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可爱的果冻熊家里: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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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然：母亲上官云珠
2010-10-19 《黑五类忆旧》第六期
1969年1月初，从北京到山西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一到上海，我立即到音乐学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碰上文革，一切都成了未知数。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已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半年内连续两次大手术（乳腺切除术和脑手术）的妈妈，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回，脑子有病，正常思维还未恢复，就一瘸一拐地被他们赶出医院。
那时候的母亲，人是半傻的，没有一点力气，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这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妈妈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那一年妈妈48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等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学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高大英俊，我一直视他为姐夫。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姐姐送上去部队农场的汽车后就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24岁。我的叔叔程述铭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为中国天文报时准确性跃居世界前列做出了杰出贡献。1971年深秋，在上海天文台的隔离关押地，上吊自杀。那一年他 46岁。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运动，为了表明立场，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可是在当时，血统论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个“三名三高”的妈妈，还有一个“卖国主义”的爸爸，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也是红不起来的。我和姐姐同母异父。她的父亲姚克，写过电影《清宫秘史》，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
妈妈去世后，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姐姐四处奔波。9月末一个细雨绯绯的下午，姐姐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
口述◎韦然 记者◎李菁
母亲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岁，刚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还不到一个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车，不知道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又出了什么事。
一路颠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这样一个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亲跳楼自杀。
1966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她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此时《舞台姐妹》已被定性为“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而遭重点批判，母亲与导演谢晋、电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牵连。所幸那时有医生的干预，她才被留在医院，没有过早被卷进那场险恶的政治浪潮。
但是两个月后，母亲又突然昏倒，检查结果表明，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十几小时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直到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认得300个字了。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与《早春二月》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她在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也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母亲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也被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
此后的两年，对母亲来说是黑色的岁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50年代初，母亲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泽东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 “右派”的命运，但“文革”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安慰她，但母亲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也许她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母亲的身体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听说菜场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继续卖给来买菜的人，我并没有那么惊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不容易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习以为常。
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我曾无数次想起这残忍的一幕，我相信母亲在纵身跳下的那一刻，内心一定充满了彻骨的绝望。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厂给她贴了大字报，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也没有为她遮挡一点点风雨。在我看来，很多“文革”中自杀的人，并不仅仅因为外界的羞辱、事业的中断或前途的渺茫，家庭的冷漠与不幸，也是促使他们告别世界的原因之一。母亲的内心，已没有了一点点的温暖与光亮，除了死，她还能选择什么？
那一年，母亲只有48岁。
明星的诞生
上海，是母亲结束生命的地方，也是她当年事业开始、转变人生的地方。
1920年，母亲出生在江苏江阴长泾镇，是家中第5个孩子，原名叫韦均荦，又叫韦亚君。舅舅的一位同学叫张大炎，是同乡一富绅的儿子，他原来在上海美专学西洋画，毕业后在苏州做美术老师，母亲也在那里上学。张大炎一直很喜欢比自己小9岁的同学妹妹，也照顾有加，不久母亲有了身孕，他们只好结了婚。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为此她中断了学业，回家乡做了富家的儿媳妇。我手里还有一张母亲穿着泳衣，和张大炎在家乡河里游泳的照片，可以看出，母亲在当地确实属于领风气之先的人物。
1937年抗战爆发，他们的家乡被轰炸，我的一个姨妈被炸死，母亲跟着张家逃难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母亲，为谋生，到巴黎大戏院(今淮海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馆当开票小姐。母亲有南方女子的乖巧，又聪明大方，何氏照相馆经理何佐民十分器重她。他从霞飞路上给母亲买了时髦衣服，还为她拍了许多照片放在橱窗里，以作招牌。
何佐民原是明星影业公司的摄影师，跟上海电影界人士来往密切。当时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与红极一时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产生矛盾，张老板故意想捧母亲，准备让她取代童月娟出演《王老虎抢亲》。导演卜万苍觉得“韦均荦”的名字太过拗口，于是取了个“上官云珠”的艺名。虽然不久张老板与童月娟重归于好，母亲又被换了下来，但那也由此成为母亲进入上海演艺界的起点。
母亲与反对自己演戏的张大炎的分歧越来越多，我的大姨是知识女性，终身未嫁，一直鼓励母亲要独立、走自己的路。1940年，母亲离了婚，张大炎带着哥哥回到老家。
第二年，母亲拍摄了她的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这一年又相继拍摄了许多当时非常流行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类文艺片，开始在影坛崭露头角。
1942年，母亲加入“天风剧社”，在此结识了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
姚克是苏州人，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才子，回国后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去世后，姚克就是10位抬棺者之一。因为他举止洋化，曾被人叫做“洋场恶少”，他知道后很委屈，黄宗江曾安慰他说:“你哪里是洋场恶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场良少！”姚克后来热衷于戏剧，1941年，他写的《清宫怨》问世，这部戏吸引了很多著名演员加盟，虽然母亲只在剧中演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宫女，但不知凭什么吸引了名气远远大于母亲的姚克。1944年8月，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时的母亲，已是众人眼里的“大明星”。她的事业一帆风顺时，感情生活却再一次遭遇危机——这一次问题出现在姚克身上。在母亲到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巡演时，姚克在上海爱上了一个富家女。母亲闻讯后立即决定同姚克离婚，不满两岁的姚姚姐就跟了母亲。
在姚克离她而去后，母亲曾与蓝马有过一段感情。蓝马是一个好演员，也是一个好人，但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人不合适，蓝马是典型的北京人，比较粗放，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
很多人认为，母亲的演技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还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拍的那些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它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母亲在这些影片中塑造了性格各异的形象，也使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更加确立起来。
我对母亲以前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无多少概念，直到这些年，我看到无数观众仍在怀念她，赞颂她，我才渐渐意识到，母亲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客观而言，母亲在进入这个圈子时没什么特殊的优势，但母亲比较聪明，她也会利用一些关系，比如与姚克的结合，与蓝马的交往，以至于后来与我父亲的结合，对她的演艺道路都有帮助。但光有这些关系，也不足够。沈浮导演曾对我说，母亲排《红旗歌》时有一幕，她一个人站在台上有一大段独白，其实母亲个子很矮，只有一米五几。但沈浮说，你妈妈一上台就能把台子压住，别的演员上来就没这种感觉，个子高也没用。也有很多被湮灭的女演员，她们曾经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机会，但并没有持久。
母亲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她感悟能力强，有创造力。她也很会处理在电影界的各种关系，后来有人要拍母亲的电视剧，我在这个圈里的一个好友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他说个人传记最难拍，因为文艺圈里关系复杂，拍电视剧总要涉及很多人，他们以什么样的面孔出现？一旦不合适，有些人的亲属就会出来纠缠不休。我把这个意见反馈给上海筹拍这部戏的人，结果他们回话说:我们调查过了，你妈妈没有一个敌人，完全可以摆脱开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她的艺术造诣、写她的人生道路。我想母亲的成功与此也有关系吧。组成妈妈这一代电影人的成分复杂，有国统区的，有延安来的，也有沦陷区的，这些人到了解放后分成三六九等，但她把几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我想，她能处理好这么复杂的关系，固然有从谋生中学习来的生存智慧，但更多的是出于本性。
荣耀与辛酸
1951年，我的父亲程述尧与母亲在上海“兰心大戏剧”举行婚礼，成为母亲的第三任丈夫。
父亲出生于北京一殷实之家，毕业于燕京大学，与黄宗江、孙道临都是同学，也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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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文艺舞台上的活跃分子。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跑到燕京大学扣留了司徒雷登等人，也逮捕了一批进步学生，其中就包括我父亲。其实父亲算不上“进步”，因为真正“进步”的学生早就去西山了，他充其量也就算是个“活跃分子”。父亲被关在沙滩红楼地下室(注:当时日本宪兵司令部所在地)一个多月，后经亲友斡旋才解救出来。
毕业后，父亲在中国银行做行长的英文秘书，有一份很不错的薪水。他就用自己的工资资助那些朋友的戏剧活动，他组建了南北剧社，自己担任社长，丁力、黄宗江、卫禹平、孙道临、于是之、黄宗英等都是剧社成员。于是之后来在话剧《雷雨》里演周萍，有一个情节要跳窗而去，我听爸爸说过，于是之跑到灯市口附近我的祖父家，在窗台上跳来跳去地练习。
1946年，父亲与黄宗英结婚。不久黄宗英去上海拍戏时结识了赵丹，向父亲提出离婚。父亲不甘心就这样结束，从北京赶到上海。父亲追到上海也没有挽救住这一段婚姻，却从此就留在了上海，后来做了“兰心大戏院”的经理。
父亲与黄宗英离婚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并没有因此受影响。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也与赵丹、黄宗英保持着正常交往。
我小时候在上海电影剧团的托儿所，和黄宗英的儿子、寄养在她家的周璇的儿子都在一起，有时候赵丹家的保姆也会把我接到他们家，下了班后父亲再到他们家接我，一切都很自然，那种关系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好像不太容易理解。
上世纪60年代，母亲到北京来开会，爷爷带我到宾馆等他们到来。那些演员们坐在大厅里，有人介绍说:这是程述尧的父亲，上官云珠是他的儿媳。大家开玩笑说:“还有一个儿媳妇呢！”黄宗英站起来，给我爷爷鞠了一躬，大家哈哈一笑。那个时候，电影圈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四分五裂，1950年，父母新婚到北京看望我的爷爷、奶奶，正值孙维世与金山结婚，母亲带着我姐姐，江青带着李讷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有人揭发父亲贪污兰心剧院的款项。父亲平时就是大大咧咧的一个人，他以为数目不多，承认下来将钱补上就可以尽早摆脱麻烦，于是母亲从家里拿出自己的800美元和两个戒指送到剧院，作为“赃款”退赔。父亲显然太天真了，虽然这件事情后来被证明是诬告，但这样一来，他就被彻底打上了“贪污犯”的标签。
当时母亲正进行着将自己从旧上海的明星脱胎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为灾区筹款义演、劳军义演，她每次都积极参加，甚至劳累过度，得了肺病。此时此刻，她不能容忍父亲的“错误”，于是坚决提出离婚。
很多父母当年的老朋友谈及此事，认为只有父亲程述尧与母亲最合适。当母亲要与父亲离婚时，周围的朋友们组织起来，轮番说服母亲，当母亲有些回心转意时，父亲却犯起了大少爷脾气，坚决不同意。这段婚姻维持了不到两年，又以失败结束。他们离婚时，我只有1岁多一点。
很快，母亲与上影导演贺路有了她最后一段感情。贺路对母亲心仪已久，父母感情还很好的时候，他租了我们家的一间房子，中午交饭钱在我家吃饭。当父母之间产生裂痕时，他“适时”地出现在母亲的生活里。贺路井井有条，或许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亲那种粗枝大叶的性格对母亲形成的缺憾。
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结婚。这是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母亲也很快就后悔，但那时已经进入到50年代，组织上也不允许她再闹出更多的风风雨雨。
很多年，母亲与贺路各花各的钱，平时是贺路向母亲交“饭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直以“食客”的身份呆在这个家里，他与母亲周围的朋友也格格不入。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好像从未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我也没有他们两人在一起吃饭、逛街的任何记忆。按我的理解，我一直觉得贺路是生活在阴影里的人，这么多年来，他崇拜母亲，但与母亲在一起不久，母亲便失去了她曾经令人仰视的位置与荣耀，曾经的光环并没有照耀他多久，相反给他的却是一场灾难。一次体检时他查出了癌症，结果一周后他就去世了。
悲欢离合
父母离婚时，只有1岁多的我被判给父亲。不久，父亲也结了婚，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是以前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吴嫣。她以前是上海滩著名的“玲华阿九”，解放前协助潘汉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电视剧《潘汉年》里，还有以她真名出现的一个角色。解放后，在潘汉年的亲自安排下，成了文化局的一名干部。
其实父亲那时在“兰心”戏院的问题已经得到澄清，正要重新进入文艺界工作。但 1955年，吴嫣因为潘汉年事件牵连，被关进提篮桥监狱，财产也被充公。有人上门来劝父亲与她划清界限，虽然当时父亲和她结婚还不到一年，但父亲将来做工作的人骂了回去。这样一来，“自取灭亡”的父亲也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他后来就在电影院里做起送胶片、领位员的工作，见到他的人又有几个知道，这个落魄的老头儿在国共合作时还为美方做过翻译呢？
父亲与吴嫣的婚姻也并不那么幸福，因为北京的程氏家族难以接受父亲娶了这样一位“茶花女”式的人物。父亲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而吴嫣在政治气氛宽松后又慢慢与她原来的“姐妹”热络起来，对父亲照顾得并不是很周到。77岁那年，父亲去世于上海。
因为父亲的再婚，4岁时，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我是程氏大家族的长孙，爷爷、奶奶和叔叔们对我都很好，但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与父母一起生活被宠爱的那种快乐。在我看来，即便是父母的责骂，也是一种与父母之间令人渴望的交流。可惜，这一切我从未拥有过。我从小到大的语言能力都非常好，但小学升初中的语文考试考砸了，就是因为那次的作文题是《我的家庭》，别的孩子自然都会写与父母在一起的幸福生活，而我，因为没有经历过，也不会写。
母亲虽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得到她对我的宠爱。1962年，她来北京拍《早春二月》，与孙道临、谢芳、谢铁骊等几位主创人员都住在白塔寺电影局招待所里，母亲把我接到剧组里，利用一切机会，增加母子之间的交流。后来赵丹也来到了剧组，周末，他们一起去王府井买东西。很多人围观他们，他们走到哪儿大家就跟到哪儿。孙道临来了，坐公共汽车去后海，乘客也都围观，我那时也十几岁了，多多少少有些排斥心理，虽然一起上车，他们坐在前面，我远远地站在后面，装作不认识他们的样子。为此，孙道临还向母亲“抗议”，说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现在回想起来，在母亲四十几岁时，她也许想到自己的未来，希望我和她在一起，母亲对我的母爱也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10岁那年我回了上海，周一至周六在母亲家住，周日去父亲家。那段时间，小时候没有得到的母爱得到了些许补偿:夏天洗完澡后，她搂着我坐在阳台上给我讲故事，或是带我和姐姐到附近散步。
母亲断断续续给我写过一些信，她喜欢用绿色的墨水，微微右斜的字体，可惜这些信件，以及妈妈的照片后来都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烧毁了。这几年母亲的照片都是我断断续续从她以前的朋友那里搜集来的，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也看到了当年母亲在台历上留给他的只言片语，这对我来说，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纪念。
我的姐姐姚姚虽然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父亲当年也对姐姐视若己出。即便离婚后，姐姐还经常来程家找她的这个“爸爸”。姐姐虽然留在母亲的身边，但她在家里很孤独，母亲对她很严厉，与继父的关系也不好，所以特别喜欢我这个比她小7岁的弟弟。1955年，我要回北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离开前，姐姐特地领我到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相时我总是不笑，姐姐就挠我痒痒。这张表情不太自然的照片，成了我们姐弟之间永远的回忆。有一年暑假我回上海，下了火车后先到父亲家，正在洗澡，姐姐兴冲冲赶过来，不管不顾地冲进
卫生间抱住我，弄得自己也是一身水，她那种高兴劲溢于言表。
姐姐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母亲自杀那年，她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在校园里见到了她，她第一反应是特别高兴，拉我到琴房。琴房是在学校角落里一座两层的小楼，进了琴房，她关上门，抱着我就哭，说:妈妈没了。
母亲的后事，是姐姐、燕凯一起处理的。燕凯是姐姐的男朋友，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他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是华东局的一个领导。燕凯长得高高大大，喜欢穿黑大衣，是女同学眼里的白马王子。他和姐姐在学校里，轰轰烈烈、旁若无人地热恋着。燕凯高兴起来，可以抱着姐姐在校园里转圈，晚上两人就住在学校的琴房里。
燕凯在学校里也是位激进分子，和于会泳的造反派不合，后来“中央文革小组”选择了于会泳，燕凯一下子成为对立面。1970年3月8日，燕凯在关押自己的房间里，用剃须刀同时割破了手腕和脚腕上的动脉，结束了24岁的生命。姐姐再一次面对又一位亲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年后，姐姐慢慢从燕凯之死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时，她认识了常来父亲家做客的一对父子。儿子开开长相有点像燕凯，他虽然比姐姐小10岁，但也读了很多书，很讨女孩子喜欢。他的生母早年去了美国，但一直与他保持联络，姐姐便利用这个渠道，设法与生父姚克联系。
1972年冬天，在毕业体检中，姐姐被查出怀有7个多月的身孕，第二天便从上海消失了——我后来才知道，她在体检第二天便和开开到了广州，想搭车前往深圳偷渡出境。但开开被边防军抓获，在旅店里苦等的姐姐因为没有实施叛逃、又有身孕，被学校领回。1973年1月17日，姐姐生下一男孩，这个孩子很快被这个医院的医生夫妇领养。
上海音乐学院原本准备将姐姐分配到上海乐团的合唱团，出事后，学校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将她分出上海，去黄山农场。但姐姐以身体不好为由，坚决拒绝离开上海。学校后来又让她去湖南，又被她拒绝。就这样耗着，原来大学毕业生还给生活费，后来也停发，她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只好靠卖母亲的一些旧衣物维持生计，我已经工作了，有时给她些钱。她就这样在毫无希望地打发日子。
姐姐的举动在当时无疑是属于“惊世骇俗”的。我想，这可能是源自血液里的——有母亲的，有姚克的那样一种不安分。1974年，已经30岁的姐姐仍然就这样漂着，她没了母亲，没了男友，没了孩子，也成了众人眼里的异类。于是她又打起出国找姚克的念头，开始从头学习英语。我记得有一天，姐姐似乎不经意地提到开开，我才知道他已经出来了，还在继续寻找他的出国之路。我对姐姐说:你们最好不要来往了，姐姐听了没有说话，以后再也不说开开的事。
后来，音乐学院给姐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两个月内仍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她，她就要被强制送到甘肃或青海。这之前，母亲的一位亲友帮忙，终于把姐姐安排到浙江歌舞团，周围的人都由衷地替她高兴，觉得她这么多年的生活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1975年9月23日上午，那天下着雨，因为姐姐计划在第二天离开上海开始她的新生活，所以这天一早她就骑车出去，跟朋友辞行。10点左右经过南京西路时，她的塑料雨衣被一辆载重卡车前面的钩子挂住，她一下子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两个车轮重重地碾过她的胸和头……一直宠爱姐姐的父亲不敢参加姐姐的葬礼，而校方致的悼词里说:“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1975年初，我刚从山西回到上海时姐姐曾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俩要相依为命。”半年后，她也死了，我一心一意地要回北京，坚决不肯留在上海，我在这个城市已经失去了几位亲人。因为没有人去龙华火葬场领回只能存放3年的骨灰，1978年，火葬场将姐姐的骨灰作为无主骨灰深埋。
1995年，我委托上海的一位记者朋友找到了当年收养姐姐孩子的那位父亲。记得那一天，我们俩在一个空旷的即将被拆掉的房子里，各自捡了一块砖头坐下。那位父亲说这几年有关我母亲与姚姚的文章他都精心收藏着，有一天他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他身上流淌的究竟是什么人的血液，他答应我会很快给我一个答复。但第二天他告诉我，那位养母坚决不同意我见那个孩子，他们不愿意破坏他现在的生活。其实我早已知道那个孩子的姓名和上学的学校，如果我真的想找他，就一定会自己找到的，但我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那个在1973年1月出生的生命，一直久久地盘踞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说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孩子马上就要34岁了，他肯定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给了他生命的那个母亲，才仅仅活了31岁……-
想起了上官云珠
文/宗道一
2006年 第三期
电影已渐渐离我远去，无论是屡遭诘难的中国电影还是那些并不火爆的进口大片。除了因调节工作节奏，偶尔看看儿子买的那些盗版碟片外，我基本上已经不去电影院。当然这并非仅仅是电影本身的问题。因为堆积如山般沉重的写作任务，穿梭繁忙的采访活动几乎占去了我的全部业余时间。不过，我对电影还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依恋“情结”。卅年沧桑，情钟银幕，不思量，自难忘。那里记载着过去岁月里发生的许多往事，更有着我美好而充满回味的青春记忆。我会在凌晨上床以前浏览一下，看看央视6频道，或者看上半小时的二、三流的电视剧。如果运气好，还会碰上一些重播的热播电视片。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一直从《大众电影》、《电影故事》、《环球银幕画刊》等影视杂志中获取影坛信息……
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我想起了充满青春活力的谢芳、浑身散发着中年男性魅力的孙道临和风姿绰约的上官云珠联袂主演的《早春二月》。前些日子，从电视中看到谢芳，也看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孙道临，这位当年吮吸未名湖灵气、燕京剧社中才华横溢的表演家如今也垂垂老矣！最让我唏嘘不已的是上官云珠。她的悲惨遭遇真让人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灵在操纵着命运……
已故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上官云珠原名韦亚君。18岁那年从家乡江阴来到上海。20岁那年开始学习表演，后以《国色天香》一片崭露头角。抗战胜利后，她加入中共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先后参加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饰何文艳）、《万家灯火》（饰胡妻）、《希望在人间》（饰陶静寰）、《乌鸦与麻雀》（饰华太太），创造了众多性格迥然不同的角色。50年代末，我第一次看她演的电影是《南岛风云》。在这部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里，她和孙道临合作。以我当时幼稚的水平，感到上官云珠并不适应此类革命角色，但是她演得很努力。接下来，上官云珠与初上银幕的尤嘉（饰苦妹子）等人合作，拍过《枯木逢春》（郑君里执导）。但是她在《早春二月》、《舞蹈姐妹》里的角色都相当凄惨。在《早春二月》里，上官云珠扮演年轻的寡妇文嫂，最后自杀！在《舞台姐妹》里，她则扮演韶华已逝的弃妇、越剧皇后商水花，最后亦是自杀！“文革”风暴中，上官云珠终在劫难逃！1966年2月，差不多《早春二月》受到批判的同时，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上官云珠查出乳腺癌，随后又发现癌变转移至大脑。术后，她的大脑成了一片空白。她的儿子说：“宁愿妈妈就这么一直昏迷下去，睡上10年，直睡到浑浊疯狂的世界重新清凉宁静的那一天！”然而，在医院里躲过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恶浪的上官云珠终于被一瘸一拐地赶出了医院。以后，每天到“牛棚”报到。一个还没有恢复正常思维的人，每天经受着无法忍受的精神刺激！
1967年春，“文革”打手戚本禹假《清宫秘史》做文章，精心炮制《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出笼，矛头直指刘少奇。他在文章最后提及上官云珠的前夫姚克。戚本禹送给最后老死异国他乡姚先生的一顶帽子是“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文人”。我幸有机会利用“职权”，在批判上映《清宫秘史》之初便先睹为快。我一点也看不出它有什么“反动”之处。倒是为周璇(饰演珍妃)、舒适(饰演光绪皇帝)的演技所吸引。当时，我在黑洞洞的剧场里想起了两位苦难的女性，一位是周璇，另一位就是上官云珠！周璇的《天涯歌女》我早已耳熟能详，《清宫秘史》的上映，使我看到了她创作后期的成熟作品，岂不称心快哉？周璇长已矣，夫复何言！上官云珠呢？万万没有想到1年多后，她也以很悲惨的方式一一坠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造反派威逼上官云珠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轮番拷问上官云珠，让她“交代”在毛主席接见时所搞的莫须有的“阴谋活动”。他们甚至用皮鞋底恶狠狠地抽打上官云珠美丽的脸庞！1968年11月22日凌晨，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上官云珠从寓所四层楼的窗口纵身跳下……又是自杀！上官云珠坠落时，刚好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奄奄一息、气如游丝的上官云珠向围上来的人们轻轻地说出了自己家里的门牌号码。可是，当好心人找来黄鱼车把上官云珠送往医院的时候，她已经不治！纸一样苍白的脸上挂着晶莹的泪珠，那双美丽而有魅力、充满脉脉温情的双眼永远阖上了……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读读粉碎“四人帮”以后，黄宗英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那篇字字悲怆、读之泣下的《星》。说到黄宗英的报告文学，人们都会提到《大雁情》、《固氮蓝藻》，或者更早一些的《小丫扛大旗》。我却对《星》情有独钟。掩卷沉思，书中那种透心的悲凉直渗入脊梁骨，久久无法消弭。
上官云珠与姚克分手后一度和蓝马同居，再嫁程尧如。
程尧如被认定“贪污”后，上官云珠被迫选择离婚，但并未改变她的处境。上官云珠表姐严永洁供职山东省委宣传部，表姐夫即大名鼎鼎的谭启龙。藉此，上官云珠在杭州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在陪同跳舞时诉说了个人遭际。不久，她就峰回路转，时来运转。本已列入“右派”名单，却被另一位演员“顶替”。毛泽东还在 1956年1月和1957年7月两次接见上官云珠。1962年她荣膺文化部评选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的荣誉称号。
从上官云珠的前后境遇天上人间观之，毛泽东对其印象应该颇好。不然，他也不会如此认真为上官云珠“一揽子”地解决问题。然而，这一切恰恰为以后上官云珠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毛泽东改变了上官云珠的命运，但是客观上也为上官云珠带来了“厄运”。“文革”中，造反派让她“交代”毛泽东接见时所搞的莫须有的“阴谋活动”。
当时既有江青直接操纵的“上官云珠专案组”，还有林彪秘密设立的“上官云珠特别专案组”。如此“惊动”江青、林彪，上官云珠自然必死无疑。
顺便再提及，与程尧如离异后，上官云珠复与某导演结合，终难逃“文革”一劫，果真是应了那句“红颜多薄命”乎？上官云珠与姚克所生爱女及爱女之男友后均死于非命。
在山雨欲来的“文革”前夕，根据毛泽东指示，电影界开始有组织批判《林家铺子》、《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我至今无缘一睹阳翰笙的这部“封笔”之作《北国江南》，无从横向比较。但是我执拗地认为，《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是上官云珠拍得最好的两部影片！
毛泽东接见徐玉兰、白杨、上官云珠、王丹凤（左起）
《乌鸦与麻雀》中的上官云珠（左一）
2010-10-19 《黑五类忆旧》第六期
1969年1月初，从北京到山西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一到上海，我立即到音乐学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碰上文革，一切都成了未知数。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已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半年内连续两次大手术（乳腺切除术和脑手术）的妈妈，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回，脑子有病，正常思维还未恢复，就一瘸一拐地被他们赶出医院。
那时候的母亲，人是半傻的，没有一点力气，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这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妈妈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那一年妈妈48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等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学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高大英俊，我一直视他为姐夫。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姐姐送上去部队农场的汽车后就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24岁。我的叔叔程述铭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为中国天文报时准确性跃居世界前列做出了杰出贡献。1971年深秋，在上海天文台的隔离关押地，上吊自杀。那一年他 46岁。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运动，为了表明立场，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可是在当时，血统论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个“三名三高”的妈妈，还有一个“卖国主义”的爸爸，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也是红不起来的。我和姐姐同母异父。她的父亲姚克，写过电影《清宫秘史》，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
妈妈去世后，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姐姐四处奔波。9月末一个细雨绯绯的下午，姐姐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
口述◎韦然 记者◎李菁
母亲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岁，刚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还不到一个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车，不知道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又出了什么事。
一路颠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这样一个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亲跳楼自杀。
1966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她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此时《舞台姐妹》已被定性为“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而遭重点批判，母亲与导演谢晋、电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牵连。所幸那时有医生的干预，她才被留在医院，没有过早被卷进那场险恶的政治浪潮。
但是两个月后，母亲又突然昏倒，检查结果表明，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十几小时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直到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认得300个字了。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与《早春二月》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她在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也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母亲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也被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
此后的两年，对母亲来说是黑色的岁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50年代初，母亲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泽东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 “右派”的命运，但“文革”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安慰她，但母亲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也许她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母亲的身体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听说菜场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继续卖给来买菜的人，我并没有那么惊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不容易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习以为常。
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我曾无数次想起这残忍的一幕，我相信母亲在纵身跳下的那一刻，内心一定充满了彻骨的绝望。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厂给她贴了大字报，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也没有为她遮挡一点点风雨。在我看来，很多“文革”中自杀的人，并不仅仅因为外界的羞辱、事业的中断或前途的渺茫，家庭的冷漠与不幸，也是促使他们告别世界的原因之一。母亲的内心，已没有了一点点的温暖与光亮，除了死，她还能选择什么？
那一年，母亲只有48岁。
明星的诞生
上海，是母亲结束生命的地方，也是她当年事业开始、转变人生的地方。
1920年，母亲出生在江苏江阴长泾镇，是家中第5个孩子，原名叫韦均荦，又叫韦亚君。舅舅的一位同学叫张大炎，是同乡一富绅的儿子，他原来在上海美专学西洋画，毕业后在苏州做美术老师，母亲也在那里上学。张大炎一直很喜欢比自己小9岁的同学妹妹，也照顾有加，不久母亲有了身孕，他们只好结了婚。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为此她中断了学业，回家乡做了富家的儿媳妇。我手里还有一张母亲穿着泳衣，和张大炎在家乡河里游泳的照片，可以看出，母亲在当地确实属于领风气之先的人物。
1937年抗战爆发，他们的家乡被轰炸，我的一个姨妈被炸死，母亲跟着张家逃难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母亲，为谋生，到巴黎大戏院(今淮海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馆当开票小姐。母亲有南方女子的乖巧，又聪明大方，何氏照相馆经理何佐民十分器重她。他从霞飞路上给母亲买了时髦衣服，还为她拍了许多照片放在橱窗里，以作招牌。
何佐民原是明星影业公司的摄影师，跟上海电影界人士来往密切。当时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与红极一时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产生矛盾，张老板故意想捧母亲，准备让她取代童月娟出演《王老虎抢亲》。导演卜万苍觉得“韦均荦”的名字太过拗口，于是取了个“上官云珠”的艺名。虽然不久张老板与童月娟重归于好，母亲又被换了下来，但那也由此成为母亲进入上海演艺界的起点。
母亲与反对自己演戏的张大炎的分歧越来越多，我的大姨是知识女性，终身未嫁，一直鼓励母亲要独立、走自己的路。1940年，母亲离了婚，张大炎带着哥哥回到老家。
第二年，母亲拍摄了她的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这一年又相继拍摄了许多当时非常流行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类文艺片，开始在影坛崭露头角。
1942年，母亲加入“天风剧社”，在此结识了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
姚克是苏州人，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才子，回国后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去世后，姚克就是10位抬棺者之一。因为他举止洋化，曾被人叫做“洋场恶少”，他知道后很委屈，黄宗江曾安慰他说:“你哪里是洋场恶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场良少！”姚克后来热衷于戏剧，1941年，他写的《清宫怨》问世，这部戏吸引了很多著名演员加盟，虽然母亲只在剧中演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宫女，但不知凭什么吸引了名气远远大于母亲的姚克。1944年8月，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时的母亲，已是众人眼里的“大明星”。她的事业一帆风顺时，感情生活却再一次遭遇危机——这一次问题出现在姚克身上。在母亲到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巡演时，姚克在上海爱上了一个富家女。母亲闻讯后立即决定同姚克离婚，不满两岁的姚姚姐就跟了母亲。
在姚克离她而去后，母亲曾与蓝马有过一段感情。蓝马是一个好演员，也是一个好人，但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人不合适，蓝马是典型的北京人，比较粗放，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
很多人认为，母亲的演技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还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拍的那些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它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母亲在这些影片中塑造了性格各异的形象，也使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更加确立起来。
我对母亲以前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无多少概念，直到这些年，我看到无数观众仍在怀念她，赞颂她，我才渐渐意识到，母亲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客观而言，母亲在进入这个圈子时没什么特殊的优势，但母亲比较聪明，她也会利用一些关系，比如与姚克的结合，与蓝马的交往，以至于后来与我父亲的结合，对她的演艺道路都有帮助。但光有这些关系，也不足够。沈浮导演曾对我说，母亲排《红旗歌》时有一幕，她一个人站在台上有一大段独白，其实母亲个子很矮，只有一米五几。但沈浮说，你妈妈一上台就能把台子压住，别的演员上来就没这种感觉，个子高也没用。也有很多被湮灭的女演员，她们曾经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机会，但并没有持久。
母亲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她感悟能力强，有创造力。她也很会处理在电影界的各种关系，后来有人要拍母亲的电视剧，我在这个圈里的一个好友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他说个人传记最难拍，因为文艺圈里关系复杂，拍电视剧总要涉及很多人，他们以什么样的面孔出现？一旦不合适，有些人的亲属就会出来纠缠不休。我把这个意见反馈给上海筹拍这部戏的人，结果他们回话说:我们调查过了，你妈妈没有一个敌人，完全可以摆脱开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她的艺术造诣、写她的人生道路。我想母亲的成功与此也有关系吧。组成妈妈这一代电影人的成分复杂，有国统区的，有延安来的，也有沦陷区的，这些人到了解放后分成三六九等，但她把几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我想，她能处理好这么复杂的关系，固然有从谋生中学习来的生存智慧，但更多的是出于本性。
荣耀与辛酸
1951年，我的父亲程述尧与母亲在上海“兰心大戏剧”举行婚礼，成为母亲的第三任丈夫。
父亲出生于北京一殷实之家，毕业于燕京大学，与黄宗江、孙道临都是同学，也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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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文艺舞台上的活跃分子。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跑到燕京大学扣留了司徒雷登等人，也逮捕了一批进步学生，其中就包括我父亲。其实父亲算不上“进步”，因为真正“进步”的学生早就去西山了，他充其量也就算是个“活跃分子”。父亲被关在沙滩红楼地下室(注:当时日本宪兵司令部所在地)一个多月，后经亲友斡旋才解救出来。
毕业后，父亲在中国银行做行长的英文秘书，有一份很不错的薪水。他就用自己的工资资助那些朋友的戏剧活动，他组建了南北剧社，自己担任社长，丁力、黄宗江、卫禹平、孙道临、于是之、黄宗英等都是剧社成员。于是之后来在话剧《雷雨》里演周萍，有一个情节要跳窗而去，我听爸爸说过，于是之跑到灯市口附近我的祖父家，在窗台上跳来跳去地练习。
1946年，父亲与黄宗英结婚。不久黄宗英去上海拍戏时结识了赵丹，向父亲提出离婚。父亲不甘心就这样结束，从北京赶到上海。父亲追到上海也没有挽救住这一段婚姻，却从此就留在了上海，后来做了“兰心大戏院”的经理。
父亲与黄宗英离婚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并没有因此受影响。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也与赵丹、黄宗英保持着正常交往。
我小时候在上海电影剧团的托儿所，和黄宗英的儿子、寄养在她家的周璇的儿子都在一起，有时候赵丹家的保姆也会把我接到他们家，下了班后父亲再到他们家接我，一切都很自然，那种关系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好像不太容易理解。
上世纪60年代，母亲到北京来开会，爷爷带我到宾馆等他们到来。那些演员们坐在大厅里，有人介绍说:这是程述尧的父亲，上官云珠是他的儿媳。大家开玩笑说:“还有一个儿媳妇呢！”黄宗英站起来，给我爷爷鞠了一躬，大家哈哈一笑。那个时候，电影圈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四分五裂，1950年，父母新婚到北京看望我的爷爷、奶奶，正值孙维世与金山结婚，母亲带着我姐姐，江青带着李讷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有人揭发父亲贪污兰心剧院的款项。父亲平时就是大大咧咧的一个人，他以为数目不多，承认下来将钱补上就可以尽早摆脱麻烦，于是母亲从家里拿出自己的800美元和两个戒指送到剧院，作为“赃款”退赔。父亲显然太天真了，虽然这件事情后来被证明是诬告，但这样一来，他就被彻底打上了“贪污犯”的标签。
当时母亲正进行着将自己从旧上海的明星脱胎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为灾区筹款义演、劳军义演，她每次都积极参加，甚至劳累过度，得了肺病。此时此刻，她不能容忍父亲的“错误”，于是坚决提出离婚。
很多父母当年的老朋友谈及此事，认为只有父亲程述尧与母亲最合适。当母亲要与父亲离婚时，周围的朋友们组织起来，轮番说服母亲，当母亲有些回心转意时，父亲却犯起了大少爷脾气，坚决不同意。这段婚姻维持了不到两年，又以失败结束。他们离婚时，我只有1岁多一点。
很快，母亲与上影导演贺路有了她最后一段感情。贺路对母亲心仪已久，父母感情还很好的时候，他租了我们家的一间房子，中午交饭钱在我家吃饭。当父母之间产生裂痕时，他“适时”地出现在母亲的生活里。贺路井井有条，或许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亲那种粗枝大叶的性格对母亲形成的缺憾。
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结婚。这是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母亲也很快就后悔，但那时已经进入到50年代，组织上也不允许她再闹出更多的风风雨雨。
很多年，母亲与贺路各花各的钱，平时是贺路向母亲交“饭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直以“食客”的身份呆在这个家里，他与母亲周围的朋友也格格不入。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好像从未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我也没有他们两人在一起吃饭、逛街的任何记忆。按我的理解，我一直觉得贺路是生活在阴影里的人，这么多年来，他崇拜母亲，但与母亲在一起不久，母亲便失去了她曾经令人仰视的位置与荣耀，曾经的光环并没有照耀他多久，相反给他的却是一场灾难。一次体检时他查出了癌症，结果一周后他就去世了。
悲欢离合
父母离婚时，只有1岁多的我被判给父亲。不久，父亲也结了婚，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是以前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吴嫣。她以前是上海滩著名的“玲华阿九”，解放前协助潘汉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电视剧《潘汉年》里，还有以她真名出现的一个角色。解放后，在潘汉年的亲自安排下，成了文化局的一名干部。
其实父亲那时在“兰心”戏院的问题已经得到澄清，正要重新进入文艺界工作。但 1955年，吴嫣因为潘汉年事件牵连，被关进提篮桥监狱，财产也被充公。有人上门来劝父亲与她划清界限，虽然当时父亲和她结婚还不到一年，但父亲将来做工作的人骂了回去。这样一来，“自取灭亡”的父亲也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他后来就在电影院里做起送胶片、领位员的工作，见到他的人又有几个知道，这个落魄的老头儿在国共合作时还为美方做过翻译呢？
父亲与吴嫣的婚姻也并不那么幸福，因为北京的程氏家族难以接受父亲娶了这样一位“茶花女”式的人物。父亲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而吴嫣在政治气氛宽松后又慢慢与她原来的“姐妹”热络起来，对父亲照顾得并不是很周到。77岁那年，父亲去世于上海。
因为父亲的再婚，4岁时，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我是程氏大家族的长孙，爷爷、奶奶和叔叔们对我都很好，但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与父母一起生活被宠爱的那种快乐。在我看来，即便是父母的责骂，也是一种与父母之间令人渴望的交流。可惜，这一切我从未拥有过。我从小到大的语言能力都非常好，但小学升初中的语文考试考砸了，就是因为那次的作文题是《我的家庭》，别的孩子自然都会写与父母在一起的幸福生活，而我，因为没有经历过，也不会写。
母亲虽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得到她对我的宠爱。1962年，她来北京拍《早春二月》，与孙道临、谢芳、谢铁骊等几位主创人员都住在白塔寺电影局招待所里，母亲把我接到剧组里，利用一切机会，增加母子之间的交流。后来赵丹也来到了剧组，周末，他们一起去王府井买东西。很多人围观他们，他们走到哪儿大家就跟到哪儿。孙道临来了，坐公共汽车去后海，乘客也都围观，我那时也十几岁了，多多少少有些排斥心理，虽然一起上车，他们坐在前面，我远远地站在后面，装作不认识他们的样子。为此，孙道临还向母亲“抗议”，说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现在回想起来，在母亲四十几岁时，她也许想到自己的未来，希望我和她在一起，母亲对我的母爱也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10岁那年我回了上海，周一至周六在母亲家住，周日去父亲家。那段时间，小时候没有得到的母爱得到了些许补偿:夏天洗完澡后，她搂着我坐在阳台上给我讲故事，或是带我和姐姐到附近散步。
母亲断断续续给我写过一些信，她喜欢用绿色的墨水，微微右斜的字体，可惜这些信件，以及妈妈的照片后来都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烧毁了。这几年母亲的照片都是我断断续续从她以前的朋友那里搜集来的，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也看到了当年母亲在台历上留给他的只言片语，这对我来说，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纪念。
我的姐姐姚姚虽然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父亲当年也对姐姐视若己出。即便离婚后，姐姐还经常来程家找她的这个“爸爸”。姐姐虽然留在母亲的身边，但她在家里很孤独，母亲对她很严厉，与继父的关系也不好，所以特别喜欢我这个比她小7岁的弟弟。1955年，我要回北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离开前，姐姐特地领我到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相时我总是不笑，姐姐就挠我痒痒。这张表情不太自然的照片，成了我们姐弟之间永远的回忆。有一年暑假我回上海，下了火车后先到父亲家，正在洗澡，姐姐兴冲冲赶过来，不管不顾地冲进
卫生间抱住我，弄得自己也是一身水，她那种高兴劲溢于言表。
姐姐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母亲自杀那年，她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在校园里见到了她，她第一反应是特别高兴，拉我到琴房。琴房是在学校角落里一座两层的小楼，进了琴房，她关上门，抱着我就哭，说:妈妈没了。
母亲的后事，是姐姐、燕凯一起处理的。燕凯是姐姐的男朋友，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他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是华东局的一个领导。燕凯长得高高大大，喜欢穿黑大衣，是女同学眼里的白马王子。他和姐姐在学校里，轰轰烈烈、旁若无人地热恋着。燕凯高兴起来，可以抱着姐姐在校园里转圈，晚上两人就住在学校的琴房里。
燕凯在学校里也是位激进分子，和于会泳的造反派不合，后来“中央文革小组”选择了于会泳，燕凯一下子成为对立面。1970年3月8日，燕凯在关押自己的房间里，用剃须刀同时割破了手腕和脚腕上的动脉，结束了24岁的生命。姐姐再一次面对又一位亲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年后，姐姐慢慢从燕凯之死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时，她认识了常来父亲家做客的一对父子。儿子开开长相有点像燕凯，他虽然比姐姐小10岁，但也读了很多书，很讨女孩子喜欢。他的生母早年去了美国，但一直与他保持联络，姐姐便利用这个渠道，设法与生父姚克联系。
1972年冬天，在毕业体检中，姐姐被查出怀有7个多月的身孕，第二天便从上海消失了——我后来才知道，她在体检第二天便和开开到了广州，想搭车前往深圳偷渡出境。但开开被边防军抓获，在旅店里苦等的姐姐因为没有实施叛逃、又有身孕，被学校领回。1973年1月17日，姐姐生下一男孩，这个孩子很快被这个医院的医生夫妇领养。
上海音乐学院原本准备将姐姐分配到上海乐团的合唱团，出事后，学校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将她分出上海，去黄山农场。但姐姐以身体不好为由，坚决拒绝离开上海。学校后来又让她去湖南，又被她拒绝。就这样耗着，原来大学毕业生还给生活费，后来也停发，她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只好靠卖母亲的一些旧衣物维持生计，我已经工作了，有时给她些钱。她就这样在毫无希望地打发日子。
姐姐的举动在当时无疑是属于“惊世骇俗”的。我想，这可能是源自血液里的——有母亲的，有姚克的那样一种不安分。1974年，已经30岁的姐姐仍然就这样漂着，她没了母亲，没了男友，没了孩子，也成了众人眼里的异类。于是她又打起出国找姚克的念头，开始从头学习英语。我记得有一天，姐姐似乎不经意地提到开开，我才知道他已经出来了，还在继续寻找他的出国之路。我对姐姐说:你们最好不要来往了，姐姐听了没有说话，以后再也不说开开的事。
后来，音乐学院给姐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两个月内仍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她，她就要被强制送到甘肃或青海。这之前，母亲的一位亲友帮忙，终于把姐姐安排到浙江歌舞团，周围的人都由衷地替她高兴，觉得她这么多年的生活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1975年9月23日上午，那天下着雨，因为姐姐计划在第二天离开上海开始她的新生活，所以这天一早她就骑车出去，跟朋友辞行。10点左右经过南京西路时，她的塑料雨衣被一辆载重卡车前面的钩子挂住，她一下子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两个车轮重重地碾过她的胸和头……一直宠爱姐姐的父亲不敢参加姐姐的葬礼，而校方致的悼词里说:“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1975年初，我刚从山西回到上海时姐姐曾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俩要相依为命。”半年后，她也死了，我一心一意地要回北京，坚决不肯留在上海，我在这个城市已经失去了几位亲人。因为没有人去龙华火葬场领回只能存放3年的骨灰，1978年，火葬场将姐姐的骨灰作为无主骨灰深埋。
1995年，我委托上海的一位记者朋友找到了当年收养姐姐孩子的那位父亲。记得那一天，我们俩在一个空旷的即将被拆掉的房子里，各自捡了一块砖头坐下。那位父亲说这几年有关我母亲与姚姚的文章他都精心收藏着，有一天他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他身上流淌的究竟是什么人的血液，他答应我会很快给我一个答复。但第二天他告诉我，那位养母坚决不同意我见那个孩子，他们不愿意破坏他现在的生活。其实我早已知道那个孩子的姓名和上学的学校，如果我真的想找他，就一定会自己找到的，但我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那个在1973年1月出生的生命，一直久久地盘踞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说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孩子马上就要34岁了，他肯定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给了他生命的那个母亲，才仅仅活了31岁……-
想起了上官云珠
文/宗道一
2006年 第三期
电影已渐渐离我远去，无论是屡遭诘难的中国电影还是那些并不火爆的进口大片。除了因调节工作节奏，偶尔看看儿子买的那些盗版碟片外，我基本上已经不去电影院。当然这并非仅仅是电影本身的问题。因为堆积如山般沉重的写作任务，穿梭繁忙的采访活动几乎占去了我的全部业余时间。不过，我对电影还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依恋“情结”。卅年沧桑，情钟银幕，不思量，自难忘。那里记载着过去岁月里发生的许多往事，更有着我美好而充满回味的青春记忆。我会在凌晨上床以前浏览一下，看看央视6频道，或者看上半小时的二、三流的电视剧。如果运气好，还会碰上一些重播的热播电视片。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一直从《大众电影》、《电影故事》、《环球银幕画刊》等影视杂志中获取影坛信息……
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我想起了充满青春活力的谢芳、浑身散发着中年男性魅力的孙道临和风姿绰约的上官云珠联袂主演的《早春二月》。前些日子，从电视中看到谢芳，也看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孙道临，这位当年吮吸未名湖灵气、燕京剧社中才华横溢的表演家如今也垂垂老矣！最让我唏嘘不已的是上官云珠。她的悲惨遭遇真让人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灵在操纵着命运……
已故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上官云珠原名韦亚君。18岁那年从家乡江阴来到上海。20岁那年开始学习表演，后以《国色天香》一片崭露头角。抗战胜利后，她加入中共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先后参加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饰何文艳）、《万家灯火》（饰胡妻）、《希望在人间》（饰陶静寰）、《乌鸦与麻雀》（饰华太太），创造了众多性格迥然不同的角色。50年代末，我第一次看她演的电影是《南岛风云》。在这部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里，她和孙道临合作。以我当时幼稚的水平，感到上官云珠并不适应此类革命角色，但是她演得很努力。接下来，上官云珠与初上银幕的尤嘉（饰苦妹子）等人合作，拍过《枯木逢春》（郑君里执导）。但是她在《早春二月》、《舞蹈姐妹》里的角色都相当凄惨。在《早春二月》里，上官云珠扮演年轻的寡妇文嫂，最后自杀！在《舞台姐妹》里，她则扮演韶华已逝的弃妇、越剧皇后商水花，最后亦是自杀！“文革”风暴中，上官云珠终在劫难逃！1966年2月，差不多《早春二月》受到批判的同时，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上官云珠查出乳腺癌，随后又发现癌变转移至大脑。术后，她的大脑成了一片空白。她的儿子说：“宁愿妈妈就这么一直昏迷下去，睡上10年，直睡到浑浊疯狂的世界重新清凉宁静的那一天！”然而，在医院里躲过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恶浪的上官云珠终于被一瘸一拐地赶出了医院。以后，每天到“牛棚”报到。一个还没有恢复正常思维的人，每天经受着无法忍受的精神刺激！
1967年春，“文革”打手戚本禹假《清宫秘史》做文章，精心炮制《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出笼，矛头直指刘少奇。他在文章最后提及上官云珠的前夫姚克。戚本禹送给最后老死异国他乡姚先生的一顶帽子是“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文人”。我幸有机会利用“职权”，在批判上映《清宫秘史》之初便先睹为快。我一点也看不出它有什么“反动”之处。倒是为周璇(饰演珍妃)、舒适(饰演光绪皇帝)的演技所吸引。当时，我在黑洞洞的剧场里想起了两位苦难的女性，一位是周璇，另一位就是上官云珠！周璇的《天涯歌女》我早已耳熟能详，《清宫秘史》的上映，使我看到了她创作后期的成熟作品，岂不称心快哉？周璇长已矣，夫复何言！上官云珠呢？万万没有想到1年多后，她也以很悲惨的方式一一坠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造反派威逼上官云珠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轮番拷问上官云珠，让她“交代”在毛主席接见时所搞的莫须有的“阴谋活动”。他们甚至用皮鞋底恶狠狠地抽打上官云珠美丽的脸庞！1968年11月22日凌晨，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上官云珠从寓所四层楼的窗口纵身跳下……又是自杀！上官云珠坠落时，刚好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奄奄一息、气如游丝的上官云珠向围上来的人们轻轻地说出了自己家里的门牌号码。可是，当好心人找来黄鱼车把上官云珠送往医院的时候，她已经不治！纸一样苍白的脸上挂着晶莹的泪珠，那双美丽而有魅力、充满脉脉温情的双眼永远阖上了……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读读粉碎“四人帮”以后，黄宗英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那篇字字悲怆、读之泣下的《星》。说到黄宗英的报告文学，人们都会提到《大雁情》、《固氮蓝藻》，或者更早一些的《小丫扛大旗》。我却对《星》情有独钟。掩卷沉思，书中那种透心的悲凉直渗入脊梁骨，久久无法消弭。
上官云珠与姚克分手后一度和蓝马同居，再嫁程尧如。
程尧如被认定“贪污”后，上官云珠被迫选择离婚，但并未改变她的处境。上官云珠表姐严永洁供职山东省委宣传部，表姐夫即大名鼎鼎的谭启龙。藉此，上官云珠在杭州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在陪同跳舞时诉说了个人遭际。不久，她就峰回路转，时来运转。本已列入“右派”名单，却被另一位演员“顶替”。毛泽东还在 1956年1月和1957年7月两次接见上官云珠。1962年她荣膺文化部评选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的荣誉称号。
从上官云珠的前后境遇天上人间观之，毛泽东对其印象应该颇好。不然，他也不会如此认真为上官云珠“一揽子”地解决问题。然而，这一切恰恰为以后上官云珠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毛泽东改变了上官云珠的命运，但是客观上也为上官云珠带来了“厄运”。“文革”中，造反派让她“交代”毛泽东接见时所搞的莫须有的“阴谋活动”。
当时既有江青直接操纵的“上官云珠专案组”，还有林彪秘密设立的“上官云珠特别专案组”。如此“惊动”江青、林彪，上官云珠自然必死无疑。
顺便再提及，与程尧如离异后，上官云珠复与某导演结合，终难逃“文革”一劫，果真是应了那句“红颜多薄命”乎？上官云珠与姚克所生爱女及爱女之男友后均死于非命。
在山雨欲来的“文革”前夕，根据毛泽东指示，电影界开始有组织批判《林家铺子》、《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我至今无缘一睹阳翰笙的这部“封笔”之作《北国江南》，无从横向比较。但是我执拗地认为，《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是上官云珠拍得最好的两部影片！
毛泽东接见徐玉兰、白杨、上官云珠、王丹凤（左起）
《乌鸦与麻雀》中的上官云珠（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