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梁启超。梁氏如此评价“国共合作”：“近年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竞甘心引狼人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

青年胡适。1954年，在台北《自由中国》社的茶话会上，胡适对众人谈起自己1926年的社会主义信仰：“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信奉社会主义）。现在我引述一句。在民国十五年六月的讲词中，我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整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做忏悔。”（《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这番忏悔未见得到位——胡适没有来得及看到国民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台湾70-80年代造就的均富奇迹——但却很直观地反映了爱国忧世青年在1920年代普遍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地质学者、“研究系”成员丁文江。目睹南方“社会革命”的乱象，许多国、共之外的知识分子们期望将梁启超推向政治前台以做抗衡，梁启超自己曾如此描述：“近一个月以来，我天天被人包围，弄得我十分为难。简单说，许多部分人太息痛恨于共党，而对于国党又绝望，觉得非有别的团体出来收拾不可，而这种团体不能不求首领，于是乎都想到我身上。除直接找我外，对于我的朋友门生都进行不遗余力。(研究院学生也在他们运动之列，因为国家主义青年团多半是学生。)”研究系成员内部对此意见不一，张君劢极力主张梁启超出来登高一呼；丁文江却坚持认为梁的性格不适宜搞政治，坚决反对。

1926年前后的刘少奇。此一时期，刘少奇主要在武汉和上海领导工人运动。在1937年给张闻天的信中，刘少奇用亲身经历详细讲述了“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并对中国工运的独特性有所总结：“‘流氓性’带得很重。中国工人的流氓式生活，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在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的，不顾及将来与前进地行动。”

中国青年党党魁曾琦。曾氏毕生坚守“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的信仰，史学家沈云龙如此评价曾氏的一生：“民国以来，能像慕韩先生以书生创党，无武力，无外援，一空依傍，不倚赖任何已成势力，始终以国家主义号召爱国青年，领导全党同志从事反对阶级专政及所谓‘党治’，并促使民主宪政卒能奠其始基，如此奋斗逾三十年之久的政治家，环顾海内，能有几人？”

王国维。关于王国维在1927年的自杀，梁启超如此理解：“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海陆丰地区的“农民协会”会员证。按照国民党为农民运动划定的尺度范围，“农民协会”必须在政府领导下工作；但实际情况则是“农民协会”架空了地方政府，实行“农协专政”，执行司法行政大权，独裁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专政的机关”。

1927年湖南境内的宣传木刻版画《农民协会万岁》。因为农协禁止粮食外运出省，威胁到北伐军队的后勤补给，给了国民党发动清党一个极好的借口。

结束语

关键词：国民党 共产党 工人运动 农民运动 北伐战争 阶级斗争

1926-1927年的“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社会革命”付诸实施。它带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一方面，“社会革命”不能像“政治革命”那般，有非常具体的阵营划分（人民与暴君/暴政），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属的层级（尤其是以财产来区分的时候）既没有原罪，更不会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另一方面，“社会革命”一旦开启，受财富重新分配的动力驱使，必然陷入“阶级斗争”的怪圈，但“阶级”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有严格的认定标准的名词，它无法像“暴君”、“暴政”那般有非常明确的指向，这种模糊性，导致“社会革命”缺乏明确的革命对象，或者说革命对象始终处于一种变动状态，其必然结果，就是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杀戮场，正如鲁迅在1927年所愤怒抨击的那样：

“革命，革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

所以，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那般的改良派，如戴季陶那般的革命党——前者从不盲目地高喊什么“告别革命”；后者从不盲目地高喊什么“革命万岁”——二者都明白：面对可能到来的暴政，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从不许诺“告别革命”；为了防范社会变成杀戮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也从不会鼓吹“革命万岁”；他们能够很清晰地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异同。【pdf版本下载】

资料来源：《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刘统《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新华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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