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维尔戈是谁:苏轼为何大骂司马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13:10:53
苏轼为何大骂司马迁？
2012-01-30 20: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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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人了，他的官当的也不小，虽然在官场上他不是那么总得意，虽然他不曾象王安石那样做过宰相，可是他终究不是一个小官吏，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高级领导干部。
笔者曾见许多人写文章，说宋朝用文学家做官员，所以它很积弱，在军事和政治上不行，这种观点大概就是受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一干文学史上的名人均为高级官吏这一事实的影响。但是历史的逻辑是不能反过来说的。后代的人对前面的历史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弄混逻辑关系。比如上面提到的三个人就是这种情况，人们经常以为他们首先是文学家，然后才做的高级官吏，其实不然，他们首先应该是高级官吏，然后才是文学家，如果他们不曾做过那么高的官，也许，在文学史上他们早就被遗忘了。很显然，政治上的地位让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文名远播，并在死后青史留名。
翻阅唐宋八大家的选集，苏轼的一篇文章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那篇文章里，苏轼大骂司马迁。这是很令人惊奇的，写文章的人哪有不佩服司马迁的呢？
《汉书》的作者班固曾经批评过司马迁，因为《史记》并不是用最纯正的儒家观念写成的。司马迁是具有多元思想的。他的父亲在总结诸子百家的时候，把道家思想放在儒家思想之上。对于自己父亲的这一观点，司马迁根本没有表示反对，但也没有明确表示赞成。他自己的思想观点，据笔者通读《史记》的感觉，对儒家的评价非常高，这从《史记》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中可以明确地感觉到，但是他没有放弃别的观点，他的思想非常多元化。所以班固批评他说，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
但是对班固的这个批评，苏轼认为这个还是小事，苏轼说，司马迁有两大罪状，一个是赞美商鞅，一个是赞美桑弘羊。《史记》的记载，让人觉得这两个人的功劳很大，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苏轼认为，秦的崛起并非商鞅的功劳，而是秦孝公务本图治的结果，秦孝公本来就是很重农的，秦孝公本来就是非常希望国家强大的，商鞅那样苛酷的政治，其实对秦国的发展是起负面作用的。
苏轼的这个观点在当前是不流行的，当前的流行看法是，商鞅变法曾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但是笔者是同意苏轼的这个观点的，一个国家的崛起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不是一个什么人，用了什么魔术般的办法就可以轻易实现的，秦的崛起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你细读《史记》，这个是不难发现的。
自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周室衰落，在四方的边陲，齐楚秦晋分别崛起，这是有据可查的，如果秦是到商鞅的时候才崛起，那么秦穆公称霸算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历史根本就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合逻辑，根本就不是《大秦帝国》的作者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因为一个商鞅。秦的崛起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长达到六百年的一个漫长过程。商鞅的活动只不过是这个漫长过程中的很小一部分。商鞅死的时候，秦国达到了一个新的强大程度，但是还远远不是一个超级大国，秦成为超级大国是六七十年后秦昭襄王中期的事情，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这个崛起的过程就将中断。秦国恰恰没有中断，这其实有历史的偶然性在里面，所以司马迁总结说，“天令秦平海内”，怎么能说是商鞅的功劳呢？
商鞅对秦的崛起功劳不大，但是对秦的灭亡责任却很大，为什么？因为他为秦国带来的政治是专制的、封闭的、野蛮的、非人性化的。在经济政策上，商鞅的作法是偏颇的，不是搞活经济，而是控死经济，是军国主义的经济，而不是民生主义的经济，所以秦人的生活非常贫迫，是典型的国富民贫，它的民生状况对东方六国的人民没有吸引力，公元前260年，韩割上党给秦国，上党人却投奔赵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苏轼之所以提起此事，并对司马迁不以为然，是因为苏轼的时代，王安石变法又一次挑起历史的神经，王安石在政治上虽然没有效仿商鞅，但在经济政策上，他几乎就是商鞅和桑弘羊的翻版。苏轼批评司马迁，也就表明他与王安石在思想上划清了界限。（阿杕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