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歌黄龄张伟网盘:吴名之：谁是真正的族群麻烦制造者？

——谁是真正的族群麻烦制造者？   作者   吴名之

尊贵的北大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先生：

最近内地和香港的争吵沸沸洋洋。从2月9日《南方周末》得到最新的消息是：您也热血沸腾、怒发冲冠地参加进来了。该报道的题目是《勿作族群间的麻烦制造者》。

此次事件是由一次地铁上发生的事情引起的。争论的焦点是：到底是内地民众的素质差，还是香港公民品质有问题。

您承认您和孔庆东教授都当时都不在香港地铁吵架的现场，只能是间接听闻。

我给你讲一个我亲自经历的并且终身难忘的事。

那是1983年年底，香港还没有回归，我随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非洲，回国时路过香港。那是我第一次到香港，也是唯一的一次。经新华社香港分社（实际是中国政府驻港办事处）介绍，入住美丽华大酒店。到二楼进餐时，我们由团长带领，餐。大厅许多圆桌铺着雪白的桌布，上面摆好了食具和酒具，气象果然不凡。我们欣然入坐。一个身穿制服的服务人员跑来，当着我们全团的面，先撤食具和酒具，然后又拽下桌布。我们瞠目结舌，不知所以然。我们的团长是一位现任文化部副部长，曾经是国内一所著名大学的党委书记，非常和善的一位老干部。非常不解。大声对服务员说，你这是干什么，我们就不该用吗？我们直愣愣地看着那位服务员。周围食客也好奇地注视。一声呵斥之下，那位港人态度急转直下，俯首帖耳，恭恭敬敬地把餐具、酒具、桌布一一摆回原样。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何前跼后恭乃尔？

国内派驻香港同志见面时，总是习惯性地询问对香港的印象。我总是苦笑地告诉在香港的“第一遭遇”。他们说，这就是当时港人“大陆客”普遍心态。

我在国外工作多年，去过许多国家，进出过许多顶级饭店、餐厅，但从没有遇到这种接待。在即将回归的中国土地上，我却遇上了“同袍”这样的欢迎。郑也夫教授，你说这表现出的是什么“性”？。是正常的吗？它从何而来的呢？

郑教授您这位社会学教授当然知道，生活环境对人性形成的影响。百多年的港英统治不能不对香港群众产生对国家民族认同的问题。但却一笔荡开，大谈当时的洋务大臣李鸿章对香港殖民地的产生“尚且不该负多大责任”，况一介草民，一个普通港人。”更不应该深究。那个服务员对中国不认同，甚至看不起，是历史使然，可以原谅他，但不能不承认它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对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是有害的。

反观，对这位港人争吵的大陆旅客，也是 “一介草民，一个普通港大陆人”，就不能以同袍待之了吗？他就应当被当作是大陆人素质低下的典型拿出示众吗？

大陆与香港族群之间出现了“麻烦”，应当怎样解决？难道，应该找出哪一方素质更孬，下狠药鞭挞、教训；而给所谓“素质高的”一方，极力“撑腰”、“长脸”，强化族群差异。郑教授你这种“判决”公正吗？是息事宁人，还是火上浇油呢？

透过郑教授这个判案实例可以看到他对“殖民地人及其文化的宽容和偏爱。

教授文章是从“内地同袍的素质实在不能恭维”开始的，并一一列举，这大概都是事实。但批评香港的导游纠纷，劣货高售等行为，大陆人士就没有“扎扎实实的理由”批评一下吗？   

事实上处理族群纠纷，不该是在大陆群众与香港同袍在素质上，寻找哪一方更孬，择“孬”而断。应该是相互从善如流，向好的看齐。郑教授用“评孬”断案。只能加深族籍关系紧张断定哪一方更孬，不一定就能证明另一方就不孬。这似是乎郑教授强烈选边，拉偏架的思想根源。

郑教授对“关于殖民地人及其文化”讲了两点高论:“一言以蔽之，殖民地文化并非尽是糟粕”，“作为殖民地人，家乡沦为殖民地他无责任”。他举例证明说：“怎么看东三省人民自1931年至1945年？怎么看待上海市民有过一百多年租借史。我没觉得上海人有疾，东北人有病相反，我一直认为，上海人在各城市中市民素质是最高的”。上海人是不是中国市民素质是最高的，我无权置喙。他对东北人的市民素质略而未论，但却大谈 “1931年至1945年”沦为日本帝国这样的“殖民地”，东北人民没有责任。那么，在殖民地时代，东北人民受苦了，受罪了，该谁负责呢？只是为了证明郑教授东北“殖民地文化并非糟粕这句话吗？郑教授用这句话就能交代得了东北人民14年生不如死的苦难历史吗？能说得上是一位学者郑重对待历史的态度吗？

谁对此负有责任呢？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白山黑水，三千万骨肉同袍国破家亡，流离失所，几十万个家庭，痛失亲人，这段东北人民的血泪史哪里去了。在郑也夫教授笔下只剩下了中国东北“殖民地人及其文化”空空洞洞几个“窟窿”。他进一步说，“在殖民地时代终结前后，对殖民地文化的评价应该，也必然是大不一样”。“后殖民地时代鲜见一国家吞并另一国的事情”“当殖民主义已经作古，评论殖民地文化可以兼顾正负两面了”。作为一个东北人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郑教授的“正负两面兼顾”。

鄙人就是东三省的百姓，九一八事变时日本人从旅顺口大口径重炮炮弹就越过我的头顶打到“北大营”。流亡关内，1937年皇军又占领了北平，当了8年亡国奴。每逢寒冬，上学路上都会遇见几个“路倒”，僵卧大街小巷。啼饥号寒，食不果腹，是北京绝大多数生活的真实。这一切让我懂得没有国就没有家的简单道理。

郑教授下乡八年半，大概不会赶上享受“殖民地文化”的好时光。我们年龄有差，可能会有“代沟”，很宽的“代沟”。但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愿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不应该有“不可约约的鸿沟”。

读教授的宏文老是觉得他的国家观念不那么清晰和完整，也不那么看重。常常像似从星空俯览大地，不着边际，挥斥方遒。“高”则高已，少了些历史的厚重。

郑教授关于“一国两制”的诠释似乎有些问题。他说：“一国两制”是“包含了伟大政治智慧的一场妥协——允许港人继续他们的政治制度。认同中国政府的政治信仰和 价值观，大约也不在此列，逻辑上这是与上述衔接的”。

我认为你似乎没太弄清楚“一国”和“两制”的关系。把“两制”强调了过头。“一国两制”的路线，首先是一国，然后是“两制”。“两制”是在“一国”之内的“两制”。否则，那就是“两个中国”了。我们与尚未统一的台湾的关系，还是建立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没有一国，何来两制。两制是在一国之内的“两制”。“允许港人继续他们的政治制度，说的是在“一国”之内继续，不是允许“中国”之外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对台湾尚且不允许，遑论已经收回国家主权的香港。说“50年不变”，50年之外，怎么办呢？还是雷打不动，纹丝不改吗？

郑教授的一个古怪的说法是：香港“认同中国政府的政治信仰和 价值观，大约也不在此列”，这句话应当如何解释？是不是香港的 “政治信仰和 价值观”属于”“治外法权”，老虎的屁股摸一下也犯规。另外，在“一国之内”香港对“中国政府的政治信仰和 价值观”，可不可以求同存异，增同减异呢。我认为香港地区，至少起码少用或不用香港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来干扰或攻击“中国政府的政治信仰和 价值观”，少做干涉内部事务的事呢。起码做到“和而不同”的低水平共处吧。

如果真要按郑教授的方针办，香港不就永远成为中国之外的“政治飞地”。我想郑教授大概不会有此用心。

我对孔庆东先生素昧平生，对他的道德学问一无所知。郑教授俨然以道德法官自居，大谈孔庆东的骂人脏话，还将其与北大政治学系秦明瑞教授婚外性行为被解除教职一事相联系，我觉得不伦不类。即便孔庆东有脏话骂人，但与婚外性行为，在法律上是两个范畴的事，教授如此攀比，实堪玩味。教授扯这些话，是似乎对北大校当局处理不满。也有离题千里之嫌。

不知道郑教授这篇高作是自由投稿，还是报纸专门组稿。如是自由投稿，教授有发表的自由，应该尊重。但以我的浅薄感觉，到好像是一场访谈，兴之所至，无边无沿。政治提法上的矛盾，逻辑的推演混乱之处颇多。有些唠唠叨叨，“画蛇添足”。可能不能反映真正的学术水平。

《南方周末》是一家“厉害”的报纸。特长是在发掘新闻上有特殊的嗅觉。比如《勿作族群间的麻烦制造者》这个标题就很耐人寻味。但愿《南方周末》没有“作族群间的麻烦制造者”精心策划。

我与北大还有点社会关系，被忝列校友之册，也曾到学校上过几堂课。看到咱们北大两位教授杀着一团，有点不是滋味。

最后回到《南方周末》《勿作族群间的麻烦制造者》这个标题。谁也别做自觉地，或不自觉的“麻烦制造者”。包括媒体在内。少添乱吧！咱们北大这个学校，咱们今天这个国家 “麻烦事”太多了 ！

     一个当过“亡国奴”的老知识分子    2月9日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