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隆的绝招:孙振钧

　　“在世界历史上，是否有动物扮演的角色比蚯蚓更重要，是很值得怀疑的。”——查尔斯·达尔文

　　办公室高而狭长，紧挨的书架遮住了一面墙。书架上除了上千本生态学著作，还搁着些蚯蚓标本、蚯蚓粉和蚯蚓做的药物。孙振钧一边聊天，一边不紧不慢地磨咖啡豆。他是中国最懂蚯蚓的人。

　　关于蚯蚓的一切，他都有发言权

　　孙振钧今年52岁，身材壮实，面庞宽阔，肤色略深，讲话平缓，有胶东口音。他是中国农业大学生态系的主任，也是中国仅有的5个美国生态学会会员之一。作为国际上蚯蚓学领域的权威，凭借二十年的研究，关于这种小动物的一切，他都有发言权。

　　在许多人眼中，蚯蚓湿滑、冰冷、无趣，而孙振钧却情有独钟：“蚯蚓表面会分泌黏液，但它在土里钻来钻去，身上不会黏到渣滓，这就很有意思。”

　　所有人都见过蚯蚓，但没多少人了解它。直到现在，有关蚯蚓的基本问题，比如它如何消化、如何行进，我们仍不清楚。蚯蚓也是达尔文晚年研究的主题，达尔文对蚯蚓充满好感：“犁是人类最古老而有价值的发明物。而人类出现前，土地早已被蚯蚓耕耘过了。”

　　在孙振钧眼中，蚯蚓是地球土壤的伟大创造者。如果没有这种小小的环节动物疏松土壤，农业根本不能存在。而它对人类的恩惠还不止于此。

　　蚯蚓能够改良受污染的土地，还是很好的动物蛋白来源。从它身上可提取能够溶解血栓的酶，还可以提取有抗菌作用的肽。这些，都属于孙振钧的研究领域。蚯蚓是廉价的饲料蛋白来源，而孙振钧的蚯蚓高产养殖技术使畜产品更廉价；他研制的蚯蚓生物反应器，可以在处理有机废弃物的同时，产出蚯蚓粪生物有机肥，以生产有机、绿色、无公害食品，这对中国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多做事，少说话，这是莱阳人教我的”

　　繁重的科研劳作，孙振钧早就习惯了。他的神经比身体还要强壮。

　　孙振钧12岁丧父，母亲带着他和四个妹妹生活在烟台的一个海边小镇。高中毕业后，他当了民办教师，教数学。1978年准备高考，他白天上课，晚上借了文革前的老教材自学。看书到半夜三点。油灯熏黑了鼻孔。母亲过来掐灭了灯火，他就打着电筒继续翻书。最终，他和堂哥一同考上了大学。

　　为了照顾家里，孙振钧上了邻近的莱阳农学院。周末和农忙时节他回家帮母亲干活。艰辛生活的历练养成了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多年后他指着自己的额头对遇到困惑的研究生说：“实验做不出就是坎坷吗？看看你们老师的这一垄垄‘地瓜沟’，你们那算什么困难？”

　　他选择的专业是畜牧，这也是受他母亲的影响，“我母亲是当地有名的养猪能手。”在大学，他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农学是一门重视实际的科学。好学的氛围和“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校风，深深影响了他。他说：“多做事，少说话，这是莱阳人教给我的。”

　　该毕业了，孙振钧准备回家乡，但他的老师却力主他留校教书，而且介绍了一个教授的女儿给他——他未来的妻子。于是他留了下来，并且去山东大学进修了一年。两年后他又去山大，攻读生物学硕士，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蚯蚓的研究。“当时在山大生物系有不少搞无脊椎动物研究的老师，有一位胡老师是研究蜘蛛的。我下课后，常跑去帮他看蜘蛛。”胡老师成功地把蜘蛛应用到了农业害虫的生物防治中。而蚯蚓类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更大的动物。“经常是哪块田蚯蚓多，哪里庄稼长得就好。”胡老师建议孙振钧从事蚯蚓研究，这样他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把生物学研究和畜牧学结合起来。

　　此时正好有一个契机——莱阳的沐浴水库要养罗非鱼，缺少动物蛋白饲料，而库区种植的梨、苹果加工后的残渣也需处理，如果能够利用蚯蚓，将残渣变为蛋白质，不是一举两得吗？1988年，孙振钧向省上申请了《库区蚯蚓高产养殖技术与综合开发利用》项目，得到批准，“资金三万块。那时可不是笔小数目。”孙振钧的蚯蚓事业从此开始。

　　做学问，少些功利多些兴趣

　　孙振钧的办公室摆着煮咖啡的全套设备，还有各国生产的咖啡豆，有些是别人送来的。他喝咖啡的习惯始自欧洲留学时。

　　1992年，孙振钧由国家公派，去南斯拉夫诺维萨德大学进修一年。那里有欧洲最肥沃的黑土地和东欧顶尖的农学院。诺维萨德，意思是“新果园”，这里景色明媚，农产品丰富。诺维萨德的标志，是宽阔的多瑙河上一座座美丽的桥。1999年，桥被美国炸毁。孙振钧闻讯不禁流泪。他感慨道：“这是片多灾多难的土地。”

　　孙振钧去南斯拉夫之前，波黑战争已迫近，局势紧张。原定14个留学名额，最后只剩下他和另外一个留学生。两个人用14个人的经费预算，颇为宽裕。费用既然不成问题，孙振钧趁机申请攻读博士。导师叫萨维奇，有在英国工作的经历。一开始孙振钧就告诉导师：“我还想研究蚯蚓。”正好附近有两个钓鱼场养殖罗非鱼，需要蚯蚓作饲料。孙振钧的经验派上了用场，他把鱼养得又肥又大，顺便可以在那里做蚯蚓的实验。

　　尽管战争阴云笼罩，但研究生活仍然充实快乐。“当时农产品非常便宜，一美元可以买一小车东西。”诺维萨德给爱游泳的孙振钧准备下清澈的多瑙河。赛尔维亚小伙子高大，姑娘漂亮，当地居民对中国朋友十分热情。“到现在算算，我已去过四十多个国家了，再没有见过那么好的地方。”

　　南斯拉夫学者的学术风度，也令孙振钧佩服。“一个研究猪的实验室，门口贴着：喜欢猪的进来，不喜欢的请勿打扰。他们做学问，没有多少功利考虑，就是单纯的喜欢。”

　　三年很快过去，孙振钧的博士论文《蚯蚓（Eiseniafetida）生态、生产和在动物饲养中的营养评价》提交答辩。这是他对蚯蚓数年研究的总结。经校方推荐，以专著形式出版发行。书名为《EarthwormProductionandNutritiveValue》，是国际上第一本该研究领域的专著。在博士论文成文前，导师告诉他：“按照习惯，你可以把文章献给你的父母、妻子或者孩子。”

　　但孙振钧在这本蚯蚓学著作的扉页上，写下了完全不同的一句话。5月22日，他通过答辩，一周后回到了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研究蚯蚓的留学回国博士。

　　“我们就是地下工作者”

　　1995年6月1日，孙振钧来到原北京农业大学做博士后。农大正在实践“大农业”的办学理念。他没有去动物科技学院，而是跟随著名农业生态学家辛德惠院士，去了资源环境学院，把生态学和蚯蚓研究结合起来。

　　“如果当初去了动物科技学院，那么可能会从动物学的角度做的更深一些。在生态系，面就比较广。我们的研究要结合农业生产，要解决实际问题。”他说：“前几年，大概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外面跑。”

　　他的试验田从河北、天津到云南、宁夏，项目一个接一个。他蹲在大田旁，试验用各种廉价材料养殖良种蚯蚓。他创立了新的蚯蚓高产养殖理论，其养殖工艺在十九个省市推广，在国际上也被采用。

　　孙振钧贡献的不止是养殖理论。他研究蚯蚓粪对降低植物病害的作用；他对蚯蚓不生病的机理感兴趣，分离出了蚯蚓抗菌肽；他研制了“蚯蚓反应器”，进去的是农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出来的是有机肥；他还设法让蚯蚓去改良被污染的土壤。1998年，他开发出的一项生物技术被美国农业部关注，得以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世界蚯蚓学泰斗CliveEdwards合作研究了三年。

　　孙振钧的步伐不大、却走得稳。关于蚯蚓，他有的是知识和心得；其他事情却不愿多说。曾经的艰辛，当下的欣慰和即将到来的荣誉，孙振钧处之淡然。“研究生进来时，我会问他准备做什么。考研是为了文凭还是对科学的追求，是否喜欢蚯蚓。”

　　“现在的人不安静，争名夺利，风气不好。我常跟学生说，我们要学习蚯蚓精神，不去管喧闹、时髦、浮躁。一心想做学问的学生我会重点培养。”

　　在农大的十几年，从博士后到系主任，孙振钧一门心思研究蚯蚓，不去计算研究带来的实惠。许多人不清楚他的工作有多么重要，他也不在乎。“别人常说我们是地下工作者，我们就是地下工作者。”

　　想必孙振钧不会忘记自己博士论文扉页的献辞：

　　Dedicatedtothosewhothroughouttheirlivesploughinthefieldofscienceandtechnologyunknowntothepublic.（献给那些终生在科技田地里默默耕耘的人们。）

　　· 人物档案

　　孙振钧，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生态系主任，美国生态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土壤生态学、生态毒理学。其主要学术成果包括：蚯蚓抗病机理的研究；废弃物无害化与资源化利用；土壤生态和生态毒理学等。被SCI、EI、SSCI收录论文17篇，其中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收录论文13篇。获国家发明专利4项。是国际唯一土壤生态学SCI刊物《应用土壤生态学》编委。曾11次在“蚯蚓千年国际大会”和“国际蚯蚓生态学大会”等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发言。2005年在“发展中国家蚯蚓技术”国际会议上荣获突出贡献奖；2007年在“蚯蚓与人类”国际会议上得到大会的特别表彰。他也是国际生态工程学会会员和国家绿色食品发展委员会专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