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淘宝查看交易快照:棋子、弃子：志愿军战俘争夺暗战（下）

棋子、弃子：志愿军战俘争夺暗战（下）

《看历史》特约撰稿┃毛剑杰

■ “搅局者”

最初，美国政府并不愿意把战俘送往台湾。

1951年8月27日，艾奇逊称“压倒一切的考虑，应当是尽快地让所有联合国和韩国俘虏回来。美国的利益要求我们严格地遵守日内瓦公约。”

11月1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发出指令，“为了使得全部或者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与韩国战俘返回，或者为了避免不可接受的拖延，或者出于防止停战谈判的破裂，如果有必要，你有权同意全部交换战俘。”

当时，中苏的态度明确而一致。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斯大林回电：“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提出异议”。 

谈判双方立场接近，按照日内瓦公约遣返战俘，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小小的台湾随即成为“搅局者”。

1951年12月18日，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谈话称，“目前在韩境联军所掌握之中国战俘，已有多人强烈表示不愿回到铁幕之中…… 将此辈刚领悟自由意义之中共及北韩战俘强迫遣送至共产暴政巨掌之下，既不民主，复背基督教义……”

从1952年1月15日美国参联会重新发给李奇微的指令来看，台湾当局的表态，无疑已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态度：“作为最后的立场，你获得授权同意全部交换战俘，但是不能使用武力强制遣返。”

此后数月内，美方立场在“自愿遣返”和“全部遣返”间摇摆不定。

1952年2月14日，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乔伊海军上将致电参联会称，“联合国军的任何单边的甄别、以期制造既成事实来解决强制遣返问题的做法，都将构成美国方面的背信行为，而且必然会引发共方对我方战俘的报复。”

叶公超随即于2月25日通知美联社，“‘中华民国政府’对凡自愿来台参加反共抗俄工作，并经盟军考察属实之投诚‘匪俘’，均可接收来台。”

2月27日，参联会又致电李奇微，表达了“最后的最后立场”：美国政府不会强制遣返战俘。同日，美国驻韩大使MUCCIO致电称，“我们知道我们的军方带来了很多的中国人，他们的团队分布在翻译和公民教育学校人员中……我个人有个感觉：中国人已经影响了巨济岛和板门店的事态发展。”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罗伯特·阿奇奈利指出，“尽管对华盛顿的支持绝对依赖，但国民党政府远不是顺从的冷战代理人，并且对美国政治的理念和运作都能产生自己的影响。”

■ “扳道工”蒋介石

此后两月内，台湾仍不断在各种场合强调：“可接受自愿来台的战俘”。

前有中苏强硬要求按日内瓦公约遣返全部战俘，后有台湾不断制造舆论压力，夹缝中的美国政府，只得在两种立场间不断摇摆、反复辩论。

艾奇逊在1951年2月8日意识到，“战俘问题将成停战谈判唯一悬而未决问题”。美国政府急于甩脱战俘包袱。

中国方面，由于战争初期出奇不意的战略优势渐渐消失，在战俘问题立场上也一度有所松动。1951年4月17日，台湾驻韩“大使馆”报告：“中共代表暗示能接受遣返俘虏80%以上。”

于是，美方于4月8日开始在巨济岛战俘营中重新调查、甄别俘虏意愿。美方希望既无强迫意愿、又能顺利达成80%之数，从而尽早达成谈判协议、结束战争。

这次决定战俘们最终命运的甄别开始前一天，台湾特工和变节者也积极行动起来了。几十年后，许多战俘仍记得那些人在1952年4月7日-8日间的疯狂。

冉宏图说，那一夜之间，仅他所知就有99人惨遭杀害，有300被割肉挖心。张泽石在其《战俘手记》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叫李大安的战俘，此人带着一批台湾特务、变节分子“疯狂残杀”，李大安用匕首亲手剖开了同袍林学逋、阳文华的胸膛，把尚在跳动的心脏挑在匕首上，到处去恐吓战俘。

最终美方得到的甄别结果是，14000名战俘声称自愿去台湾。

1952年5月7日，杜鲁门宣布：“强制遣俘与我们在韩国行动的基本道义和人道原则相背。我们不会为了买一个停战协定，而置人于被屠宰或者奴役的境地。” 美国摇摆不定的战俘立场由此终结。

中朝方面不能接受美方这一立场，板门店停战谈判再次陷入僵局。然而，当1951年5月下旬，中国志愿军180师受到重创后，形势发生了变化。

“并未直接参战的台湾，却在暗中有效地绑架了停战谈判议程。”常诚博士认为，正是由于国民党特务在近21000名中国战俘中产生的影响，为期三年的朝鲜战争，后两年一直受政治争论所左右。

“如果我们把两个超级大国和中国看作是驱动战争的火车头，那么蒋介石就是关键时刻的扳道工，有效地改变了战争与和谈的进程。”

■ 不曾参战的最大赢家

当朝鲜南北分治已成定局，首先是急于结束战争状态的金日成立场松动，只剩有斯大林支持的中方坚持按日内瓦公约遣返战俘。

然而，当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苏联方面不再坚持此前的立场，使得中方孤掌难鸣。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字，确定战俘按照自愿原则遣返。至此，志愿军战俘去台一事最终尘埃落定。

此后，台湾国民党代表团屡屡向联合国提及战俘赴台一事，以此证明“中国人只要有选择就一定会拒绝共产主义”，进而证明其政治主张的正当性。

战俘赴台一事赢得政治主动后，台湾当局进而于1952年签署《台北条约》，正式从日本手中将台湾主权收归中国。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后，采取了更为激进、强硬的远东政策，与台湾当局于1954年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标志着台湾重新被纳入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台湾也因此得到了此后20多年的生存空间保证。

“台湾不曾参战，却因此成为朝鲜战争的最大赢家。”常诚认为。

■ 棋子与弃子

台湾国民党政权摆脱了弃子的命运。而志愿军战俘，协助台湾完成命运转变的关键棋子，却在实现利用价值后成了弃子。

冉宏图们上岸后，又分乘225辆军用大卡车，分成5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国民党安排的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车队到达台北后，沿主要街道行进，沿途不断有人燃放鞭炮，一派喜庆气氛。

然而喜庆过后，台湾方面“战俘去台湾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等承诺，并没有兑现。

战俘们被交由蒋经国领导下的一个辅导组织负责，逐个审查后，补入国民党军基层。

冉宏图回忆，其实许多人内心并不愿意去台湾，在从韩国到台湾的船上，就有战友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刺了一身字回到大陆去也是死。”“不听劝，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1958年8月28日，金门炮战爆发。冉宏图等前志愿军战俘也上了前线，有的就“带着美国鬼子的步枪、自动步枪，连枪浮水游走，浮到厦门跑掉了”。冉宏图也想逃跑，但由于企图早被发现而未果。

频繁出现的逃跑事件，使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批志愿军战俘大部分还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于是又针对战俘开始了新的政治攻势。冉宏图就曾被要求参加国民党，但他拒绝了。 

“好人”、“坏人”、“中国人”，这些概念一直在冉宏图内心纠缠，他再也无法给自己下一个定义。这个被强抽壮丁入伍的百战老兵，此后再不关心政治，只是每年清明节前后，他总要面对着大海。

“在台湾烧纸，晚上做梦都想到母亲，想到弟弟……”

“那个时候往床上一躺，脚就把扳机扳着，枪抵着胸口。我跟他们讲了好多次，我都没有自杀，只能够晚上掉眼泪。我说我还要活下来，回来看一下，对家里有一个交待。”

1942年春节，他被保长一根绳索捆着送进军营，就此身不由己，卷入时代风浪一生流离辗转，60多年再没回过故乡。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农民、国民党军、解放军、战俘、国民党军……似乎就是抓壮丁的那一个下午，就改变了他所有的命运。他说，他不知道应该怨谁。

1975年退役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开外，仍然是个军衔中士的小兵，孤身一人。他在家订下的那个娃娃亲，早已经杳无音信，可是他依然日思夜想着那个他只见过一面的女人，因为父母死后，这个女人成了冉宏图对家乡最真切的具象。

1987年底，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长达38年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打破了。然而冉宏图囊中羞涩，也没有亲人和朋友资助，只能去洗胶袋赚钱，他没有家，晚上就睡在楼梯的角落里。

冉宏图终究还是回到了故乡。

2008年3月29日，他在成都下机，一路问老乡：老屋门口的柿子树和橙子树相当好吃，树还在不在？老乡说橙子树不在了，柿子树和桃子树还在。“结果我去看，那个柿子树和我一样，也已经老了。”

冉宏图把暮年的归宿选在宜昌，这是当年抗日时他打过仗的地方。

如今，冉宏图和侄子一家养了十几头奶牛，在一个很僻静的小山村里深居简出。对他来说，这或许是种慰籍，不用再向别人解释自己复杂的身份，也不用再争辩那段岁月的是是非非。他说，“在宜昌，如果有人问起来，还可以简单回答说当年我在这儿打过日本鬼子。”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