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贴图]沉痛悼念赵凡部长

赵凡先生功德碑记

   公元一九七八年岁未至一九七九年初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知青，不堪忍受长期置身恶劣处境和遭受不公正待遇，借“十一届三中全会”肃清“四害”流毒，拨乱反正的东风，公开提出恢复知青名份，返城回家与亲人团聚的合理要求，遭地方和农场当局拒绝后，遂以非常之举罢工绝食抗争。时值中国大陆极左思潮阴魂未散，尚以“两个凡是”为基本国策，知青此举，大有“破坏国家安定团结，反革命暴乱”之嫌。如是，罢工绝食的知青在企盼呼号之声中，生死存亡，命悬一线。
　　

  赵凡先生，时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临危受命，以“钦差”身份亲赴云南边疆，力挽狂澜，洞察入微，置个人仕途荣辱得失而不顾，以高洁人品，过人胆识，和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充分体现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高尚节操，为知青的行为正名，为知青的命运呼号，掷地金声，大气凛然，义薄云天。终致为国家分忧，化干戈为玉帛；为知青普渡，解危难于倒悬。功在今世，德彰千秋，特此铭碑。
是为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成都战友联谊会
　　　　　　　　　　　

　　　　　　　　　　　　　　　　　　　                          公元二00三年八月敬立

拜 访 赵 凡

                                                                                                          ──聆听口述历史

   受《勐龙记忆》编辑部上海知青周公正等同志的委托，我们（李再延、王建京、周月琴、周长生），于2005年8月4日，拜访了年近九旬离休在家的赵凡部长。

   赵凡，1937年参加八路军，并且入党，抗战胜利后，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三年。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曾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兼农业部部长，是密云水库和十三陵水库建设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文革时期，度过近十年的铁窗生涯。1978年，他刚刚获得平反，就被任命为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接替农垦系统的老领导王震主管全国的农垦事业，由于农垦系统大量职工是知青，他还兼任了国务院知青办的副主任。

   1978年底，仍然留在云南国营农场的5万知青，掀起了一场回城风波，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自发组织起来，不断进行请愿、罢工、上访、绝食、甚至卧轨，手段愈加极端，情况日益恶化。赵凡临危授命，亲自率领工作组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到云南后，他深入基层，亲临一线，哪里问题最突出，他就到哪里去。在许多农场，他目睹了知青生存状况极为艰苦，倾听了知青的共同愿望就是回家，感受到1,500名知青跪在自己面前放声大哭的震撼，不禁潸然泪下。他的4个儿女，也有3个是知青，唯一的儿子到山西插队。他说“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把你们的要求向党中央、国务院来反映”。

   在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后，赵凡抓紧时间，反复工作。敦促云南、四川、上海等地领导审时度势，为云南知青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正确的决策。5万云南知青在狂喜之中纷纷回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回家的感觉真好，知青怎么会忘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推开他们回家大门的恩人。

   我们正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来拜访赵老，老人家红光满面，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声音洪亮。见到我们如同见到了自己的儿女，热情地让我们落座沙发后，自己拽了个单人沙发坐在我们的对面。我们作了自我介绍，是两对北京和上海知青的结合。我们首先代表曾在大勐龙的广大知青，向赵老表示敬意和感谢。

    赵凡表示，广大知青对他的感激之情，他能够理解，但什么“父母官”这些就不要提了。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了当时的历史情况，语重心长地一再强调：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张，这是从中国革命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也是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扩展就业，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是毛主席的重要战略决策，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文革”中，由于不停的政治运动，把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推到了极至。短短几年，全国有1,700万青年学生，走向农村，走向边疆。这在全国、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使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二、知青返城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中央、国务院，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做出的正确决定。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我只是做了具体的工作，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而且，各级党和政府为安置好回城的知青，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使回城知青得以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三、知青在农村受苦受难是有的，但是得想想当时全国的情况，整个国家都在受动荡之苦。年轻人吃些苦，受些难不完全是坏事，而经风雨，见世面，得到锻炼是主要的，对农场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是主要的。你们种植的百万亩橡胶，成为农场橡胶生产的重要基地，你们在学校培养的职工子弟，成长为农场发展各方面的骨干。不管是物资还是精神上，你们在那里都创造了宝贵的财富，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继往开来的一代人，你们回城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各行各业人才辈出，成为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把过去对上山下乡的“四不满意”，改变到现在的“四满意”，这方面应该大书特书，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

    我们感谢赵老的谆谆教诲，更感激赵老26年前为知青所做的一切，那段记忆不可磨灭，我们的记忆是有尊严的，有些人写进了这章那法，有些人只写在我们的心中，纸张易烂，人心不泯。

    最后，在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我们的亲密战友苏北海，他是北京25中66届的高中毕业生，1947年3月17日生人。是北京55名赴滇支边红卫兵的发起人、组织者之一。由于他出众的领导才能和协调能力，始终被推崇为我们的领袖。

    1978年底和1979年初，在赵凡率工作组到云南了解知青状况期间，他作为云南省农办的主要工作人员，又是北京首批赴云南的知青代表，一直跟随赵凡左右，跑前跑后，献计献策，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艰苦工作，对云南知青问题的妥善解决，功不可没。

    不幸的是苏北海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终因胰腺癌，于1999年8月16日在北京去世，终年52岁，时任《中国农民报》社社长助理。1999年8月23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苏北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北京赴云南知青在献给苏北海的花圈缎带上写了四个字：“魂归林莽”。他终于可以摆脱尘世间的烦恼，回归自然，重返大勐龙的橡胶林里，去与长眠在那里的同学、战友凌瑜、王开平相聚。现在，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可以让他的灵魂在《勐龙记忆》中安息了。

                                   李再延   2005-9-6    摘自《勐龙记忆》

后记：赵凡老人去世，我记起曾摘录过有关老人的文章，现在将其发表于此。此文摘自新浪“李再延的博客”。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共有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走向农村，走向边疆。他们大部分去农村“插队”，另外一部分进入国营农场，被称为“插场”。70年代末，这场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走到了尽头。而到1978年底，仅全国国营农场的“插场”知青就从290万人下降到了160万。这时候，仍然留在云南国营农场的5万知青掀起了一场回城风波，为了回到城市，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组织起来不断地进行请愿、罢工，情况日益恶化。而在1979年元旦前后，当时的农林部的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亲自率领工作组赴云南调查。在那里他看到了知青们极为艰苦的生存状况，他也目睹了1500多名知青跪在自己的面前放声大哭。云南知青问题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了解决 ，开启了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赵凡1937年参加八路军，并且加入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在北京从事了3年的地下工作。1949年以后，赵凡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兼农林部部长，是密云水库和十三陵水库建设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

赵凡在文革中度过了将近10年的铁窗生涯。1978年，他刚刚获得平反，就被任命为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接替农垦系统的老领导王震主管全国的农垦事业。由于农垦系统有大量职工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赵凡还担任了国务院知青办的副主任。

  赵凡：国务院成立的知青工作小组，也就是知青办公室。王任重这个是一个，他是总理，副总理，兼这个知青办主任；康永和，全国总工会劳动部长；胡启力，青年团。

   办公我们是不到那地方的，是开工作会议，讨论全国怎么解决，工作怎么做好，这么周密的，你这个政策能那么简单啊，能像很多人说的轰出去不管了。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认为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解决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城市失业率增加的问题，并且将知青运动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里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从文革后期开始，这项“实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知识青年”在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土地，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走后门”之风盛行。

  赵凡：曾经发生过走后门倾向，知青，谁的官大，谁就可以把孩子从知青里边调回去，分配工作。这个反映到我这里也不少，我在家里边，知青同志不断来这吃饭，吃饭我就问他，哎这就有他说话的机会。是工人出身，没有门路，人家都走了，有办法的都先走了，我就很难受。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经被总结为几个不满意，也就是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1978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农民不欢迎。我们第一步就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此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多次专门来讨论知青话题。作为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的一员，赵凡常常参与其中。

  赵凡：是政治局先讨论，这次知青下乡根本就是错误的，买了个四不满意。你说花这么多钱，总理都快累死了，没有钱也得给，人下去了也得拨款，也得拨建设资料；家长不满意，他的孩子还没有到了就业年龄，你们把我的小孩弄走，你叫我们怎么过。大家思想都一致，应该解决这个“四不满意”，一个一个不满意来解决嘛，把这个工作做通了，就水到渠成。

    1978年10月31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知青的去留问题。

    云南省的知青，仅占全国知青总数的百分之一，但云南知青的生存状况却受到了全国性的关注。早在1973年7月，中央就下发了关于惩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整个兵团，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挑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286人。70年代末，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改制为国营农场。但是知青们每月仍然领26元的工资，艰苦的生活状况并没有改观，知青与干部的矛盾依然尖锐。仅1978年前10个月，云南农场知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高达153人，其中39人自杀。1978年10月起，在上海知青丁惠民的倡议下，这些已经在云南生活了近十年的知青先后三次向中央发出《请愿书》，要求回城。数万知青在《请愿书》上签名，其中有一部分签名是血书。在没有回音的情况下，5万知青发起了一场为期近两个月的罢工。

    1978年12月10号，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结束。这次会议提出：“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再上山下乡。”对于“插队”知青的问题将会逐步解决。但是对于国营农场的“插场”知青则采取了稳定的方针，规定“今后国有、军垦农场的知青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来对待。”“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 当云南农场的知青们从广播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很多人认为，他们从此失去了“知青”的身份，也就意味着，他们永远失去了回城的权力。

    于是从听到广播的第二天开始，云南知青就先后组成了两支赴京请愿团，从景洪出发，赴北京去请愿。12月25号，第一批到达昆明的知青请愿团和火车站上的职工们发生了一些冲突，知青们情急之下，竟然选择了这样一个方法，就是卧轨，当时导致了进出昆明的各次列车全部停运，滞留的旅客有上万人。

  赵凡：那时中央正在开了一个省市区党委的会议，正在讨论着知青问题，一听说把这个火车扣起来了，将来全国那一弄不都成了全国问题了。这个中央知青小组得去人，我是农垦部的副部长，我责无旁贷，只有我去，也放心。

    赵凡在1978年12月25号，发生卧轨事件的当天，就飞抵昆明，在5天时间里走访了相关单位，而且和知青代表会面，来商谈解决的办法。在赵凡率领的国务院调查组到达云南之前，云南省委已经派出一个工作组处理知青问题，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赵凡：咱们第一批工作组认为这些知青里边闹乱子，要造反，都害怕了，着急了，要公安部门派人来插手。我说能这么考虑吗，这中央没这个精神啊，凡是对这个知青下放说两句话的，就斗人家，就当成人家这个反革命了。农垦方面，公安方面，那都是好同志，好心好意，但是他这个错，判断是错的，这也比较好解决，说你去做做别的工作，马上都安排了，也没有批评斗争。

    正当赵凡在昆明解决卧轨事件的时候，第二批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在上海知青丁惠民的带领之下绕道成都，在1978年12月27号到达了北京。他们在天安门前拉开标语，散发传单，反复陈述知青的遭遇和他们回城的理由。而他们的行动也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几天之内，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全国妇联、劳动部、民政部等很多的部委都先后派人和他们会面。

    赵凡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处理了知青卧轨事件，而后马不停蹄地奔赴景洪处理知青大罢工后期诸多的棘手问题。谁知繁重的调查工作尚未了结，1979年的1月8日，勐定农场告急，传来了200名知青集体绝食抗议的消息。知青们一天发出200多封电报，强烈要求国务院调查组的人前去。

  赵凡：我去的时候，那知青说好了，我们已经饿了四天了。几百人出了事，饿死了人，我也不要回北京，我就死到云南吧，就是就到了那么紧张。

    1979年1月8日，赵凡得到知青绝食的消息后，当天晚上就从景洪出发，在路况复杂的公路上疾驰了一天一夜，到达勐定农场。为了安全原因，他被安排住进了部队招待所。

    1979年1月10日，赵凡一行来到了知青绝食的地点。这里已经聚集了1500人。赵凡正准备讲话，现场的所有知青突然跪下了。

  赵凡：我去了以后啊，他摆开了场面，一个大操场上，都集合到那里。见了面时不说话，他第一个安排的就痛哭。大声痛哭，一起痛哭，一个广场里边没有话说，就呜呜呜，就是那么哭。我呢这个4个孩子，3个女儿，一个儿子， 4个孩子都是，3个知青，在山西农村里插队。这样一看知青，我也掉泪。他一看我，一听，可找到一个看看我们的，知青有希望了，有点盼望了。这中央派来的，是这种人。那我们的困难还能解决。

    在1500多名哭泣的知青面前，赵凡说：“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把你们的要求向中央、向国务院来反映。”他劝知青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停止绝食。而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赵凡说：“这一次遇见了请愿、罢工、静坐、绝食、包围干部，向工作组下跪等等方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事不是几个坏分子可以煽动起来的。”“而全国农场有知青160万，过去我是稳定的看法，这一次改变了。”云南农场的知青大多数来自四川和上海，这两地的党委政府是否同意知青回城，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

   可是上海一听说知青在中央这儿逼着要返城，就害怕得不得了，说我上海是个大城市，我的人口最多，我的知青也最多，现在城里还乱得一塌糊涂，刚刚喘过气来，无论如何你可不能把我们（知青）放回来，放回来我可没有饭吃，可弄不了。

    这个绝食这个地方，还在绝食的。我们就把情况，告诉四川省委。他就知道这个问题你不能交给中央，你不能一下子就回来，你不能叫他不准回来，还要出问题。他就说了话，四川的知青，我们四川负责，等我们做好准备工作，给我们送回来，我们接收，安排工作。满打满承，全包了，这样以后啊，上海就受到启发了，说人家四川做得漂亮啊，这上海的转变、北京的转变都是在这个情况底下。什么事都有个过程。

    在采访中赵凡反复强调是中央和云南、四川、上海等地的领导审时度势，为云南知青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正确的决策。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向赵凡表示，云南省委同意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案，他说，“知青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不愿意留的统统走。”

  赵凡：我把在云南的这个情况，上海的问题，四川的问题，写了个材料，国务院转发了，“做好工作，合情合理”，做好了准备工作，逐渐地回去。这不把这个“四不满意”变成“四满意”嘛。

    5万云南知青在狂喜之中纷纷回城，一年之后，据说留下来的知青只有70人。云南知青回城的消息鼓舞了全国各地的知青们，黑龙江、江西、浙江等地的国营农场的知青先后回城。

  赵凡：最决定因素，拨乱反正，就是解决文化大革命，包括知青问题都在内，社会矛盾，这是最大的一句话，什么都不要考虑了，再要不搞生产，我们都要饿肚子了，一下子引了这个方案，什么错误，一扫平。

    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从此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包括个人就业也必须等待统一分配，成为了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当时城市劳动力过剩，正在建立合作社的广大农村，却缺乏保管、会计、出纳这样的人才。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里写道：“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

    此后每逢经济遭遇大的停滞，就业压力严重增大时，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便骤然增加。“三年经济困难”之后的1962年到1965年之间，在政府的动员之下，近200万城镇知青下乡。文革当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更是背负着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实际困难，形式上却发展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这一时期日益严格的户籍制度，使落户农村的知青们除了招工、参军、上大学等正规渠道之外，几乎无法返回故乡。

    有研究者认为，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仅是为了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其实也是重要的原因。尤其是1966年到1968年，学校停课，大学停止招生，工厂也基本不招工。然而这三年里，全国初中高中毕业生累计达到400多万人。就业的形势是空前严峻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按语转引了毛泽东的一句最新指示，上山下乡运动走向高潮。

    赵凡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和中央政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战略高度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

  赵凡：工人就业就是党中央最大的一件事情，这一些年轻人都在那想干活，找不到活。国务院已经成立了知青工作小组，后来从县委，从基层的区委，层层都有知青办，不是光中央说了，每一个党委都遇到那么大的困难。要盖房子，要增加经费。这是最重要的问题，群众接受了没有，党的工作做下去以后，群众是拥护的。开始都是自动报名啊。所以这十年内乱一打乱，有什么道理可讲，就搞乱了，我想国家对这个政策，历史还要来考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历史转折点，也是我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大转折点。从那时起，尤其是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人们开始理智地审视以往走过的历史道路，包括重新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然而，粉碎“四人帮”后，历史遗留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尚待时日逐步解决。当时，确保社会稳定是大局。为此党中央确定知青工作的暂时方针：继续鼓励支持知青安心农村，有步骤、有计划、稳而不乱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具体对策是：国营农场知青基本稳定不动，农村插队知青进城条件可进一步放宽。原以为农场知青统一集中管理，生活条件比较好，问题比较少，故而采取“稳”农场、“放”农村的策略。但是，农村插队知青人数多，分布广，加之国营农场属于国营企业，各地政府分配给农场的招工、招生、征兵指标往往较少，返城人数明显低于农村插队知青。随着年龄增大，婚姻、探亲、生活等问题日益突出，农场知青不满情绪逐渐加大。 　

　云南垦区“上访潮”

　　云南西双版纳垦区知青不满情绪发生最早、规模最大。那里是我国第二大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农场位置偏僻，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后来，上海、成都、重庆、北京、昆明等城市，安排了10多万知青到那里从事橡胶种植业生产，上海知青最多。“文革”期间，农场生产遭受破坏，亏损严重，知青生活缺少保障，有些人要靠父母接济，遭遇极为不佳。
　　1978年10月底，西双版纳景洪农场一上海知青执笔起草《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列举13个问题，反映云南知青的种种困境，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很快有974名知青签名。   
　　信件发出后，杳无音讯，农场领导严厉批评。半个月后，又发出第二封信，依然石沉大海。不满之下，他们成立农场罢工委员会，起草请愿书，数万人签名发表公开宣言，宣布集体罢工。同时，推选代表组成上访团进京请愿，并为上访团广泛募集出行资金。一场罢工活动，由此在西双版纳垦区风起云涌，很快波及河口、文山、金平、临沧垦区50多个农场。12月16日，首批42人进京上访团组成，几经周折从西双版纳出发。两天后，第二批随后跟上。22日，两批上访团在昆明会合，准备一起北上。省农垦总局、省知青办、省团委根据省委指示劝阻进京，双方意见无法统一。随后，上访团在昆明街头张贴大字报，在闹市区挂起横幅标语，发表演说。围观市民越来越多，造成市区交通堵塞，社会秩序混乱。  
　　省委领导出面座谈，劝说留在原地解决问题，但他们仍执意乘坐火车进京上访。昆明火车站阻止登车，双方发生冲突。冲突中铁路职工被打伤，事态急剧恶化。上访知青又采取卧轨行动，阻止火车运行。省委领导焦急万分，一边派人开展工作，竭力劝阻进京；一边向党中央、国务院告急。23日，一部分知青装扮成普通乘客，悄然通过昆明附近另一车站，成功登上进京快车北上，27日抵京。当时正值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几天，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知青上访，邓小平指示：“要安定团结，要把西双版纳的生产搞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原农垦部部长王震多次通过中央办公厅和国家农垦总局了解事态发展。
　　会议期间，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受党中央委托，很快出面接见知青上访团10名代表，传达中央领导对广大知青的关切之情。王震回顾了“文革”动乱中“四人帮”对老干部造成的一系列迫害，同时饱含深情地对上访知青代表说：“你们本应该好好上学，也给耽误了。你们也是‘文革’动乱的受害者。”但他也指出：“四人帮”粉碎后，现在国家要大治，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那种动荡不安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了。他语重心长地要求大家以国家利益为重，为安定团结和实现“四化”贡献力量。  
　　王震作为老军垦战士，像长辈对待晚辈一样，批评农场知青的罢工、卧轨行动，指出这样影响不好，但也理解大家的不当举动，表示对罢工、卧轨问题决不追究。他希望大家回去后作自我批评，并告诉上访代表，党中央已决定派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率领中央机关组成的调查组赴云南垦区调查处理问题。

　　赵凡受命　

　  赵凡是河南鄢陵县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抗战初期，他曾在彭真等领导下转战华北平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抗战胜利后，被调入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在刘仁领导下担任北平地下党“平民工作委员会”书记，公开身份是卖布商人。他常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坐着三轮车，在市区往来。以经商为掩护秘密活动，发展党员，开展隐蔽战线斗争。建国后，他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书记处书记，主管农村工作。1958年修建十三陵水库时，他是总指挥。然而，“文革”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却将他打成“彭真、刘仁反党黑帮集团成员”关押、批斗。
　　粉碎“四人帮”后，他获得解放，从山西回到北京。1978年2月，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找他谈话，笑着征求意见：“你别回北京市了，变变工作岗位吧!”他不禁惊喜万分，立即爽快、干脆回答：“只要能为党工作，到哪儿都行!”
　　党中央任命他为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和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组长。他身兼数职，既管农垦事业，又管知青工作，深感责任重大，赶快抓紧时间熟悉情况。 

  　赵凡了解到，农场连年亏损，资金匮乏，职工不能按时拿到工资，农场生产、生活难以为继。他火速带领工作组飞新疆、奔黑龙江，认真调查研究，亲自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商请有关部委协助垦区解决问题。他也知道农场知青问题同样严重，当时农场系统就有2万多已婚知青没有住房，还有15万28岁以上的大龄知青急需住房等待结婚。他准备逐个解决，但没有想到云南知青问题爆发如此迅猛，而且惊动了中南海。
　　12月25日，他奉命带领中央调查组，会同在北京出席三中全会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乘专机紧急飞往昆明。在飞机上他们抓紧时间研究解决知青问题的办法。当时，赵凡已62岁，他刚下飞机也顾不上休息，马上赶往火车站探望、慰问在那里坚守工作岗位的铁路职工。接着，又看望滞留那里的上访知青，会见他们的代表，传达中央指示。他在昆明待了6天，那是6个紧张、繁忙、头痛的日子。白天开座谈会，听取上访知青代表的意见，晚上同省委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案。

　　赵凡认为农场知青上访、罢工、卧轨虽然属于越轨行为，但那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特殊问题，应具体分析，不能用习惯思维方式对待，更不能作为“打砸抢”处理。既要讲理、讲法，更要讲情。何况罢工、上访、卧轨人数很多，有些还是党团员，甚至是农场骨干(团委书记、分场场长)。为消除上访知青的对立情绪，他会见其代表时首先表示“中央很重视知青上访问题，调查组一下飞机没有休息，马上就来看望你们”，“我们这次不是来查铁路卧轨事件，而是专门开会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可以畅所欲言，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党中央派我们来，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中央知青会议文件下来了，我们应当共同稳定大局，恢复生产。”
　　他还诚恳劝导知青：“你们停工、停产，发表告人民书，拦阻火车，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铁路是国家经济大动脉，一刻也不能停。铁路职工执行规章制度，保障铁路畅通，是他们的职责。你们许多人的家长是干部，是工人，他们也不会赞成你们的做法。如果你们是铁路职工，也会执行规章制度的。”他让大家考虑：“滞留车站不撤离，继续坚持罢工，是有利于解决问题呢，还是不利于解决问题呢?”他希望大家回去帮助做工作，带头复工，稳定秩序。苦口婆心、好言相劝后，知青上访代表终于开始撤离昆明返回农场。大家松了一口气，但赵凡认为下一步的农场各项工作如果跟不上，随时可能引发新矛盾，前功尽弃。于是，他又赶紧乘飞机赶到思茅州，召集西双版纳8个农场的书记、场长开会，传达党中央指示，通报昆明知青代表座谈会情况。
　　他强调严格执行“宽大为怀”的方针，知青停工期间，工资照发。各农场要吸收知青代表参加，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改善知青生活待遇，坚决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稳定知青情绪。他指出：“只有先稳定，才能进行教育，恢复生产。”

　　针对有人提出抓人的主张，赵凡指出：抓人、关人那是“四人帮”的做法。对待知青罢工、上访，只能缓解矛盾，不能激化矛盾。他还带领调查组深入问题闹得最大的农场进行调查，走访生产队的知青，察看大家的生产、生活情况。看到许多知青住房破烂不堪，生活条件确实很差，深感知青罢工原因很多。

　　经过紧张、艰苦、细致的工作，西双版纳垦区局势逐渐恢复正常。

　　含泪真情相劝

　　西双版纳垦区刚刚恢复平静，位于云南西部临沧垦区的勐定农场，突然又掀起知青绝食浪潮。该场毗邻缅甸，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政治、军事影响很大。那里有7000多知青，其中成都知青5000人，其余是上海知青。当时，勐定农场的知青不仅集体罢工，而且闹起集体绝食。1月8日，中央领导让中央办公厅紧急通知正在西双版纳的赵凡火速赶往滇西地区查看处理。  
　　西双版纳距离临沧垦区勐定农场路程遥远，道路崎岖险峻，坑坑洼洼，狭窄不平。那里又不通飞机，只能由军队派军用吉普车护送连夜前往。到达的第二天，他立即邀请4名知青代表座谈，下午马上乘车前往勐定农场，他发现农场干部惊慌失措，紧张不安，立即劝慰大家沉住气：“知青不可怕，你们不要紧张。知青和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是可以做工作的。我们自己不是也有孩子是知青吗?”随后就去现场看望罢工、绝食的知青。

　　当时，天色渐晚，只见农场招待所前面的广场上，聚集有1500多罢工、绝食的知青，黑压压一大片，气势阴沉紧张。赵凡正要开口讲话，站在最前排的知青突然齐刷刷下跪，并发出撕心裂肺般的哭叫声。紧接着，后面大批知青也随之跪地大哭，有节奏地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

　　赵凡说：“党中央、国务院很关心你们的问题和健康，特地派我们来调查处理问题。你们从城市来到农场，经受了锻炼，为边疆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当然，你们生活上也碰到许多困难和问题。”随后，他开诚布公告诉大家：“我也是知青家长，有四个孩子，三个在农村插队，一个在工厂劳动。我完全能理解你们的处境和要求，会负责任地把你们的情况如实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接着，他坦言：“知青问题涉及范围很广，许多问题关系重大，不是我们能说了算的。你们这么多人要求回城，我们需要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还要同上海、云南、四川等方面共同商量。大家应该理解和配合，首先回到生产岗位上去，给我们以解决问题的时间。像现在这样闹哄哄的，那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
　　他心情沉痛，含着眼泪说：“你们在这里这样日夜坐着，晚上天气又冷，会冻出病来的。身体垮了，将来即使回到城市里去，什么也干不成，令人痛心!”他诚恳“希望大家接受我的劝告，停止静坐和绝食，回去好好休息。我们会同你们的代表座谈，认真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赵凡讲话时间不长，语言朴实，充满真情，没有虚话、空话。尤其是当他说到自己是知青家长、四个孩子也是知青时，大家感情上好像同他突然缩短了距离，对立、怀疑情绪迅速云消雾散。会场气氛骤然大变，大家感到他讲话合情合理，于是纷纷接受劝告离开广场。大会刚散，赵凡连夜邀请20名知青代表座谈，鼓励大家带头安定情绪，恢复生产，配合农场开展工作。第二天，他先后召集调查组和农场干部开会，详细研究解决知青问题的具体方案。1月12日，赵凡迅速返回西双版纳，召集调查组和各农场领导人开会。他感慨地说：“这次下来，遇到了请愿、罢工、静坐、绝食、下跪等等，是我参加革命以来从未见过的。全国农场现有160万知青，过去我赞成稳定队伍，这次观点变了。知青们遇到的具体问题太多，困难太多。他们座谈中说起这些问题，一个个悲痛伤心，我这个62岁的人听了也流泪。他们闹事不好，但事出有因，只有直接交谈，才能了解真相。”  
　　回到昆明后，他立即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情况，陈述自己的处理意见。中央同意后，他迅速和四川成都、重庆，以及上海、北京等省、市委紧急联系，传达中央的指示，劝说各地在知青返城问题上持积极态度。经过赵凡耐心细致地工作，四川省委研究后首先表示：凡按政策规定应该回到四川的知青，我们全部负责接受安排。在国务院主持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极为高兴，立即表扬四川，并向上海通报了有关情况。   
　　上海市委压力大，顾虑多。因为近几年来他们已接受安排了在全国各地上山下乡的3万多上海知青返城，等待批准返城的还有8万。大家担心大批知青返城，人口高密度的上海势必更加混乱。但经反复工作，他们还是表示顾全大局，克服困难，按中央调查组的方案办理。
　　但垦区有些干部受传统观念影响，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认为上海知青闹事性质严重，属于坏人闹事，背后有黑手，主张抓坏头头，严惩肇事分子。赵凡只好反复做工作，耐心指出：“知青闹事不好，但事出有因，应实事求是分析，是人民内部矛盾。绝不是坏人闹事，更不能当成闹动乱，抓坏头头。现在局势刚刚平定，如果那样搞，肯定处理不好，而且会激化矛盾，添新乱子。”他告诫大家：“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只有理解知青的心情，才能处理好知青问题。”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同意赵凡的观点，两人就云南农垦知青问题调查和处理意见达成共识，联名向中央写了报告，计划分批分期安排知青返城。
　　赵凡带领中央调查组，在云南垦区紧张工作了一个多月，党中央满意，广大知青在满意的同时也深受教育。不久，西双版纳垦区赴京“上访团”负责人，联名给王震副总理发电报，对他们发动罢工、上访活动作了自我批评，检讨“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考虑得少。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影响和干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婉谢知青赠送功德碑

　　2003年8月28日，离休在家的赵凡突然接到四川成都打来的长途电话。对方说他们是云南农场返城的知青，20多年来一直想念当年到云南处理知青问题的赵部长，想派代表进京看望赵部长，还要赠送功德碑。赵凡大为震惊，25年过去了，许多往事如烟，没有想到成都知青依然惦记云南那段历史。他马上表示：“给我送功德碑万万不可以，我们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进行的，不能把功劳记在自己头上。”并劝大家暂时不要来北京，表示自己很快将到成都看望大家。

　　两天后，他在工作人员陪同下，乘飞机前往成都。许多成都知青早在机场等候，大家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饱含热泪纷纷涌上前去，齐声高喊：“赵老，您好!”然后簇拥着他走出机场，场面动人，气氛感人。 `  
　　赵凡到达成都的消息，迅速传向四面八方。当年的知青冒着成都的炎热，争相赶来看望。大家热情组织座谈会欢迎赵凡，向他汇报返城后学习、工作、创业的经历和故事。每当他们回首往事，总忘不了当年赵部长在云南的同情和理解，表示要赠送功德碑作纪念。   
　　赵凡兴奋地说：“你们想我，我也想你们。你们想到北京看我，我欢迎，但承受不了送功德碑。你们绝对不能因为我当年参与了解决云南知青问题，就把功劳记在我头上。”老部长朴实的言语不断被阵阵掌声打断。  
　　令赵凡更为高兴的是，这些返城知青在创造辉煌业绩的同时，始终惦记着云南的农场。因为，他们曾经在那里战斗和生活了八年，一度和农场干部、职工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视云南农场为第二故乡，返城后曾两次组织“知青回乡访问团”，回云南农场看看改革开放后的新变化，访问日夜思念的父老乡亲。赵凡在成都逗留两天，座谈、访问、参观，日程安排虽然紧张，但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他的成都之行，让知青们兴奋不已，高兴万分。赵凡虽然婉谢了他们渴望感恩的功德碑，但却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一片真情。 

                              ——本文摘自《军政在线网》赵凡与云南知青问题的解决 作者：许人俊

  

 《赵凡与云南知青问题的解决》一文，实际作者是原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主任许人俊同志。原文题目为“情退云南农场知青罢工潮”，登载于《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经历回顾》的产业篇（下）中。《军政在线网》使用时，变更了文题和文内标题，整个文字也略有删节。

2003年8月30日，许人俊和原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张鲤门同志一起，陪同老部长赵凡一起飞赴蓉城，看望成都知青。当时，三位曾参与处理云南知青问题的老领导都已是耄耋老人了。

赵凡同志得知成都知青想为他送功德碑时表示“给我送功德碑万万不可以，我们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进行的，不能把功劳记在自己头上。”这是一个真正的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我为什么特地把这句话引在此处呢，因是赵凡同志逝世的消息传开后，一些知青朋友想为他竖碑致念。今天早晨，就此问题我写给了一位战友几句话，转于此处：此事慎为。老人生前对这些一直低调，他一直说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老人走啦，让他安心。纪念赵凡同志，把我们自己的晚年过好，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当是老人家的心愿。当年在勐定，对着跪成一片绝食的孩子，他动情地说：孩子们，起来，人是铁，饭是钢，要吃饭啊，有了好身体，回去了才好干工作。实在而又朴实的希望。象昨天我们花篮缎带上写的那样，“红土地知青永远怀念您”就好。赵凡同志的纪念碑，永远矗立在我们知青一代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