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件数码回执打印照片:通货膨胀仍如天火炙烧人民——颜昌海的博客

通货膨胀仍如天火炙烧人民

2012-02-12 17: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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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12年1月CPI数据近日公布，这项数据公布前，市场此前预期即使春节作祟，1月份的通胀率也将出现同比下降，至4%左右的水平。这样的预期加上存准率下调的预期，本应该推动境内人民币市场利率水平出现下滑，然而在数据公布前一天，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却出现了明显的升高，以当天拍卖的一年期国债为例，最终中标利率为2.87%，与上一期的中标利率相比，上升了9个基点，似乎表明市场开始预期隔天公布的通胀率水平将高于预期。

最终数据显示，中国1月通胀率同比上升4.5%，高于上个月0.4个百分点，并高于市场预期0.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央行也从本周开始，重启正回购操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市场对于央行短期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预期。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通胀率，是否意味着中国仍然面临着明显的通胀压力，在去年下半年通胀出现一定降温的情形下，中国的通胀是否在短期内再度攀升？根据1月份的单月数据，来判断通胀是否重来，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很多方面的因素表明，中国的通胀压力尽管在缓解，但仍然不容小觑，仍如天火炙烧人民。

首先需要判断的是春节因素本身，统计局的最终数据显示，1月份通胀的环比增长率为1.5%，这明显高于市场预期的0.8-1.0%的水平。与此前的春节月份相比，这一数据也显得有些偏高，例如同样为“春节月”，2011年2月份的环比通胀率为1.2%，2010年的2月同样为1.2%，2009年1月为0.9%，2008年为历年大数——2.6%，但当年却是公认的“过热年份”。综合这些数字来看，1月份的通胀高于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春季效应作祟，但其增幅也仍然高于历史常态。事实上，在作出经济预测时，研究者们本身也已经考虑了春节效应，因此最终数据仍然大大高于市场预期，也表明不可将原因全部归结为“春节效应”。

从数据本身分析，2月份的通胀率将很可能在3%附近，但这也不能表明通胀的下滑，其主因是高基数效应的存在——去年的春节是在2月份。但从基本面的角度分析，中国的通胀因素并没有被完全控制，通胀依然存在卷土重来。

外部因素来看，近期国际大宗商品、尤其是原油价格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升，在美联储宣布了意向性的第三轮量化宽松后，大宗商品价格未来仍有较为明显的上升风险。欧洲央行也有可能进行新一轮的面向银行的低息贷款。充分的金融市场流动性将助推大宗商品价格的进一步上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宗商品进口大国来说，“输入型”通胀将重新显现。

另一方面，则是工资上升的压力，这主要体现在普通劳动者身上，从各项调查来看，普通劳动者对工资的预期水平仍然在不断上升，一方面这是因为过去多年的结构性扭曲压低了工资水平，另一方面工资期望值上升则是因为历年较高的通胀水平和资产价格上升所导致，这样的“赶超效应”仍将在较长的时间内推高各类成本，并推高整体通胀水平。

“赶超效应”和成本上升也在很多行业中出现，农历新年后，星巴克突然宣布调高其价格水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据称“5年没涨价”的星巴克普遍调高其价格水平大约10个百分点，相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租金和人工成本上升的压力。

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公用事业品价格（水，电等）也仍然面临着“价格理顺”的问题，推动通胀上行。面临这样的压力，央行的货币政策的取向将会保持灵活性，将存准率的时间表也推后。与此同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资本流出，“只进不出”的结果只能是把更多的通胀压力留在国内。

中国近两年的通胀，据有关专家称是由农产品涨价推动的，其理由言之凿凿：一是农产品涨价先于工业品涨价；二是农产品的价格涨幅也明显高于工业品。以上皆为事实，且有数据支持；尽管如此，却不能证明通胀就是由农产品涨价推动的判断，“事实”不过是通胀的表现而非原因，就像人感冒了会咳嗽，但咳嗽并不是感冒的原因。

通胀只可能由需求拉动。可今天人们为何仍然相信农产品涨价能推动通胀，恐怕与教科书讲的“成本可推动通胀”有关。农业作为上游产业，农产品涨价会推高工业产品的成本，成本增加，工业品也势必涨价；价格普涨，于是货币贬值，通胀就出现了。乍一听，分析似乎有道理，但细想却未必对。其实，讨论价格决定有两个分析框架：一是成本决定价格；二是需求决定价格。例如某食品加工企业生产月饼，如果农产品（月饼原料）涨价，生产月饼的成本会增加，生产成本增加后月饼会否涨价呢？经济学的回答是，若月饼供不应求价格当然会涨，因为供应短缺，价格涨了也有人买；反之，若月饼供过于求，成本增加价格却涨不了，月饼本来就过剩，若再涨价卖给谁。由此可见，如若商品过剩，价格是由需求定而不由成本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弗里德曼讲“通胀始终是货币现象”。这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经济过剩，而这个国家如果同时发生了通胀，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央行多发了钞票，舍此不会有别的原因。换句话讲，只要央行能管住货币发行，不仅成本不可能推动通胀，物价结构性上涨也不可能演变为通胀。

通胀的推手只能是央行，除了央行谁也没有这样的能量。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曾一篇访谈记录中为政府大量增发货币作辩护解释，强调这是“货币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他认为大量增发货币未必引发通货膨胀。

但现在，滥发货币是通货膨胀的起因，这个概念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这道理就连街边卖白菜的老太都懂。2010年美联储宣布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并声明将在今后两年内逐步增发6000亿美元。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当然会波及中国。

“金融危机”是2008年10月爆发的，至2010年正好两年整。为了渡过危机，中、美两国都采取了“货币宽松”政策，即增发货币、放宽信贷、降低利率，但是美元和人民币究竟增发了多少，情况并不清晰。但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美联储》网站所找到数据，显示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年和后两年的货币发行情况：

美元供应总量（M2）

2006年10月：69876亿美元

2008年10月：80098亿美元，两年内增加：10222亿美元（人民币68487亿元）

2010年10月：87660亿美元，两年内增加：7562 亿美元（人民币50665亿元）

（数据来源：《美联储》官方网站（详细），人民币对美元兑换率：6.70）

从美元发行情况来看，2008年10月“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年的货币增发量总额为10222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发5111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年的货币增发量总额为7562亿美元（含美联储第一次“量化宽松”的600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发378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5332亿元）。结论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年来的货币增发量比起前两年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

再来看看人民币的发行情况：

人民币供应总量（M2）

2006年10月：331865亿元

2008年10月：453133亿元，两年内增加：121268亿元

2010年10月：696471亿元，两年内增加：243338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调查统计”栏）

从人民币发行情况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年的货币增发量总额为121268亿元，平均每年6634亿元；“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年的货币增发量总额为243338亿元，平均每年121669亿元。这说明：“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的发行量猛增一倍。

比较以上两组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近两年来，美元的增发量折合人民币后，为平均每年25332亿元，而人民币的增发量为平均每年121669亿元，是美元增发量的4.8倍！不要忘记：美元在全世界流通，而人民币主要在国内流通。那么，今天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的罪魁恶首是美元还是人民币？！

进一步比较以上两组数据，可以得出另一个惊人的结论：近两年来，中国GDP平均每年增加不到3万亿元（2008年是30万亿，2009年33万亿，2010年估计为36万亿元），货币发行量平均每年增加12万亿元，货币发行量的增加远远超过GDP的增加，竟是GDP增加量的4倍有余！

货币也是一种商品，要服从于供求关系。中国专家文章中都为政府多发货币辩护，强调是市场需求大才造成货币的供应增加，但是比较以上两组数据后可以看出：2008年10月以来这两年内，尽管国家赖以生存的出口商品生产出现萎缩，但是货币发行量却比前两年猛增一倍，这显然不是出于对货币的需求增加，而是用增加货币来刺激市场需求，这就解释了这两年来全世界房地产市场萎缩，唯独中国房地产市场疯涨的原因。

多发货币，央行往往也有苦衷，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而不管央行是何理由发多了货币，但都不可移花接木，把通胀归结到农产品涨价上。不然久而久之，政府信以为真就会去打压农产品价格。这样，板子打错了地方，不仅通胀治不了，到头来还会弄巧成拙，令农产品涨价的压力越来越大。

有前车之鉴。上一轮（2007年）国内物价上涨，就曾有人说是肉禽产品推动，于是政府便出手限制肉价。其实，当年肉价上涨，是因为国际饲料市场价格上涨后农民不愿养猪，而猪肉供不应求价格才涨，这本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政府不管，肉价放开，供应多了价格自会回落。可结果由于政府管制了肉价，农民更不肯养猪，致使肉价上涨火上加炭。最后没办法，政府只好一手限价格，一手发补贴，甚至还闹出为母猪上保险的笑话。

另一个例子是粮价。中国13亿多人口，18亿亩耕地，人均一亩多地怎会缺粮食？回老家才知道现在耕地撂荒有多严重。当年乡下种地，水稻一年种两季（早稻、晚稻），而今天统统改种一季，耕地等于变相撂荒了一半。问原因，乡亲们说粮价太低，种粮不划算。政府不放开粮价呢，原来也是担心粮价上涨推动通胀。

这些年，只要国内一出现通胀，人们就把原因归罪于农产品，明明是央行闯的祸，但板子每次都打在农民身上，代人受过，对农民实在太不公平。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2011中国绿色公司年会”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货币超发，如今要想治理通胀，央行必须继续紧缩银根，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然而，“政府现在在紧缩银根方面，是犹犹豫豫，走走停停，造成通胀的预期长期没有办法控制”，谈到物价上涨问题，许小年直言不讳。他说，过去两三年央行放出太多的货币，2009年货币增长28%，2010年货币再次增长20%。“现如今为了降低通胀预期，央行就加这么少的准备金率，加这么点儿的息，这是远远不够的，过去货币超发太多了，所以准备金率已经到了一个离谱的地步。”究竟“银根”紧缩到何种程度才算合适？许小年回答道，紧缩到通胀预期消失为止，这是一个市场的动态过程，不可能事先预料到。他说当CPI、PPI停止上涨，如CPI降到2或者是1的时候，才是通货膨胀消失的时候。

今天所谓的货币短缺反映了过去过度的货币需求，这是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结果。如果迫于压力改变了紧缩政策，货币情况就可能回到过于宽松的状态。因为通胀仍然很不稳定，这意味着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可能一口气上涨20%到30%，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触发恶性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这就需要将紧缩政策从仅仅提高银行准备金率转向提高利率，前者只是将利率增加转向灰色市场，这就不成比例地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负担。当前的紧缩政策保护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而这两者正是猖獗的货币需求的主要动力。

中国的广义货币M2增长了约16%。这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相比仍然很高。当经济的金融深度较低，也就是金融资产占GDP比重较低，M2的增长就会显著快于GDP的增长。

但2011年中国非金融领域对金融机构的负债，是2010年GDP的182%。惠誉估计中国银行系统的表外资产相当于其总资产的25%，中国灰色金融市场可能占到了另外的25%,中国非金融部门的负债超过了GDP总量的200%。因此，中国再也没有借口声称因为国家金融深度较低而让货币增长过快了。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在2020年前潜在增长率可能从当前的10%降低到5%。如果中国2020年M2的增长为10%，通胀率将为5%。所以现在的16%并不低。现在觉得有紧缩的感觉，是因为很多借贷者应该退出。除非能够做到这一点，否则中国的通胀不可能得到控制。

中国的通胀情况不稳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通常会达到20%到30%。这在一个正常的通货膨胀环境下是很少见的，正常情况下价格的上涨通常会跟CPI相一致。究其原因是因为货币供应储备正在变成通胀。过去4年，在通货膨胀经济下中国的M2翻了一番。政府正在采取一些行政措施来冷却通胀，取消过路费，削减进口关税，限制企业涨价可以暂时降低通胀压力。但是这些措施只能暂缓，并不能扭转这一趋势。如果把这些措施的冷却效果视为对通胀的胜利，并开始再次放松下来，一场灾难必将随之而来。

目前的紧缩主要依赖通过增加存款准备金率进行数量限制。利率上涨是很有限的，因此按照目前的利率对信贷仍然供不应求。通过对信贷的限制，不平衡状况只能维持并陷入僵局。非国有部门现在借贷要比以前困难得多，这导致了灰色市场上的利率暴涨。

近来，很多人突然对中小企业格外关心。据说紧缩导致中小企业破产，并且引发就业危机。这两种描述都不对。中小企业一直都有财务问题。这些人过去没有对财务状况给予很多的关注。有关中小企业讨论的目的就是给中央政府施压使其放松政策，然后大量资金就能流向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市场，而非中小企业。

有关中小企业因为紧缩而破产的论调根本不合逻辑，和大企业一样，中小企业应当是可以盈利的。如果它们无法获得新的贷款，它们可以维持当前的业务，推迟扩张。如果中小企业因为无法获得新贷款而破产，这就意味着它们是不赚钱的，只能依赖不断的借贷来留在行业中。让这样的企业存活没有意义，发展下去它们只会成为更大的问题。不幸的是，一些中小企业的倒闭刚好属于这一类。在过去几年里，许多沿海私营企业已经从制造业转向了金融投机。它们的制造业资产已经变成了融资工具。借来的钱已经流入了银铜市场或股市。这些资产近来价值下跌，已经对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每一个国家都在讨论帮助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始终面临更高的资本成本。最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小公司面临更高的风险，因而必须接受更高的资本成本。而中国的紧缩策略正在给中小企业造成更大的伤害，通过限制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信贷供应，中小企业在灰色市场上面临极高的利率。为了帮助中小企业，政府应当转向提高利率的政策，向所有合格的企业发放信贷。

中国面临手工劳动力短缺，那些已经搬到内陆的沿海出口企业已经发现那里也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再也没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很大的影响。即使许多中小企业倒闭，中国也不会像十年前那样面临就业危机。

中国的高校毕业生的确面临就业问题。但在当前的模式下推动增长并不能解决问题，目前的增长模式有利于蓝领工作，因为建筑业和制造业一直在领先。要为大学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应该更加导向消费和服务。这需要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GDP增长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一种宗教。增长自动被假定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却不同。目前的增长模式通过房地产市场、税、费将资金流向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将钱花在他们认为值得的项目上，资金通过这些项目流向了家庭部门。钱在到达工人手里之前，大部分都被中间商拿走了。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名义GDP翻了一番，大多数人在过去4年没有觉得生活更好的原因。

房地产和食品是人们感受到冲击最大的两个领域，高房价扼杀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希望，这一切都是为了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看到存款被通胀侵蚀，收入的增长跟不上食品价格的上涨。食品行业就通过非法手段将物价降低到人们的收入水平。从原材料如猪肉，牛奶到加工食品如瓶装水和餐馆用餐，危机影响到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这可能是对中国社会稳定最大的危机。……

目前的资源增长模式是资源密集型的，十年间煤炭价格已经上涨了10倍，是名义GDP增长速度的2倍。其他资源像铁矿石，价格增速同样也几乎是名义GDP增速的2倍。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增长给了资源供应商，而将越来越少的利益留给人民。所以如果中国继续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当前的增长模式，越来越多的增长份额将会流向其他国家。如果不转变增长模式，增长本身不会像以前那样惠及大多数人口。

通货膨胀是中国增长模式的结果，这已经达到了极限。当货币供应上升，将导致资产膨胀，加剧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降低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如果通胀得不到控制，将会导致社会动乱。中国应当关注增长模式的改变，把更多的增长利益留在国内，更加均匀地分配这些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