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有几个行政区划:温玉春：黄帝氏族起于山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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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是中华民族公认的有史记载的最远始祖之一，但也正因为其时代遥远，人们对有关他的许多东西便难以辨清了。对于黄帝及其氏族的生息地，学界一般认为是首先起于西北黄土高原，而后沿黄河两岸向东发展，达到陕西、河南、河北一带。然而，综观各种资料，笔者感觉，黄帝氏族更有可能是起源于今山东境内。下面笔者对此做些粗浅考证，希望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略尽绵薄之力。不足之处，敬请雅正。

　　对三皇五帝传说的真实性，司马迁早就予以了充分肯定。他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据《古本竹书纪年》所载“黄帝至禹，为世三十”推测，黄帝时代不会太晚，也不会太早，按每世大体二十年计，应在公元前2600年前后，与辛亥革命时《民报》所定黄帝元年为公元前2698年（不知何据）基本相合，在考古断代上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那么黄帝氏族的存在地望在哪里呢？随着夏商周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黄帝的传说遍及中国，但绝不能因此而认为当时黄帝的活动区域是整个中国，甚至也不能说是整个黄河流域。与后世封建制国家的郡县、行省制度不同，奴隶制国家是以宗主国对众多方国（包括封国与服国）的统治为特征的。过去我们认为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实早在黄帝时代，奴隶制国家便已开始形成（为氏族联盟形式）。如涿鹿之战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但是，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交通条件，各个方国的实际统治范围都极为狭小。《荀子·议兵》称：“古者汤以薄、武王以镐，皆百里之地也。”《孟子·公孙丑上》：“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即使整个奴隶制国家的疆域也并不广大。夏朝尚且没有实现对整个黄河流域的统治，更何况洪荒时代的黄帝氏族呢！根据考古学的研究，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流域的文化至少可划分出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三种类型，相互差异十分显著，足见黄河流域当时绝没有形成统一的奴隶制国家。所以黄帝氏族建立的国家只可能存在于黄河流域的局部地区。这个地区，笔者认为就是今山东境内。

　　根据自然和人文的地理差异，今山东省境可划分为五个单元：泰沂山系以北为鲁北地区，泰山以南、蒙山以西为鲁西南地区，鲁山以东至胶莱河为鲁东地区，胶莱以东为胶东地区，蒙山以东至海为鲁东南地区。而泰山则雄踞中央，拱卫南北，翼带东西，为齐鲁大地之奥枢。
　　黄帝氏族，号为轩辕氏。轩辕，乃天鼋之音转。鼋，即鳖，龟属。《楚辞·河伯》注云：“鼋，大龟也。”《说文》：“鼋，大鳖也，从黾元声。”远古时代，先民对山川、日月、生殖、祖先、动植物等皆有崇拜，特别是对动物崇拜更为盛行，以至要采用其中一种形象，如龙、鸟、蛇、虎、蛙、鱼、龟等，来作本氏族的图腾徽号。天鼋氏当是以龟为图腾的氏族。因为古人认为：“龟甚神灵，降于上天，陷于深渊”，“知人生，知人死”，“是天下之宝也”。殷商遗址中曾出土了许多占卜用的龟甲，周代也极重视龟占。考古发现表明，商周这种崇龟风俗乃是起源于东方，且多集中在泰山南侧、汶泗流域及苏北一带，最早可追溯到大汶口文化早期甚至更早。如在大汶口遗址中，有11座墓出土龟甲，共21件，上有穿孔，多在死者右腰旁，可能生前即已佩带，有的还上涂朱彩。这种现象在兖州王因、西吴寺、茌平尚庄、邹城野店、邳县刘林和大墩子也有发现，都在大汶口文化范围之内。这说明当时这里有一只崇龟部族存在。而黄帝之黄，甲骨文作“A”，金文作“B”，正为人形而腰佩龟甲形象，“黄帝”就是龟族之为帝者之意。所以大汶口文化中的崇龟部族很可能就是“天鼋氏”。又有龟山，《诗经·鲁颂·閟宫》：“奄有龟、蒙”，在蒙山山脉，东北距新泰40里，西南距泗水50里，盖因龟族得名，可为佐证。
　　商周青铜器中常见“C”形族徽，郭沫若释为“天鼋”，孙海波释为“大黾”，闻一多则释为“奄”，皆有其理。这支商周时代的龟族很可能即是天鼋氏的直接传人而供职于王室者。这个族徽的省文可为“奄”，就是周公东征的奄国，奄国当为天鼋氏的另一支直系传人（亦有说其为伯益之后，即运奄氏，疑不确）。奄国与商王室的关系十分密切，南庚、阳甲、盘庚甚至一度都奄。周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于是成王以“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那么奄国又在哪里呢？周人詹桓伯曾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其在东方是无疑的，但具体地讲旧说又以为“商奄，鲁也”，恐误。东汉郑玄曰：奄“在淮夷之北”。又《尚书·费誓》序云：“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夷即淮夷，在曲阜城东。可见奄当在曲阜城东北方，商代遗址在泰山周围均有分布，但较集中于山的西南麓，尤以汶泗流域为主。这很可能就包括奄国遗迹。《韩非子·说林上》载：“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奄），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奄国大而难攻，又不在九夷之列，可能就在群山环绕的僻静之地——汶泗上源。
　　周公践奄后，“迁其君于薄姑”。薄姑在鲁北博兴县一带，《山东通志》云博兴县东北10里有奄城。又博山县北郊有古地名“奄地”，今演为“掩的”；1987年桓台县田庄镇荀召遗址又有西周初年“叔龟”族铜器出土，大概都是北迁奄君的遗迹。奄国遗民则成为周之臣民。《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少皞之墟即在泗水县北。后伯禽筑城曲阜，炀公徙居，而奄民随迁。曲阜城东2里有奄城，又名奄里、奄至乡，即古奄民所居。另外还有不甘受辱而南窜江南的，有被俘而迁至关中的，《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奄氏，国号，即商奄也，……《左传》秦大夫奄息，其后也”。汶泗之奄国从此在历史上彻底消失。但从它的居地所在是可以隐约窥见其祖先天鼋氏居地的某些信息的。

　　黄帝传说中，主要部分是黄炎战争，其中与蚩尤之战尤为激烈。“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这些诸侯经常互相侵伐，攻战不已。根据史料记载，似乎黄帝之前还有一个炎帝氏族曾为诸侯宗主。马骕《绎史》引《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在位百二十年。崩，葬长沙。凡八世，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榆罔”。当帝榆罔时，神农氏衰，诸侯混战，暴虏百姓，而神农氏却无力平定。于是轩辕氏起而代之，消灭蚩尤兼并天下，建立了新的奴隶制国家。炎帝又号大庭氏。而大庭氏在曲阜附近，《左传·昭公十八年》：“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杜预注：“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鲁于其处作库。高显，故登以望气。”黄炎战于阪泉之野，地已不可考。鲁西南地区本有众多泉群，如泗水泉林泉群、滕州蚂蚁泉群等，阪泉当为其中某泉。后世周武王灭商，“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焦城在今嘉祥县西南15里大青山之东，可见炎帝氏族必当生息于泗水流域。黄炎关系既十分密切（《国语·晋语四》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其居地必相距不远，则黄帝之在汶泗上源，是极有可能的。
　　史籍关于黄帝战蚩尤的记载很多。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使应龙攻之冀州之野，……遂杀蚩尤”。《初学记》卷9引《归藏·启筮》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盐铁论·结和篇》：“黄帝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帝王世纪》：“黄帝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邱。”以上冀州（中冀）、涿鹿、青丘、凶黎之邱以及九淖、空桑等地，当或为一地，或距不远。
　　冀州，为“九州”之一，但“九州”实为后起之说。西周青铜器和《诗经》、《尚书》等资料中，虽有“九州”一词，但“九”为虚指，意即众多，如同九有、九围、九隅、九山、九川等一样。“州”也非方域，更非行政建制，只表示一种地理形势。州，契文作“D”，小篆作“E”。古时候雨量充沛，河川纵横，“州”正表示水中可居之高地。直到战国以后，《尚书·禹贡》、《周礼·夏官·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尔雅·释地》等书才把“九州”具体落实，但又歧说纷纭，而《淮南子·地形训》之说尤奇，更证“九州”之说的晚起。所以古文献中的“冀州”必当另有其意。冀，金文作“F”，象人形，方面，两角，与“鬼”字相同。鬼，契文作“G”，冀州盖即鬼州、鬼方之意，为鬼族所居。这个鬼族，正是神农、蚩尤氏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又曰魁隗氏。”而蚩尤乃为炎帝氏族的支裔，《路史·后纪四》：“蚩尤传：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述异记》记蚩尤的形象为“人身牛蹄（首？），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正与鬼相像。所谓四目两角（即所谓牛首），乃是鬼族的面具。《周礼·夏官·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魍魉）。”郑玄注：“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病之鬼，如今之魌头也。”这种面具有四张脸，每脸一眼，两只角，是鬼族中巫鬼专用的灵物。方相氏当为鬼族遗民无疑。正因蚩尤是鬼族，所以便与“冀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唐《述异记》卷上云：“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这里的“冀州”是指今天河北省南部，当是蚩尤氏遗民北迁随来的地名。既然炎帝在曲阜附近，而蚩尤之葬在汶上县，则冀州原初所在必在鲁西南地区之内。黄帝自然也不会远离此间了。
　　黄帝杀掉蚩尤之后，兼并了他的部民（如有熊氏）、领土（冀州）。《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谯周说：“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淮南子·天文训》：“中央土也，其帝黄帝。”《淮南子·地形训》云：“正中冀州曰中土”。黄帝同时也兼容了蚩尤族的文化。《琱玉集》卷14《丑人篇》：“嫫母，黄帝时极丑女也。……今之魌头是其遗像。而但有德，黄帝纳之，使训后宫。”《云笈七签》卷100辑（唐）王瓘《轩辕本纪》云：黄帝周游时，“以嫫母为方相氏”。甚至黄帝自己也具有了魌头形象，《尸子》云：“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蚩尤死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成为兵主。所以《史记·高祖本纪》：刘邦起兵，“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
　　涿鹿，又作浊鹿、蜀禄，当为“濁（浊）龙”之音转。濁龙即燭（烛）龙，《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yǐ）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是为烛龙。”《山海经·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龙）。……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又作逴龙，《楚辞·大招》：“北有寒山，逴龙赩只。”烛龙当为氏族名兼地名，其图腾从上可知当为人面纵目之蛇。按：涿、濁、燭、逴，其本字皆当为蜀，烛龙氏族即蜀族。蜀，金文作“H”，正为纵目之蛇。《华阳国志·蜀志》：“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纵，竖也。纵目即额上有一竖目。过去成都红石柱街旧有“炎帝炳灵祠”，炳灵又称纵目三眼神。蜀族色即尚赤，《华阳国志·蜀志》：“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人尚赤”。并且烛龙氏族也崇鬼道。《山海经·大荒北经》：“有钟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献。”吴承志注云：“献当作魃。上文有人衣青名曰黄帝女魃，后置之赤水之北，赤水女魃即黄帝女魃也。”魃也有纵目，《艺文类聚》卷100引《神异经》云：“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而蜀族不但同样有青衣神，也崇鬼道，所以烛龙为蜀族无疑。
　　章尾山（即钟山）今已难考，但泰安地区古有蜀国却有据可查。《左传·宣公十八年》：“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读史方舆纪要》卷31泰安州蜀亭条曰：“在州西。”古蜀国大约在今泰安市西泮河流域。这个国家直到周穆王时还有，《班簋》曰：“王令毛伯……秉繁、蜀、巢令。”四川之蜀国当是其移民。蜀族显然是蜀国的先祖，其居地必在汶泗附近。蜀族与黄帝氏族的关系很密切。黄帝之后韩流（昌意）曾娶淖子曰阿女，生颛顼。淖子即蜀山氏女。蚩尤“登九淖”，九淖即九蜀。蜀族既为黄帝盟友，受到蚩尤攻击和派女魃助攻蚩尤都是在情理之中的。蚩尤战后，黄帝还邑于涿鹿，则更为黄帝居于汶泗流域添一佐证。
　　再看空桑。空桑当作穷桑。《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杜预注：“穷桑，少皞之号也。……穷桑地在鲁北。”王献唐先生根据《泗志钩沉》指出：“穷桑在鲁北泗水之阳。”其说大体不谬。又《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归藏·启筮》：“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出入，以为晦明”，则又有羲和之国居于穷桑一带（少皞氏乃为后起）。羲和之国即伏羲、女娲氏族，亦即太皞氏族（《世本·帝系篇》：“太昊伏羲氏”）。又称华胥国（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2引《春秋世谱》云：“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这个氏族以蛇（龙）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太皞氏以龙纪”），当为蛇族；主管日月历法，直至夏初还为中央王朝服务。对太皞氏族的生息地，王献唐先生作了极为详细的考证。他认为：“其言濮县者，则后日徙居之地，非原始发迹之所，亦可断言矣。……探求伏羲发源祖地，证以现存地名、山泽名，殆即今之泗水一带，泗水固泰区南部也”。伏羲，古音bó lì，据泗水王子襄《泗志钩沉》，泗水县东70里有伏山（浮山），东60里有雷泽（服泽，雷音bó，今为贺庄水库），泽南有历山，泽东南有扶犁山、浮来山，东南65里有萯首山（陪首山、萯山），东50里有陪尾山，县西有风后岭，东北45里有华胥山（黄山寨），各山基本都在泗水与平邑、新泰交界处，正是太皞氏族之所居。此地大概即属穷桑之地。蚩尤之“伐空桑”，可能就是对太皞氏的进攻。
　　黄帝氏族与太皞氏族关系十分密切，如黄帝之母为有蟜（女娲）氏女；黄帝曾游历华胥国；又有建木，“太皞爰过，黄帝所为”，所以二者必相距不远。又《山海经·海外西经》云：“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即穷桑，盖山多桑树，故名穷桑。女子国当即女娲氏。轩辕氏在穷山附近，女娲氏北，显然是在汶河上源一带。由于二者地近，所以才相互通婚。太皞氏的蛇文化亦为黄帝氏族吸收，所以轩辕丘才会“四蛇相绕”，玄武形象才会诞生。
　　还有青丘。青丘即黄帝之生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河图稽命征》：“附宝……生黄帝轩辕于青邱。”又有青丘国，《山海经·大荒东经》：“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在青丘山上，下有青丘泽。《淮南子·本经训》：“尧乃使羿……缴大风于青丘之泽。”青丘国大约即黄帝之母族而异于黄帝族者。寿丘乃青丘之讹。查《读史方舆纪要》有“寿邱”之解：“寿丘在（曲阜）县东北。《帝王世纪》：‘黄帝生于寿丘。在鲁东门北，长六里，高三丈’。《史记》：‘舜作什器于寿邱。’《一统志》：‘轩辕氏葬于此。在县东北二里。’金时改为寿陵。”其地近黄帝氏族的根据地，故有杀蚩尤于此之举。所谓凶黎之邱，《山海经·大荒东经》作凶黎土丘，“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凶黎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盖即蚩尤之居处，即冀州。因为《尚书·吕刑》注云：“九黎之君号曰蚩尤”，黎正为蚩尤属民。

　　黄帝在消灭蚩尤氏，打败神农氏，建立新的奴隶制国家后，仍然经常四处征战巡视，“劈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向北，他曾到过泰山封禅。《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王先慎注云：“在小泰山称东泰山，故泰山为西泰山。”向东，他曾翻过鲁山，到鲁东地区，封东泰山、禅丹山。《读史方舆纪要》卷35青州府临朐县沂山条云：“县南百五十里。《志》所谓东泰山也。亦曰东镇。……○丹山在县东北三十里，一名丸山。《封禅书》所云‘黄帝封东泰山，禅丸山’者也。《大事记》：‘轩辕征不道，东至海，登丸山’，或讹为凡山，俗谓之丹山。”
　　向东北，黄帝可能到过鲁北地区。鲁北地区与鲁西南地区之间有泰沂山系隔阻，但有莱芜谷（淄水所经）相通，出谷正好到临淄，即后之齐国首都所在。《国语·周语上》：“我姬氏出自天鼋。”韦昭注：“齐地属天鼋，故祠天鼋，死而配食，为其神主。”齐地古有八神，首为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天主盖天鼋神主。这种风俗不一定源自黄帝本人，可能是其后人甚至西周奄君所传，但黄帝对齐地曾发生影响应当无疑。齐有古地名“青丘”，在广饶县北。“齐”之得名盖源自鲁西南之有济氏。《路史·国名·后纪五》：“箴、济及滑（费），箴姓分也，后合以国为氏”，而箴姓即为黄帝之后。盖有济氏北迁而有古齐国，后国亡姓灭，而“齐”名却得以留存。
　　向南，黄帝大约到过尼山山系，泗水下游之北。《穆天子传》卷2云：“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邱，以观黄帝之宫。”《庄子·天地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玄珠即口中所含石珠，考古发掘证明，大汶口文化先民确有口含石珠、陶珠之俗，大约是古人卵生神话的遗风。赤水为炎帝所居，当为泗水，所谓“赤水之北”应是泗水下游之北。昆仑之山极多，这里当即尼山（尼丘），尼丘可能就是“昆仑之丘”的省略。山有神灵，如陆吾、西王母、开明兽等，为崇虎氏族，正在黄帝氏族南方，故云“南望还归”。又《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今枣庄市东北抱犊崮附近有熊耳山，当为黄帝所登的“熊湘”。向西，黄帝大约没有越过古济水、巨野泽。史载他曾西至崆峒，为容成氏所居，当是《左传·哀公二十六年》所言“空桐”。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曰：“梁国虞县东南有地名空桐，有空桐亭”，虞县在今天虞城县北，则黄帝所至空桐当在今虞城县东北。
　　由上可知，黄帝氏族的根据地很可能就在今泗河以北的汶河上流山区。周武王灭商，褒封先圣，封黄帝之后于铸，妊姓。《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臧宣叔娶于铸”，即此。这个铸国就在今肥城市汶阳镇南的汶河北岸，正在根据地一带。但黄帝氏族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却幅员广大，东到沂山以东，北到泰山以北，南到泗水下游，西到巨野泽，涵盖了除胶东以外的全部山东地区。顾祖禹曾说：“（泰安）州北阻泰山，南临汶水，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山东形胜，莫若泰山；泰山之形胜，萃于泰安。由此纵横四出，扫定三齐，岂非建瓴之势哉！”黄帝氏族占踞汶泗，虎视四方，进可攻，退可守，在地利上确是得天独厚的，难怪他们会建成如此巨大的功业！

　　非常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山东地区考古工作得到了飞速发展，而其研究成果也正表明，黄帝氏族起源于山东是完全可能的。从前面所定黄帝所在年代来看，黄帝文明应该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约在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400年之间）偏早阶段。除了上面提到的崇龟和含球风俗外，大汶口文化晚期有可能是黄帝文明的证据还有：
　　第一，从分布范围看，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有宁阳大汶口晚期墓、曲阜西夏侯上层墓、邹城野店三期墓、滕州岗上村晚期墓、安丘景芝镇墓、胶州三里河下层墓、诸城前寨文化层、莒县陵阳河墓、临沂大范庄墓、日照东海峪下文化层和墓葬等，其基本范围正是除半岛以外的山东地区（邻省只有少数地区），与上述黄帝基本活动范围相吻合。山东地区原始文化尽管一直与周围地区有着密切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但始终自成一系，以特有的风貌保持者单独的发展脉络，这一点已成为学界公认的事实。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汶口文化始终都是以汶泗流域为发展重心的。在汶泗流域，不仅遗址分布密集，遗存丰富典型，而且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周围地区。大汶口文化可以说就是以汶泗流域为发源地，向四外辐射传播的。这正与前文说明的黄帝氏族以汶泗为根据地之说相印证。
　　第二，从发展水平看，大汶口文化尤其在晚期生产力已十分发达，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得到了长足进步。如大汶口墓地鬶、盉、高足杯等成组酒器的出土，反映了当时粮食出现剩余的情况；大汶口的125座有随葬品的墓，1/3以上有猪骨，最多的一座竟有14个猪头随葬；这125座墓还出土陶器共1015件，可见当时制陶业的兴旺。在此基础上，大汶口文化时代，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大变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都已起源。如大汶口墓葬的合葬中，早期流行的同性合葬和多人二次葬占主导的状况为中晚期男女合葬占主导的状况取代，反映了个体家庭的产生；大汶口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也差异很大，尤其是10号墓和117号墓，厚葬程度远过一般，说明氏族内部贫富分化之巨，实际证明了私有制、阶级、剥削的产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还有许多无人骨架或肢体残损的大型富墓，这些特殊墓葬很可能是由对外战争造成的，表明当时国家已经起源，只不过尚未打破氏族外壳，仍处于早期阶段。这一点与前文所说黄帝时代奴隶制国家已开始形成也相一致。
　　我们虽然在考古学上拿不出大汶口文化晚期就是黄帝文明的过硬的直接证据，但从上面两点看，至少可以说是完全可能的。

　　既然说黄帝氏族只是在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活动，那么又如何解释遍及中国的黄帝的传说和遗迹呢？笔者认为其成因有三：第一、黄帝以后，其子孙除留守部分外，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人迁向远方，各奔东西。他们日常活动的范围虽然有限，但长途迁徙的能力却大得惊人。由于当时全国没有统一的地名编排，所以各个氏族总是在新的生息地为山川林野命以旧居之名，同时也带来原有的文化（如族名、器物、图腾、祖祀等），近代欧洲人殖民美洲，命以新约克（纽约）、新阿姆斯特丹、新泽西等地名，也是同样手法。这样就造成了同名反复的现象。河南、河北、陕西等地的“黄帝遗迹”就是这么形成的。正因为后起，所以这三个地区的黄帝古迹与山东地区相比，丰富性和集中性便差得多了。第二、时代既久，许多古人名、地名都消失了。后人不知真相，却往往依照断章残简根据自己的理解按图索骥，强行给山川命名，随后相沿有时，即成不易之说。如《史记·大宛列传》载：“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九州”之说亦然。对此我们必须勇于排除积见，发明真相，不为所惑。第三、后人学者在研究时限于资料匮乏，于是主观臆断，会意推导，以至奇说横出。如对《山海经》、《穆天子传》、《尚书·禹贡》中的古地名的解释就是典型例子。对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冷静思考，不迷信前人，也不妄下结论。

　　由于时代久远，关于黄帝氏族的史料已大部不存，幸存的也常常错讹百出。近五千年后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便不可能不更多地进行大胆的合理推测。黄帝氏族有起于其它地区的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起于山东地区。笔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立论的。希望得到学界的批评。

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