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材料是最痛苦的工作:蒋介石遗嘱探秘

蒋介石有立遗嘱的癖好。据现有史料，可以考证出其成人之后，至临终之前，55年间先后立有十份遗嘱。频次之多，涉及之广，影响之大，中国近代史上恐无出其右者。

　　这些遗嘱，或系生死存亡之际交待后事，或系暮年安排身后，或是在特定情况下，对身后家事、国事的思考，都符合一般遗嘱的主要目的。

　　蒋介石毕竟不是一般人物，虽然出于塑造自我形象、维护领袖地位的需要，其个别遗嘱有标榜“英雄气概”、“牺牲精神”的政治操作痕迹，但更多的时候，遗嘱集中体现了蒋氏对家国亲情的精心思考，最能窥见他当时的真性情。

　　最后遗嘱真假争论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病逝。次日，台湾官方媒体即公布了《“总统”蒋公遗嘱》。蒋介石临终遗嘱是个历史文件，上年纪的台湾人都很熟悉。全文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势力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三民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唯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秦孝仪承命受记

　　蒋介石过世之时，台湾尚在“戒严”时代，民众多对政治议题不敢发声，但民间私下对记于蒋过世七八天前的遗嘱的真实性却大有质疑，不但因其充满着自我标榜与政治口号，空洞无物，还因为官方宣称蒋是在睡眠状态下过世的，事先无征兆，遗嘱何来之有?

　　岁月流逝，对蒋介石遗嘱真实性质疑的声音不仅没有消逝，随着一些“关键人物”的开口，质疑之声反而越来越大。2007年，曾长期服侍蒋介石与蒋经国的“两蒋贴身卫士”翁元以当事人的身份质疑蒋介石遗嘱的真实性，其基本理由是：蒋是在睡眠中过世的，等通知党政高官集中到士林官邸后，才请秘书写遗嘱。“那遗嘱是急就章，所有人都签完字后，再请蒋夫人签字。”

　　翁元所不了解的是，蒋介石有留遗嘱的“特殊癖好”。细读《蒋介石日记》，发现他从1920年起至1971年，曾9次写过遗嘱或类似遗嘱的文字，次数之多，频率之高，令人难以置信。从其最后遗嘱在其过世后第一时间即公布原件，且有宋美龄、“副总统”及“五院院长”签字等正规程序看，1975年蒋介石最后遗嘱应当是真实的，绝非“伪造”。当然，不排除发表时文字上有修饰增删之可能。

　　早年遗嘱恋家惜亲

　　《蒋介石日记》中最早出现遗嘱的记载是在1920年。这年3月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致舅父一书，可作死后遗××遗嘱，是为囗(一字不清——引者)之作也。近来自觉死为吾分内事，而必欲为此遗囗(一字不清——引者)，是仍不能忘情于家庭，牺牲于社会之病。

　　此时，33岁的蒋介石在援闽粤军中任职，地位不高，人际关系不睦，时常感到“受小人排挤”，郁闷不得志，故立遗嘱。

　　两年后，蒋日记中第二次出现了有关遗嘱的记载。1922年6月16日，广东发生陈炯明部属炮轰总统府事件，孙中山被迫退到“永丰”舰上，18日用密电召在家乡的蒋介石。蒋决心南下护卫“蒙难”的孙中山，临行前抱有去无回之决心，20日“上午写静江遗嘱事”，将家事托付好友张静江，但日记中并未提到遗嘱的具体内容。

　　早年的蒋介石有志向，有冲劲，留遗嘱似乎表明为了事业随时准备牺牲生命，遗嘱内容虽不详，但可以推测出主要是家事的安排，反映出其恋家惜亲的真性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内外政策成为民众抨击的焦点。9月28日，各地学生齐集南京，要求当局抗击日本侵略，部分学生冲击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殴。蒋介石认为学生受“反动派所主使”，事态严重，忧及自身安全，当天第三次写下遗嘱。遗嘱正文前有一段说明：“时局严重已极，内忧外患相逼至此，人心之散坠好乱，国亡无日矣。孔明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余于今兹，维此而已。终不愧为我父母之子，总理之徒而已。万一不测，当见危授命，特书此以为遗嘱。”遗嘱全文如下：

　　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服从纪律，期在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革命之大业。蒋中正遗嘱。

　　从字面看，蒋介石此时绝无生命危险，但心理压力极大，感到“内忧外患相逼至此”，随时准备见危授命。当天，宋美龄来南京。蒋甚感动，记曰：“妻回京，在此危难之中，不避艰险，来共生死，无任感激。”遂有立遗嘱之行为。然而，遗嘱本身除了空喊口号外，并无实际内容，反倒透出政治作秀，以洗刷清白的意味，显示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之时，有意营造自己的“高大”形象。

　　1934年，蒋介石偕宋美龄返奉化老家，祭扫祖坟之后第四次留下遗嘱。7月4日下午，蒋、宋二人从宁波乘船回南京，蒋对宋陪其回乡甚为感激，当天记道：“吾妻今日于劳疲之中，仍能尊亲敬长，不失仪范，可敬也。”次日，二人在船上讨论起蒋的身后安排，蒋把谈话结果归成遗嘱，记在日记中：

　　本日在舰中与妻提及家事，并念如余死后，应如何处置。约记之，用代遗嘱：

　　一、余死后，不愿国葬，而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紫霞洞之西侧山腹之横路上;

　　二、余死后，凡武岭学校以及不属于丰镐房者，皆全归爱妻美龄管理;

　　三、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

　　四、农民银行之资本金与公记户存款，皆为国家公款，本为发展航空之用，余死后，若能仍为建设空军更好，否则，当分作遗族、武岭、政治三学校基金各一百万元外，其余应并入中央银行，作为农村复兴永久之基金，家庭私人不得参加干预其事也。

　　遗嘱内容涉及安葬、家产分配、宋美龄与蒋经国等的关系、公私财产处置等，是一份相当完整与标准的“私人遗嘱”。蒋氏在遗嘱中要与宋氏合葬，将相当的产业划归宋氏支配，强硬表示二子要认宋氏为母，显然是为保障死后宋氏在家族和家庭中的地位，是对宋美龄的某种回报。

　　晚年遗嘱关注“传子计划”

　　1937至1970年这33年间，蒋介石虽然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败退台湾、反共复国等重大变故，但尚未发现他写遗嘱的记载。直到1971年下半年，蒋自感身体状况不佳，又连续两次立遗嘱，安排身后的权力交接。

　　到台湾后，蒋介石刻意培植蒋经国接班，希望完成权力的“传子计划”。1960年代末期，蒋介石人近暮年，又突遭车祸，身体虚弱。1971年，84岁的蒋介石在体检后，自感来日无多，而此时蒋经国仅任“行政院副院长”，尚未全面掌权。蒋十分担心，便两次留遗嘱，核心都是部署“传子计划”。当年6月，他立下遗嘱:

　　审阅检查身体报告书，脑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觉亦有所病也。如医药与休息无效，则国家后事应预作安排。经国乃可继此复国任务，惟其为我父子关系，不愿有此遗嘱，但其能力为静波(严家淦字，其时为“副总统”)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长”，则于公于私皆有益，望我党政军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复大陆之共同使命也。

　　蒋在遗嘱中顾虑两人的“父子关系”，仅以委婉的语气推荐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到这年年底，蒋体弱多病，已手抖不能多写字，他再次手书遗嘱，用语简洁明快，直接部署其死后的权力架构。遗嘱中用了“今后政府组织”、“继任”等词，显然是做最后的交待，而且郑重其事地署下名字与日期：

　　今后政府组织：一、以家淦继任“总统”。二、以经国任“行政院长”兼三军总指挥。三、党务应集体领导。

　　中正

　　12月23日

　　在蒋介石强力安排下，蒋经国于1972年6月成功出任“行政院长”，全面控制台湾局面，蒋最关心的“传子计划”变成现实，遂完全退到幕后。因而，他在1975年留下的最后遗嘱，能够“漂亮”、“空灵”而不涉具体人事安排。(作者系浙江大学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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