所有人的哲学体系的脆弱基础，并借此提出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
在休谟的哲学中，宗教没有任何地位和作用。知识、伦理、上帝都不得不返回人间，接受休谟的审查。正如伯特兰?罗素所说，休谟这样做是“希望得到猛烈的攻击，这样他就能进行漂亮的反驳”。然而，他却要失望了。休谟出版了两本书——《人类理解论》（Conceming Hu-man Understanding,1748）和《道德原理研究》（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1751）。这两本书当时未能受到注意，尽管他认为它们有着当之无愧的地位。罗素称休谟的哲学是死气沉沉的，“在休谟的道路上是不可能走得更远的”。
哲学故事
休谟令人钦佩的地方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志向很坦诚。他希望的仅仅有两件事：有文学上的名誉和一份不错的收人。或许历史记载中的休谟没有宏伟的哲学宣言，他只是对他的第一本书的销售情况有更实际的观察。休谟说：“文学尝试也比我的《人性论》要好，这本书由于不够杰出而没有引起新闻界的关注，甚至没有激起读者的热情评论。”
实际上，这并不是真的。这本书确实“激起”了一些评论，包括一份在伦敦出版的叫作《知识作品集》（The Works of the Learned）的评论刊物。评论者认为这本书：
确实，熊是伟大力量的标志，是咆哮的天才，但是它还很幼小，没有将能力施展出来。这本书的主题无疑是宏大和高尚的，但是它需要用成熟的眼光来处理。审慎、细心和敏锐对这个问题来说是必需的。
作者必须时刻保持平静。但如果要求休谟有绅士风度和彬彬有礼似乎就有点儿过分了。事实上，在阅读休谟的作品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感受到，“他强烈的怒气都集中在出版商雅各布?鲁宾逊（Jacob Robinson）身上，休谟颤抖着躲在柜台后面用剑指着出版商的咽喉”。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确认这起在肯德里克博士（Dr.Kendrick）的调查报告中阐述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了，而休谟自己也没有提到过它。相反，他说：“我本来就有乐观而开朗的个性，很快便从这样的挫折中站了起来，并继续努力地进行研究。”
这位哲学家是如此的和善，但是愤怒和狂暴更是这个文人的标志。为了更好地理解休谟，除了确定他至少是最伟大的使用英语写作的哲学家外，我们还需要确定在“文学专家”和“绅士哲学家”这两种身份上，休谟究竟属于哪一种。
谁是谁？
与大多数的哲学家不同，休谟抓住机会（尽管较晚，最后一个仅是在他临终前）写了自传——或如一位评论家所称的“好奇的回忆录”,他的标题为《大卫?休谟先生的一生》。
奥古斯丁曾在他的《忏悔录》中最先开创了这一写作风格，而与休谟同代的卢梭也曾计划写一本类似的“忏悔”书。但是休谟的自传并不是关于忏悔的，而是试图给后代留下一个简明的记录，以便后人可以更好地理解他。这本书从他的年轻时期开始，他说道：
我成功地通过了学校教育中的普通课程，早早地确立了对文学的热情，这一直是我人生最大的热情，我有好学的性格和清醒的意识。我的好学、冷静和勤奋让我的家人认为法律是最适合我的；但我发现自己除了哲学和大众知识以外，对所有的事物都极度厌烦。当我的家人想象我正在阅读沃埃和维尼阿斯（Voet和VinniuS是两位当时著名的法学家）的著作时，我实际上却是在偷偷阅读西塞罗（cicero）和维吉尔（vir-g11）的著作。
因此，很快就有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有些秘密很难永远被隐藏。无论如何，在这之后不久，休谟说：“我制订了一个我已经在稳步和成功地追寻着的生活计划。我决心过极其俭朴的生活以应付我那有限的财产，以此确保我的独立性，并且不用考虑任何除了增进我的文学天分以外的事物。”当然，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出版一本书。
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性论》的出版是在1738年年底。这本书是休谟在法国中部的拉弗莱舍（La Fleche），在笛卡尔喜欢的一个地方的租住的房间里写就的。那时他还很年轻，25岁左右，在哲学领域还是个新人，所使用的是“法国大师”式的“怀疑的方式”（有很多地方提到笛卡尔）。他在书的开头说，这是“一个把理性的实验方法引人道德问题的尝试”。因为（休谟曾宣称）世界上只有两种真正的知识：从经验和实验中获得的知识，还有从理性检验中获得的知识。其余的知识都值得怀疑。确实，休谟非常坚持这一点：
对于我们拿在手里的关于神学或形而上学的书籍，我们如果问，它包含任何涉及数量和数字的抽象推理吗？不包含。它包含任何关于涉及事实和存在的理性实验吗？不包含。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书丢到火里烧了，因为它除了诡辩和幻想外没有任何东西。
在摒弃了科学、伦理之后，休谟指出没有任何过往的经验能够提供有关未来的信息，正如没有数量的事实证据可以决定一个道德问题。正如他所说的，“是”永远不意味着“应该”。
而后来在这本书的新版本中，休谟解释说，他追求的那些可以“被确定的”哲学。从某个独特的视角上看，这令人回想起了《沉思录》中笛卡尔发出的警告。休谟论述着自己不安的哲学，以及从他自己的思想中产生的感受：
我首先对我在自己的哲学中所处的孤苦寂寞的境地感到惊恐和迷惑，我设想自己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妖物，不能融合于社会之中，断绝了一切人间的来往，成为了一个彻底被遗弃了的、心中忧郁的人。我很想混入人群之中，获得保护和温暖；我自惭形秽，就是没有勇气与人为伍。于是我招呼他人来与我为伍，组成一个团体，但是没有一个人听我的话。每个人都退避三舍，，淇怕那个四面袭击我的风暴。我已经受到一切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甚至神学家的嫉恨，那么，我对自己必然要遭受的侮辱还有什么惊奇吗？我对他们的哲学体系，已经声明不赞成，那么他们如果时我的哲学体系和我个人表示愤恨，我还能惊异吗？当我四面展望时，我就预见到争论、反驳、愤怒、垢骂和毁谤。而当我反观内省时，我也只发现怀疑与无知。举世都联合起来反对我，驳斤我，虽然我自己已经是那样脆弱，以致我觉得，我的全部意见如果不受他人赞同和支持，都将自行瓦解和崩溃。每走一步，我都感到踌躇，每重新反省一次，我都害怕在自己的推理中发生错误。
这是一个走在孤独道路上的勇敢的哲学家。今天，研究休谟的学者把《人性论》看作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重要的用英语写成的哲学著作”。
唉，休谟本人后来公开抨击他的这部“幼稚的作品”，并说学者们对这本书的持续关注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这一做法违反了所有的坦诚和公平交易规则”。这一说法也与他1740年所发表的意见不同，当时他声称非常渴望改正自己的错误并祈求他人能够发现自己过去“未能发现的细节”。
休谟在写给爱丁堡（Edinburgh）的自然哲学教授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的信中首次坦承：
我应该承认（无限的物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即在我出版的这一本书中，假装发现了所有创新的哲学部分，那是在我25岁的时候。而最重要的是，可能是我当时的青年热情使我对这么多的不足都没有耐心地审查。
实际上，虽然有一个详细的被称为“摘要”的评论，那是在《人性论》出版不久之后休谟自己写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理应尊重他的意愿，他不想把对这本书的总结的机会留给他的对手。包括威廉?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在内的很多著名人物，都曾写信对休谟的出版商说：
你经常告诉我这个人如何的有道德和美德，如我所知的，他可能会有很多。但让我告诉你，我从不知道谁会有如此的恶习，如此罪恶的心灵和身体。
同样，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看到他的作品后说道：“愚蠢的努力和积累，为自己错误的活动不安，却声称自己是睿智的。”而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严厉地称休谟是说谎话的“笨蛋”和“无赖”。而直到1756年，休谟的对手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将他告上爱丁堡的教会法庭。
他们认为休谟坚信：
第一，所有的区分美德和恶习的标准都是虚构的。
第二，没有什么比在公众的利益上建立的正义更加坚实。
第三，通奸是非常合法的，但是有时也是无益的。
第四，宗教和牧师们正在危害人类，并总是以高度的热情和迷信的借口行事。
第五，没有证据证明基督教是神的启示。
第六，所有基督教中最好的模式就是天主教，只有疯子和狂热者才
会对其进行改革。
他们的愤怒是如此的大，因为休谟看上去不是一个正常的信徒，他的不可知论多于无神论。事实上，多年以后，休谟在巴黎的一个晚会上宣布，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并质疑这样的人的存在。而他的主人霍尔巴赫男爵（BarondHolbach）则坚定地回答说，他正与17个这样的人在一起共餐。
无论如何，可惜的是，这至少给了休谟对文学争论的渴求。当时的教会已经听够了这样的审判，当局拒绝继续“一个如此深奥而形而上学的主题”。
假如这些人认为这会令休谟放弃对自己理论的宣传，那么他们注定要失望了，因为休谟早已进人他的下一个出版项目，史诗般的6卷本《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这本出现在1754年和1762年的书成为了18世纪最畅销的书之一，而它带来的金钱使休谟第一次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大不列颠史》经过100多个版本的更新，直到19世纪仍在被人们使用。
当最后一卷出版的时候，休谟已经收到了足够多的版税，如他在写给他人的信中写的那样，他搬到了爱丁堡：
大约7个月前，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并组成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头儿是我自己，还有两个粗俗的成员，一个女佣和一只猫。我的妹妹也已经加入了我的家庭。我坚持节俭，因此我觉得自己能获得清洁、温馨、轻盈、充足和称心如意。你还能要求些什么呢？独立？我有一个最高的学位。荣誉吗？这并不是完全需要的。优雅？这将会准时到来的。一个妻子？这是所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书籍？这就是其中之一，我的书多得看不完。总之，我无法找到任何我现在拥有的以外的乐趣，除了任何哲学上的成就，我可以很容易得到满足。
至于休谟的崇拜者，如某些匿名的作家，他们对休谟的著作的评论至少是积极的，这些评论的作者要么是他们自己，要么是他们的朋友。一篇匿名发表在《每周杂志》（Weekly Magazine）〔或者叫《爱丁堡娱乐》（Edinburgh Amusement）］上的作rI7认为，休谟对当时的历史性写作手法并不感兴趣。
而其他人的想法则不一样，就像一位名叫福克斯的先生抱怨休谟的那样：“他是一个优秀的人，还有一颗坚强的心，但他对国王和王子的偏爱这一点却是不能容忍的。在我看来很可笑，这更像是女人和孩子对国王愚蠢的钦佩，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所发表的正确或者错误的意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写下有关这段历史评论的时候，休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再也不会被激怒，穆勒赞赏休谟的学识，并对他的诚实感到痛惜，他说道：
他的推理令人惊讶地准确，但他推理的目的并不是要获得真理，而是表明它并不是无法实现的。他的思想也完全沉浸在文学之中，他的文学教导人类了解他们的幸福和痛苦的原因。但文学是没有真理的，其目的只在于激发情感。
不久之后人们的评论是这样的：“休谟写的斯图亚特王室的历史要求只被理解为受人景仰……但总的来说，他可被视为最优秀的天才，他的书也显然是当代最伟大的历史作品。”而当时伦敦最大的书商米勒（Milar）先生也认为，这本书很快就成为了“上层人士”中“最受欢迎的作品”。
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羞辱，在1763年6月，当时苏格兰首相任命的另一位苏格兰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hertson）——苏格兰的皇家史官——献言给国王，为休谟发放养老金。
养老金！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荒谬！因此，休谟又回到了法国。
在法国，休谟先生的确受到了很高的待遇，并引起了一阵轰动。他被贵族和他们的女人争相邀请，但这还不是全部，有人看到勒格罗斯大卫（Le gros David）接待他，并一同在他们的包厢里。另一位来访的英国勋爵记得他总是会在歌剧院里碰到“休谟那宽阔而无表情的脸”。如果说休谟在爱丁堡只有一个女佣和猫的家庭，那么在巴黎他则被众多的仰慕者包围着。在这个独有的法国沙龙中，才华横溢的女人都想要获得他的青睐。比如伊皮奈（d Epinay）夫人曾描述了一个奇特的场景，他们要求这位著名的哲学家运用口才竭力勾引两个漂亮的女性奴隶。他于是改头换面坐在沙发上，坐在这两个美丽的女人旁边，按照指示说道：
他弯下膝盖，捶打着自己的胸部，但是他什么也没做，只是说着：“好吧！小姐们。好吧！你们就在那儿!”他重复进行，直到他用尽了力气使得所有人都接受。
休谟自己则在给一位历史学家的信中对这段情景写得更暖昧：
我只能说，除了神的食物我什么都没吃，除了花蜜什么也没喝，除了香味什么也没闻到，除了花什么也没糟蹋。我遇见的每个男人，还有更多的女士，都会觉得对我长篇的赞美是最不可缺少的义务。
他弯下膝盖，捶打着自己的胸部，但是他什么也没做，
只是说着：“好吧！小姐们。好吧！你们就在那儿！”
在沙龙，休谟被介绍给了一些评论家、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家。而女主人则是一位美丽、聪明、善良的名叫布夫莱（Boumers）的夫人，在其客厅里挂着一面巨大而耀眼的镜子。而休谟和布夫莱夫人之间同样反射着虚假的光泽。布夫莱夫人奉承休谟为天才，宣称和他在一起使得她“厌恶大部分的人，却又不得不跟他们在一起”。而休谟则在回答中说道：“唉！为什么我不能靠近你，这样我就能每天至少看到你半个小时！”
事实上，休谟特别感谢法国接受他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他的本性是好的。然而，即使是在他幸福的顶峰，他的天空还充满着疑云。
这一事件是最著名的哲学故事之一，所有的细节都被广泛讨论，甚至包括在最新的书籍上，如十分受欢迎的、非常翔实的卢梭的《狗》。在这里，大卫?埃德蒙兹（David EdmondS）和约翰?埃迪诺（John Ei-dinow）认为休谟在事件中是无辜的，他确实是一个悲惨的受害者。但现实情况则更加复杂。
主要事件非常清楚。当大使赫特福德勋爵（Lord Hertford）的位子被他人取代之后，休谟的度假突然结束，他将返回英国，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无情的打击。但实际上，更为不幸的是来自一个显然无伤大雅的请求，来自他最喜欢的女主人布夫莱夫人，她想要他帮助一名当时非常贫困的作家。实际上，这不是别人，正是法国哲学家卢梭。两位从未见过面，但有几次祝贺彼此的信函，卢梭询问休谟是否可以帮助他在英国寻求政治避难。休谟又怎么能说不行呢？这两个哲学家终于在1765年的12月于巴黎见面。卢梭欣喜若狂，他对休谟这样写道：“你的伟大的意见，你的惊人的公正性，你的天才，你会远远高于其他的人类，如果你不再像以前那样，你依然是善良的。”休谟则写下了非常庄严的赞美，将卢梭与苏格拉底进行比较。
但是请注意，就在休谟、卢梭动身去英国的前一天晚上，休谟拜访了霍尔巴赫男爵作最后告别。而男爵却警告他远离卢梭，他告诫说：“你不知道那个男人。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你是在用自己的胸脯温暖一条毒蛇！”
最初还是一切顺利。在抵达伦敦后，卢梭不仅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还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激进派！伦敦的报纸欢迎这位客人，休谟和他的读者都对卢梭抱以宽容的态度，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对顽固、专制的法国窃笑不已。
与休谟一同出席过许多宴会的查理蒙德（Charlement）勋爵，他曾对休谟作出了最精彩的描绘：
他的脸宽大肥胖，他的嘴很宽，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愚蠢的了。他的眼睛茫然，无精打采。他的发音带着最可笑的苏格兰口音，如果是法国口音，是的，如果可能的话，那会是更可笑的。他从不花心思在自己糟糕的穿着上。尽管休摸现在看上去已经接近50岁了①，但他是健康的，坚强的，可他的身体和力量，远远无法和男子汉的美貌相提并论，他有的只是质朴的外观。他的制服使他更加尴尬，因为他的穿着就像是一个杂货店的老板。
这些令人伤心的对比似乎始终无法脱离休谟。即使当他自称他对卢梭这位法国朋友怀有永恒的爱，并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随和的人，他是温和的、温柔的、谦虚的、深情的、无私的，而最重要的是，他被赋予了内心里最高程度的敏锐。”可是，他告诉他的苏格兰同胞和他的一些亲戚的却是另一个不同的故事。当他返回伦敦一周之后，他写信给他的堂弟约翰?休谟（John Hume）-“苏格兰的莎士比亚”（Scottish Shakespeare）——称哲学家卢梭是甘愿“受他的狗和他的情妇统治的人”。
休谟接着预测卢梭在英国乡村的生活将是不幸的，“因为他确实总是会处在各种糟糕的情况之中”。
他将完全没有职业，没有同伴，几乎没有任何娱乐。他在他的生活中已经完全放弃了阅读：他看不到新的东西，也不再有好奇的观察或言论。确切地说，他不再进行学习。没有多少知识：他只是觉得，在他生命的全过程里，他的感性已经超出了我所看不到的地方——但这还给了他一种痛苦。他就像一个不仅被剥去了衣服，而且还被剥去了皮肤的男人……
然而，卢梭贪婪而广泛地阅读着，同时也在写他的《忏悔录》，这本书将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之一。当然，他喜欢乡下。事实上，他在他的新房子里很快就遇到了植物学家波特兰的公爵夫人（Duchess of Portland），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比如一起去进行野外的植物调查。卢梭没有被“剥去皮肤”，相反，他的创造力像以往一样旺盛，而休谟则在作着思想斗争。
最初进人伦敦并安顿下来的卢梭不得不与斯特兰德（strand）附近的两个苏格兰女房东住在一起，当时的伦敦在其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卢梭形容那里充满了“黑色的蒸汽”。幸运的是，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安排。不久，休谟发现卢梭住在奇西克（Chiswick）附近的一处杂货店旁边，和杂货商詹姆斯?普雷因（James Pullein）在一起。然后，在1766年3月，一个名叫理查德?达文波特（Richard Davenport）的英国绅士为他提供了一处乡村住所，还有一处空的位于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大楼，即伍顿礼堂（Wootton Hall）。
随后，当卢梭在去斯塔福德郡新家的路上再次看到他的朋友时，表面上似乎一切都依然美好。然而，实际上，卢梭的内心陷人了两难的境地，他不知道是应该感谢休谟的帮助还是应该对这个苏格兰人表示怀疑。最终晚上的见面以失败告终，休谟说自己发现了一辆方便的“马车”可以帮卢梭撤离，并只需支付很少的费用，卢梭则指责休谟对他撒谎。
确实，“发现”是一种技巧，据说休谟这么做是为了让卢梭避免觉得自己欠债太多。但是正如一篇“匿名”的文章（或者可能又是休谟所为或是他的一个朋友）所说，这一把戏激起了卢梭所有的疑虑。
卢梭怀疑这种仁慈的技巧，并指责休谟先生是帮凶。休谟先生坚持他是清白的，并努力转移这一话题。听到答复后，卢梭似乎忧郁地坐了很久，随后他迅速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三次，最后用他的胳膊搂住了他那位哲学家兄弟的脖子，泪水打湿了他的脸庞，他哭泣得像个孩子。”我亲爱的朋友，”他一开口便说道，“你能原谅我的这种放肆的言行吗？毕竟现在你已无数次地证明了你的友谊，而我却如此报答你的好意！可你却还在宽恕我，如果你依然当我是朋友，我希望你会发现我根本不值得做你的朋友。”
尽管历史总是得出结论，认为卢梭只是简单的“偏执”，但他仍然有理由在这点上感到怀疑。例如，伯特兰?罗素说过，在他的记忆中，经过他们“不幸的争吵”之后，休谟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宽容，但卢梭却产生了被迫害的妄想，坚持他受到了暴力侵害”。不过，即使是这样，许多人也一样认为卢梭有他的理由。他是正确的，他怀疑他的信件被截获，被其他人阅读，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的家，他都已经被监视了，关于他的流亡的消息被广泛传播。
其中令人伤心的是普鲁士国王的一封讽刺信，信里嘲笑他是前所未有的难民，还向他提供了避难的瑞士法郎，他挖苦道：“如果你想要新的不幸，我作为国王，可以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不幸。”“普鲁士国王”的信传人了伦敦的新闻界，甚至传到了卢梭在斯塔福德郡的避难所。他很不高兴。休谟则认为他本人对这一嘲讽完全一无所知。但是，根据埃德蒙兹和埃迪诺的记载，休谟出席了这一笑话最初出现的晚宴，还有沃波尔（Walpole）大声朗读这封信时的两次聚餐，他也许就是对这封信推波助澜的人。
休谟瞒着卢梭，一直在调查卢梭的财务情况。他曾问过自己在法国的各种有联系的人。布夫莱夫人得知休谟给了她和霍尔巴赫男爵相同的差事。”有什么目的？”她问休谟，“在成为了他的保护者后，你是不会成为他的非难者的。”然而，休谟似乎正有此意。起码目前还没有能证明休谟寻求信息是用来帮助卢梭的证据。相反，休谟自己很清楚，他正在调查：他试图确定卢梭到底是否是一个富人却自称为乞丐！而真相是这样的，据历史记载，卢梭直至1767年5月离开英国的时候，他还不得不出售他的餐具以支付车费。
到目前为止，卢梭认为他已经看穿了阴谋的中心，在这张大网的中心盘踞着的恶毒的蜘蛛，正是他所谓的朋友休谟。
在1766年6月23日，他写信公开了自己的怀疑：“你没有很好地隐瞒住自己。我理解你，先生，你也知道这一点。”他阐述了事情的本质：“你把我带到英国，显然是为了让我获得一个避难所，而实际上，这是对我的侮辱。但对于你自己而言，你却通过崇高的努力与热情展示了你的价值和天赋。”休谟看过信之后非常震惊，也许还有点害怕。他呼吁朋友们反对这个“可怕的、忘恩负义的、凶猛而疯狂的人”。
令人担忧的是，以休谟的观点来看，这封信潜在地损害了卢梭作为作家的声誉。毕竟，他的原告在欧洲是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据说，这位原告的书在巴黎的商店是按小时为时间单位来出租的！休谟写信给另一个爱丁堡的朋友，修辞学教授休?布莱尔（Hugh Blalr）,“对一个有才华的人的任何争议都是危险的”。
休谟的最初反应是要求卢梭对信中描述的“阴谋”查明指控并提供证据。卢梭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简短而又中肯：“先生，我得承认这一指控是对你这唯一的人：你自己。”至于“证据”的问题，在1766年7月10日，卢梭提供了一份带有63段“事件”内容的起诉书。
这一起诉书勉强合乎法律，但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显示了一个小说家对戏剧的热爱。最核心的指控之一就是卢梭声称，在从巴黎一起前往英国的路上，他听到休谟在睡梦中喃喃自语：“我摆布着卢梭。”卢梭模仿他所谓的“四句恐怖的话”——“一夜还没过去，但我认为我听到了‘我摆布着卢梭’这几个字在我耳边响起，好像就是在刚才说的一样。是的，休谟先生，你摆布我，我知道，但只有那些身外之物……你摆布着我的名誉，也许还有我的安全……是的，休谟先生，你摆布着我生活中所有的关系，但是你无法摆布我的美德，我的勇气”。
休谟一直缺乏卢梭的风格。相反，他不停地对付着起诉书中一项又一项的起诉。这是他最终用来作为对自己的阐述的基础。
尤其在法国，卢梭有着非常高的声誉，休谟担心公众关注的后果。因此，休谟对卢梭进行了日益激烈和绝望的诽谤运动。他的第一个小册子名为《休谟先生和卢梭先生之间争端的简明公正的阐述》，这本小册子发表在法国（由卢梭的长期敌人编辑），并在巴黎送给他的朋友。休谟避免与布夫莱夫人直接接触，因为他怀疑她，而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休谟将卢梭描述为一个奸诈的坏人，“黑心人、流氓、痞子”，这些都迅速地成为了时尚画廊和咖啡馆的主要谈论话题。
信件显示出休谟的敌意和绝望。根据休谟在给达朗贝尔（D'Ale-mbert）的信中所说，卢梭暴露出“他肯定是最黑心的，最残暴的恶棍，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他在信中对卢梭的攻击措辞使得达朗贝尔毁掉了信件，并在回信中希望休谟能够保持温和。
事实上，即使在英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所谓的“两个著名天才之间的争吵”的新闻报道也并不符合休谟的要求。当卢梭常年的敌人伏尔泰要求排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l）支持休谟对抗卢梭时，排特烈大帝说：“你是问我眼里的卢梭？我认为他是不幸的，应予同情的。”并略带责备口气地说：“只有拥有堕落的灵魂的人才会在另一个人摔倒的时候再踢上一脚。”可是这并不是休谟期望的，如他开始要求布夫莱夫人的那样：“对玩笑善意的嘲弄，在公众报刊中大量渲染，一切的一切都是针对这个不幸的人。”
埃德蒙兹和埃迪诺审核了这件事的细节，他们不知疲倦地详细查询资料，最后得出结论，休谟对此事的处理是“充满恶意”的。有人说休谟的信是“真理和谎言”，例如，他曾称卢梭是最黑心的人，他证明了卢梭花费两个月的时间来策划如何羞辱他，并说国王乔治三世对卢梭“很有偏见”。之后卢梭回到法国的保护下，休谟甚至写信给布夫莱夫人建议，“为了他自己”，卢梭最好是被当作疯子锁起来。
评论家迅速地讽刺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显示出休谟将理性看作是自己激情的奴隶。虽然这听起来有些轻蔑，但是当然休谟确实写过“理性是而且应该是那样”。只是，如果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躲在计谋和笔名里，在这里他也不至于被错判为矛盾了。
休谟自己呢？他真的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还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个“文人”（literary man）？他自称是一个道德问题专家，但作为一个有道德之人，他是否对卢梭施加了阴谋和折磨？或者如他死后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对威廉?斯特拉森（William Strathern）描述的那样：
的确，他的秉性也许比其他任何人更愉快，如果我能被允许这样说。即使在他没有财富的时候，他的伟大和必要的节俭也从未影响到他的慷慨和施舍……他的极端温柔的性格有着稳定性和坚定性。他不断开着玩笑，温柔而又有着良好的幽默，精致而又谦虚，甚至不带有丝毫的怨恨，因此他往往是其他人机智的来源……他有着最广泛的学识，最深刻的思想，并在各方面都有着最全面的能力。在整个故事的最后，我一直认为他，他的一生，几乎可以说是接近一个完美智慧和道德观念的人。
答案显然不是那样。史密斯的评论是善意的，但不够深人。或许史密斯觉得休谟在谢绝担任爱丁堡的哲学教授这点上有些不好。但是他，或者其他人，都无法对休谟加以指责。或许人们对答案本身的哲理更有兴趣，毕竟，休谟自认是一位自然人类学者，是为了在我们的思想中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各种观念——然后将观念变为“客观”。休谟可能既是一个冷酷的阴谋者也是一个情绪化的好人，既是激进派也是保守派，既是纯粹的思想家也是一个肤浅的人。或许正如最后他给自己，或者说给年轻的自己所写下的评价那样：
思想是一种表演，一幕又一幕的表演相继登台，并在一个无限多样的姿态和情况下混合在一起。不管我们对自然的理论想象的如何简单，在任何时刻，它都不会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华而不实的注释
①实际上，根据那时的记载，休谟虽然只有30多岁，可是看上去却有50多岁的样子。当休谟带卢梭来到伦敦时，他看上去就像50多岁的人，所以难怪他给人这种感觉。然而，朝气勃勃的卢梭仅比他小l岁。
游荡者卢梭
科学、文学、艺术都是“坏的”，它们是侵蚀道德的腐独性液体，而不是巩固它们的基础。它们有助于形成占有、贪得无厌的文化，将人们引向冲突、奴役和征服的航道。
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最有趣的文章之一，就是关于卢梭的。事实上，罗素似乎已经成为了研究卢梭的专家。尽管如他曾宣称的，卢梭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哲学家”。或许他能被称为是启蒙哲学家，但绝不是一位普通的哲学家。甚至（罗素感慨道），卢梭“对哲学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卢梭是有着众多美德的思想家，我们必须把他的重要性看作是一种社会力量”。罗素认为，是卢梭发明了“假民主专政”,这一政治哲学直接影响了希特勒，其他人把卢梭和自由、平等、博爱联系起来。
尼采——希特勒最喜欢的哲学家——就是这样。按他1887年秋季所写的笔记所描述的，尼采为“废除奴隶制并宣扬人们平等”而感到惋惜，并谈到了他反对卢梭和他的人性善的观念。这是一种哲学理论的派生，尼采宣称，“它出自对贵族文化的仇恨”。而相比之下，罗素则认为卢梭更加注重感性（sensihilité）——一种以感觉来取代计算的生活方式。感性也使卢梭成为诗歌、艺术和哲学领域中浪漫主义（Ro-manticism）的奠基人。
哲学故事
对历史学家来说（如果不是对认真的哲学家来说），幸运的是，卢梭的故事在他自己的《忏悔录》中已经交代得再明白不过了。这一说法并不是非常正确，但起码非常有趣（不像其他许多人的回忆录）。事实上，最有趣的一些方面是讲述他自己是一个多么邪恶的人。不同于奥古斯丁式的力求找到他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邪恶的细节（偷梨的贼为其朋友的死感到难过，等等），他记录的则是令人震惊的自私行为，比如他“伪造”并转换成天主教身份（为了得到一个住所），他说谎指责家庭里的一个仆人（为了隐藏自己盗窃的行为），还有他遗弃了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或两个（变得更不小心），而是五个孩子的行径。
他承认每一项邪恶的行为——实际上，他很迷恋这些（他在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曾多次这么做），他逃离家乡日内瓦（Ceneva）——这里当时是加尔文教的中心，为的是避免当他舅舅的学徒。他寻找容易上当的天主教神甫。后来据他回忆道，他说出任何话时都要装出神圣的样子，同时又感到“内心的强盗行为”。
在他谴责了那个可怜的女仆人之后，他被送到了天主教神甫那里，但他却设法诱骗到了一个富有的贵妇，他从她那里偷走了一条带有银制纪念章的漂亮的缎带。他发现自己的反应在心理感觉上特别有趣，他写道：
我从来就不是邪恶的，在那个残酷的时刻，当我指责这个可怜的姑娘时，我是矛盾的。但它是我真实的感情，我对她的感情或许就是我这么做的原因。她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于是我就将我的过失丢到了首先出现在我脑子里的人身上。
卢梭的故事都说明了细节。女主人死后，没人注意到他曾拿走那些漂亮的东西。然而：
总之，什么也没有丢失，除了一条粉红色的破旧的缎带。虽然我能拿到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但这个丝带诱惑着我，于是我便去偷了。由于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隐藏这些小饰品，很快缎带就被发现了。他们立即知道了这件事并询问我——我犹豫了，最后说道，“这些是马里昂（Marion）给我的。”
他继续说着，并描述马里昂（一位年轻的在厨房做汤的女仆人）：
马里昂不仅漂亮，而且有着只有在山区才能找到的新鲜的颜色，首先是一种谦逊和甜美的气质，这使人们无法忽视她的感情。她是一个好姑娘，善良、正直、忠诚，听证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惊讶于她的名字。他们并没有因此减少对我的信任，他们认为有必要证明我们两个人谁才是窃贼。马里昂被送往法庭，当时有许多人在场，其中一位是鲁克伯爵（CountdelaRoque）：她到达后，他们给她展示了那条丝带，而我则大胆地指责她，她依然混乱和无言，看着我，如同看着一个放下了武装的恶魔，但我的心仍然是野蛮的。
像奥古斯丁一样，卢梭沉迷在自己的邪恶里：
最后，她坚决地否认，但她没有生气，劝我做回我自己，而不是伤害一个无辜的女孩。可是由于我地狱般的无耻，我对着她的脸证实了我的指控，这个可怜的女孩大哭起来并说着：“噢，卢梭啊，我还以为你有一个良好的品德！现在我很伤心，但我还是不会站在你的立场上。”
卢梭还提到了她的温和，“我确实伤害了她，一方面是我残暴的指控，另一方面是她如天使般的温和。”最终的结果是将他们两个人一同判罪，并指责卢梭以“有罪的心灵去报复无辜的人”，马里昂今后不仅会被怀疑成一个小偷，她还会被怀疑是想勾引卢梭，只是她由于感到羞耻而不愿意承认罢了。
我对让她陷入了最大的罪恶中，可我并不感到痛苦和耻辱（卢梭自负地说），谁又能知道呢？唉！如果我反省之后，还继续使她不高兴，那么我也没有什么必要再让她的想法变得更糟糕了。这一事件时常令我感到有些残酷，即让我睡眠不安。我以为这个可怜的姑娘定会因为我的罪过而责备我，好像我已经认罪了。
有时在梦境里，他看见这个可怜的女孩
走进他的卧室，责备他的罪行。
当然，除此之外，卢梭并没有受到过更严厉的惩罚。幸运的是，这个世界依然充满了许多愿意亲近这个年轻英俊的流氓的贵妇，卢梭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住在萨沃伊夫人（Madame de Savoy）家里，并在适当的时候成为了她的情人，甚至是在她原来的（更老一些的）相好仍然与她一起生活的情况下。事实上，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相处得很好：卢梭称萨沃伊夫人为“妈妈”（Maman），并如他所写的那样，期待着有一天，他将继承这个老情人的衣服。
在1743年，他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正式的工作，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两年后，他遇见了丽瓦瑟（Therese le Vasseur），她是一个在巴黎酒店工作的仆人，而他有时就住在那里。罗素说道，从来没有人知道她身上有什么吸引了卢梭。他还指出，每个人都认为她是“丑陋和无知的”。但在这里，罗素表示了他自己的看法：爱是最起码的不应该遵循合理计算的事物。可从罗素所写的来看，卢梭从来没有一丝一毫地爱过自己的终身伴侣，虽然他教她写字，但她却始终都没有学会，她的母亲和家人仅仅将她看作是一个轻松赚钱的来源。最后，她甚至没有忠于卢梭，而是在自己的后半生去追求“可靠的男人”。看起来好像这种合适的关系对“浪漫主义的奠基人”来说是少有的。
这里有一个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自愿邀请卢梭和他的情妇从法国来到英国的故事，在途中他借机勾引萨沃伊，在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前，不是勾引了1次，而是13次。这一可怜的英国绅士①的行为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卢梭在他受庇护期间对休谟的怀疑（见“多面的休谟”），但起码萨沃伊曾警告过鲍斯威尔。她称他的调情是单纯的，尽管后来她给了他一个教训。
到目前为止，卢梭的生活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但在38岁时——对许多启蒙哲学家来说是相当大的年龄，更别提普通哲学家了——卢梭经历了一个突然的有着深刻见解的时期。标志性的刺激因素就是第戎科学院（Academy of Dijon）的有奖征文——《艺术和科学使人类受益了吗？》。
一连串好的想法来到卢梭的面前，卢梭在他的小房间里拼命地写了下来：科学、文学、艺术都是“坏的”，它们是侵蚀道德的腐蚀性液体，而不是巩固它们的基础。它们有助于形成占有、贪得无厌的文化，将人们引向冲突、奴役和征服的航道。每一种的知识都来自一种罪过：几何学来自贪婪，物理学来自虚荣心和空洞的好奇，天文学来自迷信，而道德本身则根植于骄傲。
科学家远远不是我们的救世主，他们破坏着世界，任何进步的观念都是幻觉，这种幻觉使我们离以前健康、简单和平和的生活越来越远。相反地，《论科学》（Discourse on Science）赞扬那种由柏拉图倡导的两千年前的“古代斯巴达（Sparta）的简单的生活”的社会。
这篇论文就像是一股新鲜的空气，吹入了当时陈旧的学术氛围。令人吃惊的是，卢梭因此而获奖，从默默无闻一举成为了名人。他开始采用新的行为模式，使自己的行为更适合他的观点：他喜欢在乡村散步，一个人静静地沉思，他避开了所有的诡辩和技术。他甚至卖掉了手表，说白己不再需要知道时间。
他写了一篇后续的文章，取名为《论不平等》（Discourse on Ine-quality）。但很可惜的，这本书未能获奖，尽管它颇受争议。书中解释说：“人性本善，制度使他们变恶。”这一观点也得罪了全能的教会，包括所有的天主教和新教。在这一点上，他有点像托马斯?霍布斯，他想用某些“自然状态”来推论出某些“自然法则”。霍布斯也一样，他认为即使在健康、智慧、力量等方面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人本质上还是平等的。但是，社会中的差异却是这样的：
我们的生活方式极端地不平等——一些人过于劳累，而另一些人无所事事；对我们的欲望和感觉的限制和加强；过于丰富的食物导致消化不良，而贫穷的人则往往没有食物；在深夜，各种荒淫无度的行为使我们兴奋和疲惫……这些罪行在各个阶层的人中都有，并且因此不断地让我们的灵魂受到折磨。
这种差异和不平等还有另一个不寻常的来源。不平等源于财产私有制。在一句著名的短语中，他说：“第一个人圈起了一块地，并说‘这是我的’，然后他发现人们很容易地相信了他，这个人就是公民社会的奠基人。”另一个令人难忘的宣告，来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里面引述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里的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说得更好，衡量人的不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是他们的财产，而是在所有人当中闪烁出的神圣的火花：自然之人（NaturalMan）的不朽的灵魂。
在《社会契约论》和《论不平等》中，卢梭始终主张人应该处于一种自然状态，而远非贪婪，或是恐惧。霍布斯所描述的，实际上是在一个和平、满足的国家里获得真正的自由。自由有三个要素：第一是意志的自由，第二是法治的自由（因为当时没有法律），第三是个人的自由（这也是最后和最重要的）。
卢梭谈道，最初的人如动物般生活。他说，这种说法并不是出于任何贬义，而是指，原来的人只有简单的物质需求。他们不会有任何的言论，当然也没有财产的概念。卢梭指出，霍布斯与洛克都主张不应该在最初的自然状态下发明财产这一权利。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就像我们不能“使一个人在成为一个人之前就成为一个哲学家”一样。（他认为）人们第一次有了财产的概念是始于他们所建造的住所。他还闲聊地提到，即使是性的结合，也是从他自身的考虑出发，它不仅像是一种隐晦的自我独占的方式，更像是一段过目即忘的欲望的插曲，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卢梭的这种原始状态对于伏尔泰（他曾抱怨说我们被要求“用四肢爬行”）来说简直难以理解。卢梭解释了自我意识发展的变化过程以及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渴求。在这点上，卢梭的观点与霍布斯著名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观点类似，社会有必要领导人们去憎恨其他的人——出于他们不同的经济利益。但是霍布斯所称的社会契约，实际上是指富人战胜穷人。事实上，富人们甚至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他们渐渐远离了自然的和谐，毫无必要地离开了原本舒适的状态，就如同穷人在后面推着他们一样。
卢梭提出了两个真理，或者说原则。第一个是对我们自我利益强大的保护本能，第二个是看到任何其他生物被毁灭或受到痛苦时自然的厌恶。而他自己的生活则充分体现了第一个真理（原则）。为了说明第二个，他浪漫地回忆起了在进人屠宰场时听到的“牛的悲鸣声”，以及所看到的“发抖的动物们”，因为它们看到了自己同伴的尸体。只有自然之人会伤害另一个人的时候，才是他自己需要安宁的时候。
卢梭描绘了一个由富人所提供的社会契约的嘲笑肖像，那个富人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他假装关心受害者。这个富有的人保护弱者免受压迫，确保他能拥有并创造一个正义与和平的制度，所有的人都受它的限制。卢梭认为这种解释更有说服力，如他所说的，穷人只要求一点——他们的自由——在没有任何东西作为交换之前自愿放弃自己的利益绝对是愚蠢的。而另一方面，富人则从这种想法中获益。
事实上，人类社会导致人们互相憎恨直至产生利益冲突。人们假装彼此互相服务，而实际上却是试图相互利用。我们必须将这归咎于财产制度，还有社会、杀人、贩毒、抢劫以及对这些罪行的惩罚。事实上，这些罪行的惩罚只是限于个人层面上。在以国家为概念的范围内，不平等几乎无处不在。当社会不可避免地沦为暴政和奴役的工具时，就会回到这个循环的开始，所有人再次变得平等。”放弃生命，永垂不朽”,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制的逻辑。
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得主权和人民拥有共同一致的利益，并确保所有“公民机器”能够顺利地运作，这个办法就是：人民必须拥有主权。
卢梭标志着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对权威的持续的哲学研究转向“自由”的不确定性。在18世纪末期，尽管他个人的贵族命运似乎看不到新的道路，但是他的作品已经令当时的价值观完全颠覆。许多人受到启发，当然，也有许多人诅咒他的观点。约翰逊博士（Dr.John-son）曾谈及卢梭和他的支持者：“真理是一头牛，它没办法产出更多的牛奶，所以他们是徒劳的。”伏尔泰在收到卢梭征求他意见的信后，迅速回信道：
我已收到了你攻击人类的新著，谢谢你。从来没有如此聪明的设计，它使我们都看起来非常愚蠢。读过你的书后，我们就应该用四肢爬行。但我已经习惯直立行走并持续了超过60年，不幸的是，我认为现在恢复这一习惯是不可能的。
在1754年，成名的卢梭应邀回到了他的祖国，再次成为了日内瓦的“公民”。卢梭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并重新回到了加尔文教的怀抱。他将《论不平等》和《社会契约论》都奉献给他‘旧内瓦自由的同伴们，以及杰出的和最受尊敬的统治者阁下”。
但他与日内瓦市民的关系很快就变得恶劣起来，而部分原因就是伏尔泰。当伏尔泰力争解禁戏剧演出时，卢梭（尽管他自己写出过令人赞赏的歌剧）则公开谴责戏院是违反白然和美德的。1762年，《社会契约论》由于被指责腐坏人们的道德而在日内瓦城市广场被公开烧毁。
卢梭逝世于1778年，与他的批评家伏尔泰同年，或许是他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也是因为当时绝望和孤独的情况下。不管怎样，正如歌德所说：“一个伏尔泰和卢梭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华而不实的注释
①鲍斯威尔曾说道：“大多数恶棍看上去都是文质彬彬的：他也许会很有绅士风度地去勾引他朋友的妻子，或许会很有绅士风度地耍诈。”
科尼斯堡的中国佬康德
康德的一个重要的——如果不是有趣的——想法之一，即“空间”和“时间”只是我们精神结构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的存在。我们在时间中做事，并用因果的观念来规定世界的秩序。
泰德?洪德里奇（Ted Honderich）以他作为《牛津哲学指南》（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编辑的重量级身份，认为康德是“最重要的欧洲近代哲学家”。另外，我们得知，约翰?赫尔德（John Herder）曾这样形容他（是康德，而不是泰德?洪德里奇，无疑这是两个人）：
有一个宽阔的额头，冷静却又快乐。他的嘴里往往说出最富有思想的语言。他的话语顽皮、春智、幽默……不结社，没有教派，没有偏见，也没有对名利的渴望，更不会受到任何的诱惑而强迫他人为自己着想，专制主义更是不存在于他的脑子里。
19世纪初为《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撰文的作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说，康德的个人生活比他的哲学更加有趣。还有一种看法，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伯德教授（Professor Bird）则说：“这在现在是很奇怪和反常的。”伯德认为康德的“先验知觉”和“本体”更加有趣，并且，他还指出，正是它们激发了胡塞尔（Husserl）的“先验现象还原”（transcendental-phenome-nological-reduction）理论，推动了大卫?戴维森（David Davidson）设计出“变异一元论”（anomalous monism），因此它们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可以接受这一点点反常。康德对于哲学的贡献，在于一套规则，而规则亦是对他个人生活的定义。因此，完全可以将两者一同研究。
哲学故事
康德的一个重要的——如果不是有趣的——想法之一，即“空间”和“时间”只是我们精神结构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的存在。我们在时间中做事，并用因果的观念来规定世界的秩序。大卫?休谟认为，因果关系建立在懒惰的习惯和盲目的信仰的基础上这一观念把康德从“教条主义睡眠”中唤醒了（尽管罗素不客气地补充说，很明显，觉醒只是“暂时的，不久康德发明了一种催眠，使自己再人睡”）①。
康德将因果哲学摆在一个较低的位置，这是因为他不希望我们的行为减少到只有机械式的重复，也不希望我们自己只是生物和化学上的进化。
康德的日常生活时间非常可靠，以至于科尼斯堡的人都以康德的时间来校准时钟。这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说法，而是一个真实的记录。从这种精确性和这种战胜琐事的胜利来看，至少这位哲学家一直都在思考。
尼采曾隐晦地称他为“科尼斯堡的中国佬”（Chinaman of Konigs-burg）。他每天清晨5点整醒来，一分钟不早，一分钟也不晚。然后他不吃早餐就开始写作。哲学只是他成果的一小部分。事实上，自然法、力学、矿物学、数学、物理、地理都属于他的涉猎范围。当早晨其他人都醒来后，他开始发表演讲。康德在40多岁就成了教授，他是一名即兴讲师，因此在上课时嘴里的同语不停地蹦出。
按照欧洲大陆的风格，午餐时间是一个盛会。康德带领着一些非常有才华但是不涉及学术的朋友，人数总是最少3个，最多不过9个。在康德桌旁的谈话跨越了广泛的议题，康德自己总是热衷于最新的政治、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在他的记忆中，他能够说出详细的外国城市和地方，但他并不希望离开科尼斯堡，他也从来没有拜访过任何人。另一个有关康德的传闻是他不喜欢喝水。此外，他认为如石油般的咖啡豆是不健康的，午饭没有咖啡，总是以淡茶代替。而这不过是康德普通的一天。
每天下午，康德会散很久的步，他的仆人兰普（Lampe）携带着雨伞伴随着他以防康德被雨淋湿。康德没有把“人不能被当作手段，而必须被当作目的”的原则（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行为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意愿更加可怕的了）运用到他的仆人身上。
每天下午，康德会散很久的步，
他的仆人兰普携带着雨伞伴随着他以防康德被雨淋湿。
回家后，将是康德离开书本到床上睡觉的时候了。这通常是在晚上的10点，或者说一直都是。因为，在一次贸然接受某人的邀请外出了一天后，康德没能在晚上10点钟赶到家。这件事使他非常担心，他发誓以后决不会再冒这种风险了。
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他也必须遵守规则：康德有一套能使被单紧紧地围绕着自己的方法。他每天睡眠时间不超过7个小时。他曾写了一篇关于健康问题的小册子，其中就有对睡眠过多的警告。他解释说，每个人一生的睡眠时间是个定数，如果每天睡的时间太长，就会短命。
康德最初的爱好是科学（博士学位，在1755年完成，不是关于哲学而是“有关火”的），这一点你应该记住。随后，他继续着在物理学和地理学上的事业。在葡萄牙的一次地震后他写了一篇关于地震的论文，还有一篇关于大西洋飓风的论文，不仅如此，他还（在《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The General Na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Heavens）中，创建了一个太阳系如何形成的理论。这一理论进一步得到了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的证明，并被誉为“康德一拉普拉斯理论”。但是，它的大部分内容现在已渐渐被废弃，比如说，所有太阳系的行星都有生命与智慧的存在。
在《纯粹理性批判》（1786）中，康德的思想背离了物质宇宙而转而开始寻找其背后的天堂，还有那些关于来世存在的证据。他指出，正义是良好的，而邪恶是要受到惩罚的，而我们会发现，这并不发生在地球上，那么它必然会发生在“未来的世界”里。这是崇高的推理。因此，在康德看来，黑夜是崇高的，白天是美丽的；海洋是崇高的，土地是美丽的；男人是崇高的，女人是美丽的；等等。与康德同时代的许多教授都模仿这种语气撰写论文，这在当时几乎是强制性的。
虽然对科学感兴趣，但他说不能用感官获得知识，并建议最好是由先验演绎（Transcendental Deduction）来代替。然而不幸的是，从来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得感谢他所作出的这个贡献。自负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中称自己是哲学界的哥白尼：“我敢说，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对所有的问题都提出了解决方案。”
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致力于揭露错误，并了解空间和时间的真实本性。这有些像芝诺和他的矛盾观点。实际上，长达700多页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矛盾”两字的诊释，旨在展示四个悖论的例子。一是，世界开始于某一时间和空间与世界没有开始。二是，所有事物是由更小的事物组成的与所有事物基本是相同的。三是，因果关系是相互关联的与两者之间并无关联。四是，上帝存在的必然性与上帝并不存在。
无论古人或者芝诺如何辩论，《纯粹理性批判》的这一部分肯定深刻地影响了黑格尔，后者以“正”（thesis）和“反”（antithesis）展示自己的哲学。然而，黑格尔添加了一个所谓的“综合”（synthesis），而康德，像芝诺一样，只是为了排除某些错误的思想方式。
康德又写出了（（论理性范围内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1793），界限分明地击破了上帝存在的所有流行理论，这种与当时普鲁士统治者排特烈威廉三世公然作对的行为使得他的书遭到了禁止，并给他带来了麻烦。很明显，康德“打破了规则”!
但即使如此，这依然是“规则”，虽然僵硬死板。而这也使康德的思想看上去与众不同。也许按照他最著名的所谓的绝对规则来讲：
只有当一个准则成为法律时，你才有必要去遵守。
这有点像《新约》（The New Testament）中说的“你怎么对别人，别人就怎么对你”。而当康德的版本在《道德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 of Morals）中出现时，这一规则也解决了所有的道德问题。奇怪的是，这似乎通不过最简单的测试。例如，一件事如果超出了法律，那么禁止它似乎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假如这些理论被付诸实施，那么所有的5岁以下儿童，谁若扰乱哲学家，就要被棍棒殴打，并将舌头割掉，因为这是规定。而借钱也是禁止的，如果有人借，那么就会与银行发生冲突。康德要做的是加罪于那些向第三世界的农民提供小额贷款以帮助他们购买种子和农具的慈善机构。
康德是极力反对功利主义的，并指出应无条件地遵循道德原则。这使得他的“规则”如此绝对。举例来说，显然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讲述事实的真相，就算是有名的疯子也一样。另外，如果有人从未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他依然不是一个好人，因为他们这么做只是出于对蹲牢房的恐惧心理。如果商人喜欢帮助他人，他也不是好人，因为他这么做也只是想提高自己货物的销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古代的道德。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亚当?史密斯建立的道德体系则是围绕着“开明的自我利益”这一点的。
家庭必须遵守规则，并且理应有私有空间，更不用说社会了。但康德从未结婚，虽然他曾与一位他的崇拜者玛丽亚?冯?赫伯（Maria von Herbert）闹出过一些浪漫的事情。
1791年，玛丽亚写信给康德，她称自己长期以来一直是他的爱好者，并在最近将她最亲密的感情“说了出来”。
“如同一个恳求上帝的信徒，”玛丽亚开始热切地说，“我恳求你的帮助，恳求你的舒适和忠告，让我作好死亡的准备。”看起来她告诉了她的情人一个“曾经的风流韵事”，这一“出格”的谎言使他非常生气。尽管她解释说“不再有谎言了，他的爱也不再有了”。但作为一个“可敬的人”，她的情人提出与他继续保持着“朋友”关系。”但是，内心指引我们的感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的心成了千万个焚烧的碎片！”
悲剧到此为止。玛丽亚补充说正是康德对自杀的批判使得自己至今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康德在第二年的春天回信（这是在电子邮件出现之前的效率低下的通信方式）。经过善意的问候之后，他严肃地提醒她关于她的职责。他警告说，谎言使得关系破裂，并失去了维系下去的力量，他还说：“这是人类的一个普遍的错误。”谎言有时并不会直接造成伤害，甚至它还出现在善意之中，而这则必须由真理来判断。”在所有的声明中保持诚实，因此，它是一个神圣和绝对的理由，不受任何私利的限制”。
如果这样的坦率导致了他们感情的破裂，那么就是因为他们的“感情只是物质上的而非精神上的”，并且很快就会消失。康德叹了口气，单身的人往往会在生活中遇到不幸。幸运的是，生活本身的价值，就是我们从他人身上得到的快乐。
一年之后，玛丽亚回信，说她现在已经达到了康德所要求的高层次的道德标准，但她仍然觉得她的生活空虚无比。她觉得自己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并被疾病折磨着。如最好的道德哲学家一般，她说：“我每天所感兴趣的就是离死亡越来越近。”她想要拜访一下康德，在他的画像中，她看到了“深刻的平静和道德深度——这一点在《纯粹理性批判》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她恳求“她的上帝给她一点儿让她的灵魂摆脱空虚的东西”。
然而，很显然，康德提供不了什么。
华而不实的注释
①如伯特兰?罗素提到的，从康德开始，哲学家变得很有风度，整日向听众发表演说。在康德之后，哲学成为了一种对话（确实是这样，但往往是独白），充斥着专业术语和晦涩的措辞。
思维机器莱布尼茨
我不是说物质和宇宙是相同的事物。我只是说，没有物质就没有宇宙，宇宙本身就不是一个完全的实物。宇宙和物质不同就如时间和运动不同一样。然而，这些事物虽然不同，但却是不可分割的。
“我喜欢莱布尼茨，”伏尔泰说，“他确实是个天才，尽管他也有点儿喜欢吹嘘，但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观点常常令人匪夷所思。”
莱布尼茨的身世相当罕见，他延续了父亲的哲学家身份——他的父亲是一位伦理学教授。他自己是学法律的，毕业的那一年，律师的岗位并不充裕，因此，他和其他的几个伙伴不得不再等上一年。他曾经怀疑院长的妻子设计了一个阴谋，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阴谋是怎样的。最终，当收到阿尔特多夫大学的职位邀请时，他告诉大家他的思维中拥有“非常不一般的东西”以示拒绝。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总是看上去信心十足。
通过一本配有插图的书，他自学拉丁语，8岁那年，他已经可以熟练地阅读父亲私人图书馆中的藏书，至少他在信件中是这么说的。15岁时，莱布尼茨创作了他的第一部伟大的著作——《论组合的艺术》（On the Art of combination），本书将所有的推论还原成一个复杂的数字、声音和颜色系统。这就是他开始探索“世界通用语”的标志。接下来，他可能会因此而发明第一台计算机。
哲学故事
莱布尼茨的一生都以他的诗歌（其中大部分都是拉丁语）和他能背诵维吉尔的《埃涅伊德》（Aenied）中的大部分内容为骄傲。除了这些显著的能力以外，他似乎从来没有任何“关系密切的”女性朋友，更不用提结婚了。
幸运的是，他喜欢上了数字。这件事主要开始于他进行法律课程之前在耶拿大学度过的那个夏天。就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了毕达哥拉斯主义哲学和“数字是终极实体”的看法。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是统一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哲学指出，简单的数学比例就像音乐中（球体的协调）那些基本的音程（intervals）。莱布尼茨的哲学反映了这两个观点。
同样，在他的一生中，他唯一出版的著作就是《神义论》（Theod-icv,1710），这本书主要以罪恶问题为中心。这本书是对他观点的进一步提升，模仿了伏尔泰的著作《老实人》中的观点，即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了寻求最好——因为我们生活于“众多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
在他的论文——《关于白然与神恩的基于理性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Nature and Grace,Based on Reason）中，他解释道：
它源自上帝至高无上的完美，即在产生宇宙时，上帝选择了最有可脆性的方案，这个方案包含了最大的物种群和最完善的管理秋序……场地、空间和时间的最佳使用方案，用最简单的方法产生的最佳效应；宇宙能接受的创造的事物中的最大力量、知识、幸福感以及美德。
任何表面看起来比较糟糕的事情其实一点也不糟糕，它们都源于一个神圣的想法，而为了在其他地方创造更多的幸福，这种想法是必不可少的。在此想法中，现今的世界不仅是可能的最好世界，同时也是“最简单的假设和最复杂的现象”［《形而上学论》（Discourse on Metaphys-ics），第6节工的结合。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理由。他把这一观点称为“充分理由原则”。
当然，莱布尼茨的观点引起了政界人士的共鸣，他也被视为贵族和势利小人。但是，他把自己看作“世界的公民”，的确，他对单一世界群体的政治观点在当时已经激进到足够引起欧洲中坚分子之间的政治摩擦，这种摩擦不仅出现在家庭之中，还包括他在汉诺威（Hanover）贵族社会的老板们之间。
他以“个性化原则”（不久之后，这变成了他的“不可区分之统一性原则”）为主题的大学毕业论文吸引了美因茨（Maniz）大主教的眼球，于是主教雇用了他。这位主教有一个以新教徒和欧洲天主教派之间共享的基督教精神为基础而研究世界和平的计划。
在进行这个计划的过程中，为了说服法国国王进攻埃及而不是德国，莱布尼茨作为外交团中的一员被派往法国，但是他的努力却被断然否定，理由就是与异教徒之间的战争已不再流行①。从长远意义来看，作为策略的一部分，从1672年开始，在接下来的4年期间，他便一直留居在巴黎，全神贯注于各种新的论点和想法——包括“无限小”或“微积分”等新数学课程知识。在返回德国的途中，他一直与荷兰著名的哲学家斯宾诺莎住在一起，每天兴致勃勃地阅读着斯宾诺莎“以几何学为基础”的伦理学的早期版本（然而，当接下来的几年期间，斯宾诺莎的名气大不如从前时，他就很少去拜访了，而且还对外声称只见过斯宾诺莎一次，这个犹太哲学家跟他讲述了一些政治趣事）。
在巴黎的那段时间，莱布尼茨也成功地对他的很多项技术梦想进行了探究，其中一项就是由两个对称的、平衡串联在一起的轮子构成的手表。1675年4月，他把这项研究的模型展示给巴黎科学院。在不需要指南针或观察星辰的情况下就可以预测轮船位置的设备是他的另一项小发明，这项发明还可以确定从一个单一的观察点到某一目标物体之间的距离。接下来便是他的设计——无液气压计「由于这项发明的实用性较高，1843年，巴黎的维迪（Vidi）对此进行了再次改造〕，还有他在透镜设计中取得的多项进步，更不用提发动车辆和发射体的空气压缩引擎以及船只从水下逃离敌人侦察的计划。在他的生涯中，莱布尼茨就像达?芬奇，不仅对所有的艺术和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也想让自己的想法切实可行。
作为一个对中国人仰慕的人，他还计划通过生产丝绸使德国经济复苏。他在自己的花园里使用从意大利进口的种子长成的桑树进行了试验。这看上去可能很荒唐，但是，1703年，他获得了在柏林（Berhn）和德累斯顿（Dresden）投人生产的权利，而且这也成为一项了不起的实践性冒险。还有一些其他的计划，如消防设施、宫殿花园的蒸汽动力喷水机以及瘟疫病人的隔离治疗设备，这些也只是一小部分。
在他临终的日子里，他对炼金术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甚至在临终卧床时还与他的医生讨论这个话题），定期地彻底研究不同炼金术士的观点。1676年左右，他与两位实干型炼金术士达成了受法律制约的利润分成协议，在交易中，他的角色是提供资金和技术咨询，而其他两位只需要分享他们的发现即可。莱布尼茨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有了通过简单方法制造出的金子，这种金属材料可能会失去它的市场价值。幸运的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
但是，就他所有的发明来说，计算机才是他最典型（以及他生命中最难忘）的成就。
1673年，莱布尼茨在伦敦向皇家学会演示了他的“计算器”（cal-culatingmachille），这使他迅速取得了皇家学会会员的资格，也因此激怒了牛顿。1685年，莱布尼茨就这项发明的瞬间灵感给出了以下解释：
数年之前，当我第一次看到携带式自动记录徒步者步数的设备时，我的脑海中便迅速浮现出“数学运算很容易受到类似机械影响”的这一想法。因此，我觉得它可能不仅能计数，还能进行加减法，而乘法和除法也只需要通过适当安排好的机器就可以简单快速地完成，而且得到的结果也会相当精确。
但是，就他之后与提出微积分的牛顿之间的争论来说，莱布尼茨并不是第一个拥有微积分想法的人。在他们之前大约30年的时候，帕斯卡（Pascal）就已经制造了一台计算器来帮助他的父亲——一位税务督察员——每天做着单调乏味的运算。这台计算器除了可以进行五位数的数字运算，其他的就不行了。它的制造费用极高，而且很容易出现故障。到目前为止，成品数量不超过15台。
莱布尼茨的父亲不是税务督察员，而是一位品行端正的哲学家，因此，莱布尼茨设计的机器能够使道德问题枯燥的解决方式自动化就理所当然了。
他的设计利用了一种通行的想法：所有的理性真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某种计算。其实，这也是一种人们都理解的事或说法，但它又与之前所有的那些想象截然不同，因为它的符号和文字会直接导向原因，错误——除非那就是事实——在计算中也仅仅是错误。
莱布尼茨设计了能够自动化解决枯燥的道德问题的设备。
随后，莱布尼茨为了捍卫他的创意，解释说，在制造计算器时，他并不知道“帕斯卡计算器”，尽管他也承认的确听说了这件事，但他还是“通过信件请求有名的卡加维斯（Carcavius）先生向我说明它的性能”。
总的来说，实际上，莱布尼茨是在不知疲倦地让朋友、熟人以及陌生人等了解事实。每当他获得力所能及的信息时，他就会要求自己更进一步（并完全拥有战果）。帕斯卡的做法是：每当他了解它的运作方式时，他就立刻开始制造一个更好的。然而，在这方面，莱布尼茨做得很好，他发明了某种称为“步进计算器”的设备。目前，这台机器可以加、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做乘法。
莱布尼茨的机器——他称之为活生生的银行职员——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与帕斯卡的相似，是很多起加法运算作用的针轮。第二部分是他自己的创新，是一种能够追踪乘法运算中小数点位数的可移动的支架。通过由长度不一的分别与1一9之间数字一一对应的脊状齿组成的圆柱，这两部分巧妙地连接在一起。旋转把圆柱体衔接到圆柱体上方较小齿轮的手柄，就会转动连接到起加法运算作用的部分。让莱布尼茨失望的是，他的机器不能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实际上，它们笨重、不易操控、频繁出现故障，而且运算结果不准确。
然而，莱布尼茨常常对自己感到相当满意，也以此项发明为骄傲。他想用一枚奖章来纪念它，并在上面刻上“高于人类”的哉言。此外，他为俄国沙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制造的这台机器被送给了中国皇帝，他把这件事作为体现优秀西方科技的案例②。
当然，尽管该设备存在缺陷，但它的运作原则为第一台机械计算器的成功设计指明了道路。这台计算器遵循了齿轮旋转原则。直到20世纪，这项设计都一直应用于计算器领域，至今，在电表（用于测量用电量）和速度计中仍然运用它进行计算（他曾经计划制造一台可以进行除法运算、计算平方根并确定数字平方的机器，但由于当时的技术不是以生产出相应的零部件而以失败告终了）。
尽管机器有着受人吹捧的乘法能力，而且莱布尼茨在生命接近尾声之际也为此项目花了一些钱，但是他的机器从来没有实现完全的自动化操作功能。在这方面，他的改进注重理论性，而忽略了实践性。
1676年，大教主去世之后，莱布尼茨搬到了汉诺威法院的一个机构，调查布伦瑞克王室（House of Brunswick）的家谱。其中，汉诺威公爵（Duke of Hanover）是家谱中的一员。按照时间的推进，格奥尔格?路德维希（Georg Ludwig）（几乎不会说英语）将会成为英格兰的乔治一世（Georgel），有人说这是莱布尼茨的研究结果。事实上，似乎不是，因为莱布尼茨开始研究家谱的时间可能比他的雇主们预料的要早，他主要研究化石的时间长短和欧洲的语言传统［他的助手——爱克哈特（Eckhart）直截了当地写道：“莱布尼茨对家谱的研究就如他对数字的研究，他知道如何让其中的关系延伸至无限大。”］当格奥尔格?路德维希成为英格兰的乔治国王时，他把莱布尼茨留在了德国，可能是因为（就如先前所说的）微积分的争论（这让莱布尼茨成为不受英国首都欢迎的人）。也可能是因为在莱布尼茨离开的时候，他正在潜心于很多由于他的长期缺席而未能进行的松散的研究（和洽谈）。
并不是因为莱布尼茨对假装他一直从事家庭史的研究感到厌烦，1679年，他对风能开发的方式以及用风能从井中抽水产生了兴趣。在接下来的7年里，他花了一半的时间研究哈尔茨（Harz）山脉的矿井。他运用从古老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螺旋法预测到现代的旋转式泵的多种技巧，并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水泵。他还提出了许多相关的发明——用于铸铁和炼钢、化学物质的分离，甚至代替矿井运输用的小马。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每个单个的项目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使莱布尼茨责怪从操作到管理层次的每位员工。
他一直在写东西。不是书，而是信件。莱布尼茨的一生与数百人有通信关系，他们谈论各式各样的话题：科学和宇宙学、数学、法律和政治、经济间题（如货币政策、税制改革和贸易差额），更不用提宗教、哲学、文学、历史、语言学、钱币学和人类学了。其中，有15000多封信保存至今。有一些，如他与先前的公爵之女（但显然也是挚友）——索菲?夏洛特（Sophie Charfotte）之间的通信包括了他那些很长但清晰明了的理论的解说，如灵魂轮回转世说。在莱布尼茨的信件中，哲学不是很受欢迎的话题。在他的著作——《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判性解释》（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1900）中，伯兰特?罗素毫不客气地删除了从卑躬屈膝的拉皮条者到仪态高贵的顾客等人。这个信息在一些哲学推广者的作用下流传至今，如理查德?奥斯本（Richard Osbome）在他的著作《写给初学者的哲学》中写道：“莱布尼茨出版的大部分书籍，‘是设计用来吸引与他有着密切联系的皇族的，是反动且肤浅的’。”
毫无疑问，以上两种观点是正确的。莱布尼茨的信件至少有两个目的，不用说，第一点是设法跻身上流社会。对此，他确实引起了轰动效应。1712年，他收到至少5家不同法院的带薪职位的邀请！它们分别是汉诺威、不伦瑞克吕内堡（Brunswick-Luneburg）、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它们每一个都自然地对莱布尼茨花时间为他人服务表示憎恶，也周期性地暂停他的工资直到他再次出现为止。他在专业的公开演说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梵蒂冈和巴黎分别为他提供了颇有声望的图书馆馆长职位，但他用“不想正式地阪依天主教”这个理由拒绝了他们。
年轻时候的他有着作为一名优雅的奉承者（一个与他同时期的人把他总结为“一位头戴假发的优雅男子”）、一位学者和智者的名声，他驾驶着一辆绚丽玫瑰红色的四轮马车。奥尔良公爵夫人这样评论他：“有如此潇洒装扮且懂得笑话的知识分子很罕见。”他对17世纪知识分子的影响相当大，以至于引起了影响他获得“第一个发明微积分者”这一荣誉的竞争者——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的嫉妒。但是，根据我们上文见到的不喜欢他的罗素的言论来看，莱布尼茨非常吝啬。当汉诺威法院的年轻女士结婚时，莱布尼茨常常会以一些有用的格言作为她们的结婚礼物，如“即使有了丈夫也不能放弃洗涤”。在他的后半生中，他便成为了代表老式和过度华丽的服饰、巨型黑色假发和思考不周的计划的代名词。
就这一点而言，一位曾经与莱布尼茨发生过争吵的炼金术士在一本名为《愚蠢的聪明和聪明的愚蠢》（Foolish Wisdom and Wise Folly）的书中抨击了他。比彻（J?J?Becher）声称：莱布尼茨坚信他发明了一辆四轮大马车，这辆马车可以在6小时之内从阿姆斯特丹到达汉诺威（大约400千米），尽管当时的道路都被货运马车轧得凹凸不平。众所周知，虽然莱布尼茨在1687年设计了一辆实验性马车，但是且不谈它是否达到了这个速度，关于马车的记录现在也已经丢失了。
且再次回到那些信件。如果它们是他攀爬到上流社会所用方法的一部分，那么这些信件对从哲学和科学角度分析他的办事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1673年4月，当莱布尼茨收到伦敦皇家学会秘书海因里奇?奥登堡（Heinrich Oldenberg）的来信时，约翰?柯林斯（John Col-hns）在英格兰写了一份关于数学标志的报告。这篇报告的主要部分是一系列问题（很多涉及无穷级数），这些问题能够通过剑桥大学一个叫作艾萨克?牛顿的神秘人拥有的一个非特定的途径来解决。之后，当莱布尼茨想起它时，在看见有关巴罗（Barrow）、格雷戈里（Gregory）和牛顿的工作的任何报告之前，他就已经具备了对微积分的原始灵感，而且在1673年的那份报告中，确实没有任何关于微积分的实际描述。
在1675年年末和1676年年初之时，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有信件的往来（经由奥登堡），虽然牛顿仍然对揭露通行方法非常谨慎，但是他也曾提供了更多有关微积分的明确暗示，甚至包括陈述微分法和积分法之间的相反关系的变位词。在信件往来的过程中，莱布尼茨也公开了自己有关微积分形式的重要测量细节。他们在互相玩牌，各自都尝试正确地描述对方知道的信息，却不会对自己的行为作太多的揭露。
实际上，微积分的原理非常简单，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但是其他所有人都很清楚，所以它一定很简单）。微分法是计算变化程度的一种方法③。山路的倾斜程度就是它高度上升的距离除以此段道路的长度。例如，如果总长度为100米道路高度上升了10米，那么倾斜程度就为1：10。莱布尼茨和牛顿把数学曲线的倾斜程度简单地看作一系列非常微小的直线有次序地连在一起。因此，曲线中任何特殊的点都可以被认为是一小段直线。因此，直线的长度除以“高度”则由直线的数学方程式而确定。至少在数学老师的眼中，这一点很有用，因为一条曲线在某一点的变化程度就是数学的呈现方式，例如任何时刻的“变化速率”。以此类推，曲线以下的区域也能够被看作通过设想曲线以下很多薄带（一系列小矩形的数量）来计算。这就是所谓的“积分法”，它对其他方面很有用（但是，正如我所说的，我在这点之前的某处遗漏了此话题的线索）。
想要理解为什么任何人都想为发明微积分负责可能很困难。尽管如此，为争夺“微积分的真正发明者”这一荣誉而产生的与牛顿之间的长期战斗接踵而至。这场战斗中，莱布尼茨占上风，他通过一些匿名的信件宣传他的观点并指出，如果最终国际上采用的是牛顿的标记符号④，那么呈现的也会是莱布尼茨的名字，其实这种现象委婉一点说就是“引起了一些争端”。
然而，莱布尼茨与牛顿之间的争吵不仅仅局限于微积分方面，他们对宇宙的运行方式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莱布尼茨认为牛顿获取现象以及运用自然规律解释它们是错误的。相反，他认为哲学家应该假设大系统能够产生出观察到的现象。由于不喜欢牛顿关于“地心引力”能够在某一距离内作出瞬间反应从而解释重力的“发明”〔“艾萨克?牛顿爵士和他的随从对宇宙的运行也有一个非常古怪的想法。根据他们的学说，有时候，全能的神（Cod Almighdy）想要给时钟上紧发条，否则它就不再转动……”他用讥讽的语气说道〕。他向伦敦皇家学会解释行星的运动，其实这一点是由笛卡尔首先提出的，他还企图展示太阳是如何通过简单的互相推进方法使各行星能够围绕它们的轨道运行的。莱布尼茨认为宇宙充满极其纯净的以太微粒，太阳的自转导致以太的圆周运动（“旋涡”），从而推动行星绕圈运行，就像船只在旋涡中急速运动一样。
在给牛顿的秘书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总而言之，如果宇宙（作者所设想的）没有任何物质，它也不会是完全空的。那么它里面又会有些什么呢？它有可能充满能够扩大和收缩自己的无限精力和物质实体吗？它们在无任何障碍的环境中相互渗透，就像两个身体的影子在墙壁上相互穿透??一不，有些人设想，身在单纯世界里的人类也有相互穿透的才能，死后他会变成不能穿透的不透明固体。这不是在推翻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让宇宙分离，让精力无限延伸吗？对产生这一欲望的原则的解释确实独自推翻了这些幻觉。人类很容易进入虚构的世界，因为他们想正确利用那项神圣的原则。
如果牛顿的机械的世界观成功地运用到科学之中，那么就没必要强调莱布尼茨输了这场纯理论化的辩论了。莱布尼茨的信中接下来写道：
我不是说物质和宇宙是相同的事物。我只是说，没有物质就没有宇宙，宇宙本身就不是一个完全的实物。宇宙和物质不同就如时间和运动不同一样。然而，这些事物虽然不同，但却是不可分割的。
同样地，尽管他蔑视牛顿的力学中提出的两个物体相互撞击的原理，但是从理论上来说，这也需要由粒子越来越慢的运动而产生的一个无穷级数。为了避免这种逻辑上的无意义，莱布尼茨指出，物质最终由能量场组成，这种说法先前在物理学的发展上称为“场论”（field theo-ry），正如他们的意大利代表者——鲁杰罗?约瑟佩?博斯科维什（Ruggiero Giuseppe Boscovich,1711一1187）自己承认的。虽然如此，在当时，仍然是牛顿发明了能够推进科学知识进步的模型。即便是“新物理学”的创始人——爱因斯坦也坦然地承认20世纪保存下来的公认的物理学知识是牛顿的巨大成就。
但是，在当时，最糟糕的是莱布尼茨不同意牛顿、波义尔、笛卡尔等人用微粒或原子根据某些“绝对”规则移动来解释世界的看法。他认为，即使是最小的微粒也可以进行再分割，除非它不再是我们所认为的物质的粒子。除了原子，他认为世界即由他所谓的“没有其他组成部分的简单物质” 组成。这些物质就是单子（monads）。
莱布尼茨的“单子”⑤在哲学上堪称最神秘的物质之一，下面就是他对单子的介绍：
机体属于一个单子（机体的生命原理或灵魂），一个机体的生命原理的构成可以称为动物。现在，生物或动物的机体常常是组织好的。因为每个单子都是反映宇宙的一面镜子，而宇宙的运行遵循完美的规律，在表现生物的过程中肯定也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对灵魂的认识，因此对机体的认识就与宇宙表现得一致了。
他以自己所特有的热情继续介绍：
因此，所有生物体内每个有组织的机体都是一种神圣的抓器或天然的自动化机器，它无限地超越所有的人工自动化操作。一台通过人类技术组成的机器的每个部分并不是一台小型机器。例如，一个黄铜轮子的齿有一些部分或片断，这些部分或片断对我们来说，已不再是人造的东西，并没有表现出它是一架机器，像铜轮子那样有特定的用途。可是自然的机器亦即活的形体则不然，它们的无穷小的部分也还是机器。就是这一点造成了自然与技艺之间的区别，亦即神的技艺与我们的技艺之间的区别。〔《单子论》（Monadology）〕
新的微观世界给莱布尼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同代人——安东尼?凡?鲁文霍克（Anton van Leeuwenhoek）也因此揭示了许多先前未知的微小活体。
在物质真正的最小部分中存在一个包含生物、有机体、动物、实体形式、灵魂的世界。物质的每个部分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充满各种生物的花园或鱼儿的池塘——除了花园或池塘中的一株植物的每个分枝、一只动物的身体的每个部位、液体中的每一滴是相互协调的以外。尽管地球和空气占据了花园中植物之间的空间或者水占据了池塘中鱼儿之间的空间，这些物质并非植物或鱼儿本身，但是它们包含的物质更多，只是大部分都太小了而不易看见而已。因此，宇宙中没有任何物质是荒芜、贫痔或垂死的——除了一些表面现象以外，没有混沌和混乱。当看见某一混乱动作或某些动物成群地乱转时，从远处你会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池塘，池塘中有无数的鱼儿，但却不能看清每条鱼本身。从中可以看出每个活体都具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实体形式——动物的灵魂；但是这个活体的组成部分中充满了其他的活体、植物和动物，它们都有自己的实体形式或主导性单子。（《单子论》）
莱布尼茨的宇宙也与上述一样，是存在的——有意识的。单子——宇宙的根本结构单元——是能量和活力的活动中心。然而，它们只能通过纯逻辑来发现，在显微镜中则看不见。实际上，它们只需要假定，而且单子论原则相当简单。
1．单子是不可毁灭的（因为单子没有其他组成部分）。
2．除了上帝，没有人可以创造单子（因为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
3．单子是无色的（单子没有物理性质）。
4．单子之间没有窗口（单子之间不能相互作用）。
5．单子之间可以相互交换（因为单子的本质特性是“活跃的”）。
虽然单子似乎不能察觉（“它们是无色的”），但为了解释实物和语言蕴涵的意义，我们必须假设它们存在。它们的主要活动就是“知觉”或“反射”，正如莱布尼茨所说，每个单子能够同样地察觉到其他单子的存在。每个物理主体都是单子的“殖民地”，生活在“先定的和谐”之中。然而，由于假设的“反射”等级的原因，莱布尼茨分别为植物、石块、动物和人类设计了不同种类的单子。莱布尼茨尝试用“彩虹”的比喻来解释他的无色单子。彩虹看起来像是空中一道闪亮的光谱，但实际上它是由数百万微小的水滴构成的。显然，每个水滴也是无色的。
单子论的含义的第一点：人类与岩石之间没有区别，都是由单子聚集形成的。第二点：由于单子是不可消灭且永恒的，所以即使我们的意识会随着单子偶然进行的分类而改变，但我们仍然具有与单子一样的性质。第三点：在宇宙诞生之际，上帝为了使单子能够精确地相互作用（不需要带有任何目的），他肯定规划好了每一个单子的角色。莱布尼茨使用了唱诗班的例子来解释单子相互作用而又保持相对独立的方式。”预定的和谐原则”也有条不紊地解释了笛卡尔把世界分裂成两种物质时遗留下来的灵魂和机体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但是，莱布尼茨认为他的机器与同时代的人的机器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包括笛卡尔）。
另外，莱布尼茨似乎把单子分为“精神单子”和“物质单子”，其中只有一种高级的“精神单子”控制着组成人体的各部分。这样，他的理论只不过是在笛卡尔的发明上重新贴上标签，尤其是通过介绍一个能够调整体内其他单子的运动的主导性单子。通过这一举动，他似乎在逐渐摧毁他自己的理论的巧妙之处。
但是，如果莱布尼茨察觉到其中的矛盾和不连贯性，那么最棘手的事情就是对它们所有的观点作一个整体的规划，或者至少需要一个解释。在对进行思维计算的“世界语”的最初探索时，他已经意识到现存的语言结构混乱、无逻辑，也不适合作深人思考。也正是这个原因让他开始了新的、符合逻辑的语言的创造，这种语言以拉丁语为基础，这件事情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进取精神（确实，莱布尼茨有时候被称为“新时代的亚里士多德”）。
就“莱布尼茨发明了微积分”这一说法而言，他更愿意被人称为“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创始人”。事实上，莱布尼茨认为，所有的动词都应该位于句子的结尾，除了“i、”。更重要的是（至少对莱布尼茨来说），词组“所有的A都是B”或者“莱布尼茨的所有发明都是伟大的”应该写成“莱布尼茨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是不可能的”（A尹B是不可能的）。
总之，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乔治?布尔（GeorgeBoole,1815-1864）最终设计了对现今计算机科学起着核心作用的系统，他是这方面的先驱。布尔利用了给出“真值”的说法，但莱布尼茨希望把观念逐步转换成数字——更好地机械地使用它们。有趣的是，就像后来的逻辑学家们一样，他认为所有的观念都是由一些不能再拆分的更小的观点组成的，就像所有的数字都由很多因素构成的，除了那些原始数字本身。
他的希望就是给所有最简单的观点一个包含一组原始数字（一个正数，一个负数）的“特征数”。一个复杂观念的特征数就是数字各组成部分的产物。他的比喻是这样的：如果“动物”以13为正数，以-5为负数，有理数就由8和-7构成，“人类”的特征数将会是（13×8）和（-5×7），或者104、-35。这个系统的巨大力量就是它能够在他的机器上完成（尤其是当它不包含复杂的除法或平方根时）。它最大的缺点当然是它的无意义性。
如果莱布尼茨继续研究二进制，他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他也确实因此成为第一代数学家之一。他对“所有的算术都可以用1和0推算”这一想法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认为整个宇宙也是一样，都是由纯粹存在和不存在构成的。”上帝是纯粹存在：物质由存在和不存在复合而成。”（《莱布尼茨在德国的著作》）
他继续写道：
在这里我不提及这个系统的巨大效果，注意所有的数字都用整体和无来表达是多么的精彩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尽管对于拥有这样人生的人类来说，完成自然的秘密安排——由纯粹存在和不存在而产生的每一件事——是无望的，但是继续对观念进行分析就已经足够了，因为这对于揭示真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莱布尼茨以此观点为傲，以至于他想用一枚勋章来作为纪念，上面写着：“THE MODEL OF CREATION DISCOvEREO BY G.W.L.,AND ONE IS ENOUGH FOR DERIVING EVERYTHING FROM NOTHING。”
勋章从来没有起效，当他去世的时候，不管是汉诺威的法院，还是伦敦皇家学会，甚至柏林科学院（Berlin Academy，莱布尼茨创办且担任第一任院长）都没有对他或他的事业表示出任何赞扬。
但是，现在很多普通的房屋都得对他致敬，如楼梯下很多静静地发出声音的量电计碗橱。
华而不实的注释
①然而，他建议的策略几乎与一个半世纪之后拿破仑实施的一致。
②他的模型之一仍然存在，人们可以去汉诺威州立博物馆参观。
③更精确地说，它与一个量关于另一个量的比率和变化有着一定的关系……
④莱布尼茨运用的方法是代数法；他的语言是最原始的，他把其中涉及的术语称为微分、积分、坐标和函数，这种表示法一直沿用至今，简单而且别致。用字母“D”表示“Difference”（微分的符号），大写“S”代表“Sum”或积分。
⑤不管他是否故弄玄虚，单词本身来源于极度无趣的希腊语——单子，意思是“单位”，毕达哥拉斯也这样使用。关于单子的引文主要来自《单子论》。
贝克莱主教的百慕大学院
为了代替牛顿和洛克的有条不紊且可预测的精确世界，他提出了一种“彻底的唯心论”，认为世界丢失了它的客观现实性，世界是表象的错综复杂的集合。”存在即被感知”。
牛津大学的副校长——杰弗里?沃诺克（Geoffrey Warnock）在一本名为《伟大哲学家》（Great Philos叩her）的著作中宣称：“贝克莱是是哲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甚至是最独特的人物。”但他没有说明贝克莱为什么引人注目和独特。这难道是因为贝克莱在很早的年代就提出了重大的形而上学理论吗？还是因为他的大部分哲学观念（在他不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都是通过简洁且幽默的柏拉图式的对话写出的呢？或者是因为贝克莱主教有着社会道德心而且积极为家乡爱尔兰的穷人奔走，长期遭受饥荒和英格兰人人侵而带来的痛苦吗？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因为贝克莱是走访美洲的第一位主要的欧洲哲学家，他不断尝试，想要在美洲建立一所大学来转变奴隶和印第安人的宗教观念，使他们信仰基督教，但以失败告终，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种由松树汁制成的特效药。下面是一些其他更加有趣的历史。
哲学故事
乔治?贝克莱在20岁刚出头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理论，他认为人、衣服、家具、树木——一切——只是人人脑中的观念的不存在。他用大量时间环游世界、传播基督教并宣传“焦油水”（Tar Water）的益处。他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哲学家后来说的“感知觉”，它不像他周围的每个人，如伦敦的约翰?洛克和艾萨克?牛顿或法国的保罗?伽桑狄（Paul Gassendi）和皮埃尔?波义尔（Pierre Boyle）等人的假设，是由与“物质”之间的某些奇怪作用而产生的，而上帝直接放弃我们的思想，因此他排除了“中间人”。
在都柏林（Dublin）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他组织了一个学生社团讨论“科学的哲学”并发表了他的“新原则”，该原则可以克服似乎已经迅速把世界缩小为一种复杂的机器的“唯物主义”的威胁。两年后，这条新原则在《视觉新论》（An Essay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Vision）中第一次应用，在此之前，《人类认识原则论述》（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也对此原则作过扩充。为了代替牛顿和洛克的有条不紊且可预测的精确世界，他提出了一种“彻底的唯心论”，认为世界丢失了它的客观现实性，世界是表象的错综复杂的集合。”存在即被感知”。
他有一些非常值得信赖的观察支撑以上观点，尤其是思维构造物体的方法，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感知”它们。如果颜色确实不能“存在”，而只出现在我们的思维之中（甚至连与他同道的绝对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也赞同），那为什么触觉不是这样呢？这有着重要的哲学影响。然而，贝克莱的同代人对“科学家”及他们预测和解释客观现象的非凡能力而产生的对自然的新发现具有较浓的兴趣。贝克莱的“新原则”看起来像是历史的倒退，本质上说，这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旧式观念更加具有说服力的形式。约翰逊博士（Dr.Johnson）用脚跺地以示对这个理论的不满并明确说：“我反驳它。”或者是以脚踢一颗石头表示不满。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无关紧要，约翰逊博士可能这样做的理由才是最重要的①。因此，尽管这个理论引起了一些笑话，但是在当时也不是特别的糟糕。
幸运的是，贝克莱从来不会轻易放弃。1713年，他利用休假穿过爱尔兰海（Irish Sea）到了英国。一到伦敦，他就开始“结识有志之士”并组织一次叫作“海拉丝和费罗诺斯的三次对话”（Three Dia-logues Between Hylas and Philonous）的发布会，使他的理论普及化。”是不是与其说它是奇异、违背常识或明显的不可知论，倒不如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物质呢？”海拉丝开始了第一句，装作自己已经受到费罗诺斯的完全否定。伦敦的知识分子一看到这种现象就钦佩得五体投地，称赞着爱尔兰人的魅力和精明的才智。著名的作家——迪安?斯威夫特（Dean Swift）在他的杂志中写道：“贝克莱先生才华横溢，我向所有的牧师推荐了他，我尽可能地支持他。”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把他称为“一首独创的新诗”的礼物，一份新的报纸——《卫报》（Guardian）邀请他当记者。
所有的这些友好关系起初起了重要作用。在高薪职位［首先是作为西西里岛国王加冕的特别大使——彼得伯勒贵族（Lord Peterborough）的专职教士，然后是当伦敦的克洛贺主教（Bishop of Clogher）之子的家庭教师〕的支持下，他花了接下来的7年时间走访了这块大地。贝克莱以他在意大利发现的丰富的古物和艺术品的珍藏为乐，并把那里作为观察自然现象的地点。他甚至爬过喷发前的维苏威火山（Mount Vesuvi-us）并详细记载他的发现，提供给《哲学学报》（Trallsactions of the Philosophical Society）。
当贝克莱最终回到英国的时候，国家由于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发生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著名的金融泡沫。）的爆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新的股票交易市场中高价出售的股票暴跌。实际上，从某方面来说，南海泡沫很好地反映了他的理论——被感知的就是真实的——股票有价值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有价值，但是当这种观念瞬间变化时，股票就身价大跌了。然而，在《防止英国毁灭》（Essaytowards Preventing the Ruin of Great Britain）中，他谨慎地约束自己不要提出某些新的法律或推祟艺术，而是回归到比较简单的生活方式。
他想要在新大陆（The New World）创建一个“印第安人的大学”,当时这是他所有想法中最强烈的。这个观点甚至在英国议会（British Parliament）上讨论并得到王室的赞成。后来，在美国南方诸州，当他从事于百慕大学院的工程时，他发现了焦油水的神秘性质。
究竟为什么一位杰出的哲学家会想去北美洲呢？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毫无疑问，18世纪，新大陆被认为是一个充满野蛮且危险的荒地，极度不适合一位欧洲绅士踏足，更别提建立学校了。但是，贝克莱主教认为这块土地，或者说百慕大具有某些特性。”这里气候宜人、幽静恬然，所以是学习的最佳场所。”他对想要知道的任何人都这样写，尤其在写给他的朋友泊西瓦尔伯爵（Lord Peicival）的信件中。”那里有最充足的生活所需要的条件，尤其是对于教育……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被岩石紧紧包围，但又有一个狭窄的入口，由7个堡垒保护，使人们极难进入。”
如今，“夏季群岛”（Summer lslands）声名远扬，它离大陆有600千米的距离，由于离美国太远而不适合作为教育场所，但是贝克莱主教还是认为距离就像存在，由感知决定，因此百慕大仍然是他建立大学的理想场地。他是这样解释的：如果有必要，“把我剩下的日子奉献给百慕大岛”，他认为拯救最近移民过来的非洲奴隶与北美洲本地的野蛮人的灵魂是他的使命和责任。
他对“让粗鲁的美国人信仰基督教”的激情逐渐提高，贝克莱写了一些新的“在美洲播下艺术与科学的种子的诗文”：
创作灵感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流露，
每个华丽的主题其实内涵贫瘠。
在遥远的地方期待更好的灵感的出现，
创造出无价的主题。
生活在阳光普照的优美地带，
原始的大地不断富饶起来。
自然赋予艺术的压力不断增大，
想象着真正美好的事物。
这块乐土，天真无瑕，
自然主导，以美为德。
人类无权打破真理和感知
法院和学校的玄学。
一个新的金色时代即将诞生，
帝王统治和艺术浪潮此起彼伏。
伟大且具有鼓动作用的史诗出现了，
聪明的头脑，伟大的志向。
不同于欧洲不断衰退的生殖能力，
在年轻和精力充沛时进行生殖。
当神圣的热情赋予她生育的能力，
将来的诗人会唱出。
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向前进……
1723年，执行他的想法的途径诞生了，贝克莱得到了一些关键性的金钱——部分来自继承遗产，部分来自他被任命为主教的薪水，他除了寻找花掉收人的方法以外别无他事。贝克莱的方法就是用更充足的精力不断追求他的百慕大项目。他回到伦敦并为他的新学院取得了皇家许可证，还获得了大量的私人赞助，包括由议会给出的20000英镑。
接着，在完成了与爱尔兰审判长（Chief Justice of Ireland）之女的婚姻之后，他与3个同伴直接出发，来到了北美洲。一到那里，他们就在罗德岛（Rhode lsland）的新港（Newport）建立了营地，并买来土地和奴隶来支持他的学院计划。实际上，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贝克莱认为奴隶制已经是改变黑人信仰的最佳途径，所以新学院的成立几乎是没必要的。但是当地的北美洲人则是另一回事了。这些都被他们自己的传教士完全改变了。可惜的是美洲印第安人并不是特别想成为基督教传教士，所以我们需要作相当大的额外努力，包括诱拐他们的孩子。贝克莱对此的解释是，“只有小于10岁的野蛮人还未受到恶习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可以成为传教士，甚至对他们的教化还必须在一个较远的地区进行，远离异教徒的影响。这就是选择百慕大这个与世隔绝的地带的原因。”年轻的美洲人在离自己的家乡较远的地方学习能够使他们更加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直到他们获得完全的教育。”他解释道。在别的地方，他们“可能会找到与同乡会合的机会”，而且“在未彻底受到好的规定和习惯的感染之前，他们可能会恢复原有的野蛮习惯”。
他立即着手大干起来，为他们准备焦油水……。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在爱尔兰出生的英国定居者，贝克莱自己意识到了防止当地人返回“野蛮习俗”的需要。他认为爱尔兰人不仅贪婪，而且骨子里很懒惰，但是英国人就只是贪婪。无论如何，主教的宣教工作在耶鲁大学的土地上永垂不朽，这得特别感激贝克莱的礼物，当然，这种礼物的价值是从对他人的奴役和剥削中获得的。
购买主教的焦油水！?
在等待资金到账的过程中，贝克莱充分利用时间学习，当然还有传教。他完成了一本书——《阿尔西弗龙》（Alciphron）或者叫（（精确的哲学家》（The Minute Philosopher），并向本地人宣传。也正是这个时候，他发现了神奇的焦油水。要提这一点是因为，在他最后回到爱尔兰的时候，他发现这块土地正处于饥荒和瘟疫之中。
好景不长，不久之后，贝克莱主教离开了，议会开始对这个项目有了不同的看法，不愿意提供资助。到1731年，他们很显然不想做了，项目就这样失败了。
当他再次回到德里（Derry）时，贝克莱主教发现人们正在遭受一轮新的特别严重的瘟疫。他立即着手大于起来，为他们准备焦油水，小心翼翼地将松焦油②和水混合，然后将渗出来的汁液装进瓶中。他还写了一本哲学指南《昔利斯》（siris），副标题为“焦油水的功效以及哲学问题的反映和调查”，它详细说明了焦油水治疗大多数疾病的优点。唯心论在这里又出现了，现在已经进人了有关焦油水起作用的叙述。因此，最后有了更多的关注者。事实上，《昔利斯》成为了欧洲和美洲地区的一本畅销书，后来又迅速出现了很多版本。
贝克莱从中得到了极大的鼓励，他写了一首新诗，名叫《论焦油》（On Tar）。它是一首被医学和文学领域广泛引用的诗歌。
长青松粗鄙的汁液，万岁！
尽管如你很廉价，但你的功效神奇。
为了向他们展示、解释（这就是你的储备）
需要更加现代和更加古老的知识。
也许上面这首诗太短了。但是，我们应该允许贝克莱用通俗的疗法和神圣的真理之间的联系来结束：
去寻问学识渊博的技工时，目光傻傻地盯着，
可制成所有形状、重量和尺寸的特性；
不要躲在令人感动的场景后
看着究竟是什么给予了每种惊人的形状此种力量。
空虚的外表拥有着感觉的心灵，
真正的动因和真实的原因难以察觉。
但是很快，当智者明亮的太阳出现时
在漆黑的夜里，灿烂的阳光普照一切，
虚妄的幽灵飞行在光亮前，
自然万物和真相暴露于人前：
功效与原因相连，形成了一条金链，
它的光芒射入高空
固定于君王的宝座，自此悬挂
恰好达到了下端的焦油。
大多数《昔利斯》的购买者阅读它是为了获得医学建议，但却忽视了其中重要的哲学和教会思想。贝克莱关于焦油水的疗效的叙述参考了柏拉图的形式论以及“三位一体”（Trinity）和其他古老的学说。无论如何，焦油水是贝克莱在北美洲的日子里取得的实用性成果，他认识到了发现大学观念和现实想法之间的区别的艰辛。
华而不实的注释
①说来也奇怪，在贝克莱的一生中，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实际上是极少数把思想转向唯心论的人士之一。而且当约翰逊创作的第一本美洲的哲学教科书《哲学基础》（Elementa Philosophiea）在1752年被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出版时，他把它献给了贝克莱。
②更精确地说，欧洲赤松（Pinus Sylvestris）的黄色树脂也称为欧洲红松，可与松焦油混合内服（令人害怕），也用于外敷，治疗更严重的身体功能失调，如天花、坏血病、溃疡，甚至风湿病。就像很多药物一样，也许没有作用，但只需要你相信它，或至少相信主教的理论。
黑格尔校长的危险历史课
社会起源于两个人之间的第一次冲突，是一场“血腥的斗争”，在战争中设法让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作自己的主人且接受自己奴隶的角色。因为人们害怕死亡，所以要强迫部分人类屈服于他人，这样，社会也就永久地分为两个等级：奴隶和主人。
有关黑格尔的“离奇事件”之一是一位常穿黑衬衣①且带有绝对地维护“动物权利”的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描述的。黑格尔的杰作《现象学》（Phenomenology）是为了理解和解释一个已经被接受的事实形成的过程。”所有历史的目标即是，思维应该把它自己理解成唯一的最高实在。这种目标首次实现是何时？是在黑格尔自己的《现象学》中吗？”
专家认为黑格尔的想法代表了德国19世纪唯心主义哲学的“顶峰”，在他之后便开始衰落。首先是以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唯物主义”，接下来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黑暗世界。乔瓦尼?詹蒂莱（Giovanni Gentile）是一位“新黑格尔主义”哲学教授，他创造了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接下来，这一思想传播到了西班牙、奥地利和德国，然而是黑格尔，而不是真蒂莱才是近代史的傀儡大师。黑格尔不仅把马克思引入大英图书馆去探寻辩证唯物主义，而且还用他的战争和毁灭之后的新时代言论启发了尼采、真蒂莱和其他一些哲学家。
哲学故事
然而，就像哲学的黑暗王子（Prince of Darkness）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一样，黑格尔也认为“公众舆论的独立性是成功取得任何成就的先决因素”。
黑格尔被看作是一位能够阐释时间的精髓并挥洒自如的世界历史性人物。”所有的公众舆论都有对与错的两面，但是发现其中的真理才是大人物所要做的。现在的大人物就是能够表达他的时间的意志的人，他能够说明此时他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取得成功。”成为这样的一位“大人物”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梦想，同样也是黑格尔自己的愿望。
但是，无论如何，世界历史名人都有一个庄重的开始。格奥尔格?黑格尔的开始是在斯图亚特（Stuttgart）——他出生的地方。他的家庭非常传统、保守，黑格尔的父亲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文职人员。这是一个新教徒家庭。后来，黑格尔被送到了图宾根（Tubingen）神学院，与未来的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以及比他稍微年轻的哲学家朋友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一起学习。他们3个人共同见证了后来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崛起。
确实，黑格尔把拿破仑看作是创造历史的世界精神的化身。历史是这样的，他的桌上放着完整的《精神现象学》（Die Phanomenologie des Geistes）原稿：
1806年10月13日的晚上，在我书房的外面是拿破仑侵略军的营火……第二天，我在穿过那拿（Jena）市的马背上看到了世界精神（die weltseele）。
因此，他写信给他的一个朋友。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陈述了他对意识发展的辩证观点，就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在让某一天达到“世界精神”的纯粹意识的顶峰之前，用伦理和政治阐述社会关注。对黑格尔来说，就像后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一样，个体的“自由”要在人们认识到他们对国家的奉献后才能被超越。这就是历史的目标。在《法哲学原理》（Philosophy of Right）中，黑格尔用一种极好的领导性方法解释了“个体必须理解国家不是因他们而存在，但是个体的出现却是为了国家”这一原理。
从某种程度上说，黑格尔的新社会目标是联合所有的个体意愿——为了财富，为了力量，为了公平——以及联合团体的社会价值：一种早期的“三元”政治。但是，黑格尔的方法还包括把所有不符合社会需求（不合理的）的意愿而非个体真正的意愿重新分类。相反，群体意识，即感性，被赋予了全部的力量和权威。这使黑格尔成为了极权主义之父。
但是，在踏人新时代之前，除了作为一位短期的报纸编辑以外，黑格尔还把他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了教育事业，首先是在耶拿，然后到了纽伦堡，接着在海德堡待了一段时间，最后到了柏林。尽管黑格尔已经赋予“学术”哲学以人性——深奥、复杂且高超——但他的前两个职位却都是在学校的工作。1816年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大学哲学家。他所有的重要作品都要追溯到作为校长的时期，而不是从他的大学职位开始。
黑格尔用一种极好的领导性方法解释了“个体必须理解国家
不是因他们而存在，但是个体的出现却是为了国家”这一原理。
实际上，黑格尔，西方难得的一位哲学家，对他的教育体系的基础有着清楚的了解。但大多数人都受大学教育的影响，尽管如此，黑格尔还是开始在纽伦堡语法学校给学生“传授”知识。他还对教学方法（以手稿和信件的形式）进行了长篇大论，并对大量的“教学事件”作出反应。这些事件包括完成教学规定的需要与“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的优点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填鸭式教育”的训练，另一方面又强迫学生吸取经典著作的精髓。
它最早的存在形式是黑格尔的辩证推理文章。每件事都有两面，紧张之中含有松弛。实际上，黑格尔对传统和进步的教育观点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冲突有点困惑。因此，作为校长的黑格尔禁止决斗和打架，而向学校推荐军训。他解释说，这可以帮助学生“变得沉着冷静，不受先前思想的影响，对某一点作出自己的看法”。
1810年，当他的学校地址被公开后，黑格尔便开始赞成“安静的行为，持续地注意、尊敬和顺从其他老师的习惯”。这反映了他在毕达哥拉斯课堂上提出的学校纪律，纪律要求他的学生在开始的4年学习中都保持安静。
然而，黑格尔也指出，老师不应该“引诱学生产生主观和束缚的感觉，对另一个人的利益完全服从，并通过严格的制度获得真正的爱和尊敬的感觉”。学生不能被看作成“一个用人的群体”，他们也不应该有类似的表现或行为。”独立性的教育要求年轻人提前习惯考虑他们自己对行为的看法以及他们自己的理由。”
在总结这种（辩证的）矛盾性时，他强调：“一方面，把学习仅仅看作一种接收和记忆就是对教学意义拥有了一个最不完整的观念。另一方面，集中注意力于学生自己的原始思想和推理也同样是片面的，而且仍然应该更加谨慎地加以防范。”
有些哲学家对讨论的兴趣多于写作，而有些人则对书面资料的爱好程度大于真实生活。黑格尔却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他认为这两种都很无趣。他的一位学生回忆他的演讲如下：
他无拘无束地坐在那儿，眉头半锁，不停地前后翻动着他的长页稿件。偶尔，一个急促的干咳声打断了那抑扬顿挫的演讲。他的每种主张都是相互独立的，似乎要打破和歪曲所有的力量。每个单词、每个音节就像原先一样都被忘记了，我们把接收到的明显的斯瓦比亚（swabian）方言中的金属声看作一个奇怪的音调，似乎它就是所说的事情中最重要的一件。
听他讲课可能会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另外，他的晦涩难懂的著作臭名昭著②；当遇到他所设想的话题时，他又会自然地显现出很大的野心。叔本华（Schopenhauer）指责他，认为他所运用的“不仅是哲学，还有所有形式的德国文学、反叛性或相当严肃且麻醉人类的演讲，人们也可以说那是一种败坏风气的影响”。
他的第一本且最有名的著作就是《精神现象学》，上文已经提到过。他的一生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创作，如《哲学全书》（Encyclopaedia Philosophical Sciences）、《逻辑学》（TheScienceofLogic）以及《法哲学原理》。除了这些，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对原始技术，即所谓的“辩证法”的运用。例如，柏拉图以两个处于相对角色的人在达成一致之前的辩论的形式使用过它，后来这也具备了一定的挑战性。黑格尔使用辩证法来回应一系列社会事件，包括那些家庭本身的问题——男人和女人的矛盾可以通过生孩子来克服。然而，黑格尔最著名的使用是把它作为理解哲学和世界历史的系统。他认为历史是前一个要素遗留的冲突不断向下一个要素进化的过程。
对黑格尔来说，社会起源于两个人之间的第一次冲突，是一场“血腥的斗争”，在战争中设法让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作自己的主人且接受自己奴隶的角色。因为人们害怕死亡，所以要强迫部分人类屈服于他人，这样，社会也就永久地分为两个等级：奴隶和主人。在黑格尔的理论中，他不担心男女之间可能的矛盾。他认为女人不属于血腥斗争的部分，而是男人“天生的”用人（黑格尔自己与他的女房东之间有着一种不正当的关系，而且两人之间有一个孩子。他后来以“合法形式”取得了孩子，尽管他不会与孩子的母亲结婚）。
对黑格尔来说，这就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他产生分歧的地方，即推动一个阶级压制另一个阶级不是物质需要，它是关于人类驾驭他人的特殊欲望的一种斗争。但是，黑格尔不像托马斯?霍布斯，黑格尔赞同那种欲望，称它为“认识欲”。这场斗争涉及人性毁灭的风险，但是这是通向“自由”的真正途径。因此，法国革命的发生是因为渴望“解放”和“平等”，但却伴随了残酷事件的发生。然而，黑格尔认为这些矛盾之中会出现一个新国家：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合理政府力量必须与自由和和平的理想紧密相连。
在二战结束后的时期，随着斯大林和希特勒，或者“青年黑格尔派”和“新黑格尔主义”相互冲突，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写了一本名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的书，严厉抨击了所有的个人“极权主义”。但是，这本书中关于黑格尔的部分则充满了责骂。波普尔认为黑格尔是一个骗子，他把自己的空虚隐藏在自大和卑贱的风格之后。他说黑格尔的哲学是在取悦他的雇主——反动的普鲁士君主制的欲望和逐步获得他自己的地位、威望和影响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的。
波普尔说黑格尔代表着柏拉图和现代化极权主义（包括国家、历史和种族的崇拜）之间“缺少的一环”。”国家就是一切，个体什么都不是”就是当时的教义。”国家一出现就成为了神圣的概念……因此，我们必须敬仰国家，把它看作世界上神圣的象征。如果理解自然很困难，那么抓住国家的本质就会更加艰难……国家是上帝穿越世界的脚步。”
太多的哲学家忽视了叔本华持续不断的重复警告，波普尔说：“在自己处于危险中时，如果他们对那些警告了解得不深（他们的进展不大），他们就跟他们所教导的人一样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波普尔不喜欢校长的角色。也就是每天让学生们集合，唱几首令人奋起的歌曲，鼓励每个人。”我们的学校就是一切！我们应该为学校祈祷，让它成为地球上神圣的象征，它是上帝穿越世界的脚步！”
相反，波普尔想知道像黑格尔这样微不足道的人是如何能够发挥如此大影响力的。波普尔认为这肯定跟哲学家把自己保留在某种环境之中从而体现神秘感和魅力的欲望有关。他回忆说：“哲学被看作一种奇怪且深奥的东西，它用于解决一些与宗教有关的神秘问题。”但不是以一种可接受的方法呈现给那些缺乏经验的“普通人”，它对“普通人”来说太深奥了，所以被“博学且明智的知识分子的宗教和信仰”所代替了。
就像波普尔所说，黑格尔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粗鲁愚蠢之人如何轻易地成为历史的开创者”。马克思主义者用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重新解释了黑格尔值得称赞的“国家冲突”，法西斯主义者认为这是种族斗争。黑格尔所需要的只是权威人士的资助，为他提供官方的讲坛——大学的职位。
作为这种需要服从的、国家资助的哲学探讨的典范，波普尔提出了黑格尔表示“法律面前的不平等”的观点。黑格尔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国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这种平等性只在“他们在法律之外也平等”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另外，黑格尔补充说，“只有他们在财富、年龄中拥有了平等性……其余的才可以在法律面前得到相应的平等性”。确实，成熟的国家创造并强迫形成了不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性。设立一个好的学校是必不可少的突破——长官不与其他人一样遵循相同的规则；有才能的阶级与无用的人分开用餐……
实际上，黑格尔解释说，所有的关系从根本上都可以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来形容。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样，就是把他们自己放在世界的舞台上，或者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同样，黑格尔反驳了“对个体的解放应该只有在他们的活动对他人产生不良影响时才会受到限制”这一民主概念，并补充说：“真正地获得自由是要实现‘国家精神’的统治。”国家精神可以用“一个本质的全体——统治权”的形式来概括，它的“全力支持和拥有裁决权的团体”就是最高统治者。
“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也就是在我们可以观察和把握的环境中，精神展现了它最实质的存在。”而且，实质存在确实就是普鲁士的最高统治者。”德国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目标就是对整个真实世界的认识，类似于对自由无限的自主性认识。”这里的自由——德国精神，“有着它自己绝对的形式，就像它的目标一样”。
黑格尔反对所有阻止德国精神热潮上升的行为，例如，防止战争的国际组织，他在《法哲学原理》中解释说战争非常重要：“就像风的吹动使大海免受由于长时间不流动而导致的污染，因此，国家之间的斗争也就是长期的，根本就没有‘永久’的和平。”
1831年，霍乱成为柏林的一种流行病，黑格尔的同事和知识的敌人叔本华，不管是否因为他的悲观主义情绪，迅速离开了这座城市，来到了气候更加宜人的意大利。因此，叔本华躲过了这次流行病。黑格尔留了下来，可能是因为他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他染上霍乱后就去世了。
华而不实的注释
①在德国，他的《实践论理学概论》被预测是带有争议性的书本，这是由于它提倡对有身体缺陷的孩子施行安乐死，在这本书的封面上，辛格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衣。
②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回忆了黑格尔生命最后时刻的奇闻。在临终之前，黑格尔最后说出的比较神秘的话语被认为是：“没有人理解我——除了一个人，不过他的理解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