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鉴易知录》
第一：《战场调色板》是1897年，由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英国的威廉·弗林得斯·皮特里和他的学生，考古学家詹姆斯·奎贝尔在埃及南方古城“希拉康坡力”发现的。这一文物是他们经过三年的努力，才无意中在该城一个叫“涅伽达的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当时在这个遗址的一座皇陵中发现了一系列带有象形文字的文物，其中最为人所熟悉的就是《蝎子王权标头》和《那尔迈调色板》，以及《战场调色板》。经考古学家研究断定，这些调色板的雕制年代为公元前3100年，距今有5100多年的历史了。
于是，人们就会问了，《战场调色板》、“希拉康坡力”与“中国上古历史”，这三者有没有关系呢？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些问题，据我长期研究的成果告诉我，其实，这个叫“希拉康坡力”的地方，就是《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的“程州”。文献云：“有榆山。有鲧攻程州之山”。这段文献的意思是说：在程州有座很著名的山，叫榆山，夏禹的父亲鲧，曾经带兵攻打过这座山。然而，“程”为何意呢？其实，这里的“程”通“陈”，是“旧”和“久”的意思。而关于这一点，《纲鉴易知录》又云：“太昊伏羲氏，在陈建立国都”。所以这个“程州之山”有着悠久的历史，这历史可以追溯到伏羲时代。然而，这个“伏羲”和“希拉康坡力”有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只要弄懂语言学和训诂学就能知道。因为这座古城的最早建筑年代可能是在“伏羲”时期。所以它就用“伏羲”的名字来命名。因而我们不难发现，“希拉康坡力”一名，其实，就是纪念“伏羲”而得名。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语言学和训诂学上知道，“希拉康坡力”其实就是“伏羲”音训，戓标准的音译。这就是说，“希拉康坡力”才是“伏羲”的真正故乡，所以考古学家才能在“希拉康坡力”发现纪念“炎黄之战”的历史文物——《战场调色板》。
宫玉海著作：《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
然而，在研究“希拉康坡力”和“伏羲”两名的时候，我们切莫忘记研究《山海经》的杰出学者——宫玉海先生。因为他对这个问题，也有所发现。我们看到，宫玉海在《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一书中，多次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语言是‘活化石’”（笫2页）。又说：“埃及文化：在中国的伏羲时代，‘赫胥居南’。‘赫胥’就是一直到埃及”（笫18页）。又说：“伏羲氏时赫胥居南……赫胥就迁到了埃及……后祝融迁到埃及，并生了新的共工，占居了整个埃及”（笫66页）。又说：“且不去说古埃及人为伏羲氏时代居于南方的‘赫胥’”（笫131页）。又说：“这赫胥即为埃及”（笫199页）。
但遗憾得很，宫玉海先生没有说明“赫胥”、“伏羲”是怎么跑到“埃及”去的。他在文章中连一个论证的过程也没有写出来，甚至连语言学和训诂学上的“同音通假法则”也不讲，却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语言是‘活化石’”的结论。坦率的说，历史学研究不发展到一个突破的境界，你别想轻松的领悟宫玉海先生的思想！
因而我们可以想到，宫玉海先生在这里纯粹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来说话，这一定会遭人反对。他们会说：这是语言学上的证据，这种证据比较虚浮，想象成份也较大，可靠性也不强。我赞同这里面的一部分看法。
我们看到，书生剑气就持这种观点。他指出说：“我们不能随便用‘训诂学’的观点来牵强附会的解释历史问题。如‘法兰西’就有一个‘XI’音节，难道说‘法兰西’也是纪念‘伏羲’而得名？”
书生剑气质问得好！但他在这里没有考虑到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法兰西”和“希拉康坡力”两名产生的时间截然不同，一名只有几百年历史，而另一名却有五千多年历史。如果不考虑两名产生的年代，那就很容易犯牵强附会的错误。而我用《山海经》和《纲鉴易知录》中的史料佐证历史，就是为了避免犯这种错误。二是，考古学家在“法兰西”没有发现五千年前的《战场调色板》，而“希拉康坡力”发现了。三是，“法兰西”没有得到《山海经》和《纲鉴易知录》等历史文献的支持，然而，《山海经》和《纲鉴易知录》却记载了“希拉康坡力”，并说它是“伏羲”的故都。四是，“伏羲”和“希拉康坡力”读音吻合相通。五是，我仅仅把“音训法则”当成整个证据链条上的一环，而非全部证据。经过这样点拨，现在我们看到，书生剑气在此仅仅看到一点，而不及其余四点，以及它们相互佐证的关系。所以，这样的批评，也就显得片面和苍白无力了。
这就是说，当我把“音训法则”作为整个证据链条上的一环时，它才能相互支持，前后照应，并显现出耀眼的光辉和说服力。同时，我还认为，虽然宫玉海的观点，仅仅猜想说，中国古人伏羲、赫胥到过埃及；尽管这个猜想还有缺陷，但却非常接近事实真相了！这样了不起的研究成果，真是难能可贵！而我的研究成果，也仅仅是在宫玉海猜想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即用《战场调色板》这一文物，佐证了伏羲、赫胥出自埃及的事实。
第二：我们再从文字学和地理学上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炎帝”的“炎”字，是由双“火”重叠组成的，它包含着“热”和“热带”之意。而我们都知道，地理学家一般都把地球划分为：热带、温带和寒带三个地区。然而，“炎帝”统治的区域在那里呢？或者说，“炎帝”的故乡和国都建在那里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炎帝”的名称早已告诉了我们这个密秘：即“炎帝”的故乡，就在热带地区！
然而，现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只有海南省全部，广东、广西、云南和台湾省各一部分属于热带地区。而这些地区，恰恰都远离了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国都。并且在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现过大型的古老的国都遗址和文物。因而可以想见，“炎帝”的国都不可能建在中国的这些地方。因而人们要问了，“炎帝”的国都究竟建在那里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早有一段很明白的话，它告诉了我们这一历史密秘。文献云：“黃帝……北逐葷粥”。然而，这里的“葷粥”是指那里呢？其实，它就是“埃及”的音训，或标准的音译。尽管这段古文简明扼要的记载了黄帝从南面打到了“北”面的“葷粥”——埃及的历史事实。然而事实上，埃及不仅处于非洲的北面，并且确确实实是一个十分炎热的地方。这样一来，《史记》记载的“黃帝……北逐葷粥”（1）地理情况，也就与埃及的地理实际吻合起来了。
同时，我们还从《战场调色板》中看到：古人在文物上明确的雕刻了热带地区烈日当空和当地人民不堪酷暑赤身裸体的景象。我们提取“炎帝”、“赤帝”两名包含的“炎热”和“赤热如火”的含义，再提取《战场调色板》上所展示的热带特有景观：“烈日”和“赤身裸体的人物”画面。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史实和埃及历史文物展示的画面是一致的吻合的。所以，炎帝的故乡和国都不在现在的中国境內，相反，而是建在埃及的。
第三：我们再从中国历史文献和埃及历史文物上来研究问题，我们看到，除了《史记》和《论衡》属于汉朝的历史文献之外，如《山海经》、《大戴礼》、《列子》、《竹书纪年》、《帝王世纪》都是我国的先秦古籍。它们都记载了中国古人使四种猛禽和四种猛兽的故事，甚至有的文献明确的记载了黄帝率猛禽猛兽进攻炎帝的故事。
例如，《山海经·大荒东经》云：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
容，中容人食兽，木食，使四鸟（与）豹、虎、熊、罴。
又云：
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
鸟（与）豹、虎、熊、罴。
又云：
有蒍国，黍食，使四鸟（与）虎、豹、熊、罴。
《山海经·大荒北经》云：
有叔歜国，颛顼之子，黍食，使四鸟（与）虎、豹、熊、罴。
《太平御览》卷79引《帝王世纪》云：
神农氏衰，黄帝修德化民，诸侯归之。黄帝于是乃扰驯猛兽，与
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克之（5）。
《列子·黄帝》云：
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
雕、鹖、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6）。
《大戴礼·五帝德》云：
黄帝……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
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7）。
《竹书纪年》云：
黄帝……攻蚩尤，率虎、豹、熊、罴四兽。
《论衡·率性》云：
黄帝与炎帝争为天子，教熊、罴、貔、虎以战于阪泉之野（8）。
《五帝本纪》云：
黄帝者……名曰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
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不）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
享，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
德振宾（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
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4）。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古人记载的这一历史事件，恰恰又被埃及文物《战场调色板》上雕刻的图像印证了。然而，《山海经》和《列子》的记载最接近史实，因为它们既记载了“四鸟”，同时，又记载了“四兽”；而其它文献都抛弃了“四鸟”，只记载了“四兽”。
现在，我们再把文献和文物结合起来看问题，就会发现，《战场调色板》
——这件世界上最早最珍贵最著名的历史文物，确实雕刻了“炎黄之战”的激烈场面。因《战场调色板》中雕刻的七只猛禽，正是《山海经》和《列子》记载的“雕、鹖、鹰、鸢”；《战场调色板》中雕刻的雄狮，正是我国历史文献记载的“貙”。据训诂学近音通假法则知道，这里的“狮”即“軀”的近音假字，可以替代换用。所以中国古人所载之“貙”，即今人所称之“狮”。再说，《战场调色板》中雕刻的赤身裸体的死难者，正是“炎帝”的将士；《战场调色板》中雕刻的穿“长袍”的人物，正是“黄帝”的将士。
特别是，《战场调色板》上雕刻的炎帝败军惨不忍睹的场面：满地躺着死难者，有五只猛禽正在啄食死者的尸体，还有两只猛禽正飞来争食。这种情象和现在《动物世界》里的非洲猛禽争食的景象一样！而这一点，恰恰又与《列子》所载雕、鹰、鸢、鹖，这四种猛禽的形象和食性相吻合；还有那只雄狮正在大口吞食死难者的骨肉，这又与“貙”的食性相同。我们从“中埃”两国文献文物上可以看到，中国历史文献所载，与埃及文物所刻的画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吻合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战场调色板》本身残缺不全，而且我们仅仅只能看到该文物的一面。所以，它未能反映出“炎黄之战”的全貌！
我们知道，“狮”的故乡在非洲和印度，这是现在中国没有的物种，所以狮子是“进口”的洋货。而中国先秦古籍屡屡记载它，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不仅说明了中国、印度和非洲上古即有交往；同时，这也说明了：“炎黄”的故乡确实不在现在的中国，而在有众多狮子的非洲。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的博文（805）《伟大的发现：西王母石窟在埃塞俄比亚》一文中作了专题考证，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四：我们再从中国古代各地不同的气候，以及相映的不同的穿戴习俗上来看，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炎帝”是统治炎热的埃及一带的皇帝；“黄帝”则是统治“凉爽之国”——昆仑山（即今埃塞俄比亚）一带的皇帝。因此“炎黄”两地的气候终年是不同的，而这一不可变更的事实，也就限定了他们的穿戴和展示出的面貌也是不同的。
我们据地理学和气候学知识知道：海拨每升高百米，气温就会相映的降低摄氏0.6度。而埃塞俄比亚（昆仑山）地区的平均海拔高度是2500——3000米。假如埃及的年平均温度是摄氏35度，那么，昆仑山（埃塞俄比亚）的年平均温度就只有摄氏20——17度。因此，炎帝统治区域的人民天天热得赤身裸体不穿衣裤；而相反的是，黄帝统治区域的人民，为了防寒，就不得不衣不离身。
这个可想而知的事实，是人为了适应当地的自然气候冷热而进行自我保护的穿戴现象。然而，这一十分重要的事实，恰恰又被《战场调色板》上雕刻的画面印证了：我们从文物上看到，战死和被俘的“炎帝”将士都是赤身裸体的；而战胜方，“黄帝”的将士则是身穿“长袍”的！而两方面截然相反的穿戴特征，都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相一致。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从《战场调色板》上来看，中国男人爱穿“长袍”的习俗，这是世界上不多见的习俗。如果追溯历史，我们发现这一习俗是从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起，一直流传到公元1950年全国解放时期才被自然消灭的现象。由此可见，中国男人爱穿“长袍”的习俗，这是继承了“黄帝”时代的国俗。从这里又使我们知道，原来“炎黄”兩地的古人，为了适应不同的冷热气候，其穿戴特征是完全不同的，而这恰恰又和埃及历史文物上雕刻的画面相吻合，相一致了！
我们从这一研究成果上看到，搞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也应当学点自然科学知识，甚至还要学点气候知识。不然的话，文物图片上出现的一方赤身裸体，而另一方则身穿长袍，这种对立现象同时出现在一起，就很难叫人解释得通。而当我们有了非洲地理学知识之后，掽到这种问题，就可以用科学知识将相关的史料串联起来解释问题。这样的研究结论，才显得有理有据有说服力。所以说，搞上古历史研究，不仅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综合知识很强的学问。
第五：我们再从“炎黄之战”的结果上来看：“黄帝”经过三次征战，终于战胜了“炎帝”。同时，关于这一事实，我们又从埃及《战场调色板》上也可以看到，“炎帝”的那些赤身裸体的将士死伤遍地，剩余的都当了穿“长袍”的“黄帝”将士的俘虏。而这一画面，也充分的反映了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炎黄之战”是以“黄帝”战胜“炎帝”而结束的事实的。这就再次证明了，“中埃”两国文献文物记载的历史事实是真实的吻合的！
第六：我们再从“炎黄之战”的残酷程度上来看问题，关于这一点，贾谊在《新书·制不定》中清楚的记载了这一残烈战况。文献说：“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2）。同时，《新书·益壤》又云：“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3）。
我们从这两段史料中的“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的含意上可以看到，它和埃及《战场调色板》上雕刻的“死者遍地”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吻合的！这样看来，《战场调色板》上雕刻的画面，有力的证明了《新书·制不定·益壤》记载的事实相当逼真。
而我在这里还要指出一点，我们都知道，军事上有个述语叫做：“远交近攻”。而我国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黄帝故乡在青藏高原上的昆仑山。而炎帝的故乡在湖南。这不仅与《史记》记载的“黃帝……北逐葷粥”的史料相矛盾。同时，我们还要知道，青藏高原与湖南，远隔千山万水，就算直线距离也有万里之上，“炎黄”相隔这么远，怎么可能发生利益上的冲突而打仗呢？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啊！相反，当我们把“炎黄”的故乡放到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来看问题，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中国历史之谜，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七：我们再从另一个地理学角度来看问题，这也能证明“炎黃”统治的地方是在非洲，而不是在现在的中国境內。我们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贾谊在《新书·制不定》中虽然说了：“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但是，这段文献对今天的人来说，也成了一个历史之谜。因为这段文献有个明显的缺点，它没有指明“炎黃”两帝“各半天下”到底是平分了那个地方或那个洲！当然，这在上古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时过境迁之后，古人国都一经迁移，问题就出来了，这就使得后来的史学家要动脑子想问题了，“炎黃”统治的“各半天下”，究竟在那里呢？是两人平分了“全球”呢？还是两人平分了现在中国呢？还是平分了非洲呢？
对于这些问题，我国学者虽有不同的见解。但很遗憾，几乎所有的不同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他们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司馬迁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基础之上的。这就使中国历代史家的错误共识，恰恰都违背了古帝得名“炎帝”、“轩辕”，以及古帝称自己统治的地方为“中国”的这些最基本、最重要、最实在的名称含意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证过了，“炎帝”的“炎”字，反映了“炎帝”是统治炎热如火的埃及、利比亚和苏丹一带的古帝之事实。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非洲地理》一书上看到：
非洲有着高温的气候。非洲全名叫“阿非利加”，这在拉丁文中
是“阳光灼热”的意思，这就意味着非洲是炎热的地方。由于赤道穿
过非洲大陆的中部，大部分土地位置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即四分之三
的土地是太阳垂直照射的地区。整个大陆95％的地方，全年平均温度
同我国华北地区夏季的平均温度一样，在20摄氏度以上，所以单从温
度上来看，可以说终年皆夏。因此，非洲有“热带大陆”之称。
非洲大陆究竟热成什么样子，这因地因时而不同，也和位置、高
度、洋流、雨量等都有关系。非洲最热的地方并不在赤道，而在赤道
以北。地球上一些极端高温记录都出现在非洲的利比亚（58摄氏度）
和索马里沙漠（63摄氏度）（4）。
我们知道，埃及是地处撒哈拉大沙漠中的一个国家，它与利比亚、苏丹等国为邻；同时，它与索马里也不远。该国的气温和撒哈拉大沙漠的炎热气温基本相同。但撒哈拉沙漠究竟有多大？地理位置包括那里？气候条件究境怎样呢？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从《世界地理知识》一书上又看到：
撒哈拉沙漠的总面积约八百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荒漠。
它介于非洲北部阿特拉斯山脉和苏丹草原带以及大西洋和紅海沿岸之
间。地跨埃及、苏丹、利比亚、乍得、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尼日
尔、马里、毛里塔尼亚等国（5）。
同时，《非洲地理》一书又说：
在撒哈拉，全年各月的气温变化不大。……白天往往是难以忍受
的高温，光秃禿的沙石上的温度可以达到摄氏70度，鸡蛋和肉片放在
太阳下曝晒一两个小时，就烤熟了……在这里，冬夏温度之差虽然不
大，但却有全球最热的夏季，最热月份的平均温度能达到摄氏32度—
—摄氏36.5度（6）。
我们从这些非洲地理资料上可以领悟到，“炎帝”的真正故乡应当不在我国湖南，而在非洲埃及。因为湖南地处亚热带，四季鲜明，雨量充沛。既使在炎热的夏天里，气候也不能与撒哈拉沙漠里的炎热程度相比。事实上，湖南既没有四季都“炎热”的热带气候，也找不到考古学上真正纪念“炎帝”的文物证据和遗址。从这两点上来看，湖南没有“炎帝”得名的气候条件和文物证据。所以湖南与“炎帝”之名名不符实。相反，埃及的气候条件与历史文物兩方面的证据，正好都与“炎帝”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山西炎帝陵
（请问：这是5000年前炎帝的真陵吗？出土文物能完整如新，红漆依旧，瑠璃瓦闪光吗？显然不能！这是今天商人借“寻根祭祖” 搞的赚钱的仿古建筑。现在炎帝值钱了，于是各地都把炎帝当商品炒作，然后收大把门票。所以四省五地——湖北随州、陕西宝鸡、山西高平，湖南炎陵县和会同县，共投资百亿争夺炎帝，各地围绕炎帝进行营销，竟争激烈。这既是商业上的宏大博弈，也是学术界文化界争名夺利的决斗。）
再说“黄帝”，这个历史人物最初统治的地方在那里呢？为什么称“黄帝”呢？我们从文献记载的地理方面的史料来看，他统治的地方并非司馬迁说的在我国陕西一带的黄土高原上。实际上，他统治的地方，原本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一带，因为这里的土壤颜色是黄红色的，所以学者称它为：“红壤”。而“红壤”是界于红黄两色之间的土壤，与我国江南一带的“黃土”（7）相同。所以中国古人又称它：“赤县神州”（8），因此，统治这块土地的主人，也就称为：“黄帝”。事实上，这就是“黄帝”名称的真正由来。同时，又因这里地处东非大裂谷的旁边，所以附近有很多高大滚圆的火山和活火山。因而中国古人形象的称它为：“昆仑山”、“环丘”和“员丘”（9）。
然而，东非大裂谷一带究竟有多少火山和活火山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法国学者皮埃尔·古鲁的《非洲》一书上看到：“埃塞俄比亚境内有祖卡拉火山、多法内火山、达比塔火山、高巴火山、范塔莱火山。还有耶卢火山和阿比达火山，这两座火山1928年还喷发过呢！除此之外，在东非高原上还有很多其它的火山。事实上，东非大裂谷就是由这些火山喷发的伟力瓣开的。所以在裂谷一带火山众多。如乞力马扎罗火山、龙圭火山、维龙加火山、卡里辛比火山、尼亚姆拉吉拉活火山、尼拉贡戈活火山、卡特威火山、哈囊火山、奥尔德阿尼火山、洛西明戈尔火山、卢尔马拉辛火山、蒙杜利火山、克图尔拜因火山、杰拉伊火山、梅鲁火山、恩戈伦戈罗火山、奥尔多伊尼奥伦盖火山。
我们要问了：东非地区的这种多火山现象，在现在中国西面的“昆仑山”附近能找到吗？答案只有一个，显然是找不到的！这就是说，现在《中国地图》上的“昆仑山”，不是《山海经》等古籍记载的“昆仑山”。
然而，《山海经》等古籍记载的“昆仑山”在那里呢？现在中国的“昆仑山”的定位错误是怎样产生的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发现，这主要是汉武帝指鹿为马，瞎点鸳鸯谱产生的。再说司马迁，尽管他博学多才，但他从来没有“出囯留洋”，所以他读不懂《山海经》。
我们看到，他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夏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由于，司马迁在历史和科学的双重局限下，他对中国古人从非洲和“西域”迁徙而来的历史地理都不了解，所以他也就随声附和的说：我国西面“有大河流出的高山，就是昆仑山。”由于西汉定名之误，这就造成后人将这一错误认识一直延用至今。而事实上：《山海经》等古籍记载的“昆仑山”，那里是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热带景象。而不象现在中国的“昆仑山”，那里是白雪皑皑死气沉沉，草木难生的寒带景象。而这种截然相反的景象，完全违背了《山海经》等古籍记载的历史事实，自然，也就名实难副了。
（这是肯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它是非洲之巅，它处于赤道中间，上面一截终年积雪，同时，它还是一座火山，高5963米，面积756平方公里）
东非尼亚贡戈活火山爆发
（我们必须知道，这就是《山海经》记载的屹立在东非的高大滾圆的火山和活火山，中国古人形象的称它为——“昆仑山”、“环丘”和“员丘”）
关于“昆仑山”的历史问题，我们从中国最早的历史地理文献《山海经》中可以看到有关它的记载，据《西山经》云：“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10）。又据《大荒西经》云：“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11）。然而十分遗憾，我国学者至今也不明白，这就是记载东非大裂谷上的尼亚姆拉吉拉、尼拉贡戈和伦盖伊等活火山的史料。
我们知道一个事实，火山口是个又大又圆的圆圜，因为这个特点，所以中国古人称它：“昆（滚）仑（轮）”。同理，“轩辕”一名，也是由火山圆圜而得之名。因为“轩辕”，就是指滾圆的车轮，而车轮不就象火山的圆环吗？这样看来，“昆仑”和“轩辕”两名，都是因东非的火山形象而得名。
再说，“黄帝”统治的地方是在天地正中的赤道上，所以，《淮南子·时则训》云：“中央之极，自昆仑绝两恒山……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12）。《淮南子·天文训》又云：“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13）。又云：“天圆地方，道在中央”（14）。而这里的“中央”和“道”，就是指地球中央的赤道，当然，也就是指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一带。因为这里确实地处赤道之中央，所以中国古人称这里为：“中国”。
从这一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东非一带的“黃土”、“火山”、“赤道”和“中央”，这四个最最关键的地理特征，无一不与我国历史记载相吻合。所以，我们据此也就可以肯定的说：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一带，就是黄帝早期国都所在地——昆仑山。当我们回到非洲故乡来，关于“炎帝”、“黄帝”、“轩辕”、“昆仑山”和“中国”等等历史之谜，都迎刃而解了。
但是，后来中国国都因战争几经迁移，中国国名也就随之迁移，结果使名称和地理位置变得名不副实了。然而，中国古人为了纪念祖先，不忘祖籍，古人仍旧传承其古老的名称——“中国”。
然而，这些历史事实，正是贾谊（前200一前168年）在《新书》中没有写清楚的地方，由于这个关键问题含糊不清，这就造成了中国历代史家误认为：黄帝父母把现在中国南北“各半天下”分给了“炎黃”俩兄弟。尽管后来《史記·五帝本纪》补充了《新书》的不足，并明确记载了：“黃帝……北逐葷粥” 一句。但问题是，司马迁也不明白远离他三千年前的“葷粥”究竟在那里。因此，他只好不明不白的照抄古籍！而实际上，“黃帝……北逐葷粥”，已经指明了黃帝是从非洲南方的埃塞俄比亚，打到了北方的埃及。因为“粥”通“及”；所以“葷粥”就是“埃及”的音训，或标准的音译。
经过这样研究分析后，我们现在发现，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炎黃”直接统治的区域在非洲，而不在现在中国。因中国典籍记载的昆仑山的情况，和东非故乡的土壤颜色、火山情况和处于赤道中央的地理位置都是完全吻合的！相反，现在中国境內没有“活火山”，地理位置也不在“赤道中央”。这样看来，正反两个方面的事实都说明，非洲是“炎黄”的故乡！中国人的根！
从这一研究成果中，还可以看到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搞人文历史研究的学者，一定要学点自然科学知识，起码要懂点世界地理知识。当我们有了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在研究人类上古历史时，才能科学的准确的找到人类历史之根，及中国人的故乡。我们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知识，才不会被人类迁徙和地理变迁的假象所迷惑，而走上研究歧途。这样，我们才能找出人类历史起源、发展和变迁的規律来。
关于这些问题，其实，我在前面的博客（805）《伟大的发现：西王母石窟在埃塞俄比亚》一文中已作了较祥细的考证，这里就这样简单的说一说。
第八：我们再从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史实上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炎黄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战争，并且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这一战争发生的时间是在5000年前。
然而，埃及学家也认为：《战场调色板》反映的历史事实，也是埃及历史上的第一次战争。埃及学家并且还认为，该文物出自“涅加达文化II期末”，其时间，距今有5000多年的历史。
这就说明了，中国历史上的“炎黄之战”，和埃及《战场调色板》上反映的战争之史实，它们都是发生在五千年前，并且它们还都是该国发生的第一次战争。而这两点，“中埃”两国历史又得到了吻合。
第九：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历史事实。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炎帝”还有一个很响亮的別名，他就叫：“神农”。而关于这一事实，我们从很多中国古典文献中都能看到。
例如，《淮南子·主术篇》云：“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
《广雅·释地》云：“神农度四海内，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一万里”。
《玉函山房辑佚事》辑《春秋内事》云：“神农地过日月之表”。
《玉海》卷二引《帝王世纪》云：“自天地设辟，未有经界之制，三皇尚矣。诸子称神农之王天下，地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五万里”。
《玉函山房辑佚事》辑《春秋纬元命苞》云：“神农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能行，七朝而齿具，三岁而知稼穑般戏之事”。
《玉函山房辑佚事》辑《诗纬含神雾》云：“神农龙首”。
《天中记》卷22引《帝系谱》云：“神农牛首”。
《世本·作篇》云：“神农和药济人”。
《搜神记》卷一云：“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技，臭味所主。以插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
《广博物志》卷22引《物原》云：“神农始究息脉，辩药性，制针炙，作巫方”。
《世本·作篇》云：“神农作琴，神农作瑟”。
《世本·帝系篇》云：“神农乐曰扶持”。
《淮南子·泰族篇》云：“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
《庄子·盗跖》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徳之隆也”。
《管子·形势》云：“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
《管子·轻重戊》云：“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
《周易·系辞下传》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楺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吕氏春秋·爰类》：“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戓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戓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
《商子·画策》天：“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尸子》卷上云：“神农治天下，欲雨而雨。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谓之神”。
《世本·帝系篇》云：“炎帝神农氏。宋仲子曰：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
《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
《太平御览》卷721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
我在上面连续引用了23则关于“神农”的史料，我们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这就是，“炎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古帝！同时，“炎帝”还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叫：“神农”。换言之，这就是说，“炎帝”和“神农”，这两个不同的名称，其实是指同一个历史人物。因为如此，所以古人又把两名合称为：“炎帝神农氏”。
我们看到，“神农”生前为人类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不仅有很多发明创造，如树谷耕作，做琴制瑟，尝草验药，织布制衣；而且还周游过天下，开启过人类的智慧，是一个永远值得人类共同敬仰的伟大先祖。
由于“神农”不是后人无故虚构的神话人物，而是有文献文物可考的客观而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故乡和国都就建于埃及，而不是建在现在的中国，所以纪念“神农”的遗物就只会在埃及发现，而不可能在现在的中国发现，这就是历史的规律，也是研究历史的原则，并且还是历史之科学。而这一点，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人力不可更改的。
因为，这一人力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存在，所以我们要想寻找纪念“神农”的历史遗物，就必须到埃及去找，而不是在现在中国寻找。
我经过22年的研究发现，在埃及“希拉康坡力”不仅出土了《战场调色板》，这一直接纪念“炎黄之战”的历史文物，同时，古人还在“神农”的故乡——“希拉康坡力”，为“炎帝神农氏”竖立了2尊20米高的“门农”（15）巨像，让他座在“炎黄之战”的古战场上守卫家园，俯视子孙。古人就以此来纪念中国历史上的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下面的照片，就是“希拉康坡力”的“门农”巨像。
（这就是屹立在埃及希拉康坡力的20米高的门农——神农巨像）
然而，为什么说，埃及历史上的“门农”，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神农”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语言学”这一“活化石”上很容易就能发现。因为，我们从语言学和训诂学上看到，埃及“门农”，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神农”的音训，或标准的音译。
可惜的是，很多中国人不爱学习历史和古文了，因此，他们不相信语言学和训诂学的证史功能。所以有些学者也不懂“训诂学”，更不能把“外国”历史上的人名地名，与中国历史上的人名地名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问题。
而事实上，语言学和训诂学的证史功能，早已超越了民族、时空和国界，自古至今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们今天还在运用。关于这一事实，我们现在亦能看到。例如，现在的外国人读中国的人名和地名：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江西、南昌、四川等等都是直读的，不要翻译的，就是没有学过外语的人，基本上也能听懂。这就是“音训法则”。再说，外国人唱《国际歌》，他们的音调，我们基本上也能听懂。其实，这也是“音训法则”。这一法则，只管音，不管意。
今天，当我们举例来深究这些问题，使我们看到，《训诂学》在证史上确实有巨大的作用。我们运用语言学这一“活化石”，在读古籍，寻找祖先中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但我在这里还要指出一点，这就是，历史上和“黄帝”作战的“炎帝”，实为末代之“神农”，因为古帝是父传子的继承关系。现在，我们从这一研究成果上再次看到，“门农”巨像，又一次确凿的证明了“炎黄”的故乡和国都，建在埃及的史实。
综上所考，我们通过将“中埃”两国的文献文物，人名地名，地理气候，语言和时间等九个方面的史料逐一进行了比较研究，终于发现了“中埃”两国文献文物记载的“炎黄”史实，在这里都得到了相互映证和吻合。这样一来，我们就打开了“中埃”兩国上古曾是同一个国家的研究之大门。
而值得庆祝的是，我们从现有的九个研究成果上来看，这一研究非常成功。因为中国有句俗语，“一人为私，两人为公，三人为众”。然而，我在这里举了九个证据为证，可谓证据“众多”。这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是客观真理，不是偶然巧合，更不是无中生有信口开河。事实上，这既有文献记载，又有文物证明，并且还有众多的证据辅佐。而这些证据共同验证了一个史实，这就是，“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是主观谬误！“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是客观真理！
尽管“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最早是由我们憎恨的“洋鬼子”——德国的基尔什尔于1654年在《埃及迷解》和《中国图说》两书中提出来的。并且基尔什尔的假说，当时确实没有找到立论的物证，而是根据“中埃”两国象形文字和风俗习惯相同，这两个事实猜想出来的。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往往根据毛主席说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教导，用“高昂的爱国热情”，多持反对态度。但我们反对的理由仅仅是根据《史记》等单方面的文献证据，一，拿不出黄帝至夏朝，这1500年来的物证证明司马迁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正确性，更拿不出黄帝至東周，这2700年来，330来位古帝的真正帝陵为凭。二，我们也没有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所以，众家在中国找不到纪念“炎黄”的确凿物证，因而众家也就不可能发现历史的真相！
今天，我另起炉灶，独辟蹊径，用埃及文物对照中国文献研究了中国上古历史，发现了这样一些历史史实：即埃及《战场调色板》上的图像，以及这一文物雕制的时间，完全印证了《史记》等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炎黄之战”之史实和发生时间。这就是说，“炎黄”兩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们所处的时代，距今确实有5000多年了。此外，埃及还竖有两尊“门农巨像”，这三件文物确凿的证明了，“炎黄”的故乡，中国人的根，在埃及而不在现在中国的事实。这一研究成果还说明：中国上古历史，其实就是埃及上古历史。换言之，埃及上古历史，其实就是中国古人缔造的历史。我们如果把历史上溯5000年，中国古人和埃及古人就是亲兄弟。因此，“中埃”两国人民都是“炎黄”之子孙！
一言以蔽之，自孔子、屈原、司马迁以来，持续研究了2500年的，后来又争论了350年的，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起源和黄帝之谜，终于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得到了“中埃”两国文献文物等多重证据的确凿证明！如果还有人不相信这一研究成果的话，那么，请再看我后面将要发表的博文，在那里，我还会继续用20多个证据来证明，埃及出土文物——《纳尔迈调色板》和《纳尔迈权标头》，其实就是纪念“黄帝蚩尤之战”和“黄帝娶雷祖”的历史文物。据此，它们更能证明，“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是客观真理，更能证明，我的这一伟大发现是完全正确的科学成果。届时，敬请网友继续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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