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桥医院怎么样:中国重新审视“器官移植旅游”

中国重新审视“器官移植旅游”
 一年前，亚伯拉罕•埃布尔森(Avraham Abelson)是以色列等待心脏移植的第127位病人。医生告诉这位65岁的退休钻石交易商说，他可能根本等不到接受移植的那一天。埃布尔森的心脏是在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中受损的。

于是，他来到了中国。如今，在埃布尔森胸膛里跳动着的是一颗来自21岁中国男性的心脏。

埃布尔森的中国之行或许拯救了他的生命。这也将他推向了有关“器官移植旅游”全球大讨论的旋涡之中。向富有的外国人提供器官移植是中国等地一笔获利颇丰的生意。一家上海医院向埃布尔森收取了15万美元的心脏移植费，这笔钱由他的保险公司支付。

发达国家对器官移植的需求日益增长，加之发展中国家逐渐掌握了移植技术，这一切都推动了人体器官在穷人和富人间的全球贸易。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可由保险公司承担国外移植费用的国家，那里的许多公司都在为像埃布尔森这样的人安排在中国进行器官移植。还有很多人愿意自掏腰包，来自美国、德国、中东、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待移植患者也在纷纷涌入中国。（在美国，保险公司通常不会支付这笔费用。）

然而，最近几个月，围绕这一做法的伦理讨论在中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医学界日益升温。中国卫生部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各医院停止为外国人做器官移植手术，称在中国公民的移植需求尚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不应将器官移植给富裕的外国人。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新规定的执行力度如何。

医生和全球的人权团体一直谴责中国利用死刑犯的器官谋利的做法。由于担心获利颇丰的对外移植器官业务会鼓励中国增加死刑判决，以色列的批评人士正在推动实行更为严格的法律限制。上周，因器官移植旅游的问题日益严重，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要求全球各地对器官移植采用共同的规范。

外国移植病人已经成为中国医院的摇钱树。由于中国不再对医院的医疗服务提供财政支持，因此中国的医院都急需资金。中国的医疗行业混乱不堪，监管宽松，因此许多外国人只要付更多的钱，就可以进行器官移植。鉴于器官移植已经成了一项颇具规模的产业，因此从业医生和其他业内人士都表示，器官移植旅游难以根除。

由于宗教信仰原因，以色列一直受到移植器官短缺的困扰。有些犹太拉比反对所有形式的器官获取；而其他拉比则希望自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以色列人过去可以到欧洲进行器官移植。但在过去的十年里，一个又一个的欧洲国家或是停止了为外国病人进行器官移植或是大幅度减少了此类做法。

特拉维夫附近Sheba医疗中心的心脏移植科负责人雅各布•拉维(Jacob Lavee)估计，每年以色列30例心脏移植手术中，有10例是在中国进行的，在过去五年间，有200名以色列人在中国接受了肾脏移植。拉维认为从死刑犯身上获取器官的做法不合伦理规范，他支持以色列禁止保险公司为在中国进行的移植手术支付费用，并为此在以色列电视台和埃布尔森就此问题进行了辩论。

这类伦理问题对许多病人来说都是次要的。特拉维夫公司Medikt的董事长伊扎克•亚龙(Itzhak Yaron)说，“如果你的家人生病了，那么你会问器官是从哪里来的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没有第二次机会。”正是这家公司为埃布尔森安排了心脏移植。

Medikt是一家专门帮助病人寻找外国移植医院的以色列私营公司。埃布尔森在互联网上找到了Medikt。

中国并不是器官移植病人的唯一选择，他们还可以到巴西、南非和印度做手术。当亚龙两年前加入Medikt时，该公司还曾将以色列患者送往哥伦比亚和南非。但这些地方等待器官的时间很长，令人不免感到心焦。亚龙说，而在中国，等待的时间一般仅为一个月，甚至更短。中国每年的移植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原因之一在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

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Medikt共向中国送去了150名左右患者，进行心脏、肝脏和肾移植手术。曾担任销售人员的亚龙说，Medikt只接受以色列医生推荐的移植患者。他称，我不是医生，我只负责在患者、医疗保险机构和医院之间进行联系。

亚龙说，他在中国雇用了一些人，帮助他安排接收以色列人的移植手术医院。他说，他会考察这些医院，以确保达到以色列保险公司提出的标准。Medikt安排翻译陪同患者到中国，驻中国的Medikt代表则在移植手术过程中为他们提供指导。

根据以色列的医疗体系，如果手术不能在国内进行，医疗保险机构必须支付在海外进行手术的费用，不过保险公司可以决定手术地点。起初，埃布尔森的保险商拒绝赔付在中国进行移植手术的费用，埃布尔森最终通过诉讼赢得了胜利。

去年春季，埃布尔森飞抵上海。一位陪同前往的以色列医生在手术前考察了中山医院(Zhongshan Hospital)的设施。埃布尔森询问他的移植手术医生，新的心脏来自哪里。这位医生只告诉他，这个心脏来自于一位21岁的男性。

埃布尔森说，实际上，我对心脏来自哪里并不关心。毫不夸张地讲，这次手术很成功。

中山医院的管理人员对埃布尔森的手术不予置评。一位管理人员表示，由于器官供应有限，该院目前已经停止接受外国患者。

器官移植是一种高风险手术，一般医院在决定哪些病人适合接受手术时都非常谨慎。存活几率最大的病人通常能优先获得手术机会。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医生说，在中国，这些原则通常被抛在一边，手术机会通常会向富有的病人倾斜，这导致手术失败的几率大大增加。

以色列驻北京的大使馆官员说，他们不得不将数十位接受移植手术后死亡的病人的遗体运回国内。拉维医生说，一月底，他的一位病人不听劝告，执意飞到中国做心脏移植手术，几天后就去世了。

中国国内只有少数医生对根据经济能力决定器官移植对象的做法提出了公开批评。他们说，这种做法满足了外国人的需要，而中国患者能用来移植的器官数量相应减少了。

曾就读剑桥大学、现在武汉某医院工作的陈忠华就曾呼吁对器官移植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他说，外国人不该到中国来做移植手术。他说，这些外国患者带来的钱让本就腐败丛生的医疗体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了。

在最近出台相关禁令之前，陈忠华就在他工作的科室坚持只在特殊情况下接受外国患者。他还努力劝说病人尽量利用在世亲属捐赠的器官（如肾脏），以此减少器官交易。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最近在国际医学期刊Liver Transplantation发表文章说，中国每年大约要完成1万例移植手术，所用器官大部分来自死刑犯。不过，尽管如此，仍存在短缺现象。他说，中国有150万病人需要进行器官移植。

许多中国人对捐献去世亲人器官的观念还不能接受。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里，不应打扰已经安息的逝者。中国政府尚未建立全国性的器官捐赠体系。对捐献者没有建立档案，等待移植的人也没有登记排队。官方希望鼓励公众捐献器官，但具体落实起来却漫无目标。批评人士指出，对死刑犯捐献器官的依赖阻碍了捐献制度的进步。

国际医学界对监狱器官获取持极力反对的态度。他们指出，由于被拘禁的犯人没有人身自由，他们不可能真正主动地捐献自己的器官。中国官员曾表示，囚犯器官捐献既不违反法律，也不违反道德。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去年11月说，如果一些罪犯认识到自己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并希望在身后以捐献器官的形式做一些补偿，应该得到鼓励而不是反对。

有关海外器官移植生意和中国从被处决囚犯身上获取器官的新闻报道在以色列掀起了争议。去年11月，以色列议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就新提交的器官移植法草案举行了听证会。该法律草案规定，如果有理由怀疑某国供移植器官是以不道德的方式获取的，则医疗保险机构不得为在该国进行的移植手术提供资金。

在有关中国医疗保障体系弊端的广泛争论中，改革器官移植方面的现行做法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议题。2006年3月，中国卫生部发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办法》草案。这部法规要求医院设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与伦理委员会对每例器官移植病例和手术加以审核，该法规将在中国国务院审批后生效。这一办法规定，未取得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不得临床开展器官移植。卫生部已派出检查组前往全国约600个有器官移植经验的医院进行资质检查。卫生部希望将器官移植权限制在少数有名望的医院，以便加以监督。

中国卫生部去年11月举行了一个全国性的器官移植工作人员会议，并制定了新的行为守则。行为守则规定，中国公民将具有接受器官移植的优先权。器官移植之旅将受到完全的禁止，但特殊情况允许例外。卫生部官员表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可以申请接受器官移植。

之后不久，亚龙在以色列听到消息称中国对外国人接受器官移植的政策有所调整。他表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几周前，有人告诉他移植手术可能将被禁止。他表示，有望很快找到在中国重新开始生意的方法。

中国卫生部正在争取其他部门的支持，以便出台永久性的器官移植行政法规。3月21日，中国国务院批准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办法》草案，这预示着该法规不久将正式出台。

卫生部发言人邓海华表示，这一行政法规的宗旨是建立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体系；经济能力不能作为接受器官移植的唯一标准。这并不表示中国对死刑犯器官的依赖将会减小。

中国减少器官移植医院的措施将事与愿违地加大中国公民获得器官移植的难度。世界器官移植运动协会(World Transplant Games Federation)的创始人史拉帕克(Dr. Maurice Slapak)一直在游说中国进行改革。他表示，中国医生估计，由于去年通过的这一暂行办法，中国2006年的器官移植案例减少了2,000个左右。中国卫生部表示，未对器官移植进行统计。

中国政府的管制措施正面临着医院和医生的反对，器官移植对他们来说有利可图。中国的改革是否将使中国的器官移植体系与国际惯例接轨尚不得而知。

史拉帕克表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加强监管，问题在于：监管以后又该怎么办？

陈忠华医生一直致力于推动脑死亡概念获得中国法律界和医学界的认同。中国医院的死亡标准是心脏死亡，而心脏死亡后器官功能将很快丧失，这对器官移植构成了一个障碍。但有关脑死亡问题的立法动议招致了众多反对声音，且最近几年毫无进展。

以色列中间商亚龙表示，对器官移植之旅的检查变得严格以及人们对中国获取器官做法的道德质疑并不让他感到担心。

他表示，中国政府并不会为了获取器官而杀人，他们摘取的是死刑犯的器官。如果这个犯人已经同意了，为什么不能摘取器官呢？