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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的冤案究竟冤在哪里? 
 
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和四支队掀起的“反高斗争”，是新四军历史上一起重大事件。直到1977年4月27日，才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生前批示下发了平反文件。但在平反书中仍留有高敬亭“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的尾巴，这就是说，他的错误是存在的，杀是不应该的。从而给正确评价高敬亭抹上重重阴影。一些老同志在八、九十年代撰写“高案”的文章中，往往徘徊在拥护对“高案”的平反，又摆脱不了“功大于过”、“罪不当诛”的框框，并没有说明“高案”的错误性质和究竟冤在哪里? 笔者曾在《资料通讯》1999年7-8期合刊上发表过《新四军历史上的一桩大冤案》一文，尽管在主观上想通过路线分析来阐释高在新四军工作时期的所谓错误，但鉴于史料不足，情节不清，未能满足读者要求。去年，我将该文收集在拙作《铁军——新四军若干历史问题研究》一书中。出版后承蒙各方关注，受到许多老领导、老战友、老同事和会友笔友的评述，特别是其中的“皖南事变”和“高案”两起历史事件，更是关注的焦点。此前，一位领导给笔者来信说：书中“对皖南事变的评述、对《项英传》中相关问题的批判，立论准确，史料翔实，言之有理，令人信服。但对高敬亭的错误，就缺少到底为什么被错杀的确凿证据，读之似有模糊感”。 这位虽非四支队的新四军老战士，以其丰富的领导经验和敏锐的政治眼光，一言中的，既击中文章要害，也涉及“高案”平反的不彻底性。进而引发笔者对“高案”的继续关注与更多的思考。人们的思想，总是随时代的进步，不断深化、解放的；对问题的认识，总是在历史的沉淀中不断明确清晰的。对“高案”的评述，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也突破了平反结论中所留的尾巴，围绕着所谓“严重错误”重新进行了评述。其代表作要属蒋同明、储祥林所作的《新四军第一冤案》(《文史精华》2005年8月)一文。文章不仅详述了他组建领导红二十八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保持了一支改编为新四军时人数最多的队伍，并打响了新四军对日作战第一枪等历史贡献，而且指出了高在新四军工作时期的所谓“严重错误”，正是颠倒是非黑白的冤案实质所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又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否则会滑到只顾眼前的实用主义上去。蒋、储文章之所以冲破“严重错误”的结论，正是以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是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指导方针来衡量新四军的领导，在指导实践中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正是从这个立场观点出发，说高“反党反中央”等错误的实质，是一场原则分歧之争，充其量是高敬亭的抗争方式不当而得罪了王明，得罪了新四军领导和国民党当局惹出的祸端。 为了弥补拙作的不足，并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这里特参照蒋、储之文和近期对“高案”评述的资料，整理成六个问题，供关注“高案”问题的老领导与读者批评指正。 一、要不要在大别山留部队问题得罪了王明 高敬亭是典型的工农干部，对党无限忠诚，革命坚决彻底。对敌斗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办事坚持原则、宁折不弯，对部属、对老百姓，爱护备至。因而赢得了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这是能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一条根本原因。但他不太懂得内部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不懂得内部斗争也需要有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因此，尽管他襟怀坦白，无私无畏，但他那种正直耿介，直来直往，以个人感情的爆发式斗争方式，在同领导的抗争中，不但无济于事，恰恰给反对者提供借口，得到的是相反的结果。高敬亭的冤案，就是与他的这种性格分不开的。 早在1938年2月初，高敬亭在武汉参加由王明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会议上，听了王明在贩卖阶级投降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报告中，趾高气扬地宣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之后，高敬亭本着自己的经验体会，分析利弊，要求在大别山留下一支部队，否则“那不是让俺党将人马、地盘全部交给国民党吗?”王明气得暴跳如雷，大声斥责：“放肆！”结果，高敬亭被扣上“在言论上反对中央，轻蔑中央，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不尊重至极”的大帽子。 众所周知，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带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于1937年11月回到延安的。他对遵义会议罢了他在国内代理人博古的官，独立自主地选举了毛泽东为实际领袖，大不以为然。所以，在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紧接着来到武汉兜售他的阶级投降主义；次年3月，在又回到延安再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以其他诸多共产国际头衔，蒙骗了不少一时间辨不清是非的同志。很少有人会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产生怀疑态度，从而动摇了对毛泽东的统战政策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高敬亭在会上挨批之后，虽然心存不快，还是不留一兵一卒地撤出大别山。接着，国民党白崇禧部第五路军全面占领了大别山。深受王明路线把持和影响的长江局和中共安徽工委号召“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派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桂系军队改造基层政权，训练乡、保长，登记户口，建立保甲制度。 有战略眼光的人都知道大别山的战略地位。1938年2月底，当时在河南开展工作的彭雪枫还致电毛泽东，建议将中央搬到大别山来领导抗战。一年后，刘少奇以中原局书记身份来到皖东，他严厉批评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指出了这个错误的后果之一，是没有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随后致电中央军委，请示能否派一支部队再进大别山。可惜，桂系军队已在那里站稳了脚跟。1943年，原四支队的周骏鸣在延安学习，刘少奇对他说：“不让出大别山不是更好嘛!有这块根据地，跟敌人斗争不是更有力量吗?到路东没有基础。”如果能假设的话，让土生土长的高敬亭和四支队不出大别山，那么，解放战争中就不会有“中原突围”和刘邓“挺进大别山”的历史了。 二、要不要坚持皖中的问题得罪了项英 王明的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把持了长江局，也影响了东南局，影响了项英对新四军的领导。 高敬亭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以后，于1938年3月8日东进到以合肥为中心的淮南铁路两侧地区。其中八团到达肥东梁园、石塘一带，歼灭了葛传江、刘孟乙等汉奸土顽武装；九团到巢县、无为地区，在蒋家河口打响了对日作战第一枪；高随领导机关驻舒城西港冲，准备在这一地区开展工作。项英还致电中央称：“高部准备在安徽所指示地区作战”。 5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并致长江局：“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使高敬亭支队成为这一地区主力。”中央的指示非常符合高敬亭的思想，使他更加自觉地开展皖中工作。8月，董必武偕聂鹤亭到舒城视察，高以鄂豫皖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兼政委的身份，汇报了欲在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想法，得到董老的赞许，认为这里地理条件好，又接近老区，只要能发展部队多打胜仗，就留在这里。 可是，四支队在皖中的发展壮大，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安。1939年1月，蒋亲自电令四支队必须将淮南铁路以西、以及舒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让出来。但高不能置党中央的指示于不顾，贸然率部离去。这就是高在东、西港冲滞留很久而被斥责为“不东进”的原因所在。项英却无原则地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并指派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与安徽省主席廖磊达成“第四支队向淮南及津浦路南段活动，限三个月开拔完毕，只留一部在无为与军部联络”的协议。高虽然向张陈述了在舒、桐、庐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优势条件，但张说：这是项英的决定。 高敬亭为了执行军首长的指示，于3月抱病东进至肥东青龙厂褚老圩，戴季英率政治部在离此不远的李家圩子，同时命令在怀宁一带活动的特务营返回舒城，向皖东滁县地区进发。4月初，项英对江北工作发出指示，要求“军事上控制津浦淮南两条铁路”，对国民党“行政上采取多方赞助”，民运工作应“避免单独活动形式”，“不宜提出创建皖东根据地的口号，否则使同盟者害怕。”项英还批评高敬亭说：“你们只知道农民……这样搞会得罪地主，使自己孤立的。”与此同时，还多次向中央反映高敬亭不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等有关情况。 4月中旬，张云逸、郭述申、方毅等到李家圩开会。郭述申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指出：“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退让。”张云逸传达项英指示：四支队不再扩大部队，全部撤往淮南路东；淮南路西由国民党一七六师接管。会议发生僵局。按高敬亭的性格，在会议上会是怎样态度可想而知。最后决定等待叶军长来了后再说。高因胃病和口腔大出血，主持完会议便回舒城西港冲休息。 4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决不是单纯以控制两条铁路为目的。实际上是批评了项英的错误主张。让人想不到的是，中央指示未能贯彻，叶挺军长却带来了蒋介石签发“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的电令。新四军历史上的这桩大冤案随之发生。 要不要坚持皖中的斗争，表面上看是高敬亭消极抗令，实质上是怎样正确执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后来的实践表明，四支队离开皖中地区以后，地方党组织受到严重损失。国民党一七六师区寿年部占领舒城、桐城、庐江、金寨、潜山、霍山等皖中地区后，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惨遭杀害；留守皖中与军部联络的部队，在国民党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部进攻下，根本无法立足，被迫转移到皖东。中央与中原局考虑到该地区的战略地位，在万般无奈中，不得已于1940年7月，重新派部队以生命为代价来开辟皖中地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并不顾“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项英，也照下毒手，于1941年初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历史证明，经营皖中地区不仅在高敬亭被害前是必要的，就是在被害以后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四支队(后改编为二师)，在新四军正确领导下，又东进多远呢?基本上还是高敬亭被杀害前部队开辟的格局。 三、所谓“招兵买马”得罪了国民党五战区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将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国民党五战区对四支队一方面拖欠和克扣薪饷，限制活动；一方面限令四支队全部向淮南铁路以东的狭小地带开拔，妄图“借刀杀人”。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委曲求全，一再迁就，强令四支队执行。高敬亭一边推托延宕开拔时间，一边按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在皖中建立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当时，项英提出“精兵主义”口号，严格控制民众参加新四军。人说在皖南参军比挑女婿还难，什么疤、麻、秃、丑者一律不要。高却自行恢复已被撤销的九团，在皖中地区掀起“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的参军热潮。四支队人数猛增到万余人。据军部秘书处统计，这一时期新四军四个支队共增加兵力4523人，其中四支队增员3865人，占总数84%。 高敬亭的扩军行动惊恐了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廖向五战区和皖南新四军军部诬告四支队“乱缴民枪、乱筹饷款”，“擅自招兵买马”、“在皖省横行骚扰”等七大罪状。项英不调查、不分析，就斥责高敬亭破坏“兵役法”，“对党的不扩大部队政策完全不执行”；并向毛泽东状告“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自行准备扩为三个团。”从此，高敬亭又多了一条“不服从领导，对党的政策采取消极或积极对抗态度”。 1939年11月，刘少奇到皖东后发现当地受王明路线影响的问题，立即指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应在皖东全境放手发动群众，猛烈发展武装力量，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还针对“招兵买马”的说法，多次强调“革命的兵为什么不能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能买?”并从此掀起抗日民主运动。只可惜刘少奇来迟了，高敬亭罹难已近半年了。 四、“杨曹事件”增添了高敬亭的“罪名” 前已有述，“不东进”是高敬亭被冤杀的借口之一。项英为了敦促四支队按蒋介石和省政府命令撤出皖中，1939年5月10日，指派叶挺到舒城西港冲，以召开军事会议形式，强迫高敬亭表态。高以“后方机关和医院一时走不了”为由，拖延时间，叶挺断然宣布“限两星期必须出动”。13日，叶挺应廖磊之约去省府，就落实统一战线相关问题再协商。廖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向叶挺诬告了高敬亭一大堆罪状。5月底，项英向中央并通过五战区向蒋介石发去请示处决高敬亭的电报。项英等新四军领导，在未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回电前，就让叶挺军长在江北执行蒋介石处以极刑的电令，从而制造了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的、借国民党之刀，杀自己高级将领的怪事。 叶挺带着蒋介石电令到肥东、青龙厂褚老圩，高敬亭接通知后从舒城赶来。有人劝高提高警惕，认为这次去绝非好事，最好不要去。高坦荡地说：“俺心里没鬼，俺要去”。在途中，高得知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带着几个人和枪离队出走了。高说，前指为什么不向我报告?我到下塘集(叶军长通知到此开会)怎么向军长讲啊! 杨曹出走，缘于当年2月20日，有人检举他们在攻打定远周家老圩时缴获的钱财没有全部上交。高已责令七团从皖东撤回舒城干汊河休整，召集军政委员会处理杨曹问题。戴季英、林维先、吴先元、胡继亭等在场，并决定撤消杨曹职务，由秦贤安、李世焱接任。但因戴季英说情，又暂缓执行，仍由杨曹带七团去皖东活动。为什么三个多月后，团长政委一起出走了呢?据新四军四支队健在的老战士回忆，主要是他们获悉叶军长前来处理高的密报信息，为逃避受株连的命运而出走的，并带着身边的人到湖北大山中打游击去了。这里可以看到，所谓“杨曹事件”，一是战斗缴获没有接军纪上交，即使构成贪污罪，作为支队司令也负教育管理之责；二是杨曹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在国共合作抗日时期，也谈不上“叛徒”、“投敌”之罪。都不能构成杀高理由。主要是有人欲置高于死地，就将“杨曹事件”渲染并加重高的诸多罪名之一。其实，在当时条件下不发生“杨曹事件”，高敬亭也在劫难逃。 五、排挤中央派来干部的“新开岭事件”纯属无中生有 高敬亭对党可谓忠心耿耿。正如“高案”平反后，前副总理方毅在《矢志革命，忠贞不渝》一文中以他自己同高共事的感受，一再申述所说的：“高敬亭反对党中央是很难成立的，说不过去的；说他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就更不符合事实了”。“从他的思想言行、做法，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是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却带着“反党”的罪名屈死，令人痛心。 历史资料记载，高敬亭一次又一次地派人寻找中央，一次再次地写信给中央“望中央急派人来领导”。当他得知国共已谈判后，他在南方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开启了国共谈判的先河。1937年9月9日，他一方面将谈判情况向中央汇报，一方面恳求中央派员来领导斗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毛泽东先后派郑位三、肖望东、戴季英、郭述申、方毅、程启文、彭康等30余人到四支队来工作。程启文在他的回忆录《从延安到七里坪》中说到赴大别山前，毛泽东找他和郑位三、张体学、肖望东四人谈话，强调指出：“找到高敬亭同志以后，切记不要高唱什么主义，他们长期脱离中央领导，会有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和问题，要由他们自己去认识、去总结。千万不要用在延安批判张国焘那一套去套他们。要很好地团结他们，统一在党中央的路线、主张之下，一道抗日，发展胜利。”程启文等这批从中央来的干部到七里坪后，受到高敬亭热烈欢迎，请他们对红二十八军进行全面整训，举办了干部轮训班和专训班，全军上下面貌焕然一新。 那么，高敬亭又怎样成了反中央、排挤中央派来干部的“罪人”?这就要联系当时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与所谓“新开岭事件”。戴季英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成员之一，是高敬亭的上级。1934年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他受张国焘的影响，热衷于肃反，把鄂豫皖的肃反带到陕北。就是他把陕北的刘志丹关押起来，幸亏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得悉此事，立即将其释放。随后，戴季英被中央立案审查，要他反省自己的问题。正是高敬亭向中央指名道姓要他到身边来，才使他及早解脱。戴季英到七里坪后就让他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只是他没有按毛泽东临来前的指示去团结高敬亭，而是以中央的“钦差大臣”自居，和高敬亭发生不愉快的事，还利用高性格上的弱点，向长江局、军部反映高的一些不实情况。 1938年，四支队组建后不久的7月间，高敬亭发现上级往来电报有问题，怀疑是政治部向长江局告了他的状。经追查，译电员承认有此事。但当时东进战事紧急，高敬亭让戴季英及政治部机关从新开岭移东港冲，同时将译电员的事交给戴季英处理，自己率指挥机关到西港冲去准备对日作战。戴季英对译电员问题深感棘手和不安，觉得高敬亭会有什么行动，就自行通知延安来的干部和九团政委、政治处主任及七团参谋等到八团驻地西汤池暂时“避难”，以防高敬亭可能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因事发在新开岭故称“新开岭事件”。把本属戴季英制造的事件，反诬是高敬亭的“罪状”，加以渲染，真是天大笑话。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安庆，谈及高敬亭被冤杀时，他怀着沉重而又惋惜的心情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后来中央识破了，发电报指示不要枪毙高敬亭，但是电报晚了。 六、“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加不到高敬亭身上 肃反扩大化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党性的历史错误，国际上苏联的大规模肃反影响到中国。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在红二十五军中借肃反排除异己，迫害了曾中生、邝继勋、许继慎等大批优秀指挥员。据徐向前回忆，红四方面军有2500多名干部被捕或杀害，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被捕或被杀。中央还曾把鄂豫皖的“白雀园肃反”等地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区领导和红军部队的领导，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肃反扩大化问题。党中央只是把它当做历史教训记取，并没有追究任何地区或部门的领导责任。  在青龙厂褚老圩斗争高敬亭时，当会议主持人在揭发高敬亭搞肃反扩大化时，高曾抢过话头，愤怒地作了一番实事求是的辩解和反批判。当高敬亭说到大家都清楚，最令人信服的事实时，揭发者反成被告而无言以对，使会场出现异常死寂。其实，高敬亭对张国焘的肃反是不赞成的。1932年12月，他和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联名写的《关于反四次围剿及坚持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向中央揭露了张国焘的相关错误的严重后果。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转移之后，高敬亭接受了历史教训，大胆启用了不少因肃反留在苦工队的干部，并将苦工队改编为战斗部队的一个营，开国将领林维先就是当年从苦工队释放启用的干部。令人遗憾的是，随着高敬亭被诬后，有人将被肃反的人招供红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是他们同党，而高敬亭持怀疑的态度，放手让他去指挥战斗。因为在一场关系红二十八军生死存亡的护儿山战斗中牺牲之事，竟在书刊上绘声绘色地说是因为高敬亭肃反，致使他在战场上有意把身子暴露给敌人而牺牲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实在是主观臆断，恶意中伤。 综观历史过程，“高案”的发生实际上是高敬亭与王明、项英、戴季英之间存在的矛盾引发的冤案，是东南局和新四军领导贯彻执行王明的统战政策造成的牺牲品。中央针对新四军在处理“高案”问题上的严重失误，提出了批评。叶挺在处理“高案”返回皖南军部后，得知中央对高有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心情沉重，十分后悔。在四支队领导“反高斗争”的邓子恢、张云逸，在军部一次会议上分别总结了教训，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引以为咎。“高案”作为一起历史事件早已结束，但作为历史教训，永远是一面镜子，并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