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研究百年述评

　　在宋代词坛上，柳永堪称是一位个性鲜明、成就卓著的“大家”。在那个还普遍地视“词”这种流行歌曲为“小道”、“艳科”的时代，柳永不仅以“忍把浮名、换了浅酙低唱”的勇敢宣言和“奉旨填词”的大胆举动令世俗社会感到巨大的震惊，而且更以“浅近卑俗”、“骫骳从俗”的艺术风貌给传统词坛带来了强力的冲击。其人堪以“奇”字称述，其词堪以“俗”字擅胜。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型”的词人，历代的接受与品评也就异常热闹，自有宋一代开始，世人对他就是毁誉不一，歧议纷呈。二十世纪以降百余年来，学术界仍然呈现出一种众说纷纭话柳永的态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二十世纪柳永研究的百年历程做一番回顾与反思。
　　一、百年柳永研究的定量分析
　　为客观起见，我们首先对百年柳永研究成果进行了检索统计，并对所得数据加以定量分析。现将二十世纪柳永研究成果按时段和内容列作一览表（表中“－”号后数字为该项成果数所含海外成果数）：

　　从“一览表”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百年柳永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起伏性特色，所谓峰回路转变无穷、柳暗花明又一村。首先，就成果总量而言，对柳永的研究，在五四运动以前主要是词话、笔记等传统旧形式，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30年，出现了17项成果，平均每年约0。34项，这是现代意义上柳永研究的开创时期。建国以后，柳永研究全面铺开，至“文革”前共有32项成果面世，年均2项，较前期翻了近6倍，这是柳永研究的发展时期。“文革”10年，受政治气候的约制，柳永研究几近停滞，仅有7项成果；与此同时，海外柳永研究趁势而兴、异军突起、成果斐然，共有19项成果。“文革”以后，柳永研究重新开幕并迅速回温，70年代最后3年就有16项成果，年均5。3项，是“文革”期间的近8倍、“文革”前的近3倍。80年代，柳永研究进入极盛时期，取得了总共188项、年均18。8项成果的骄人成绩。90年代的柳永研究虽在数量方面略有下滑，共有127项成果，年均12。7项，但在研究质量方面则向纵深发展，涌现了一批独具只眼、极富内涵的佳作。新世纪伊始，柳永研究挟百年余威再度抬头，短短2年就取得38项成果，年均19项，显示了新世纪之初柳永研究的可喜局面和强劲势头。其次，就格局分布而言，柳永研究的开创时期，比较有特色、有力度的是关于柳永生平行迹的考证；发展时期在继续保持前期特色的同时，开始转入柳永词作艺术的探求，此类成果由前期的3项增加为12项，而且研究深度大有拓展；“文革”期间，海外学者开始涉足柳永研究，主要是对前期国内学者对柳词艺术研究的继续和发展，在前期国内学者着力不多的柳词版本考辨方面则多有创获；“文革”以后，柳永研究全面突进，在各个研究领域都取得大量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古典诗词传播与消费的大众化、休闲化趋势，以前不为学者所重视的作品赏析类文章迅速攀升，一度夺魁。
　　结合“一览表”所反映的柳永研究格局分布与柳永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百年柳永研究中有若干讨论热烈、成果突出的热点、重点问题，以下我们试就这些问题分别加以考察与评述。
　　二、柳永生平事迹考证
　　柳永虽是有宋一代著名的词人，但由于某些历史的误会与巧合，《宋史》未曾给他立传，其他文献虽偶有零星记载，又大抵传闻异词、舛误间出。因此，关于柳永生平行迹的考证，便成为柳永研究的必要前提。关于柳永生平行迹的百年求索，主要集中于柳永的生卒时间及地点、登第时间、首任官职等几个问题。
　　关于柳永的生年，潘承弼先生认为不可考，储皖峰先生定于宋太宗至道元年（995），薛瑞生先生认为应当在985年或987年，唐圭璋先生、吴熊和先生、周子来先生、黄强祺先生皆定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李国庭先生认为当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左右，李思永先生则认为当在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左右①。刘天文先生撰写《柳永年谱稿》（《成都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采用了唐圭璋、金启华先生以柳永于冠年写《望海潮》词赠孙何为依据，并在具体年份上采用了林新樵先生定柳永生于宋太宗雍熙元年（984）之说②。对于刘先生此说，叶嘉莹女士在南开大学演讲时亦持相近见解③。但是，对于关键的柳永献词孙何一说，却异议颇多。早在1983年，就有徐凌云、龚德芬二人合撰《柳永〈望海潮〉非为孙何而作》（《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提出柳永献词孙何一说最早见于《古今词话》，但《古今词话》所记疑点甚多，后人不加考证就照单全收，实以讹传讹。此后，相继有詹亚园先生撰《柳永《望海潮）不是赠孙何之作》（《淮北煤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罗伉烈先生撰《话柳永》（《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都提出了类似观点。关于柳永的出生地，一般认为柳永出生于家乡崇安，但刘天文先生认为当出生于其父费县任所，后回崇安读书④，钟陵先生《柳永早年事迹考辨》（《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亦持相近之说。关于柳永的卒年，唐圭璋先生等均认为是宋仁宗皇祐5年（1053），但薛瑞生先生《柳永卒年新说》（《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从分析《镇江府志》之真伪入手，考其王安礼葬柳永之说不可信，由此推断柳永卒于皇祐5年（1053）亦误，并考出嘉祐3年（1058）柳尚作词赠刘敞，柳之卒年最早当在此后求之。关于柳永的葬地，潘承弼先生1936年在《柳三变事迹考略》中采用了清人王士祯《花草蒙拾》的仪征仙人掌说，陈麟德先生1991年再次肯定此说⑤。唐圭璋先生1957年在《柳永事迹新证》中排除了上述仪征说、宋祝穆《方舆胜览》的襄阳说、宋曾敏行《独醒杂志》的枣阳说，以为“都是传闻，未必可信”，肯定了宋叶梦得《避暑录话》的润州说。唐先生此说得到了李国庭先生等诸多学界同仁的支持。后来，官桂铨先生《关于柳永的葬地》（《福建论坛》1982年第6期），又据清代考据家叶名沣（1811—1859）《桥西杂记》“柳耆卿墓”一则再次重申了润州说。
　　关于柳永的登第时间，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为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记景祐末，一为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载景祐元年。叶梦得《避暑录话》、《石林燕语》谓柳永中进士后为睦州推官，在景祐中，可见叶氏亦主景祐元年说。又《崇安县志》云柳三变柳三接同登景祐元年张唐卿榜进士第。是以大多数学者皆从景祐元年说。但1984年詹亚园先生重申景祐末年说，吴熊和先生则提出当在景祐元年以前，而罗忼烈先生再次肯定了景祐元年说⑥。
　　另外，柳永释褐之后所任第一职是何官？文献记载柳永在睦州任的是团练推官（或团练使推官）。1936年，潘承弼先生《柳三变事迹考略》提出柳永登第后初为睦州推官。唐圭璋先生原先题柳永任睦州团练使推官，而后又题为睦州推官，并认为柳词《满江红》（暮雨初收）是景祐元年范仲淹至睦州之前、柳永任推官时所作。黄强祺先生《关于柳永初任职的记载不实》（《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对睦州（团练使）推官说提出质疑，认为柳词《满江红》写的是秋景、伤宦游的哀情，不是春天初任时所作。黄先生还考证出《宋会要辑稿·选举志》所载“景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诏，新及第进士……第三甲为初等职官”中“初等职官”当为“初等幕职官”之误，认为柳永考中第三甲，只能任最低的职位即初等幕职官，而不可能任睦州团练使推官。此外，黄先生又据《宋史·职官志》所记，认为州县职无推官，故柳永任睦州推官一说也站不住脚。
　　对柳永生平行迹之研究，学术界的争论与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但前文提到，刘天文先生在资料异常短缺的情况下，网罗众说，参稽史料，细加排比，证以词作，撰成《柳永年谱稿（上、下）》，比较详细地勾勒出构永一生行事的主要线索，给柳永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参照，可谓此项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实在是对柳永研究的一大贡献。
　　三、柳永思想、人格探讨
　　关于柳永思想、人格研究，学术界百年纷争的焦点主要是他对待功名利禄和歌妓的态度问题。
　　柳永的词在当时“天下咏之”，风靡一时。但是，因为他在落第后写了一首《鹤冲天》的小词，遭到宋仁宗的斥落，一生蹭蹬仕途，流落多舛，直至老死他乡、无以为葬。由于柳永的这一不幸遭遇，加上他在词中又曾说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类的话，历来许多文学史和词论专著都据以论断他蔑视功名利禄，傲视王侯公卿。对于上述说法，诸多学者表示了不同看法。王起先生《怎样评价柳永的词》（《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认为“他鄙弃功名，并不是真正对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有所认识，而是认为做官要受到各种束缚，反不如在娼楼里过一种‘浅斟低唱’的生活来得惬意”。丰家骅先生《柳永思想评价刍议》（《学术月刊》1985年第5期），认为柳永虽然一生沦落天涯，但终其一生从来就没有忘却过功名利禄。他屡试不第，不仅没有绝意仕进，相反却“始悔以文词先得名为己累”，更名为永，继续应试博取功名。五十多岁登第后，他供职甚勤，曾得到州守吕尉的常识，而且他在六十多岁时还作宫词《醉蓬莱》，求助内官达后宫，以冀进用。在献词应制失败后，他又“亲诣政府”，上访晏殊，请求改官。他所以偶尔在某些词中透露出厌弃功名利禄的思想，只是因为漂泊不定的游宦生活使他失去了“偎红倚翠”、“幽欢佳会”的享乐生活。这种思想与《鹤冲天》一词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表面是是厌弃功名，而实际上却是他“且乐太平”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与北宋社会思潮是一致的。
　　柳永是一个通晓音律的词人，由于仕途失意，他常出入秦楼楚馆，与妓女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他的《乐章集》中有不少怀妓、咏妓之作。不少学者认为他对被侮辱被践踏的妓女非常关心、同情。唐圭璋、金启华先生《论柳永的词》（《光明日报》1957年3月3日），认为柳永的词“体现了对于受压抑妓女的真挚感情，带有打破等级观念，否定封建礼教的色彩”。惠淇源先生《“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从柳永的叛逆性格谈起》（《艺谭》1984年第3期），认为柳永长期“置身于妓女、乐工中间，同她（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敢于同他们真心相待”，“大胆地冲出了封建礼教的藩蓠”。与上述观点相对，郁贤皓、周福昌先生《必须用批判的态度对柳永的词重新估价》（《光明日报》1960年7月17日），认为柳永“大半生的精力都费耗在追逐功名和偎红倚翠的生活上面”，他的词“证明了他像一般没落士大夫一样对放浪形骸生活的追逐”。丰家骅先生《柳永思想评价刍议》一文，认为柳永的思想实际上是“风流才子”和“市井浪人”两种思想的混和物，并无任何反封建意义。
　　除以上两点外，也有论者另辟蹊径，提出了前人没有涉及过的新说。如程瑞钊先生《柳永思想性格新论》（《西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通过从柳永《乐章集》的一些只言片语中寻绎出一丝端倪，再以其政治长诗《煮海歌》为证，提出了柳永的“六大政治主张”：停战伐、安黎庶、省刑罚、减赋役、足民用、用贤良。程先生并在文末提出：“柳永有功于社会，无过于人民，庶几可称古今第一大完人……卓然千古，柳永不朽！”可谓力拔柳永，不遗余力，文章触及的问题和评价的眼光都为前此所未见，但其“完人”之说或有矫枉过正之嫌。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视界的进一步的扩展、研究深度的进一步开掘，不少论者开始以一种更为深邃的眼光，将柳永的思想、人格置于中国文化的广袤背景中加以考察，从生命意识、文化角色、理想人格、现实生存等角度提出了许多有说服力的观点。邓莹辉先生《试论柳永的生命意识》（《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一文，提出柳永“在充满悲剧的命运拼搏中，追求个人内心的、活生生的生命冲动，试图用个体的感性生命的强力，突破理性道德设置的重重禁区，达到个体人格的自由实现”。龙建国先生《论“柳永式的超然”》（《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2期），认为“柳永式的超然”表现了柳永“强烈要求摆脱传统意识的束缚，追求个性自由和精神享乐”。张海鸥先生《浪子词人柳永与正统君臣审美意识的冲突》（《学术研究》1997年第3期），提出“柳永与正统君臣的人格美意识有率真和修饰的差异。这并不是指他们的道德人格有高下之分，而是指他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人格”。过常宝先生《柳永的文化角色与生存悲剧》（《东方丛刊》1998年第3期），提出“由于耽于词作，柳永被推至俗文化代言人的地位，导致了他文人理想的落空；而俗文化中的情感体验，又帮助柳永超越了现实人生的艰难”，其悲剧性意义在于“它把我们心中的焦虑，转化为一种悠长的哀怨之情；它把我们的荒诞感，转化为一种对人生的留恋和牵挂”。胡春玲女士《柳永生存悲剧之因探析》（《湖北师院学报》2001年第3期），提出所谓人品和文品之悖离并不是柳永生存悲剧的症结，其根本原因在于柳永所代表的俗艳文化和士大夫阶层所代表的正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曹志平女士《论柳永社会角色的多重内涵及其文化意蕴》（《齐鲁学刊》2000年第4期），进一步提出“特定历史时期的‘风流寒士’、‘多情浪子’、‘才子词人’等多重角色内涵，构成了柳永丰富而圆整的生命形象，显示出独特的文化意蕴。”此外，袁美丽女士《试论柳永人生悲剧的深层文化意蕴》（《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龚岚女士《试析柳永浪子身份的人生意蕴》（《江西师大学报》2001第4期）等文，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以上成果的取得，是学术观念与方法大变革所带来的研究意识的更新在柳永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开创了柳永研究的新局面。
　　四、柳永艺术成就论述
　　对柳永词的创作成就和艺术特征的研究，是百年柳永研究的重中之重，热点中的热点。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形成柳永研究百年历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笔者初步归纳，就有艳词论、情词论、俗词论、积极俗词论、雅俗并存论、市民文学论、自我意识论等数种之多。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指斥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浮艳虚华之文”，代表了传统词学研究对柳词的一般评价。艳词论者直接秉承这一评价，如吴梅《词学通论》认为《乐章集》“通本皆摹写艳情”，又如前文所述郁贤皓先生等《必须用批判的态度对柳永的词重新评价》一文，也认为柳永和他笔下的妓女“充满色情要求”。至于胡遂女士《论唐宋词创作旨趣的发展演变》（《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一文，则更是把柳词视为“以色为词”的代表，认为柳永具有不愿以“浅斟低唱”去换取浮名的自觉意识，而甘心作一个“偎红倚翠”的才子词人；他明白地宣称自己的兴趣乃在“烟花巷陌”的意中人身上，因此用自己的词笔尽情描写“似恁偎香倚暖，抱着日高犹睡”（柳永《慢卷轴》词句）的床第之乐与鱼水之欢，“其写作志趣显然在于表现色情性感”。
　　情词论者则认为柳词绝非淫靡之作，而是柳永与歌妓间真实情意、爱情的艺术表现。前文提到唐圭璋、金启华先生早在1957年就提出此说，后来章尚正先生《柳永情词平议》（《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重申柳词是对不可名状的男女之情的热烈向往、痴狂追求与衷情讴歌，是柳永赤诚心灵的坦露，可谓“吾手写吾心”。认为柳永情词富于真诚美，具有独特性；富于理想美，具有普遍性；富于悲剧美，具有深刻性；富于意境美，具有完美性；富于曲调美，具有创新性。白军芳女士《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柳永词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女性观》（《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则认为“在先进的女性观点驱使下，柳永的词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都透出不凡的清新气息，与其他玩弄女性的官僚们形成鲜明的对照”。此外，殷光熹先生《柳词中的悲惨世界和艺术天地：柳永歌妓词再评价》（《云南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苏者聪先生《应当重新评价柳永的咏妓词》（《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都表达了类似观点。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贬损柳词“浅近卑俗”、“声态可憎”，20世纪以来柳永研究中的俗词论者在对柳词“俗”这一点的体认上与前人大抵相同，但在对“俗”的内蕴的发掘与审美评价上则与前人大相径庭。如王修华先生《柳词之“俗”刍议》（《河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10期），认为柳词之“俗”主要体现在情趣世俗、审美通俗、语言俚俗等方面，作为词风的“雅”与“俗”，虽有类型之分，其实并无美丑之别，柳词所以倍受正统诟骂和流俗喜好，纯系评者的不同立场所致。孙克强先生《“柳俗”新论》（《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一文，则从柳词的创作意图与接受者的选择之间的关系这一接受美学新角度来探究柳词“俗”的新内涵，认为柳词是以迎合受众为根本特征的，其“俗”表现在三个方面：题材内容之俗表现为以男女之情（甚至是色情）的描写迎合受众的娱乐刺激需求；语言之俗表现在市井方言俚语的运用，模拟人物声口语气，为受众所习见，用韵和四声的安排使柳词旋律活泼、章节响亮、富于刺激性；表现手法之俗表现在铺叙手法的运用，叙事抒情求详求尽，不留余韵，不求含蓄，以迎合受众的欣赏习惯。
　　与一般俗词论者主要着重于柳词形式之俗不同，积极俗词论者主要结合柳词的实际内容来阐明柳词形式之俗的积极意义。如李金水先生《柳永“俗词”的积极意义》（《江汉论坛》1986年第12期）一文，认为柳词的“俗”不仅是一种外在形式，而且是由生活本质内容所决定的一种内在因素。柳词的大部分内容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现实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特别是它所触及的社会问题和阶级矛盾，更使柳词的“俗”具有浑厚的实际内容。否则，即使是“俗不可耐”，也不可能赢得不胫而走的社会效果。李先生认为，柳永努力使词的思想内容和最大的通俗性相结合，这是形式促进了内容的发展。柳永在解决新内容和旧形式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勇敢地担当起开创新形式的重任，是功不可没的。稍后，何丽女士《试论柳永俗词的社会意义》（《成都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雅俗并存论者取一种中和的态度，认为柳词不能简单以雅、俗论之，认为柳词可分为雅词和俗词两类。如叶嘉莹女士1981年在南开演讲时重申夏敬观先生《手评〈乐章集〉》的意见，明确讲到柳永的词一类是抒写自己怀抱的雅词，这类词工于羁旅行役，情景交融，具有极深的悲慨，而且音律谐婉，叙事详尽，有头有尾；另一类是为乐工歌妓写的俗词，这类词敢于用新鲜的词句，写出大胆露骨的真切生活中的妇女的感情，有大胆创新的一面。稍后谢桃坊先生《柳永的俗词与雅词》（《光明日报》1985年7月2日）一文，也明确提出柳词可分雅、俗两类。孙克强先生《“柳俗”新论》一文末尾也提到柳词“俗”者“为人”而作，而其“为己”之作亦不乏雅誉。叶帮义先生《风流之外的儒雅情怀——柳永词之另一面》（《海南师院学报》2001年第4期），进一步对柳永词中的骚雅情怀、寄托之致、高情远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析。此外，尚有其他许多论者也持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
　　市民文学论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萌生，贾凫西先生《八百四五十年前平民文学家秦少游、柳三变》（《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11月26日），已经涉足此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渐成漫衍之势。1984年，金启华、王子鸣先生《柳永的歌妓词》（《盐城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一文，在篇末明确提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柳永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市民文学家。”此后，曾大兴先生《柳永词的市民文学特征》（《中南民院学报》1988年第1期）一文，从表情方式和结构艺术两个方面对柳词的市民文学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指出柳词的表情方式主要是直陈，具体来说就是即事言情、直抒胸臆、白描似的写景状物；柳词的结构艺术主要表现在直线贯穿，即时空关系上的一次性转换或无转换，意象组合上的多连贯、递进、阐释关系而少并列、杂陈以及虚字的呼唤和照应。以上两个特点使柳词给人一种极度流畅、明快、没有阻滞、不费思索的审美感受，因而最宜于在勾栏瓦舍中演唱，最易为普通市民所接受。稍后何钦福先生《谈柳词中的市民意识》（《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一文，则主要从柳词的内容出发，认为柳词的市民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某些词作中对妓女的态度明显地有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妇女观；在一定程度上对功名利禄的蔑视和否定，反映出市民阶层作为受害者与旁观者对官场黑暗与腐朽的清醒认识；从市民的角度、以市民的眼光及与市民相沟通的思想感情艺术地再现了当时都市的富庶与繁华。此外，彭棣华先生《市民作家柳永及其作品》（《云南民院学报》1986年第1期）等文，对此也有较为精到的论述。
　　自我意识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涌现的一种新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柳词主要表现了柳永的自我意识。如龙建国先生《论柳永词的自我意识》（《信阳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认为这种自我意识在柳词中表现为冲破封建道德观念的束缚，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及蔑视封建功名思想，努力完善理想自我。
　　五、百年柳永研究的学术反思
　　纵观百年柳永研究，发展的历程虽然有些曲折和起伏，但前进的步履却是实在而有力的，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而可喜的，即使是曾经有过的曲折和难以避免的不足，也能给新世纪的柳永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于柳永生平行迹的考证虽囿于史乘阙漏，若干细节尚未真正坐实，但学界在不少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具有定鼎立标的重大意义。关于柳永思想人格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从简单平面分析到立体综合考察的趋势，导引着我们向柳永其人的历史真实不断开掘和接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柳永生平事迹的考证及其思想人格的探讨，已经超越出文史研究的一般实证意义，而带有了更深层的文化蕴含和学术价值。首先，由于柳永在其人生的主要阶段，其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都游离于正统文化的边缘地带，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言论难以进入官方文化所书写的正史之中，因此对柳永生平事迹的考证及其思想人格的探讨，便体现出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意识和对“另类”文化的认同感。其次，又因为在北宋前期的词坛上柳永以一己之“俗词”和“慢词”，而与一批台阁词人的“雅词”和“令词”相抗衡，沿袭了数百年的唐宋词坛也因为柳永的出现而展示出一片新风彩，所以他出生年代的早晚及其生平行迹和思想人格的考证和探求，对于勾画那一段重要词史的发展轨迹也就具有了非凡的意义。
　　关于柳永词创作成就和艺术特征的定性研究，呈现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百舸争流”的局面，充分展现了柳永词在千年时空之旅中被不断读解、重读的生动景观，同时也启发我们从传播接受的新维度继续思考这一问题。此外，对柳永及其词史地位的定位研究也是百年柳永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比较研究。百年柳永研究成果中，比较研究的成果数达44项之多，所涉比较对象有宋玉、李白、温庭筠、张先、秦观、苏轼、周邦彦、李清照、关汉卿、乔吉等。二是感性描述。诸如“宋代开拓词境的第一功臣”、“千古词状元”之类的赞誉⑦，即是对柳永词史地位的较为感性与形象性的描述。三是定量分析。刘尊明、王兆鹏等共同合作，大胆尝试，近年来连续发表了《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本世纪唐宋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本世纪东坡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等系列文章，文中所列“两宋词人综合排行榜”、“两宋十大词人综合名次排行表”显示，柳永在两宋“十大词人”中名列第5位，仅居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之后。客观的数据为比较研究和感性描述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充分表明柳永及其词在世人心目中的真实地位。
　　2001年4月11日至14日，由中国韵文学会等6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千年“首届柳永学术研讨会”在柳永的故乡福建武夷山市举行。会议期间，海内外学者提交学术论文50余篇。这些论文视野开阔，对柳永及其创作从不同视角进行多元研究，运用文化学、伦理学、文体学、文献学以至于经济学的视角来开掘其丰厚内涵与深远影响，阐述其对文学史的特殊贡献与角色定位，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有新的开拓，它把柳永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柳永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新世纪的柳永研究会更上层楼，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