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亥俄州立大学录取:《钱的战争》：德国人视角看人民币（选摘）

在中国，人民币的汇率目前尚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作为这个国家的货币，如同国家的服务机构一样，要为国家服务。人民币未经申报的进出口是禁止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其他货币也是不允许的。西方观察家对这种有管理的汇率制度表示不满。

按照绝大部分外国经济学家的看法，人民币目前的价值与中国经济强大的程度相比被低估了。因此就引发了这样的怀疑，中国政府把自己的货币当做倾销的武器，以便给它宠爱的本国出口工业创造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围绕着这个观点和看法，目前世界上流行着许多论述非常详细、具体的观点和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到所有这些批评时，也不应该忽略中国政府自身的观点和看法，那就是：在以敏锐的眼光来保护本国货币方面，中国领导人有一些从心理上特别能够令人理解的理由。

其中的一个理由就在于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一段深深地打上了外国入侵、内战以及混乱烙印的漫长历史，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货币的混乱和灾害几乎成为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自19世纪末期以来，在中国的大地上，经历过多次通货膨胀和多种不同的货币时期。那时，在中国所流通的支付手段更换之快，简直令人头晕目眩，有时候一种货币流通还不到10年的时间，就被另外的一种新货币所取代。这些货币常常被附以充满幻想力的名称，譬如关金券、东北元、金圆券、银元券、满洲国元、蒙疆元、联储元或者中行元，所有这些都证明和显示了这个政治地区那最痛苦和难熬的分裂和不稳定状况，可这个地区恰恰就是昔日亚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所经历的货币新生和死亡（此处指的是被废除）的变迁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对货币的恐惧症所具有的理由，远比通货膨胀神经质的德国人要多得多，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一个国家的货币不仅能够成为一个极为珍贵的好东西，同样也能够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东西，所以中国人不仅从他们自己那不平静的过往岁月中去吸取教训，而且也同时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同样不稳定的当今世界中去总结经验。对于中国政府的强势外汇储备政策来说，大约10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是一个进一步的现实理由和证据。这场风暴横扫亚洲邻国而把中国也卷入其中，它给这个地区的每一个政治家的心灵深处都重重地刻上了这样的一个记忆：在此时此刻，当风暴来临之际，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本国的货币。谁没有把握和控制本国货币命运的能力，那么就可能以耻辱和羞愧而告结束。每当深刻考虑到人民币的问题时，1998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情景，无不浮现在中国人的眼前，那些悲惨和令人深感不安的突发事件令他们难以忘怀。

领导者的噩梦

中国政府接受了亚洲危机的教训，它将不遗余力，要防止这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由于突然的、难以控制的资本流动而受到冲击和干扰。自1997年由于外汇投机所引发的货币风波以来，它对这一方面的管理和控制就愈加严格，尽管外汇未必是直接的导因。投机是一个恶魔，对于控制比较严格的政府尤其如此，譬如对中国政府。因为在这些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的投资冒险者的眼里，他们基于自己的直观对资本市场进行抉择，所以不愿意受到任何一家政府的任何限制和监督的影响。这些人属于市场的一霸，他们只是按照自己意愿来决定进或者出，而不考虑其他任何因素，他们只遵循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那就是最大的赢利。

对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来说，这种投机的干预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无论其（就像印尼的那种情况一样）所带来的是剧烈的货币贬值，还是（像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的）一种遽然间的国家货币升值。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他的国家也同样属于这场亚洲危机的牺牲品——公开批评外汇投机大师乔治·索罗斯，认为他对1997年的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这位对冲基金的先锋人物极力否认自己介入亚洲外汇风波，可自从1992年这位对冲基金的大佬与英格兰银行搞出了一些动作，并且迫使英镑贬值之后，无论哪里的外汇市场出现了响动，他都首当其冲被推测为幕后的牵线人。

索罗斯以及其他的大型投机者的兴风作浪更多是乘人之危，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钻经济漏洞的空子，借那些人为构成了的并且一直靠人为而维持的所有不合理之处。相反，只要货币和股票的价格符合现实的话，那么它们自己就可以保护自己，因此即便是某种大型投机也很难获得成功。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一点未必能起到任何安慰的作用，因为人民币的状况无法满足这个条件，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中国货币价值远远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估。而且按照中国领导人的想法，这种情况要继续保持下去。因此，中国要对乔治·索罗斯以及其他的投机家们特别小心。

超级经济大国

深深地根植于历史教训中的那种对货币体系崩溃的恐惧，也只是这个纪念章的一面。在这个防御性面具的后面，还潜藏着干预和进攻的动机。强硬的外汇政策只是中国政府的一个盾牌，可是矛盾也越来越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仅从战略上、长远上、多层次地考虑军事建设，也同样地要考虑经济建设。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发展都一直是按计划进行。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大国像中国这样，在过去的30年中一直持续保持这样的高增长率。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已经扩大了1600%，仅仅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其国民经济的总量就翻了10番。尤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种发展在目前并没有显示出任何萎缩的迹象。在2010年，中国所创造的生产和服务的成绩，也就是中国的GDP，预计增长10%，而2009年的增长率达到8.7%。即便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尽管这场危机令世界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于停滞，可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还超过了9%。而在这一年里，美国的经济由于房地产市场所经受的灾难性打击，充其量也就增长了0.4%。而那一直为持续危机所困扰的日本经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在奔向世界之巅的路途上，中国在短短的10年中，从经济实力上超越了许多的工业化国家，先是意大利、法国、英国，然后是德国。普遍认为，在2010年，这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将超越其在亚洲的老对手日本。假如这些统计数字在未来的某一天按照人民币实际价值被修订了的话，那么也许就会证明，中国几年前早就达到这个水平。中国的经济数据并不可靠，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现在的统计数字在两三年之后有可能被修订、提高，发生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两次了。那可以预想，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之际，也许会把自己算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的第二经济大国。对于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还处在发展中国家行列的国家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收成。就达到工业化的程度而言，英国用了200年的时间，而中国却只用了30年。

当然，有人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经济发展能力中国究竟还能保持多久？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增长的速度很快就会走到头。其中的理由之一就是，对人与自然的利用不可能无限制地继续下去。另外的一种理由就是，中国的工资水平也会不断地提高，从而使它的一部分竞争力被蚕食掉。可是，环境的毁坏和工资的提高都没有打破中国的模式。中国的邻国日本在战后的发展已经相当明确地证明，只要工资水平的发展与价值的创造同步增长，那么工资的提高就不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形成问题。欧洲的工业化国家也多次证明，环境的破坏不仅未必会造成倒退，相反，环保技术甚至还能晋升成为一个经济增长的行业。现在，中国已经注册了多家太阳能生产企业，而且从中国富有成效地向世界市场投放着自己的产品。美国的投资银行高盛预计，中国在下一个10年的中叶就将超越美国，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的观点甚至更进一步。他提出了一个预测，到2040年，中国将被看做这个世界上的决定性经济实体。那难以想象的123万亿美元应该使中国的经济9倍于今天的美国经济，3倍于今天所有国家的总和。如果福格尔的预测正确的话，那么美国随之也就成了中国的小伙伴，而欧洲从经济实力上相对于中国，也就是一个侏儒。按照他的预计，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届时将达到85000美元，其富裕的程度也就两倍于欧洲人的平均收入。

（节选《钱的战争》 （德）丹尼尔 · 艾克特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