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1号线自助拍照机:人脉与利益的重新整合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16日09:56 法制早报
婚礼：痛并行动着的互利运动
-“随份子”起源于古时乡村贫困劳动者之间的互助与救济活动，只不过演变至今已与其初衷大相径庭罢了。
-从最古代的救助到明清后的人情债务，到二十年前的五毛钱，一块钱，到现在的几

百、几千、甚至上万，份子的发展是惊人的。
-结婚的人总希望收到的礼单大于以前送出的，将物质交易掺杂在人情交往之中，而不是西方式干脆的“契约式”。而中国则是掩盖在“温情脉脉”的礼尚往来之下的国人特有的“算计”与“回报”心理。
□本报记者 张娜
验钞机的紫光闪了一个上午，做“出纳”的小张可忙坏了，“工作”的同时，还要对着那些进进出出、穿着鲜亮衣服的人们笑脸相迎。
这不是银行，而是东北的一场婚礼，验钞机中验的正是人们的“份子钱”。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庆行业委员会的总干事史康宁主持过数不清的婚礼了，本来已经对婚礼中的怪现象见怪不怪的他，亲眼目睹了这个场景后也很吃惊。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一队队的婚车给节日平添了很多喜庆。而参加婚礼的人则各怀心腹事。
形形色色的“随份子”
久不联系
“明天我结婚，你到底来不来啊！”一大堆国庆祝福短信中突然蹦出来这样一条，孙小姐使劲拍了一下自己的头。
原来，发信息者正是孙小姐的大学舍友，四年同窗，毕业后一个到了石家庄，一个到了北京，好久都没有联系了。
“实在不好意思，我都忙忘了，最近老是加班，又搬家，忙得一塌糊涂……”孙小姐几乎是把所有沾边的理由都写上了。
“那你就看直播吧，我们参加的这个集体婚礼电视上直播！另外，你可以22号来，我们那天请客。”准 新娘倒很大度。
“22号！”孙小姐想，这个份子钱是躲不过去了。
但最后，孙小姐还是决定了去，她想，在婚礼上可以见到几年没见的同学。
拓展业务
马小燕是做保险工作的，刚到北京工作的她过年过节的时候，发给朋友的祝福信息中总是忘不了在落款写上“某保险公司马小燕”的字样。
十一长假可忙坏了马小燕，她频频地出入各高档酒楼，用她自己的话说“名片都发完了三盒”。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我的客户，大量的潜在客户我能放过吗？”马小燕说参加婚礼她暂时花钱随了“份子”，可也挣了不少。
“一对夫妻，带着三岁的女儿参加婚礼，我们坐一桌，我跟他们介绍了刚出来的一个特别适合儿童的保险，年纪越小越合算，李嘉诚还买了一千多份呢，当场他们就表示同意了。”
“因为大家都是朋友的朋友，可信！”马小燕笑了。
为求回报
“现在都实行记账，让新婚夫妇一看就一目了然，谁给了多少，也自然能算清应该还回去多少。”史康宁说，“很多人‘随份子’都是为了回报。而且还要一次比一次多，我送你500元，你就要给我600元。”
王先生也着实费了翻苦心，一个朋友结婚，要给600还是800他一下也拿不定主意了。
王先生说这个朋友是刚参加工作时的舍友，关系很不一般，他就喜欢6和8两个数字。
但最后王先生还是选择了800，因为他想起，以前他给别人“随份子”时，曾经请教这个朋友时的回答“你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啊，如果你给了人家500，说不定等你结婚时就能回来1000，如果你给了1000，就有可能回来2000 ，怎么都不吃亏。”
“既然他有这个心理，我为什么还考虑那么多。自然是回报多了好！”王先生也为自己的决定向记者炫耀说。
变相行贿
黑龙江省绥化市某县办公楼前。一男子对一名工作人员称，想找稽查大队孙队长，该工作人员子看了看陌生男子说： “他家今天‘办事’，请假了。”
男子随即问道：“听说他女儿上大学，酒宴设在哪里？”
工作人员一听这话，立即说：“你是想随礼吧？酒席在医药局的酒店。”
这名男子来到酒店发现，商人、 公务员……形形色色的人穿梭着，几十张桌座无虚席。
“我是某某公司的，这是我的礼金。”他掏出一沓百元大钞。
“请稍等。”
门口的小屋里记帐的男子飞快的写着，数着，算着。
这只是一个县城的稽查大队的队长女儿上大学的宴请场景。
这几年，一些领导干部大摆宴席的新闻不绝于耳。
有些领导干部摆完宴席，还声称不是自己想大摆宴席，有时是社会风气使然，“你摆，我不摆，面子上过不去”。
“‘随份子’有的已经演变成了对领导干部变相贿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黄涛教授说道。
婚宴“随份子”演绎出了种种名堂，其不知在古代，这种礼仪起源于一种互助行动。
“随份子”源于古代救助
可能已经没有人知道，“随份子”这一风俗起源的确切年代。
“随份子”也称随礼、凑份子。婚姻礼俗。是在男女结婚前，亲友们按约定的数额出钱，集中之后做贺礼，交付将要结婚的男女。旧时随礼只限于男家的亲友，现代女家的亲友也从此俗。
民俗专家李然介绍说，“随份子”起源于古时乡村贫困劳动者之间的互助与救济活动，只不过演变至今已与其初衷大相径庭罢了。
对于这个风俗，《孟子·滕文公上》、《周礼》等古代典籍都有记载。
早在先秦宗族村社里，乡民之间的救济与互助，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随份子”已经十分普遍了。但当时捐助的对象仅局限于村民中贫困破产的人。比如有的人家连饭都吃不起了，偏偏又死了老人，没钱安葬，乡邻们理所当然地就伸出援手。
这种互助风尚在中国古代乡间广为流传，并被概括为“患难相恤”、“礼俗相交”，成为乡民约定俗成的“法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因为，经济互助要经过有关族人“聚议”，并登记数目，这对于有力不助的人，至少是一种精神上的压力。
如宋代《吕氏乡约》就作出这样的规定：遇到水灾、盗贼、疾病、死葬、孤弱、诬枉、贫乏七个方面的困难时，同约乡民都要患难相恤，充分体现了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
因为“随份子”习俗有利于乡里社会秩序的安定，符合历代思想家和统治者“和睦乡里”的愿望，所以也得到了官府的支持与提倡。
明清后，变成人情债务
有个人遇到了喜事，熟人都“随份子”送礼祝贺。一个朋友只送了五分银子，在封皮上写着：“送贺礼一钱，现银五分，赊欠五分。”后来这个朋友也有喜事，当初受礼的人也应送礼。他便送了个空封给朋友，在封皮上写道：“讨还你欠我的五分，再赊五分。”
这出自清·游戏主人《笑林广记》，虽然是一个笑话，却反映出明清以后，乡里民众婚丧互助的风气逐渐失去了原来济困助贫的本意，大凡乡里某家办理嫁娶丧葬事宜，亲族邻里都要资助，都要送情答礼。经济互助日益变成了一种人情债务，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小的一个经济和心理负担。
礼尚往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诸如红白喜事之类的人情开支已成为民间正常支出的重要一项，谁家婚丧嫁娶、老人做寿等，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要“随份子”，或送去祝福，或寄托哀思……然而，这种习俗越来越变味，名堂越办越多，价码越来越高，人情开支已成为人们的沉重包袱。
“份子”随时代变迁而不同
“古代的老百姓也没什么钱，所以除了达官贵人，普通老百姓很多都是送一些贺礼，比如：布匹、粮食、瓷器。”史康宁说古代，甚至到了建国初期，“份子”多半还是物，真正红包的出现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
史康宁讲述了他所记得的最早的婚礼情景，“那年是1967年，一对新婚夫妇一分钱都没收到，竟然收到了几十尊毛主席半身像，十几本《毛主席语录》，而在当时，这也是最珍贵的贺礼。”
“到了七十年代，人们就开始送一些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比如毛巾、镜子、杯子，甚至牙刷。”史康宁说到这，记者忽然想到家里储藏间妈妈用箱子装好的几面小镜子，记得小时候曾经看到镜子的右下角用红色的油漆写着“祝某某与某某百年好合”的字样。
史康宁说：“到了八十年代才开始有了红包的概念。但钱数也是随时间而递增的，而且速度非常快。八十年代出份子钱只有五毛钱、一块钱，如果能送到十块钱，那关系肯定是非常不一般了。”
“送钱是八十年代出现，九十年代盛行，一直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变异，越来越商业化。”史康宁很有兴致地讲着他的研究领域，“九十年代的农村，如果有小伙娶媳妇，几乎家长要挨家挨户地通知，叫大家都去吃饭，往往是老老少少一家全到齐，除非有过节，而份子钱呢，一般都是一大家子花五块钱，后来十块。到现在，农村还是有这种习俗，但份子钱已经翻了几十倍了。”
“现在城市的份子钱平均是200—500，如果关系好，会更多。致使有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有些顶不住了，网络上到处有他们抱怨声。”史康宁笑着说。
婚宴，人脉资源和利益的重新整合
从最古代的救助到明清后的人情债务，到二十年前的五毛钱、一块钱，到现在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份子数额发展是惊人的。
送礼、礼单作为一种人情消费，在中国是人情形式化的表现，而一旦人情转变成一种形式，人情和礼金也就画上了等号，这也就是为何礼金的多少往往和关系的亲疏远近成正比。
中国人的人情交往是希望“还不清”，有所“回报”，所以后结婚的人总希望收到的礼单大于以前送出的，将物质交易掺杂在人情交往之中，而不是西方式干脆的“契约式”。
也正是这种互惠之外的“回报”心理，使众多人在感到人情负担“不能承受之重”时，又全都表现得兴致盎然，因为掩盖在礼尚往来之下的是中国人特有的“算计”与“回报”心理。
其实，除了人情上还来送去，在当今社会下，更多掩藏着一种人际交往的潜规则。
利用这样的机会逢迎领导，你送100元，我送1000元，攀比下去，数额必然猛增。虽然自己的血汗钱就这样打水漂，但是能够博得领导欢心，很多人还是觉得值，最少不能因为“随份子”而让领导小瞧自己吧。
如果想升迁或者有求于别人，参加这样的婚宴，也正好把自己想表达的内容通过份子钱体现出来，所谓“明眼人一看便知”。
每当面对着一张张请柬，多数人一看便心里发悚，精明者则“看客下菜”：如果对方影响着自己的前(钱)途，则出手大方；如果对方地位卑微，则凭自己心情高兴与否决定红包大小。俨然把人情变成了一种交易，甚至是一种赤裸裸的交换。
无论是图回报、结交新人、发展业务，还是变相行贿，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现在高度紧张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已经将一个朴素的“随份子”的礼仪，转化为了捞取人脉资源，为自身求取生存空间和现实利益的“法宝”。
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靠我们每个人正确看待、对待“随份子”，真正领会“君子之交淡若水”，自觉抵制铺张浪费之风，把握好度，一切从简，尽量省却一些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以心相交，以诚相待，勿把人之常情变成庸俗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