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是一种价值

从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中探索美的本质的的尝试，导致19世纪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创立了美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殊流派棗实验美学流派。他让受试者们从一组由不同比例的横边和竖边组成的直角四边形中，挑选他们认为最美的四边形，然后对结果进行统计。费希纳和他的信徒们不仅研究美的比例，而且研究美的色彩和节奏。以他的《实验美学》一书为先导，出版了大量实验美学的著作。虽然费希纳声称他用依靠科学实验的“自下而上的”美学，代替了思辨的“自上而下的”整个旧美学，然而实验美学的结果却相当贫乏。费希纳并没有比前人提供更多的东西，他表明，人们最喜爱黄金分割的比例（把一条线一分为二，短的一段同长的一段比，等于长的一段同整条线之比），而正方形和接近正方形的长方形次之。

   事物的自然属性，如比例、节奏、对称、和谐、完善等，在某些情况下是形成美的重要因素，但是还远不能揭示美的的本质。一块沼泽地可能是匀称的，却绝不是美的。美的成因也不能在于完善。18世纪英国美学家博克指出：“美这个性质，在达到高度时，例如在女人身上，往往带有软弱或不完善的意味。女人们很体会到这一点，因此她们学着咬舌头说话，走路故意作摇摇摇欲坠的样，装弱不禁风甚至装病。”“最动人的美是愁苦的美，含羞红脸的力量略次一等。”把美归结为事物的自然属性，虽然是唯物的，然而不免失之于机械。这种美的理论被称作为机械唯物主义美论。作为对这种美论的超越，现代美学中的审美价值学认为美是一种价值。价值是指事物对人的意义。“这朵花是红的”和“这朵是美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判断。“花红”是认识判断。花的“红”不取决于人而存在，甚至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就存在。“花美”是价值判断。花的“美”不能离开人而存在，离开人花就无所谓美丑。

   美作为价值，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事物的自然属性和外部形式，第二个层次是事物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内容，这种社会属性和社会内容由事物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占据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决定。例如黄金，天然的光泽和色彩是它的自然属性，作为货币的等价物和财富的象征则是它的社会属性。黄金作为一个带有特殊自然属性的金属，在人出现之前就存在，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也没有变化。但是黄金的美不仅取决于它的自然属性，而且取决于它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随着黄金中表现的社会关系的改变，自然属性没有变化的黄金也改变着自己的审美价值。黄金在很多场合下是富有、豪华和贵重的标志，能够引起人们的审美欣赏。但有时，它却引起人们的审美反感。看来，美的奥秘应该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实践中去寻找。

   郭沫若在《武则天》中指出，唐朝人喜欢的女性比较丰满，“方额广颐”正是唐朝所尚好的美人型。然而，唐朝以前的魏晋人却以纤瘦为美。这从他们的壁画和雕塑中可以看出。那么，魏晋人和唐朝人的审美观点是怎样形成的呢？这种审美观和他们的社会生活有着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魏晋时代是政治十分混乱、人民极其苦痛的时代。惨酷的、连绵不断的战争动乱造成一片荒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占据统治地位的门阀士族阶层，是依据军阀势力的上层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有种种世代沿袭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士族与地主阶级中的庶族之间，固然界限分明，就是士族与士族之间，也是等级森严。统治阶级内部经常火拚，显赫一时的家族往往倾刻沦为阶下囚。“人无百岁寿，常怀千古忧。”对生命短促、人生坎坷的叹喟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面对悲伤苦难、不可捉摸的人生，玄谈成了一些人逃避现实的防空洞和附庸风雅的装饰品。所谓玄谈，就是高谈老庄玄奥的哲理。由于佛教的传播，玄谈之风在思想界更加盛行。受到尊敬和膜拜的不再是“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是“内在的思辨风格和精神状态”。记载士族阶层遗闻轶事的《世说新语》所津津乐道的“并不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倒是手执拂尘，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魏晋的壁画和雕塑所表现的长脸细颈、削瘦病弱的身躯，看破红尘、飘然欲仙的风度，智慧思辩、高深莫测的笑容，完全体现了清谈名士的审美观，而他们的审美观又恰恰是魏晋社会生活的产物。

   同魏晋相比，唐朝的壁画和雕塑风格大变。人物形象由骨瘦支离变得雍容大方，“丰满圆润的女使替代了瘦削超脱的士夫”，甚至连马的形象也由精瘦变得肥腴。这种变化同唐朝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唐朝是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政治局面相对稳定。初唐时期实行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门阀士族开始走下坡路，中下层地主阶级日益得势。经济上出现繁荣景象，“公私仓廪皆丰实”。在这种社会氛围和心理情绪影响下，壁画和雕塑以生活安定殷实的统治阶级人物为标本，自然是体肥脸胖。所以，“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的转变并非艺术本身所能决定；决定它们的归根到底仍然是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