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州月mp下载:转型中国（5）----1868年 社会保障缺失之地必有江湖

1868年   社会保障缺失之地必有江湖
1864年
1867年
1869年

《街头摊贩》，1868年。系英国人J·汤姆森旅游中国时拍摄。

《广州街景》，1868年。系英国人J·汤姆森旅游中国时拍摄。作者于1872年在英国出版了一套名为《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摄影集。

被捻军击毙的晚清名将僧格林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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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
1868年度事件：捻军纵横淮河流域十八年 终遭扑灭
1868年，东西两路捻军先后被清廷大军剿灭。至此，兴起十八年，军力最多达十余万，纵横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江苏等十余省的“捻军”成为历史。
在传统历史叙述里，捻军被当作太平天国的补充或是余绪。但其实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天国背离传统，是中国历史的变态；而捻军恰是传统本身，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可惜的是，当义和团在北方风起云涌，当辛亥革命在武昌城头奏凯，已没有多少人记得在1868年沉寂下去的捻军，以及他们之间那紧密的血缘关系：江湖，是它们共同的生身父母。
[史实]捻党与捻军：无保障农民的集合体
纵横淮河流域，曾击毙过晚清骑兵领袖、“最后的骑士”僧格林沁的捻军，是由捻党转化而成的。后世史书习惯于给“捻党”贴上“反清秘密组织”一类的标签，不过是革命史学的“客观需要”罢了。
所谓“捻”，原意是把绳子、纸条之类用手指搓转成一股，故而在皖北方言里，“捻”就是“聚合成群”的意思。所谓“捻党”、“捻军”，不过是“一群人”、“一伙兵”的意思，并不内涵什么特定的“革命气息”。
关于捻党起源，史学界专注于其秘密社会的谱系传承——其前身是什么帮、什么会之类的，说法纷乱，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很复杂。其实，捻党之所以产生，并最终演化成捻军，不过是底层民众在政府无法为他们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背景下，不得已而自发结成的一个自我保障的“江湖”。所谓“其前身是什么帮什么会”，不过是为了结成这一“江湖”，参照了某个业已成熟的“江湖”的运作体系罢了。
不妨以捻军领袖张乐行为例。
张乐行据说出身于“地主豪绅”之家，家中有田地五百亩，还开过粮食行、杂货铺、糟坊、烧酒作坊、宝局。但到了张乐行这一辈，家境早已破败，无奈开始干起了“贩私盐”的买卖。张的主要职责，既参与贩卖私盐，又负责给同乡私盐队伍提供安全保障，当时就得了个“仁义光棍”的绰号。
史书一直将1852年张乐行率领捻党集合万余人攻打永城县城作为“捻党反清起义”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是，张乐行根本就没有打出过“反清”的旗帜；更不能算是“起义”，因为张打出的旗号一直都是“保守雉河集”，雉河集，是张乐行的老家。张在清廷与太平军连天烽火的乱世里，拉起一支捻军，努力维护着雉河集的平静，在清廷地方官和地方士绅们眼里，他其实是个不可或缺的“良民”。1854年春天，朝廷派出的“剿捻特使”袁甲三路过雉河集，就接到了当地绅民“联名公保”张乐行的请愿书。
张乐行其实是在替地方官府履行保障地方安宁的职责。但官府显然对张这样拥有号召力的民间领袖满怀警惕，湖广总督周天爵临终前夕仍念念不忘写密信给蒙城知县，让他找机会暗杀掉“良民”张乐行。
张乐行无意于反清，但聚集在其周围的捻党，却多是些生计毫无保障者，这是捻党最后变成捻军，并投靠太平天国的主要因素。无保障民众不免做出激烈的举动，捻党中流行“磨弯”和“打捎”，即是此类。所谓“磨弯”，就是向附近别的村庄富户人家去“借粮”；到了后期，因战乱和水灾，淮河流域小民们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捻党”遍地，各路捻众就改变了在本地“磨弯”的做法，转而到山东、河南等较远的地方“打捎”：劫取当铺、钱铺、酒坊、油坊等，夺走富户的粮食财物。每次“打捎”回来，所获除按“马双步单，按份均分”(即带马的“骑兵”分两份，没有带马的“步兵”分一份)，还要留出一部分，分给鳏寡孤独者。
虽然有了军队的雏形，但说到底，所谓“捻军”，仍不过是缺乏基本社会生存保障的民众自发形成的一个“江湖”团体。
与“庙堂”一样，“江湖”同样也会给自己的行为抹上一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色彩——虽然这种“合法性描述”在逻辑上很稚嫩。“捻党”编造了一个故事，为自己“吃大户”的行为辩护：孔子当年困在陈、蔡之间，曾经断粮，差点饿死，后派弟子去向范丹借粮。范丹是穷人，自己都吃不饱，哪有什么余粮呢？但他还是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慷慨地借给孔子。但是，后来孔子做了大官，竟矢口否认向范丹借过粮。
“捻党”们自称是范丹的后代，有权向孔子“道统”的后继者——士绅大户们讨要旧债。
[反思]被遮蔽了的另一个近代中国
清廷在1868年宣布彻底剿灭捻党，但捻党从来就不曾真正被消灭过。1869年，曾国藩下辖的直隶等地就还出现过捻军；1871年河南有捻；1872年、1876年、1898年安徽有捻；1900年河南有捻……
因为制造捻党的社会背景始终没有得到改善。那些无生存保障的民众，仍然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各式各样的“江湖”。
什么是“江湖”？
“江湖”不是“庙堂”的对立面，它是“庙堂”的缺失之地；是“庙堂”之光照耀不到、或者不屑于照耀的阴暗潮湿的部分；是对“庙堂”自发的修正。
“江湖”，是各式各样的民间自我保障机制。
这种自我保障机制，往往表现为对“庙堂”的叛逆。正如捻党们为自己“抢大户”行为所作的辩护——孔夫子欠债不还——与“庙堂”对孔夫子的尊崇背道而驰。但这种叛逆同时也是有限度的，正如捻党们最重要的关系纽带仍然是传统的“宗族血缘”，因而被清廷骂之为“宗贼”——“江湖”里的成员素质不足以打造出新的社会秩序。
——建国后曾组织过多次有关捻党的调查，结论是：“捻军的成员包括张乐行在内，基本上都是没有文化知识的农民。在《涡阳县志》中，虽然记载着蒙城岁贡李士镊、郑景华和捻军有关系，但我们共调查了40多个捻军旗头，其中肯定有些文化知识的只是张宗禹一人。在他们周围的知识分子也只发现4个人，也不过是乡村的知识分子。”（张珊《捻军史研究》）
大量的不识字的农民，和有限的几个略懂签名算账的乡土小知识分子，确实不足以再造社会秩序。所以，绵延十八年之久的捻军，和绵延近一个世纪的捻党，一直以“填饱肚子”为最高奋斗目标。故而，其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里的分量，也轻若鸿毛。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观的重大缺陷。
我们关注那些“伟大的历史转折”，关注“开辟了新纪元”，关注“斗争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如此种种。但我们极少关注过那些永恒的历史命题：民众的肚子需要填饱，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始终缺失。
所以，教科书习惯于提供这样一种近代史线索：洋务自强运动→戊戌维新→清末宪政→辛亥革命→……
还有那些程序化的表述：“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
另一个更真实的近代中国，在这种宏大的描述中，有意无意地被遮蔽和消解了——
程序化表述则是：“一代又一代的劳苦大众，被庙堂抛弃，不得不为了获取一点点生存保障而把自己投入到‘江湖’的滚滚洪流当中……”
这个“江湖”，包括了捻党，也包括了捻党之前的天地会、白莲教；还包括了捻党之后的哥老会、义和团、洪门、袍哥、青帮、白枪会、红枪会……甚至于一贯道。
这些林林总总的“江湖”帮会，历史早已留给它们各式各样的定评。天地会和白莲教被贴上了“反清复明”的标签；哥老会和袍哥们身上既有辛亥的荣光，也有走私鸦片贩卖人口的劣迹；义和团带着蒙昧推动了一场盲目排外运动而被西方惊为“黄祸”；洪门一直要求他们的“大哥”孙中山给予自己一个合法的政党身份；根据地里的白枪会和红枪会在国共两党与日军之间艰难地辗转腾挪，一贯道则被定性为“反动会道门组织”。
但是，历史忽略了这些：
天地会初期真正的宗旨其实是“互相扶持，彼此周济”，它的成员和首领人物为水陆通道上和城镇的下层劳动群众、三教九流、无业游民，以及农民，这些人对“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并不感兴趣。据统计，1796—1850年的54年间，涉及天地会的事件共有96宗，其中为了“遇事有人帮助，免人欺凌”者26起，因穷困而“敛财分用”者15起，为抢劫富户而“得财分用”者39起；攻掠城镇“竖旗起事”者仅仅11起。说到底，仍然是无保障流民们“填饱肚子”的问题。
而在喊出“灭洋”口号之前，义和团和它那些千奇百怪的“前身”，譬如梅花拳、大刀会等等，已经在华北平原活跃了近半个世纪，当地乡绅和小土地主把它们组织起来的目的，是在政府失职的情形下，抵抗土匪，保护村庄和家族。
一贯道的壮大，同样缘自“庙堂”的社会保障在华北的多年的缺失——自抗战以来，华北成为沦陷区之后，历届日伪政权均无意关注民生，而孜孜以为日军搜括军备物资为主业；其后国共内战，华北再遭兵灾，一贯道趁机于其中壮大。至1949年新政权成立,按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的话说,一贯道已经成了北平的“第一大党”。1950年底，北京海淀地区一贯道徒2万多名——1950年全区只有14．3万人。华北另一重镇天津，解放前夕有道徒20余万人。一些农村地区，一贯道徒占人口的比重更加惊人，河北隆化县解放前一贯道徒5．3万人，约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山西省天镇县在1950年有道徒3．3万名，占当时全县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河北省宣化县有道徒3．6万多人，约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且多为成年男性。1951年初绥远省的不完全统计，全省一贯道人员估计在30万以上，约占全省人口的11％。个别地区间题更加严重，如兴和县加入一贯道者占全县人口的14％强。一贯道不仅人数多，并且渗透严重进了新政权的基层政权和组织。山西省代县74％的农村支部均有党员参加一贯道，全县不到三干名党员中，有18％参加了一贯道。
天地会最后走向“反清复明”；义和团最后走向“盲目排外”；一贯道最后堕落成“反动会道门组织”，都是“江湖”日后被改造——或被民间政治势力，或被庙堂力量——的结果。尤其是后两者，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灾难和教训。但在其初始，它们却本是社会缺陷的产物，是“庙堂”的逆子。
庙堂之外，“江湖”之中，有另一个近代中国。
结语：社会保障缺失之处，必有江湖
《白石老人自述》中，齐白石说起过一段往事：光绪二十一年（1895）大旱灾，饥民一群一群到有钱人家吃饭。“他们去的时候，排着队伍，鱼贯而进，倒也很守秩序，不是乱抢乱撞的。到了富户家里，自己动手开仓取谷，打米煮饭，但也不是把富户的存谷，完全吃光。吃了几顿饱饭，又往别的地方，换个人家去吃。乡里人称他们为‘吃排饭’。”
这是儒家“礼法”治下中国乡村里社会保障和救济的场景。但可惜的是，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虽然我们的民众已是最好的民众。史书里记载更多的，是轰轰烈烈的“抢大户”，白石老人笔下温情脉脉的传统秩序荡然无存。
社会保障缺失之处，必有江湖。
1868年度言论：清廷颁布自1844年以来最严厉禁书令
清廷：小说戏曲腐化道德人心，一律严禁
清廷于1868年5月批准了江苏巡抚丁日昌禁书的奏请，勒令各省督抚严禁一切传奇小说和戏曲作品：“至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着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
在这场禁书运动中，江苏巡抚丁日昌最为积极。他认为，小说戏曲和黄、赌、毒一样，是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重要根源。江苏在他的主持下，所禁书目多达269种，其中包括民间流传极广的《龙图公案》、《水浒》、《红楼梦》等。这是近代继1844年以来，第二次最大规模的禁书。所禁之书，其实并不限于“淫词”，攻击贪官污吏，谈儿女私情等书籍均在查禁之列。
加州州长：最年轻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帝国的代表
由美国人蒲安臣率领的中国外交代表团于1868年4月1日抵达美国旧金山，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加州州长在欢迎宴上赞美蒲安臣说：“我们的客人，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帝国的代表。”
蒲安臣在在宴会上发表演讲，说他的使团表示中国已经开始迈向和平与进步，并称中国的文化将照耀西方。发言博得了在场听众的一致好感；6月6日，使团得以谒见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并呈递国书，“逐一执手同好，并言深愿帮助中国，愿中国与美国日益和睦等语”。
志刚：日后当解决在美华工不公正待遇问题
1868年，总理衙门官员志刚随钦差大使美国人蒲安臣一同出使美国，在旧金山了解到当地华工的不公正待遇，志刚写道：“凡在埠头贸易之人，中外俱甚和美，惟金山挖矿之人现约六、七万，每受洋人欺侮。而该处所受丁税每名二元，各国俱免，惟华人不免。如有争端，华与洋讼，如无洋人作证，即不为华人伸理。”
志刚说，等蒲大使与美国互递国书建交之后，一定要向美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解决上述对华工的不公正待遇。
捻军歌谣：
捻子起手涡河旁
亳州城子四方方，财主官府蹓下乡；
穷人粮食被逼净， 居家老幼哭皇苍。
亳州城子四方方， 捻子起手涡河旁；
杀财主，打官府， 大户小户都有粮。
想老乐
想老乐，盼老乐，老乐来了有吃喝；
他打仗，咱跟着，一齐同把清妖捉。
要想活命快入捻
要想活命快入捻，穷汉子跟着老乐干。
你拿刀， 我拿铲，非得搬掉皇家官。
东北西南两条龙
张老乐，李老峰，东北西南两条龙；
黄红帅旗遮晴空，劫富济贫为百姓。
(注：老乐，指捻军领袖张乐行)
本文资料来源：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珊《捻军史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徐松荣《捻军史稿》，黄山书社；江地《捻军史论从》，人民出版社；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第二卷，学苑出版社；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