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中国人在国外犯法回国:为逃避干部迫害知青少年独自启程闯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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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1月26日 16:09
来源：凤凰网专稿 作者：杨军
核心提示：为了躲避迫害，为了寻求一条生路，选择去黑龙江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求见那些完全陌生的人，的确需要一种勇气和魄力，这种勇气和魄力来源于不甘沉沦的生活态度，有了这种精神，才敢于走出去闯荡。
凤凰网专稿，作者：杨军
1966年，由于继父下放务农，全家人的户口即将由城镇户口转为农业户口，为了使我保持城镇户口而不影响前途，母亲决定让我回到生父那儿去，并把户口一同迁走。大约是六月份，我从郊区回到了市里，同时转学到市第十一中学。
1968年9月，我随同学们相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乡到辽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集体插队。1969年末，农村征兵开始，我插队的生产队队长的侄子，同时也是生产队会计的亲戚，一个还乡青年，经过体检政审程序之后，换上了军装，到市里准备出发时，突然被退了回来。那时的青年人，特别是知识青年都愿意去当兵，因为当兵是离开农村的一个机会，还特别受人崇拜。那个年月如果能当上兵，那真是人生中最大的幸事，换了军装又被退回来，应该说是太遗憾了！
这个时候，恰好赶上我回市里办事，等我回到知青点儿的那天晚上，生产队会计就把我找去了，一见面就声严色厉地说：
“你小子也太坏了！”
“我怎么了，您别生气慢慢说。”我说。
“我说呢，这几天你怎么到市里去了，原来你是到军管会告发我外甥去了。这下好了，你告下来了。”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是十一中的学生，他是实验高中的学生，下乡前我们俩不在一个学校，又互不相识，我为啥要去告他呢？”
“你别不承认，有人在军管会门前看见你了。”
“我是在军管会门前路过，因为我家在军管会东边住。可是我连军管会的大门都没进！”
“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在这儿别想有好果子吃！”会计狠狠说。
我一听，这可坏了，队长和会计掌握着生产队的“生杀大权”，他们说什么，就能做到什么。而这明明是有人在陷害，可我就是有八张嘴也说不清啊！
本来由于自己家庭出身不好就倍受歧视，现在又雪上加霜，为此心情极度苦闷，思想压力也很大，如果继续在知青点生活下去，那肯定是精神上受压迫，物质上没好处，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这里，可是我又能去哪儿呢？
1970年春节期间回市里和家人团聚，心里也照样难受。一天，听说徐凤江也没有回知青点去，还在家呆着，我便去了他家。
徐凤江是我的中学同学，上学时，我在二年一班，他在二年六班。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学校的广播员，他是播音室的机器维修员，为了播音方便，我俩经常住在广播室里，逐渐地成了好朋友。下乡时我俩去了同一个公社，我们班分到羊圈子大队，他们班分到河东大队。
见到了徐凤江后才知道，他在知青点也很不顺心，原因是，市里驻军搞“七二一”工程建设，从全市下乡青年中选调一批政治条件好的男生参加工程建设，被选去的人都要发军装，进行军事化管理，他被选上了，并决定让他担任连队文书。为此，他特别高兴，不但作了认真的准备，还阅读了不少有关文秘工作的书籍。不料，事情发生了变故，他报到时又决定不让他当文书了。这样，他觉得自己特没面子，于是决定离开连队，而且要离开知青点儿。这时他已经回市里很长时间了。我问他如何打算，他说：“我在黑龙江有个舅舅，在肇州县物资局当局长，我舅妈在县革委会招待所工作，我准备转点儿，把知青关系转到黑龙江去。”听了他的情况，我觉得他和我同命相连。好朋友见面，无话不说，我就向他诉说了我目前的处境。他听了我的遭遇后说：
“如果你在黑龙江有亲戚的话，干脆也去黑龙江吧！那地方好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